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一扒“托先知”系列 | “流亡领袖”角色徒有其名
来源：马列之声 公众号
这张照片其实和托洛茨基没关系，小编拿它做封面纯属辟谣。很多人误把右边那位当“托先知”，实为加里宁。
原照为一九一九年苏共八大集体照。照片上列宁、斯大林和加里宁并肩同坐
这张照片其实和托洛茨基没关系，小编拿它做封面纯属辟谣。很多人误把右边那位当“托先知”，实为加里宁。
原照为一九一九年苏共八大集体照。照片上列宁、斯大林和加里宁并肩同坐
【编者按】长期以来，托洛茨基主义的追随者以斯大林激烈的反对者的面貌而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我们切不可忽略托洛茨基主义的另一面：尽管它口头对斯大林的道路嗤之以鼻，它实际却同“斯大林主义”共享着诸多视野和问题，自身蕴含着比“斯大林主义”更大的弊端和危机。在经济政策的倾向上，托派同斯大林的主张是类似的。例如在30年代，斯大林就采纳了很多左翼反对派的主张，并付诸于高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有人甚至评价“斯大林主义”只是“没有托洛茨基的托洛茨基主义”。在托派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官僚化”“民主”等问题上，他们也谈不上提供了什么深刻的洞见。与其说托派们是“真心实意地追求民主”，还不如说那首先是一种政治斗争的话语需要。以托派们的祖宗托先知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洗刷工会、劳动军事化、枪指挥党、利用严酷纪律镇压反对派等来看，就算当年托洛茨基上台了，似乎也不会比他们咒骂的“暴君斯大林”好到哪儿去。
我们摘自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三卷第五章的这篇文章，恰恰揭露了长期被神化的托洛茨基的另外一些值得注意的侧面。一来是他本人的狂妄自大和专断，这种习气使得他的失败并非偶然；二是他对民主理解的极度政治实用化，最终也只可能扳倒斯大林主义者，让他们“托洛茨基主义者”进行统治而已；三是托洛茨基主义本身就包含着“斯大林主义”的种种因子。科拉科夫斯基的《流派》这本书虽然在不同方面存在诸多缺陷，但对于扩展视野是有益的。
托派历来抱怨斯大林“刻意掩埋了先知”，殊不知，当他们总是用一堆故弄玄虚的理论词汇和号称“揭示了历史真相”的野史把他们的托先知加以包装，附上光鲜的外表，把他抬高到不恰当的位置当做“先知的话句句是真理”而加以膜拜的时候，真实的那个托洛茨基同样被他们掩埋了。
为给热衷于新的造神运动的托派们浇点水冷静下他们过热的头脑，马列之声策划了本期系列文章，扒一扒托先知的那些“黑材料”。本文为第一篇。
我们摘自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三卷第五章的这篇文章，恰恰揭露了长期被神化的托洛茨基的另外一些值得注意的侧面。一来是他本人的狂妄自大和专断，这种习气使得他的失败并非偶然；二是他对民主理解的极度政治实用化，最终也只可能扳倒斯大林主义者，让他们“托洛茨基主义者”进行统治而已；三是托洛茨基主义本身就包含着“斯大林主义”的种种因子。科拉科夫斯基的《流派》这本书虽然在不同方面存在诸多缺陷，但对于扩展视野是有益的。
托派历来抱怨斯大林“刻意掩埋了先知”，殊不知，当他们总是用一堆故弄玄虚的理论词汇和号称“揭示了历史真相”的野史把他们的托先知加以包装，附上光鲜的外表，把他抬高到不恰当的位置当做“先知的话句句是真理”而加以膜拜的时候，真实的那个托洛茨基同样被他们掩埋了。
为给热衷于新的造神运动的托派们浇点水冷静下他们过热的头脑，马列之声策划了本期系列文章，扒一扒托先知的那些“黑材料”。本文为第一篇。
本文节选自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三卷第五章
每节的小标题为编者自加
■流亡者的角色
……
总之，这位流亡领袖的角色正是斯大林为他塑造的，但两人之间的决斗主要是在托洛茨基自己的想象中发生的。国际左派反对派正像其后的第四国际一样，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价值。托洛茨基本人当然是一个著名人物，但根据历史的那些伟大规律在任何时候都必定要动摇世界基础的那场运动，却证明他的一伙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帮派，实际上对任何国家的斯大林主义政党都没有影响。
一部分对斯大林主义者失去幻想或在第三国际中与托洛茨基有联系的共产党人站到了他的一边，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前领导人陈独秀。许多国家的知识分子拥戴托洛茨基为真正的革命精神的代表，这不再是苏联领导人所能代表的。然而，他的追随者或早或晚地纷纷离去，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此，托洛茨基本人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要求绝对服从，又不容许别人在任何问题上与他的观点有所异议。除了个人问题、独裁作风以及他令人吃惊的相信自己的全能外，主要分歧是关于与苏联的关系。