这帖子人气太小了，和博通商量了下，以后的文章将会单独开主题贴，另外历史中的大人物系列还是会在这里继续更新，但是时事从话博通会在兔吧单开帖子发，到时候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啊

一百四十二，
辜鸿铭是一位语言天才，精通将近10门语言，更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其写下人生重要著作“春秋大义”而名声大噪一时，那么该如何看待辜鸿铭和那个时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辜鸿铭（1857.7.18-1928.4.30）与那个时代的中国本土学者不太一样，他出身于马来西亚橡胶园的华侨家庭，父亲辜紫云是英国人都信赖的当地望族，能够说英语、马来语、闽南话等，他的母亲是洋人。在这样家庭长大的辜鸿铭继承了父亲的语言天赋，庄园主布朗由于喜欢聪明伶俐的辜鸿铭收为义子，使得辜鸿铭从小能够接受欧洲的文化和小说典籍。
1867年辜鸿铭跟随布朗夫妇前往英国深造，出生于南洋又启蒙在洋人知识中的辜鸿铭却记住了父亲的嘱托：“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在欧洲游学的辜鸿铭先后前往英国、德国等地，考取了各知名大学的学位，他拥有了超过10个以上的博士学位会说9国语言，能用流利的外语演讲，能够书写欧洲的拉丁诗歌，当时的他已经有了很高的名声。
不过他没有留在欧洲，而是返回了马拉西亚的槟城，与很多华人交换意见使得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开始学习中国文化，所以辜鸿铭与当时的很多中国人不同，他是先学习了欧美人的文化之后再来研究中国思想。
至1883年左右，他开始陆续的翻译如《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古籍，到了1885年时仕途对他招了手，他成为张之洞的幕僚，帮助张之洞处理与洋人的关系，他在张之洞的账下工作将近20年，帮助张之洞做实际的洋务运动工作。到1893年张之洞鼎力支持其兴办自强学堂的念头，这一时代的中国正在走向一个特殊的状态。
在笔者看来洋务运动表面上获得了很大收益，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已经建立起来，但是熟悉历史的人自然明白至1895年左右的甲午战争开始后中国则要遭受更沉重的打击，不过辜鸿铭并没有受到影响，他在被清廷吸纳成为“文科进士”之后出任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之后他花心思编写《中国札记》，到末代皇帝宣统继位时，他成为外交部侍郎。
辜鸿铭放弃了在仕途上的努力，转而渴望在学术上取得突破，他辞去了公职。至1913年辜鸿铭与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提名，到了1915年前后他来到北京任教，开始写作《春秋大义》。辜鸿铭与蔡元培关系不错，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他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至蔡元培辞去校长位置后辜鸿铭也随即离开。
之后辜鸿铭对日本产生了很大兴趣，前往日本人的英文报纸当主编，更是前往日本教学三年，1927年归国日本人推荐他进入张作霖幕府中，双方见面不是很愉快未形成合作。辜鸿铭晚年想要前往奉系军阀张宗昌的山东大学任校长，结果突然染病，在72岁时去世。
在笔者看来辜鸿铭是中国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学者，虽然他没有推出什么根本的改革著作，也没能将中国带领出泥潭，可是辜鸿铭的思想有他的独特性，在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情况下如何去看待辜鸿铭非常关键。
辜鸿铭学识渊博并且具有真实的留学经验，见识过欧美的上层社会，又在张之洞这样的晚清重臣手下实际工作许久，他的经历和他的学识很好的体现了整个中国变化期的缩影。
那么为什么他没有真正成功的思想出现呢？这其实与另一个关键人物有另一番相似之处，这个人就是杨度。之所以说相似是因为他们都是那个时代重要的学者，不同的是杨度是生在中国然后去日本留学归国后成为袁世凯的幕僚，帮助其组建复辟事宜。
这样比较并不是将辜鸿铭与复辟进行类比，而是要说明的是当清朝衰败已经无法阻止的时候，各种文化和思想都会出现并且在各自的尝试中有自己的作为，这种方式会造成在同时代的不同理论之间的竞争，杨度与辜鸿铭都有在重臣幕僚工作的经验，只是他们不同的仕途轨迹使得他们最终走向也并不相同。
从根本上说当时的中国有多种选择，第一种是王朝复辟、第二种是走议会制度、第三种就是以李大钊为先驱的共产主义思想，杨度成为王朝复辟的支持者，因为在他看来议会制度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一点笔者认为杨度并没有看错。
欧洲的议会制度或者宪政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取得成功？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英国与法国式革命，实际上中国的制度和文化都远比他们先进，这便是看透历史的迷雾。英国的扩张是依赖于外海扩张后资本族权所拥有的力量压制了封建族权造成了君主立宪制，法国则是国王通过走类似于春秋战国时齐、魏两国，国王实行法家思想的道路，通过将资本作为手段替代封建制度的方式来进行改革，之后造成国王势力衰落资本族权引发了革命，但英法革命中都有一个关键的本质。
族权思想是他们的关键，而中国则是一个以官权思想为主的社会，这意味着英法本质上是走回了古罗马公民制社会的道路，虽然都以革命作为先导，其本质是一种倒退。

表面上看这似乎很突兀，但从结果看恰好应征了这一点，因为是公民制社会，社会中以党派形成执政党压制在野党的方式形成了公民与自由民之间的调换，这意味着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为横向，社会资源被党派所争夺，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现混乱，拿破仑成功获得权柄，而不管是英国还是法国想要在国内满足内部社会的社会资源平衡，光依靠生产是不足的，必须依赖于扩张，通过掠夺殖民地来弥补社会资源得不足。
这造成他们社会中的公民为了维护自己利益必然压制其他势力和党派，英国体现在殖民中压制被殖民国民，法国则体现在扩张中法国人至上的结果，在这种结果下公民制的力量源泉反而成了限制英法平衡社会矛盾的减缓，让战争必须持续，造成成本上升收益减少，这意味着他们最终都必然失利，届时被压制的自由民就会反对公民的压制，造成社会矛盾徒增，让英法他们更加的弱势。
所以欧洲列强虽然通过侵略扩张了自己的势力，掠夺了大量的资产，他们却不能简单的套用在中国身上，第一当时的中国只有被打压的份很难还手，无法形成扩张就不能形成其内部强势的如英法式的改革，第二中国所拥有的制度和文化不需要将国民分成公民和自由民，而是以国人的态度即可以完成治理，这造成了中国的社会矛盾不需要依赖于扩张就能稳定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形成英法式的改革缺少温床。
那么有没有这样的改革呢？
实际上可以发现的北洋军阀的复辟，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议会制改革，以TG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形成了博弈，在这种情况下为何起点最弱的中国TG反而获胜呢？这就是因为唯有TG符合中国内部的自我进步需求和社会制度发展方向，而国民党内部虽然形成了各种类似于议会制度的趋势，却无法真正的解决因此带来的横向势力与党派矛盾，这最终造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系与以桂系为首的李宗和地方军阀之间的博弈，正是因为无法向外扩张导致内部的矛盾激增，由于无法处理内部矛盾，造成即便他们拥有强大的势力，却不能灵活施展，这样一来与能够得以发展的TG就形成了效率上的差距，他们虽然强大但是效率低下，TG虽然弱小却效率极高，这种结果使得最终这种改革失败。
所以分析清楚了这一根本问题再回头看辜鸿铭，当时的时代共产主义在中国还处于一个萌芽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杨度还是辜鸿铭为什么没有找到真正的解决方式。这便是因为人们错误的相信了一个概念。
落后就要挨打。
人们认为挨打是落后造成的，所以能打人的欧洲人一定先进，中国文化必然落后，这使得他们认为洋人的改革是必然先进的，却没有思考或者思考了也没多少人相信——
落后一样可以打人的可能。
当这种可能不存在后，大量当时的文人所思考的本质就是错误的，即他们醉心于如何让中国学习外国，去行使外国人的制度，却一方面没有看到中国制度自我的需求，以及谁才是先进的问题，在这种基础上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杨度不相信议会制度，转而支持复辟，而支持议会制度的人又因为国家无法形成扩张，重要的势力无法形成强大的控制力，使得军阀和军阀之间的混战替代了议会制度的运行。
造成这一类学者陷入了迷茫之中，所以从根本上看辜鸿铭，他虽然精通大量语言，拥有10多个博士学位，却可悲的是他虽然看出了中国需要进步的基础，却没有找到根本上能够找到引导进步发生的思想，在一种长期观望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不过中国则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前进方向，TG以最弱的起点踏上了漫长的奋斗征程。
为什么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突破限制和艰难取得成功，其关键就在于其不只是先进的思想，更是满足了中国其内部真正的进步需求所致。