托洛茨基坚持认为苏联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说官僚阶层不是一个阶级，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健康肌体上的一个赘疮。这是争论和分裂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他的观点日益明显地不符合现实。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生顽固不化，结果所有重要的知识分子都遗弃了他的事业：法国的苏瓦林（Souvarine）、美国的维克多·瑟奇（Victor Serge）和伊斯曼（Eastman），后来还有胡克、沙施曼（Shachtman）和伯纳姆。他还失去了著名画家迭戈·里韦拉（Diege Rivera）的支持，此人是他逗留墨西哥时的主人。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在理论上的僵化使得这些组织不断瓦解，也是这种运动从未成为一股政治力量的一个原因，尽管不是主要原因。每当别人指出托洛茨基的努力毫无效果时，他自己早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答案：列宁在1914年几乎被彻底孤立，但三年后领导革命取得了成功。列宁能做到的，他托洛茨基也能做到，因为他也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深远趋势。这种信念激励着他进行各种活动和政治分析，又是其不屈不挠的希望和精力的源泉。
托洛茨基以为左派不久就能在俄国获胜，作为这种希望之基础的实际证据在今天来看令人吃惊地微不足道。一两个苏联普通的外交官弃职留在西方，托洛茨基就一再将此引为证据，说斯大林的党正在瓦解；“热月党”人和叛变革命的人正在涌现，这也一定意味着堡垒另一面的真正布尔什维克正在壮大力量。1939年战争爆发时，他在一张报纸上看到柏林有人在墙上刷标语“打倒希特勒和斯大林，托洛茨基万岁！”这使他充满激励之情。他写道，斯大林统治下的莫斯科若有一次停电的话，全城都会贴满这样的标语。后来他读到一条报道，一位法国外交官对希特勒说，如果法国和德国交战，托洛茨基会是唯一的胜利者。他又得意扬扬地在数篇文章中引此为证据，说连资产阶级都懂得他如何正确。他坚定不移地相信，战争必定以世界革命为结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者即托洛茨基主义者会取得胜利。他在论第四国际基础的文章结尾预言：“在未来十年里，第四国际的纲领将会成为千百万人民的指南，这些革命的人民将知道怎样横扫尘世和天国。”[《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8—1939年》（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8—1939），N.艾伦、G..布莱特曼编，1974年版，第87页]
……
这时，我们可以问一句，无产阶级为什么不抛开没有任何社会支持的篡权者帮派呢？对此，托洛茨基也有回答：无产阶级不反抗斯大林政府（在其他地方，我们却读到无产阶级不断反抗）是因为害怕在目前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托洛茨基的论证并没有表明是否有任何避免这种灾难性后果的办法。总起来看，似乎没有，若有的话，托洛茨基和他的组织肯定是早已阻止官僚篡权了，因为他们坚定地遵循正确的政策，“表现”了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如果他们未能阻止此事，那就是因为他们阻止不了；如果官僚政治没有任何明显的社会基础却能继续自立的话，那肯定就是历史规律在起作用了。
每节的小标题为编者自加
■流亡者的角色
……
总之，这位流亡领袖的角色正是斯大林为他塑造的，但两人之间的决斗主要是在托洛茨基自己的想象中发生的。国际左派反对派正像其后的第四国际一样，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价值。托洛茨基本人当然是一个著名人物，但根据历史的那些伟大规律在任何时候都必定要动摇世界基础的那场运动，却证明他的一伙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帮派，实际上对任何国家的斯大林主义政党都没有影响。
一部分对斯大林主义者失去幻想或在第三国际中与托洛茨基有联系的共产党人站到了他的一边，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前领导人陈独秀。许多国家的知识分子拥戴托洛茨基为真正的革命精神的代表，这不再是苏联领导人所能代表的。然而，他的追随者或早或晚地纷纷离去，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此，托洛茨基本人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要求绝对服从，又不容许别人在任何问题上与他的观点有所异议。除了个人问题、独裁作风以及他令人吃惊的相信自己的全能外，主要分歧是关于与苏联的关系。托洛茨基坚持认为苏联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说官僚阶层不是一个阶级，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健康肌体上的一个赘疮。这是争论和分裂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他的观点日益明显地不符合现实。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生顽固不化，结果所有重要的知识分子都遗弃了他的事业：法国的苏瓦林（Souvarine）、美国的维克多·瑟奇（Victor Serge）和伊斯曼（Eastman），后来还有胡克、沙施曼（Shachtman）和伯纳姆。他还失去了著名画家迭戈·里韦拉（Diege Rivera）的支持，此人是他逗留墨西哥时的主人。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在理论上的僵化使得这些组织不断瓦解，也是这种运动从未成为一股政治力量的一个原因，尽管不是主要原因。每当别人指出托洛茨基的努力毫无效果时，他自己早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答案：列宁在1914年几乎被彻底孤立，但三年后领导革命取得了成功。列宁能做到的，他托洛茨基也能做到，因为他也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深远趋势。这种信念激励着他进行各种活动和政治分析，又是其不屈不挠的希望和精力的源泉。
托洛茨基以为左派不久就能在俄国获胜，作为这种希望之基础的实际证据在今天来看令人吃惊地微不足道。一两个苏联普通的外交官弃职留在西方，托洛茨基就一再将此引为证据，说斯大林的党正在瓦解；“热月党”人和叛变革命的人正在涌现，这也一定意味着堡垒另一面的真正布尔什维克正在壮大力量。1939年战争爆发时，他在一张报纸上看到柏林有人在墙上刷标语“打倒希特勒和斯大林，托洛茨基万岁！”这使他充满激励之情。他写道，斯大林统治下的莫斯科若有一次停电的话，全城都会贴满这样的标语。后来他读到一条报道，一位法国外交官对希特勒说，如果法国和德国交战，托洛茨基会是唯一的胜利者。他又得意扬扬地在数篇文章中引此为证据，说连资产阶级都懂得他如何正确。他坚定不移地相信，战争必定以世界革命为结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者即托洛茨基主义者会取得胜利。他在论第四国际基础的文章结尾预言：“在未来十年里，第四国际的纲领将会成为千百万人民的指南，这些革命的人民将知道怎样横扫尘世和天国。”[《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8—1939年》（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8—1939），N.艾伦、G..布莱特曼编，1974年版，第87页]
……
这时，我们可以问一句，无产阶级为什么不抛开没有任何社会支持的篡权者帮派呢？对此，托洛茨基也有回答：无产阶级不反抗斯大林政府（在其他地方，我们却读到无产阶级不断反抗）是因为害怕在目前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托洛茨基的论证并没有表明是否有任何避免这种灾难性后果的办法。总起来看，似乎没有，若有的话，托洛茨基和他的组织肯定是早已阻止官僚篡权了，因为他们坚定地遵循正确的政策，“表现”了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如果他们未能阻止此事，那就是因为他们阻止不了；如果官僚政治没有任何明显的社会基础却能继续自立的话，那肯定就是历史规律在起作用了。
■托洛茨基所要求的“民主制”的含义——由托洛茨基主义者来统治
托洛茨基就这样利用一切机会强调，在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或者叫列宁主义（也就是说托洛茨基自己的思想体系与政治）与斯大林主义之间不存在连续性。斯大林主义不仅不是列宁主义的真正继承人，而且露骨的与列宁主义对立。在1937年的一篇文章中，他与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争论。那些人说：“我们打一开始就这么告诉你。”托洛茨基回答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预言，由于布尔什维克政府，专制主义将会出现，俄国无产阶级会遭到镇压；结果确实如此，但那是斯大林的官僚政治造成的，与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毫不相干。再者，潘涅库克以及一些德国斯巴达同盟成员也说过，布尔什维克建立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党的专政，斯大林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官僚专政。事实也不是这样。不通过自己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接管不了国家政权；正是这个先锋队体现了工人群众对自由的渴望。
如同在许多其他文章中一样，在这一篇中，托洛茨基也不得不回答他的敌手以及像瑟奇、苏瓦林和伯纳姆这样的支持者经常提出的异议。这些人指出，当然是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就取缔了俄国所有的政治党派，包括社会党人在内，托洛茨基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布尔什维克自己禁止在党内形成派系，消灭了新闻自由，血腥镇压了喀琅施塔得起义等等。