博通本人都来贴吧了，你们觉得这帖子要不要更新呢？看的人肯定很少吧

这破吧真的是吃枣药丸

一百四十三，
今天的问题是由公众号网友夕落夏尔提出的：中国社会是否存在资本控制舆论引导舆论（悬赏10元）。
想要看清资本是否控制媒体舆论这个问题，就首先要理解什么是控制。人们往往总是认为控制是一种绝对的概念，即一方有很强的控制力，另一方屈从于这种控制力，这似乎是控制的概念，但实际上控制本身是一种利益的交换，任何控制本身都是不稳定的，唯有当利益一致的时候才能形成控制的关系，一旦利益关系不一致的时候就会出现分歧，这里笔者必须先要谈一个问题。
有效联盟与无效联盟。
联盟本身就是一种势力组合的方式，而控制是一种强关系的代表，在这种关系中表面上看一方控制了另一方，但是在这种强控制关系中往往控制的一方需要付出更多的利益与代价，而任何联盟的基础都是大致相同的：
联盟是由拥有共同利益和目标的“我们”组成的。
要谈控制本身就不如去看待联盟是如何发生与发展的，虽然在联盟关系中利益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是更重要的是契约。如果说利益关系是双方如何获得自己所想要的利益的话，契约就是双方如何去确保这种利益关系可以稳定发展的保障。
如果联盟的双方或者多方在赚取利益的时候自然是高歌猛进的共谈理想，但是当他们需要为了维系联盟付出代价的时候，就需要看契约的重要性了，毕竟联盟和控制虽然能赚取利益的同时也需要付出代价，而人们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
疑心。
疑心是一味毒药，很多时候有很多人都会对莫名的事情感到不安，当需要付出代价的时候联盟内的每个人都要更加谨慎的计算自己的得失，这时候他们联盟的契约才是关键，越是强调单纯利益的势力，越是容易崩溃。因为他们达成的是：
无效契约。
这种无效契约非常常见，即在可以共同获利的时候，所有人对于契约都保持这一种无限制的忠诚，但是一旦海水褪去，就会发现所有人都在忙着逃走。当契约不能通过维持所有参与者都持续获得利益时候契约就会崩溃，这样联盟就崩溃了。
所以在看待控制与被控制时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认为似乎控制者在控制着被控制者，实际上控制者对于被控制者也同样需求，这种双方的需求因满足了彼此在获得利益时候的需求，自然显得团结，但是当利益一旦受损，控制者无法再持续给与利益满足局势的时候，整个联盟就会崩溃，当看清了这个问题之后再来看资本是否控制舆论这个问题。
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传递的速度也越来越快速和碎片化，这导致聚光灯效应的产生，即一个事件的发生在它最热的时候，似乎所有人都在关注着这个事情。而为了争夺对这个事情的分析和解释权，很多媒体和自媒体都会抢先发言。在认真分析和耸动新闻中间往往后者更具眼球效应，这是因为当人们看待负面新闻的时候更愿意相信的是自己想要相信的和能够让人产生某种不安效果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越是耸动的新闻越是能够让人感受到不安，越是不安越是相信其真实性。这样的新闻反复翻转的事情已经不在少数，所以是什么让事件看起来强势到无以复加？
是信息本身传播的方式已经出现了很大变化，为了更加抢占媒体和更希望被媒体传播这两者本身都在强化负面效应的效果产生，而有了问题就自然产生了需求，不乏一些媒体会收取某种好处来帮助对方消除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就似乎达到了控制媒体的作用，但其实真的如此么？想要看待是否控制更要看待的是契约，如果认为利益可以控制一切，那么这种控制只能在给与所有人好处的时候才能进行，一旦利益出现了变化就会产生变化。
然而人们在脑中所形成的不安感会让人们不相信显而易见的真相，则更加相信那些耸动的新闻和说法，这是因为他们产生了不安感，另一些人则看中了这种不安感然后巧妙的满足了这种不安的需求，这样的结果产生的不但不是安全，相反是更大的不安。
似乎社会中存在着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资本似乎变得无所不能，但资本势力是一个变化的概念，这就是像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样，即便是美国这样资本强势的世界，当所有人认为希拉里必然成功的时候，特朗普却异军突起，为什么如此，因为他满足了那些他计算势力的不安感，承诺给他们带来安全，正依靠如此他获得了胜利。但这并不代表支持者会永远支持他，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则会被支持者认为是背叛从而被抛弃。
而特朗普与希拉里的竞选经费比起来却远低于对手，那么拥有更多资本投入的希拉里为什么没有获得胜利呢？这就是因为资本并不是万能的。

在很多种说法中，笔者认为最错的是一种势力就能控制所有人，骄傲而又不可一世的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也大多已经衰落，可是只要提出这个名字就似乎认为他们战无不胜又无所不能，实际上造成这个感觉的根本并不是真相是什么，是人们愿意相信的真相是什么。
这就像过一阵就有一些人说他们的疗法是最好的，比如吃绿豆、身体的碱性等说法，通过制造不安来获得人们想要获得安全的渴望，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便是他们战无不胜的法宝。所以历史是一个非常的窗口。
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大概只有几十年的光景，在这种短历史中在一些时段一些势力或者人会显得不可一世，甚至是显得无所不能，然而只要从一个大历史观去看待的话，他们是否真正具备如此神力就一目了然。
笔者想起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如果拿出一张白纸问所有人看到了什么，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但是只要在白纸上画上一个黑点，所有人都往往说看到了黑点，然而如果黑点真的是他们所造成的影响的话，那么其他白色的地方他们又用什么方法去填补呢？
从大历史观上去看即便是最讲究契约的宗教，很多大的宗教都有禁止信众修改教义的规定，但是这是否真的阻止了大宗教的教派分裂呢？从历史上看显然是没有，如果把这些段落拿开，只看宗教最强势的时候，似乎其控制原理远比资本对于舆论和人的控制力强势，然而从一个大历史观去看，其兴衰也就自然清楚了。
所以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看待一种看似无坚不摧势力的时候，就如同是魔术师的红布，人们看到的是红布之下似乎藏着无尽的玄机，其实只要你了解了所有的机关，魔术师的一切招数就变得一目了然。
这对于资本对舆论的控制也是同样的，虽然追逐利益是人必然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只在他还能获得利益的时候才会有效，一旦利益失效了很快就会发生转变。神秘和玄妙甚至是耸动不过是人们创造出的障眼法一样，笔者认为看到这篇文章的人会相信笔者也是在为资本辩护，其实有这样思考的人不正是资本对于持这种思想的读者控制失败了么。
所以从根本上说资本与媒体的合作本身就是常态化的现象，商人通过广而告之牟利早就存在，在《货殖列传》中能够用资本搅动市场的人不在少数，但如果说资本就能彻底控制所有媒体的所有动作，那么这种控制也只能他们的联盟关系还能维持所有人都获利的情况才可以能出现，一旦他们需要为这种联盟附上自己的利益时候。
这种联盟就会变得脆弱不堪。在外界给予压力前甚至其内部就会产生分化与瓦解。因为炒作内部的分化与瓦解同样能够使得另外的媒体获利。想要实现绝对控制只能在小说家的笔下。叫嚷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戈培尔连二十世纪50年代都没跨过去，那个所谓的千年帝国也不过存在不到20年的时间就瓦解了。世上又岂会有绝对的事情呢？