对于上述异议，托洛茨基回答了多次，总是千篇一律：人们所抱怨的那些行动是正确的、必要的，根本没有破坏无产阶级民主的健康基础。在一封给苏黎世工人的信中（发表于1932年8月），他写道，布尔什维克确实使用了暴力来消灭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里面甚至没有提起其他党派），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卫工人的国家，因而其行动是正确的。不使用暴力就无法进行阶级斗争，唯一的问题是哪个阶级在行使暴力。在1938年一本题为《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的小册子中，他解释说，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比较是很荒唐的，因为二者在方法上的近似只是“表面的”涉及从属的现象（例如取消普选）；问题的关键在于以其名字使用这些方法的阶级。有人反驳说，托洛茨基也扣押过政治对手家庭的人作为人质，包括孩子，现在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大施此道时，托洛茨基却气愤不已。然而，托洛茨基回答说，这个类比不对，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是打击阶级敌人和给无产阶级带来胜利所必需的，而斯大林却在服务官僚政治的利益。1940年在给沙施曼的一封信中，他承认在他掌权时契卡就已出现并发挥作用——当然是这样，但契卡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一个必要武器，现在斯大林则用它来消灭“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所以把二者进行比较是不恰当的。至于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一事，怎么能期望无产阶级政府把一个重要的要塞让给一伙反动的农民士兵呢？那些人当中还可能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至于禁止党内形成派系，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所有非布尔什维克政党被取缔后，社会上仍然存在的敌对势力必然要在党内的不同倾向中寻求代表。
以上清楚的说明，对于托洛茨基来说不存在什么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民主制问题，或者作为一种文化价值的、法律范围内的个人自由问题。由此可见，他是忠于列宁的，与斯大林也没有区别。如果政权由“历史进步的”阶级掌握（自然是通过其先锋队），那么从定义上讲这就是真正的民主制，哪怕是各种形式的镇压和强制也正是时代规则的其他方式，因为这一切都属于进步事业。但是，自从政权被不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官僚政治接管的那一刻起，同一类政府就自动变成反动的，因而也是“反民主的”。在1931年一篇题为《右派-左派集团》（The Right – Left Bloc）的文章中，托洛茨基写道：
“我们说，恢复党的民主的含义在于，党内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核心赢得抑制官僚政治制度的权力，赢得真正整肃党的权力。清除党内的主要热月党分子，以及根据上司指令投票的，无原则的有个人野心的同伙，清除党内的尾巴主义倾向和各个奉承派别的倾向。这些人的名称不应来自希腊语或拉丁语，而应是来自真正的俄语‘奉承’一词，是在其当代的、官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化的形式上所说的。这就是我们需要民主的原因。”[《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0-1931年》（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0-1931）,G.布莱特曼、S.拉维尔编，1973年版，第57页]
因此便清楚了，托洛茨基的“民主制”之含义是由表达无产阶级的历史愿望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来进行统治。
托洛茨基就这样利用一切机会强调，在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或者叫列宁主义（也就是说托洛茨基自己的思想体系与政治）与斯大林主义之间不存在连续性。斯大林主义不仅不是列宁主义的真正继承人，而且露骨的与列宁主义对立。在1937年的一篇文章中，他与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争论。那些人说：“我们打一开始就这么告诉你。”托洛茨基回答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预言，由于布尔什维克政府，专制主义将会出现，俄国无产阶级会遭到镇压；结果确实如此，但那是斯大林的官僚政治造成的，与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毫不相干。再者，潘涅库克以及一些德国斯巴达同盟成员也说过，布尔什维克建立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党的专政，斯大林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官僚专政。事实也不是这样。不通过自己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接管不了国家政权；正是这个先锋队体现了工人群众对自由的渴望。