一百四十四，
杨度曾经积极热心的帮助袁世凯追求复辟，在他看来这样的道路才是救中国，结果自然引得袁世凯高喊：“杨度误我！”那么杨度为什么热心复辟，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需要分析的问题。
杨度（1875年1月10日—1932年9月17日），他生于一个军人的家族，祖上世代务农到了晚清乱世来临时只能进入军队求得生存，大伯杨瑞生跟随祖父杨礼堂参加了湘军，之后由于在战斗中立功被提升了官职，又因为没有儿子所以杨度从生父杨懿生门下过继到大伯门下成为养子。
到1892年杨度考中了秀才，在求取科举的过程并不顺利都遭遇了落榜，在当时刚好赶上了《公车上书》事件，杨度加入其中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结识，由于没有考中只能回家，但杨度没有荒废，他进入了当时大儒王闿运的门下。王闿运对杨度这个弟子极其喜爱教授了他很多知识，学习三年后杨度对新学产生了兴趣，在长沙开办的时务学堂中学习新知识。
之后杨度想要开放自己的眼界，他背着王闿运前往了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结识了黄兴，在日本杨度感受到的是一种悲愤情绪，见识到自己国家的衰落让他非常难过，回国后受老师推荐结识了张之洞。得到了张之洞的认可，他之后进入清廷开设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考取第一等第二名，不过受到戊戌变法的牵连，只能回湖南家乡娶妻，他之后再次前往日本继续深造，受梁启超启发写下《湖南少年歌》——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
他之后进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结识了汪精卫，当时的杨度更倾向于立宪制度，由于他与很多留学生有亲密关系，让他名声大燥，杨度被推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他提出了要参与保路运动，并获得张之洞的支持，完成了粤汉铁路的收回的任务，让他获得更高的声望。
有意思的是杨度介绍黄兴给孙中山认识，自己却反对孙中山的思想，这点成为日后的关键转变，杨度由于支持立宪运动又在日本取得了极大的声望，这让他逐渐受到清廷的注意，到1907年杨度创办《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开始了他支持君主立宪的运动。
杨度回国后当时的清朝正在忙着立宪运动，杨度成为湖南宪政公会会长，写下《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到了1908年杨度更是获得了袁世凯与张之洞的联名推荐，进入京城运作宪政事宜，袁世凯让他给皇亲国戚讲究宪政问题，使得他成为当时可以出入皇城的“帝师”一样的人物。
在清廷成立“皇族内阁”后，杨度任统计局局长，此时的杨度越来越受袁世凯的器重，遂逐渐成为袁世凯的重要幕僚，随着清朝的衰亡杨度正式加入袁世凯的麾下，不过他最忙的事情是调停南方革命与北洋军阀的关系。
袁世凯解散国会杨度更是为他设计了如何称帝的过程，这一点符合袁世凯的心思，最终袁世凯走向了复辟之路，结果自然是很快被所有人唾弃，在袁世凯死后杨度度入空门成为虎禅师。
由于之前和孙中山曾经说过谁的事业成功就去帮助谁，在这种情况下失意的杨度转而投向孙中山，杨度之后加入中国国民党，可是命运却十分有趣，之后杨度认识了李大钊，又结识了杜月笙，杨度最后又秘密通过周恩来的帮助加入TG。杨度晚年受孙中山建议开始编写《中国通史》，没有写完的情况下因病去世了。

一百四十五，
今天回答的问题是由公众号网友Chris提出的：人民币对美元离岸汇率近期一路下跌，已经跌破6.87。其中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这是否为美元加息以及美国的资本回流带来基础？悬赏20元
资本为什么会回流美国，想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先要理解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的关系，美国用资本控制自己的贸易网络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二战后的布雷顿森体系建立，美国通过控制制造国的复兴计划比如欧洲马歇尔计划，日本的道奇计划。来控制制造国在重建中的需求，通过使用美元来让其他能源国也使用美元。
但是这种战略是以透支美国国力作为基础的，所以在之后就失败了，但美国调整了策略，他通过和中东阿拉伯世界走近，使得能源国使用美元来压制制造国的货币能力维持了自己的贸易体系的稳固。
需要鲜明的看到一点，美国对于制造国和能源国的索取都不是免费的，他需要支持和扶持对方，扶持制造国时候是市场开放与货币支持，在对能源国时同样需要的是投资和市场开放，这意味着美国都在付出实际的利益来维护自己体系的建立，并非完全对于对方的压榨。
军事力量强势的美国只是在表面上的霸道，真正的内核中仍需要透支自己国力为主，透支的方式就是依靠债务，这使得美国的债务逐渐越来越厉害是美国遇到的危机。
从根本说美国的核心危机是什么？
美国的危机来源有两点，第一点是扩张的乏力，第二点是成本上升收入减少，由于他已经是世界级的强权，所以即便去上升也很难真正的再有什么核心突破，这让美国只能选择维持其地位，这意味着美国的情况类似于春秋时的齐国和晋国一样，表面上他们是霸主，但是齐国和晋国都不像楚国和秦国那样拼命的追求扩张相反称霸使得他们封锁住了扩张的道路，这种情况就使得即便在一段时间内强势，他维持自己地位的做法需要他付出更的代价。
因为不管是软性的资本运作，还是硬性的军事干预，本质上都会越来越贵，因为美国利益与美国人利益则是两个概念，国家由于是议会制度，在议会制度中不同的势力会想要控制和占有社会资源，这导致社会资源快速的聚集。一片繁荣的背后实际上社会中可用于解决社会矛盾的资本已经越来越少，这是美国产生族权分裂的关键。
现在的美国表面上还是那个强大的势力，其实质已经变成了一种类似于古罗马帝国、英国崩溃前的状态，人们在意识上会产生出一种他还很强的边际效应，当人们认为美国是超级强权的时候，认为他本身并不会弱，这其实是不正确的观点。
那么为什么资本市场仍然还是青睐美国呢？
这就是因为其他的国家则更糟和美元贸易体系构建下的结果，不管是欧元还是日元以及其他欧美货币，他们的地位都不能从根本上与美元进行比较。这是因为他们往往都是构建在美元体系下的货币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当美国显得糟糕以后，他们只会变得更加糟糕，再加上欧洲和日本同样是存在内部问题，他们虽然都是制造国可以获得大量的利益，可是能够赚钱却很难花钱的现象使得日本和欧洲都会出现资本资产化的现象，这使得他们同样会产生大量的债务。
美国存在大量债务的同时欧日同样拥有大量的债务，在这种基础上他们每个都像是吹得不能再膨胀的气球一般，那么自然作为美国贸易体系的构建，美国在话语权、政治、军事上都有很大的优势，通过这种优势他可以吸引资本的向自己流向。
那么这种流向无异于釜底抽薪，对于欧洲和日本这样的国家都会有深远的影响，但资本回流对于美国是不是好现象呢？
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美国之前通过控制资本流动到其他国家使用，以债务的方式构建了世界的贸易体系，这样无底线的持续下去美元的信用就会破产，反之如果利用手段将资本快速的流动回去，就无异于是在猛吃虎狼药。
一个虚弱的病人最好的办法是慢慢的调养，慢慢恢复身体的元气才能健康，可是美国通过快速吸引资本回流，会在一个短时间内获得一种活力的恢复，就像服用大量虎狼药的时候人会突然变得很有精神。
但这实际上是透支了他的身体造成的最后的疯狂，那么为什么敢于这么说呢？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往往被迷雾所掩盖，在现实中商人越是没有了钱则越是要表现出自己的强势，这是因为只有他表现的很正常才能使得大小投资人对他比较宽容。
在资本运作中，信心远比真实来的更重要，也就是人们愿意相信什么远比事情的真相更重要。
如果说欧美日三家的资本市场早就应该出问题，为什么没有出呢？这就是因为他们的资本市场中大户其实非常怕出事，所以即便明知有问题却变得畏首畏尾，大商人和势力的大资金想要运作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的现象就是大资本不会快速行动，中小投资者的投资又不是很高，美国和欧日都有一定能力应付，造成他们表面上非常的强势和内部的实际问题形成差异的现象。
但是事情不会永远的随着人的思想就任性下去，需要看到的是在各大洲的博弈中美国实际上越来越衰落，这是在冷战中与之后并不多见的现象，对欧洲和日本的控制也在减弱中。在其他洲的地缘上也在衰退。

所以美元贸易体系的根本是什么？是亲美体系的构建和美国国力的担保，现在这种构建正在变得越来越弱势，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如果表现出非常强势的恢复，那么他是否会是真正的恢复呢？
显然是否定的。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会看似变得非常强势，但是这种背后是外强中干，他的强势来源于他让资本回流了回来，如果他想要让资本更好的运作就必须让资本再流出去，而他的资本回流不是因为他的能力提升或者强势恢复造成的，是他对其他势力釜底抽薪造成的，这种情况一发生，很多亲美体系的政权就会随之瓦解，亲美的体系如果瓦解了，那么美国就会变得弱势，这样之后之前给他带来好处的资本回流就会造成资本资产化。
那时候美国的最大变化就将出现。想要重建体系所需要付出的能力和代价都极高，就像英国衰落时候为什么不能翻转，这是因为他表面上还是那个日不落帝国，其实质已经变得虚弱无比了，大有时候也有大的难处，只是很多人不去观察这一点，误认为强大就能恒久一样。而实际情况往往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

一百四十六，
萨达特是中东革命思想纳赛尔主义的继承者，在失败与再次失败的面前萨达特认为只要跨出一步世界必将改变，最终他取得了什么成绩，为何又被人刺杀，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Mohamed Anwar el-Sadat，1918.12.25—1981.10.06），萨达特出身于一个有13个孩子的军人家庭，由于生活非常艰难，早年萨达特的教育基本来自于《古兰经》的传统伊斯兰宗教教育，但是萨达特出生的年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在1922年时埃及获得了表面上的独立，其实质仍被英国所控制，他从小便崇拜另一个被英国控制的国家中的英雄人物甘地。
之后1936年萨达特进入军校学习，开始踏上了仕途。他加入了“青年埃及党”，不过很快他投身于当时埃及最关键的人物纳赛尔的“自由军官组织”工作，纳赛尔所领导的埃及式革命所想要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泛阿拉伯主义”思想，革命的目标是使得整个阿拉伯民族崛起。
为此纳赛尔发动政变推翻了法鲁克国王，并逐渐取得了权利，需要将当时的背景介绍一下，近现代中东当时有三个基本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旧奥斯曼帝国控制中东时期，第二个阶段是英法为代表的欧洲列强控制中东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中东战争的混乱期。
所以如果要简述一下为什么当时的阿拉伯世界在应对以色列冲突的时候显得非常不团结和软弱。这是因为这一时段的阿拉伯人同样刚刚经历了从奥斯曼帝国和英法国家控制之下独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阿拉伯世界的内部整合并没有真正完成。
纳赛尔的出现可以被视作阿拉伯世界在二战后的一次大的整合，另外像伊朗是走的礼萨汗和巴列维王朝，土耳其则是凯末尔的变革，中东正在经历一个发展与突变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巴以矛盾开始出现。
以色列人之前在中东建立过以色列王国，所罗门王之后分裂成为犹太王国和以色列王国，他们被巴比伦击败以后逐渐转入弱势，之后又被罗马人控制，导致他们最终成为流民，不过这一点已经发生在上千年前了，造成现代巴以冲突的关键在于利益。
很多人认为巴以冲突是英国人制造的，但笔者并不同意这一点，英国人确实非常重视实际，他们往往喜欢调节当地不同势力的矛盾来形成自己的统治，可这既不高明也不睿智，导致的结果就是犹太人、巴勒斯坦人、英国人三方经常爆发反反复复的冲突。英国人实际上是没有能力管辖这一地区，最终逐渐退出。如果真的那么有能力为何英国大量的殖民地都独立了呢？正是因为没有能力只能偏向于某个势力，导致其他势力的不满造成了混乱的局面。
到了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联合国第181号决议，但这个协议双方都不满意，这是点燃战火的关键，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以色列为什么可以获得长久的胜利？其中最大的关键原因就在于美国等大国的支持，从当时的政治来说美国在这一地区其实势力不如英法，美苏更愿意拉拢阿拉伯、土耳其、伊朗这些国家，很讽刺的说当时他们支持的国家未来就有可能投靠他们的对手，朝美暮苏的现象经常发生，所以对于美国来说一开始需要一个稳定的关系。
这个关系就是以色列，在这种情况下援助以色列持续进行战争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这一点同样被纳赛尔抓住，他认为埃及如果能够在战争中获得优势，那么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就会变得更加强势，在这种情况下纳赛尔决定发动战争。
第一次中东战争就开始了，实际上第一次中东战争是阿拉伯世界距离胜利最近的一次战争，但是在这次战争中阿拉伯世界显然低估了美国支持和以色列建国的决心，导致他们快速的失败。
可是在埃及方面纳赛尔却没有灰心丧气，他决定对苏伊士运河下手，这样一来英法和以又走到一起，第二次中东战争开始但是这一次纳赛尔成功的夺回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
随后第三次中东战争开始，这一次战争埃及遭遇了重大失败，他们丢失了西奈半岛。实际上之后关于埃及与以色列始终在争夺对于西奈半岛的控制权，试想如果以色列可以获得西奈半岛的控制权，就进而可以寻求控制苏伊士运河和航道内部的控制权，这样以色列将不仅获得一个稳定的空间，更将获得巨大的发展成为中东更为强势的国家。
埃及方面在遭遇这种失败后，纳赛尔心力交瘁，感到失望的他甚至想要辞职，之后到1970年9月带着无尽的遗憾离世，那么公平的说为何阿拉伯军队总是战败？战败的原因根本有两点，第一点是训练、后勤等方面有很大差距，第二点在于阿拉伯世界没有完成真正的整合，整个阿拉伯世界表面上显示出的是雄心壮志。实际上联盟的内部是不同势力想要争夺控制权的结果，在这种基础上再加上欧美各国在其中角力支持着以色列，阿拉伯凭借一己之力又不团结的情况下失败并不难分析。
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埃及以一个弱国的力量想要对抗世界的强国本质上是非常艰难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萨达特接过了纳赛尔的局面，现在的问题是萨达特该如何去做。