如同在许多其他文章中一样，在这一篇中，托洛茨基也不得不回答他的敌手以及像瑟奇、苏瓦林和伯纳姆这样的支持者经常提出的异议。这些人指出，当然是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就取缔了俄国所有的政治党派，包括社会党人在内，托洛茨基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布尔什维克自己禁止在党内形成派系，消灭了新闻自由，血腥镇压了喀琅施塔得起义等等。
对于上述异议，托洛茨基回答了多次，总是千篇一律：人们所抱怨的那些行动是正确的、必要的，根本没有破坏无产阶级民主的健康基础。在一封给苏黎世工人的信中（发表于1932年8月），他写道，布尔什维克确实使用了暴力来消灭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里面甚至没有提起其他党派），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卫工人的国家，因而其行动是正确的。不使用暴力就无法进行阶级斗争，唯一的问题是哪个阶级在行使暴力。在1938年一本题为《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的小册子中，他解释说，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比较是很荒唐的，因为二者在方法上的近似只是“表面的”涉及从属的现象（例如取消普选）；问题的关键在于以其名字使用这些方法的阶级。有人反驳说，托洛茨基也扣押过政治对手家庭的人作为人质，包括孩子，现在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大施此道时，托洛茨基却气愤不已。然而，托洛茨基回答说，这个类比不对，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是打击阶级敌人和给无产阶级带来胜利所必需的，而斯大林却在服务官僚政治的利益。1940年在给沙施曼的一封信中，他承认在他掌权时契卡就已出现并发挥作用——当然是这样，但契卡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一个必要武器，现在斯大林则用它来消灭“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所以把二者进行比较是不恰当的。至于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一事，怎么能期望无产阶级政府把一个重要的要塞让给一伙反动的农民士兵呢？那些人当中还可能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至于禁止党内形成派系，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所有非布尔什维克政党被取缔后，社会上仍然存在的敌对势力必然要在党内的不同倾向中寻求代表。
以上清楚的说明，对于托洛茨基来说不存在什么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民主制问题，或者作为一种文化价值的、法律范围内的个人自由问题。由此可见，他是忠于列宁的，与斯大林也没有区别。如果政权由“历史进步的”阶级掌握（自然是通过其先锋队），那么从定义上讲这就是真正的民主制，哪怕是各种形式的镇压和强制也正是时代规则的其他方式，因为这一切都属于进步事业。但是，自从政权被不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官僚政治接管的那一刻起，同一类政府就自动变成反动的，因而也是“反民主的”。在1931年一篇题为《右派-左派集团》（The Right – Left Bloc）的文章中，托洛茨基写道：
“我们说，恢复党的民主的含义在于，党内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核心赢得抑制官僚政治制度的权力，赢得真正整肃党的权力。清除党内的主要热月党分子，以及根据上司指令投票的，无原则的有个人野心的同伙，清除党内的尾巴主义倾向和各个奉承派别的倾向。这些人的名称不应来自希腊语或拉丁语，而应是来自真正的俄语‘奉承’一词，是在其当代的、官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化的形式上所说的。这就是我们需要民主的原因。”[《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0-1931年》（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0-1931）,G.布莱特曼、S.拉维尔编，1973年版，第57页]