在萨达特身上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是否继续发动战争，已经丢失西奈半岛的埃及能否重新获得或者是丢掉更多的地盘，这将是一切的关键，需要注意的是埃及的革命本身并没有从根本上获得优势，在制度和文化上也没有从根本性突破的改革，想要成功就必然依赖于扩张，如果埃及在之后不发动新的战争，内部的社会矛盾就会因此上升。但发动战争则有可能面临新的失败。
一旦失败到来萨达特本人不说，埃及内部的矛盾就有可能爆发，这是两难的决定，所以萨达特发动的十月战争也就是第四次中东战争，萨达特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这次大战可以视作是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总决战，在战争发动前埃及军队做了充分的准备。
结果埃及军队再次大败而归，甚至以色列军队已经威胁到了埃及首都开罗的安全，但战役的失败却未必是战争的失败，这便是战争最玄妙的地方。
在战争开始前萨达特认为只要他们能够发动这一次战争，世界必然会有所转变，这一点萨达特做到了，我们可以从战争的结果《戴维营协议》中看到剧情突然的翻转。
如果从战败一方的角度看来，这一协议应该是新的城下之盟，有可能彻底的割让西奈半岛甚至是失去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然而协议却以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退为方式，一个战败的军队，依靠着自己的战败却取得了自己土地的收复，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美国转变了立场。
美国在这次战争中发动了“五分钱救援行动”（Operation Nickel Grass），通过大量的援助让以色列打退了埃及军队，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就会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衰落和石油危机的发生，美国在中东的利益越来越大，那么美国是选择支持以色列还是支持阿拉伯世界将为他未来的选择做出重大变化。
另一方面在苏联勃列日涅夫的发展下，苏联逐渐呈现攻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需要将支援以色列上变为平衡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局势关系上，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可以视作是美国出卖了以色列的利益。对美国来说可以让一个以色列国家存在，但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始终扶持以色列成为区域性的真正的霸主，更关键的是不能让以色列控制苏伊士运河。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这样说，美国从一个侧面需要萨达特的进攻，如果萨达特不敢进攻以色列，西奈半岛就逐渐真的会落入以色列的手中，这是美国不能接受的。所以虽然埃及又一次战败了，但是这场战争却从根本上转变了中东的局势，这种转变在于美国从全面扶持以色列转向调节他们的关系牟利上，另一个角度说美国通过将西奈半岛还给埃及使得阿拉伯世界看到与美国实现合作的好处。
但是达成了戴维营协议的萨达特也丧失了继续与以色列继续开战的理由，导致他被刺杀。由于没有能够成功的对外扩张，埃及随后内部的斗争开始，穆巴拉克获得了控制开始了他长期的执政。
那么该如何看待萨达特？
在笔者看来萨达特是阿拉伯与埃及的英雄人物，因为在萨达特接手埃及的时候，实际上埃及已经陷入了不停的失败中，如果他不能发动十月战争，埃及不但会丢失西奈半岛。之后也不会发生美国介入调停重新控制西奈半岛的机会，所以在困难面前萨达特没有选择退缩。正是因为他的选择，阿拉伯世界真的开始转变。以色列虽然取得了数次战役的胜利，但是胜利的根本在于大国的支持，可是经过数次战役后表面胜利的以色列既没有实现和平，也没有获得稳定安全的地缘环境，这将为他未来埋下根本的隐患。

一百四十七，
出身于贵族家庭的普列汉诺夫热心于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普列汉诺夫着手翻译俄语版《GCD宣言》，他见过恩格斯等共产主义思想者，可在之后的道路上似乎陷入了思想的困境中，他游走于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俄国民主主义之间，那么他有什么成就，又是什么让他变得如此，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普列汉诺夫（1856年12月11日-1918年5月30日），，他出身于一个贵族军人的家庭，母亲是俄国思想家别林斯基的侄孙女，他童年时代受到了良好教育。之后进入军校和彼得堡矿业学校学习，在当时俄国内部的革命热情逐渐出现，这使得普列汉诺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了更好的学习他秘密前往巴黎结识了一些朋友，至1878年他成为《土地与自由》的编辑。革命者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导致革命者最终刺杀了他。
但这并未换来他们所渴望的成果，普列汉诺夫也被迫逃亡，在这一时段他接触到了《GCD宣言》，这似乎给了他一种全新的思想启示，普列汉诺夫着手翻译俄文版《GCD宣言》，在1882年普列汉诺夫认为自己已经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把精力放在了翻译马克思思想的著作上，在期间他还和一些带有共同的理想者建立“劳动解放社”。这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
由于成绩斐然他代表俄国受到邀请去出席第二国际大会，在发言中认为工人运动将是未来俄国革命的关键，这受到了恩格斯的赞许，之后两人见面。所以普列汉诺夫可以说是俄国或苏联革命中早期先行者并且真正与恩格斯见面过的俄国人物。
到了1893年他再次出席第二国际的大会，再次见到恩格斯并且与马克思的女儿交谈，到1895年列宁以养病的理由前往瑞士与普列汉诺夫会面，之后普列汉诺夫支持列宁创办《火星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他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
而第二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大会中，是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的大会，马尔托夫与列宁发生了争议，双方就如何发展俄国革命产生了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普列汉诺夫支持了列宁。可之后普列汉诺夫又转而支持孟什维克的马尔托夫，之后他的人生就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颠传，并不能说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更像是一个不愿意看到两派分裂的人，他希望能够团结起两个派别，在十月革命后苏俄出现，他回到了俄国。但他仍未能双方的分歧，最终他在1918年离世。
那么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又该如何去理解？
笔者并不按照投票中结果来评价孟什维克为少数派，亦不评价布尔什维克为多数派，两个派别中有很大的一个关键就是孟什维克更像是理论派而布尔什维克则是实践派，从本质上说两派都支持共产主义思想，却为何分道扬镳？
对这一思想的理解可以很好的看清俄国与苏联的发展，当共产主义思想出现以后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早期理论家将著作和思想翻译成俄文在俄国传播，早期支持这一思想的人大多为学者和年轻革命者，对于革命思想的信仰使得他们成为革命者，但是不同在于他们是理论派还是实践派。
理论派是渴望完全按照共产主义思想去实现革命的一派，但是这思想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亟待解决，这个问题是如何在一个落后地区发动革命的问题，当时的沙俄虽然逐渐取消了农奴制向他们希望的资本主义化发展，但显然其社会中的社会资源快速的聚集，导致了贫富差距更加加大，所以如何在一个差距极大的地方实行革命，需要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
构建这套方案的便是列宁，列宁作为共产主义实践派领导了俄国革命，他渴望的是构建起一个可以切实行动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在孟什维克看来是破坏了革命的思想，这是双方分道扬镳的关键。在一个经济发展极为不均衡的地区，想要完成革命就必需要建立起的是一套以民权为根本官权为辅助的官权体系，再加上新文化的支持才能完成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但构建这一切的社会资源基础却十分不均，这势必会造成生产力不均导致分配不均的产生。进而产生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因为社会资源和生产力低下造成的。
但显然在孟什维克眼中，认为这是布尔什维克偏离或者背叛所致，可俄国革命想要进行就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孟什维克虽然理论非常全面，却不能真正高效的将革命实践组织起来，造成了俄国革命中关于沙皇或者资本势力与孟什维克之间的博弈，这种博弈则被布尔什维克视作机会主义或者取消派等。
最终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组建了苏俄式的实践体系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这意味布尔什维克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孟什维克逐渐转为弱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该如何看待孟什维克？
那么该如何看待孟什维克？
孟什维克中很多人不但不支持布尔什维克，甚至连发动革命的本质也有否定，但不能简单认为这些人只是机会主义者，而是俄国革命中以孟什维克为代表的理论派如何看待实践派的行动上。俄国共产主义革命有一个难以改变的基础，即引发革命之前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基础比较落后，社会中的生产力非常不均，可分配用的社会资源非常稀少。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以革命的方式去取得胜利，则很难通过议会选举等方式进行，若是想要发动革命，就必须要有成熟的组织与系统才能实现高效率，但这一点是孟什维克反对的，孟什维克认为这是对理论的背叛，但如果站在一个公正的角度看，这显然不能怪罪到布尔什维克的头上，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的努力俄国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
苏俄建立以后，其他国家大为震惊纷纷发动讨伐战争，苏俄通过重新整编军队发动了保卫战争，击败了被称为白军的势力，之后改革成为苏联，这一行动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组织的构建上。所以理论派与实践派之间存在着一个矛盾，正是这个矛盾造成了俄国革命问题的隐患。
关于普列汉诺夫有一个说法，普列汉诺夫留下的所谓“政治遗嘱”在1999年被突然发表，关于遗嘱是否存在和真伪俄国内部进行辩论，在所谓的这份遗嘱中他甚至预言了俄国革命的未来，但由于存在巨大争议笔者不就遗嘱真伪提出看法。
而是要分析的苏联革命为何走向失败，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便在于，俄国缺少新文化的支持，从俄国早期的发展至封建制度以及之后的资本化改革中，都有一个关键人物可以作为改革的支撑，即王权。通过国王或沙皇构建起一个以王权为根本族权为辅助的体制，使得沙皇政权存在了几百年。
但是新的俄国革命是以民权为根本的，列宁构建了新的制度，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支撑起民权的新契约与文化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再陷入到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争中，俄国革命逐渐陷入了族权化的争斗。
由于没有新的文化支撑新制度的构建，导致以各种理想为出发点的意见分歧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势力派系，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出现后他的新制度在还能发挥其作用的情况下确实给苏联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但是由于缺少了新文化的支持，内部的争斗逐渐上升，导致原本是弱势但善用使用族权思想的斯大林成功击败托洛茨基，之后苏联逐渐陷入的是族权化发展中。
新制度的官权体系逐渐族权化，导致苏联陷入了一种苏联式的官僚体系中，最终由于不能处理不同势力的关系，导致各种打压出现，这些打压的出现激化了不同势力间的矛盾，当矛盾上升到极致的时候，官权的能力越来越差。使得当时的苏联只能依赖其内部的俄罗斯势力去压制其他势力，再加上进军阿富汗的失败与切尔诺贝利事件的爆发，俄罗斯对于苏联的支持突然转变，导致苏联最终解体。
所以不管普列汉诺夫的遗嘱是否真实存在过，其隐藏在俄国内部的矛盾与隐患却逐渐发展，最终导致苏联的失败。苏联的失败不能简单的视作是个人行为所致，而是在于在新制度出现以后，却没有得到打开崭新民权时代的文化契约钥匙，不能建立社会中的新文化构建，就不能压制族权思想的兴起，最终也不能抑制官权族权化的发生。
又该如何看待普列汉诺夫本人呢？
普列汉诺夫作为俄国革命早期的革命者，他的成功在于他积极帮助俄国找到了革命的方向，但他没有能够找到支撑新制度的新文化形成配套关系，造成了之后因为社会发展问题出现的理论派与实践派之争。而普列汉诺夫则游走于两边，希望双方可以完成和睦，但显然这一期望最终失败。导致失败的根本在于俄国和苏联在革命与改革的过程中没有找到新文化作为支撑新制度的钥匙，所以逐渐旧族权文化将苏联的官权族权化，导致了最终衰败的产生，而普列汉诺夫内心的想法似乎只有他自己才能冷暖自知了。

一百四十八，
今天的问题是由公众号网友夕落夏尔提出的：你是如何看待扩张的（悬赏15元）
扩张是文明所必然面对的事情，在早期大的文明发展中促成扩张的条件往往有两个，第一个是内部的社会资源降低，第二个文明之间的博弈导致，由于一些在地缘上占据发展优势的文明他们获得了稳定的粮食获取方式，导致人口激增，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社会中的矛盾就会上升，这导致他们不得不选择对外扩张，以获得从外部掠夺而来的资源、人力等新好处。当文明开始逐渐交流以后他们之间的博弈与冲突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而文明大多的起点都是由公民制组成的，即一个文明内部的主要构成民族、种族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力量，这种力量中诞生了王权，但这时候的王权往往受控于宗教和公民的管理中，但随着地域的扩张和其他势力的加入，导致制度很难再满足这种情况，公民中的贵族逐渐获得更强大的能力，使得贵族诸侯化，这样一来公民制内部的争斗就会加强。导致诸侯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上升。
在这种变化下扩张本身并没有改变其最初的目的，世界上大多国家也依靠如此来稳定自己内部关系，简单来说扩张是一种获得资源的手段，内部的生产力和社会资源分配不管如何都大多会产生一种相对恒定的关系，即生产力不会突然增加也不会减少，王权和贵族大多也只是在一个大概恒定的范围内对于不同的资源进行分配，但不管如何分配量不变的情况下，也只是进行调节，这种调节很难无法做到完美的状态。
所以如果发动扩张，就可以掠夺其他地方的好处，这会使得内部的资源获得提高，这种提高让可用于分配的资源量提高了，这样一来只需要将新的资源分配给公族就能满足整个关系的稳定，这成为了各文明的主要使用手段。
可这个手段有一个隐患。
因为公民制社会大多控制社会资源和势力的是公民，其他自由民和奴隶更多是处于被压迫和剥削的地位，这种结果让被压迫者会产生怨气，这种怨气会逐渐积累为反抗。当这种反抗发生的时候，内部的社会资源就必须拿出一些来平衡或者打压反叛，在这样的情况下获得收益的量会逐渐减少，成本会逐渐增加。
这种关系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总量开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内部的矛盾实际上并没有被真正解决，那么往往文明就会选择继续扩张，这种继续扩张就是对于王朝的透支，这种透支会让社会拿出原来获取的利益来投入新的战争，而胜利与失败的扩张本质上都只是扩张的进行时，他们不能停下来扩张的方式。
如果文明停止了外部的扩张，内部的社会矛盾就会增加，反叛的势力不但不能被平定，内部公民对于王权的失败也会产生反感，所以扩张是大多的唯一选择，但不管如何胜利与失败都只是一个过程却不能停止。这就是扩张背后的问题。
当人们认为胜利所带来的强势会永恒的话，就会忽略成本上升才是扩张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会让扩张变得艰难，所以如果坚信扩张即会胜利那么就低估了这一问题。
举个例子来说，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阿富汗会成为“帝国坟场”，强势的英国、苏联、美国都染指这里，却为何都无法战争的征服这里呢？
这就是因为阿富汗的地缘非常复杂，山川纵横的地缘导致当地的社会资源和生产力都非常脆弱，当原本的稳定被打败以后，新来的强大势力会扶持亲他们的势力成立，这会使得当地的势力结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往往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争端的开始。
而社会争端会使得社会基础设施和社会资源受损，举个例子如果一个隧道或者桥梁链接着一些地方，如果这些桥梁和隧道被炸毁，当地的运输能力就变得更加脆弱，会使得更多的人生活变得艰难，导致他们只能被迫加入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滋养战争，使得人们不能选择的被迫卷入，这种情况一出现大国就很难真正的征服反叛势力，又不能大肆杀戮导致整个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是复杂越是促使战争的开始，大国就如同陷入了泥沼之中不能自拔。
所以扩张一开始可能会非常顺利，甚至不避讳言的是大量的文明与国家都是扩张崛起的，但是成为大国以后所需要思考的相反则是停止战争，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从根本上永恒保证胜利，如何停止战争来获得稳定环境就是发展的趋势，在这方面公民制社会逐渐进化为封建制度，中国则走向了王朝制度。
很多人认为西方世界强势了300年，但如果将这三百年仔细的剖析出来，就会发现最早兴起的西班牙因为扩张使得他们崛起获得了大量的殖民地，但是同时因为不能停下战争导致了大量的债务与失败，最强势的腓力二世一生破产三次。
荷兰强大以后因为扩张获得了荷兰贸易网络的组建，但这无法改变的是荷兰之后与法国与英国的战争以及其内部自身无法处置大量资本涌入所造成的混乱最终衰落，英国的海外扩张使得他们成为日不落帝国，可之后英国也陷入了长期的殖民地纷乱之中，法国因为扩张使得法国国王变的强势，之后的法国拿破仑因为扩张成为皇帝，可最终都因为扩张的失败导致不同结局，一个是因为国王的衰落让法国大革命爆发，另一个则是最终被流放。

德国的普鲁士经过扩张兼并了其他帝选候国和大小公国，但是也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因为扩张强势，之后也遭遇失败，即便是美国在独立后本可以与世无争的发展经济，可实际上当美墨战争结束后南北内战就上演。
所以从大量的历史角度看来，欧洲确实在很长时间内都维持了强势的态度，但是这种强势的背后却是失败的解决在等待着他们，并且曾经的强国衰落下去，其他的国家会接替他，但是这个之前的强者却再难兴起，这便是问题的本质。
扩张却是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获得成功和发展，可这并不意味着其通过扩张的手段就能始终强大起来，而这导致的结果便是成本的增加，当扩张到达极限的时候成本就会高于收益，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候，扩张的速度就会降低，内部的矛盾只会不停激增。
所以对于一个先进的文明来说其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他扩张和崛起时有多么的强势，而是在于他能够在这些时候如何考虑停止战争，通过发展稳定内部的局势。但想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更先进的制度与更先进的文化作为支撑。
孙子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也正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势力以及任何军事家能够取得所有战争胜利，以及确保其之后的继承者也不停的取得胜利。
所以如何该如何看待扩张？
扩张是文明的起点，从正面的角度上看如果没有扩张，文明内部的制度就不会因为社会矛盾增加而产生变化，从负面的角度上看扩张如同是药品，他能让人在短期内显示出强势的姿态，但这种强势是以透支自己的内部作为结果的，当人陷入对于药物的迷恋时候，就会产生波峰与波谷，在波峰时候会觉得战无不胜，但那个平衡的极限位置必然到来，当那个位置到来的时候，也就到了势力开始衰落的时候。
能止战者才是真正的先进。因为社会矛盾不再需要通过扩张来获得确保，在制度和文化上解决社会矛盾才是恒久强大的根本趋势。

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会最终崩溃的原因，而中国通过发展则更换了条件，进入了王朝思想中，官权制度替代了封建制度，这使得公民制更加衰落，在王朝制度下公民这一概念逐渐弱化，其系统将所有民众视作是系统中的一部分，对于少数民族起安抚与优待的政策，减弱了社会矛盾。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为官民矛盾，即非公民与自由民的矛盾，是官府与民众的矛盾。
公民与自由民的矛盾呈现横向的社会矛盾，这使得这种矛盾往往不能解决，官民矛盾是纵向的矛盾，但由于官权是有一个系统组成的，具体造成矛盾的官民矛盾争议点，可以由奖惩官府或民众来进行调节，甚至是撤换官员和调整政策来逐渐解决矛盾。
所以官民矛盾下，民众更多的不满来源于对现有政策导致的结果，而官权则通过奖惩官员和调整政策来纾缓矛盾，这使得这种纵向矛盾是处于一种不断发生、修正的关系，且是一种逐渐弱化的矛盾。民众逐渐从不同的民族转变为国人，这就使得社会中的王朝制度始终在调节。
从秦朝的制度出现、汉朝的官权文化建立、隋唐的科举制度、宋的文武分职、辽的两院制到明清的内阁制度，其王朝内部的矛盾关系在不断改进和转变，国人的矛盾关系呈一种不断调节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没有共产主义思想出现？
这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第一是王朝制度在不断变化，王权还没有被逼入彻底的极限。第二是清王朝的战败所致。从社会的发展来看，中国的王朝制度在发展中并非王权越来越强，而是王权与官权的组合显得王权变强，其实质是官权不停的发展，导致王权不断让出权利来满足官权的变化与改革，但是这种改革目标是将官权系统化王权为目标的，即将王权亦纳入官权体系成为其中一部分为发展方向。
所以在王权还有可以让出的权利时，社会不需要进行激烈的动荡改革，更多的是官权内部的不停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尝试从未出现，在明时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与“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种思想的出现意味着王权的极限逐渐到来，社会对于新的制度即民权时代的需求逐渐增加。
在清朝快速失败以后，人们对于王朝制度有了很大的反感同时，对于欧美式的革命思想有了很大热情，所以在突然失败的情况下王朝制度的危机快速提速，人们认为革命论才是发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没有足够时间提出完善的思想，而对于中国文化的自我打压和排斥，使得海外思想引入成为选择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思想进入中国。
中国拥有了共产主义思想后与中国的制度与文化结合形成了中国崭新的时代，即民权时代的开始，那么如果假设没有共产主义思想出现中国会走向何方。
笔者认为必然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是公民制。而公民制与中国的官权制度比起来则落后许多，官权制度的发展趋势是王权的极限，在王权崩溃后新的学说也会兴起，而他的方向会以民权为方向。
所以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为何胜利，其本质在于中国的发展方向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只是中国原生的思想在王朝突然被打败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的自我变化需求人们往往形成了忽视，而最终革命的发展与成功本质来源于最重要的核心根本：
欧洲的共产主义思想满足了中国文明的自我需求，两者形成了契合导致了新时代的来临。欧美国家虽然看似先进但其实并没有解决公民制的矛盾的能力，也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只是在快速扩张中大量社会资源进入造成了假性社会主义出现，让人们认为西方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结果。
但一旦文明衰落，这种假象就会崩溃，之后其公民制的矛盾就将激发。

一百五十，
提起今川义元在人们所想象中往往是一个配角，因为他的失败导致织田信长的崛起，但若是提到战国大名来今川义元以及今川家所进行的改革是整个时代的关键，那么他有什么成就又为何突然战败？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今川义元（1519年—1560年6月12日），他被称作“东海道第一弓取”，弓取并不是指他拥有最强力的弓箭势力，而是他是东海道最强势的大名。若是想要理解当时的时代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室町幕府时代是由天皇为虚君幕府将军为实际君主的一个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不同的地域会颁发一种凭证——守护大名。
大名的守护职位是附属于幕府将军下的一种封臣概念，得到这一封臣概念的家主再通过分封形成不同的小封臣通常被称为家臣，再通过家族与家族的亲密关系分为谱代家臣、家臣等，这种从上至下的关系变得稳定下来，但是这样的分封显然存在一个弱点。
分封确实可以让阶级之间的关系往往很难流动，却不能阻止拥有封地的家臣势力发展或势力之间的矛盾，今川家的发展就是如此。日本虽说是嫡子继承制，但是其他次子或者儿子也大多拥有一些封地，这导致即便没有继承权也会得到一定的兵力，不满继承的结果而引发的混乱和叛变经常上演，这样的情况再加上其他大名之间的博弈，家族传递往往会引发混乱。
今川义元的父亲今川氏亲迎娶寿桂尼后生下今川氏辉（长男）、今川彦五郎（二男）、今川义元（五男）、今川氏豊（六男），当今川氏亲死去以后他的长子今川氏辉就应该成为家主，可当时的今川氏辉只有14岁正要走向成年（日本通常会在13-16岁时举办成年礼，武士则会在此时参加战争称为“初阵”。）寿桂尼则开始代替儿子摄政，实际上寿桂尼是今川家中一个关键人物，由于从今川氏亲到今川义元死后她经历一个动荡岁月，只能由她摄政，被人称作是“女大名”。
今川氏辉在天文元年（1532年）亲政，原本顺利的交接就该完成，可是天文五年（1536年）他却在24岁时突然染病死去，由于他还没有子嗣，继承位置就回到了出家的两个今川氏亲的儿子上，一般战国大名的嫡长子以外儿子有两种出路，第一种是出家成为和尚，这种出家并不一定彻底断绝成为贵族的机会，因为一旦家主出了问题就他们就可以回来继承，第二种是前往家臣或者其他势力中成为过继子，去继承别人的家督之位，所以当时有两个人符合条件，一个是在花仓村遍照光院的玄广惠探，另一个是富士郡濑古善得寺的梅岳承芳（今川义元）。
由于母亲寿桂尼是今川义元的生母，再加上长期摄政自然远比侧室生的玄广惠探更占据优势，这导致在花仓之乱中今川义元击败了对手并围困了花仓城，最终对手玄广惠探自杀，今川义元成为今川家的大名。
对于当时的今川义元来说他的目标是进行扩张战争，由于幕府将军在之前爆发了内乱，导致幕府对于各地守护的控制力下降，双方形成了一种默许关系，即大名有两种成功的方法，第一种是继承过去的地位获得朝廷与幕府颁发的守护任命，第二种是弱小大名击败强者后索取守护任命。这促使扩张的开始。
在这种下今川家也需要进行这种操作，为了形成更强大的势力，今川家在今川氏亲时代开始编纂《今川假名目录》和今川义元形成的《假名目录追加》，所形成的完整的《今川假名目录》。
那么它有什么作用呢？《今川假名目录》的出现标志着今川家向战国大名时代发展，可以这样去理解这个事物，过去各地所实行的方法是由幕府制定的规制，这些规制形成了以守护代为主的附属与宗主关系。但今川家的改革从某种角度上复制了这一概念，使得他成为今川家的规制，这种今川家的规制实际上是脱离了旧幕府时代的规制。可视同于诸侯的独立。
大名表面听从幕府的规定，但实际上已经是各自为政的开始，这让今川家的内部更替和家臣变换出现了重大改变，这种改变就是形成了家主逐渐强势的改革目标，以围绕守护代的旧思想变成了围绕家主的思想为变革，战争、军功、土地管理和商业都归于家主的控制，这使得今川家中的今川义元获得了强势的地位。
那么为何他能实现这一计划呢？
因为今川义元在实现扩张，战国大名想要进行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实现扩张，通过扩张让封地变得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再推动改革将使得家臣从中获益，这样家臣就会支持这种改革，而当时今川义元的扩张方向是向京都方向的扩张，由于中东部地区已经有武田家和北条家，在一个极为复杂的地缘上扩张很难，他将思路放在了向西进成为目标。
在通过谋略和战争的作用下，他击败了三河地区的松平家（德川家）后，他把目标放在了织田家上，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织田家强势代表织田信秀并非真正织田家当主。尾张分为两个部分，下尾张由织田信安控制，在织田信安之下才是封臣织田信秀。
所以织田信秀在当时只是一个小豪族，但是如果说今川义元通过法制的改革获得自己控制权的上升，织田信秀则利用商业运作发达，由于这一地区商业发达所以控制资本流动让织田信秀家变得非常强势。
这让织田信长获得了与今川义元对抗的资本。

需要再说明的是今川义元与织田信长之间的战争并非偶然爆发，在织田信长继位后发动了对织田家的打击，成功后让织田信长统一了织田家，这才是他成为织田家主的开始，再加上与斋藤家的婚姻联盟让他变得兴起。
在这种情况下今川家的对外扩张与织田家的防守战必然上演，之后发生的桶狭间战争亦不是偶然发生，当时为了获得胜利今川发动了寄亲寄子政策，即强化家主与家臣的关系和家臣与雇佣家臣与家主关系，导致他可动用的兵力快速上升。
但战争并不是所有人都挤在一起走，军队的进攻有自己的节奏，今川义元的计划是让自己的家臣作为先锋开路，自己从沓挂城进入已经有松平元康（沦为家臣的德川家康）守护的补给基地大高城，再从大高城向北方进攻，从道路的进攻上看从如果从大路走的今川义元确实应该如此安排，但是走到桶狭间时他突然转向走了小路，而在这里他被织田信长伏击导致自己被杀。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实际上桶狭间战争不是一场标准的伏击战，而是一场心理战，织田信长步下了两手好棋，第一步棋是表现出自己的犹豫不决，让今川家在织田家的间谍认为织田信长不知道该出战还是该防守，可以看到的是织田家一直在为这个事情争吵，这样作的目的是让今川义元认为他一直在犹豫，第二招好棋便是让先锋的送死行动。
当时佐佐隼人正胜通、千秋四郎带领300人对桶狭间山上的今川军进行突击，这是织田信长胜利至关重要的一步，千秋四郎是热田神宫宫司的势力，也就是织田军内部并非只有家臣，还有当地的豪族势力。在记载中只有关于他们突然自主去进攻的描述，在犬牙交错时织田信长为何要如此去做，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局势产生变化。
今川义元并非没有防备对方的突袭，相反是防备所以导致这些人的突袭更像是送死，但让部队送死恰恰是织田信长的目的，由于夺下来千秋四郎的首级，今川义元改变行军路线想要尽快的前往热田地区，目的就是要招降对手的同时逼迫织田信长回城。
即双方都已经明确知道了对方的战略，而非突然行军导致的伏击，这是桶狭间的真实状况，只是在今川义元看来他的改道将逼迫对方回城，因为他认为织田信长会因为之前的失败被迫选择守城，只要守城战一开始，今川义元就可以拉拢和招降对方的家臣，如此看的理由也非常直白，织田信长不是织田家主而是通过豪夺获得了织田家的地位，反对他的势力和支持他的势力仍处于博弈之中。
所以今川义元只要把对手逼迫回去就会取得胜利，但今川义元恰好看错了这一点，正是因为织田信长他是通过豪夺获得了织田家的地位，他才不能选择守城，从一开始织田信长就认定了要进攻，反对他的势力只有在他打败今川义元后才能臣服于他，不然今川家扶持其他织田家继承人实现类似于德川家康式的傀儡政策，则会很容易让很多家臣在失败状态下抛弃织田信长。
织田信长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都只有一个目的，让对方认为自己一定会守城，并且在第一次突击失败后放松警惕，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目标达成了，今川义元改变了前进的道路转走了小路，这一信息被织田信长敏锐的抓住并发动了突袭。
今川义元被杀，今川家的衰落便开始了，为何在之后今川家没有做为了呢？一方面是织田信长和武田信玄与北条氏康的崛起让今川家被夹在其中很难有所作为，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家臣为什么要服从于今川家的改革。
因为利益。
即当今川家扩张的时候，家主的地位会快速上升，家臣会听命于家主的命令，但是反过来当扩张减速或者失败的时候，改革本身就无法获得持续效果，导致家臣的矛盾只能被调节，这最终造成寿桂尼死去后今川家的覆灭。
那么该如何看待今川义元呢？
今川义元通过延续父亲的改革使得他成为真正的战国大名，今川家独立于幕府的规制之外形成了诸侯化的强势大名，但今川义元与织田信长的战争绝非偶然爆发，今川义元为了打败织田信长发动了总动员令，可看出其决心，真正让其失败的关键在于双方的心理战博弈中，今川义元错误的估计了织田信长的可能行动，这也导致了他的失败身死，以及今川家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