因此便清楚了，托洛茨基的“民主制”之含义是由表达无产阶级的历史愿望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来进行统治。
■托洛茨基模棱两可的“道德”
在1939年12月的一篇文章中，托洛茨基再次回答他本人是否对取缔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所有政党不负有责任的问题。他答道，当然有责任，但那样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他接着说，“不能把内战的法律同和平时期的法律等同起来。”显然，他已经想到，在这种情况下，内战结束后被取缔的政党应该重新获得合法权利，所以，他接着补充道：“（或者）是专政的法律或者是无产阶级使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法律。” [《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年》（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0-1931）,G.布莱特曼、S.拉维尔编，1973年版，第133页]
在注明为1932年底的一项声明中，我们读道：“评价任何一个政体首先要根据其自身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政体不能够也不希望抑制自己不去破坏民主制的原则和形式上的统治，评价它所依据的立足点只能是它保证过渡到新社会的能力。另一方面，评价民主制政体所依据的立足点必须是它允许阶级斗争在民主制结构内发展的程度。” [《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年》（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2-1933）,G.布莱特曼、S.拉维尔编，1972年版，第336页]
总之，当民主制国家破坏民主制和自由的原则时，感到愤慨并抨击它们是对的，但决不能如此来对待共产党人的专政，因为它不承认民主制原则。这种专政的优越性是它许诺在未来创造一个“新社会”。
从《被出卖的革命》里，我们甚至得知，由于斯大林的宪法禁止普选，则清楚的表明无产阶级专政不再存在。（托洛茨基还说，通过引入秘密投票，斯大林显然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清除政府中的腐败。尽管这看似不可信，但他明显地轻信了斯大林的选举。）
这样，在托洛茨基不断抨击斯大林及其政体，要求回到“苏维埃民主”和“党的民主”的同时，他的总原则也清楚的表明，“民主”意味着持有“正确”政策的人的统治，而并不意味着政策的“正确性”由不同派别争取广泛支持的结果来决定。在《被出卖的革命》中，他写道，需要使“诸苏维埃政党”重获自由，从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即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但不清楚哪些其他政党能够具有“苏维埃”资格。既然只有无产阶级的真正先锋队才能行使政权，那么这支先锋队也一定有权决定哪些党派是“苏维埃”的，哪些是反革命的。在托洛茨基看来，问题的关键似乎是，社会主义自由意味着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自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自由。
同样的论点也可用于文化自由。托洛茨基有时对斯大林政权压制艺术和科学表示愤慨。在《被出卖的革命中》中，他回忆1924年他亲自制定文学艺术领域无产阶级专政的规则的情况：唯一标准是看一部作品是支持还是反对革命，除此之外应该完全自由。1932年7月，他写道，艺术和哲学应当自由，“只要无情地铲除旨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东西” [《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年》（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2-1933）,G.布莱特曼、S.拉维尔编，1973年版，第279页]。然而，这与斯大林的原则完全一样：党的当局机构决定什么东西“旨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任务”，因而必须“无情的铲除”。如此定义的自由在苏联从未遭受过破坏。当然，在这个总提法下，文化受压制、受管辖的程度根据各种政治形势可大可小。20年代就比30年代小。然而，既然原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由统治者决定哪些文化形式符合其政治需要，那么任何镇压和奴役都是不会违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问题再次简化成同一个模式：假若托洛茨基掌权，他自然也不会允许他认为会威胁自己权威的自由；斯大林就是这么做的。在这两种情形中都是一个自身利益的问题。全部区别归结为一条：托洛茨基相信自己“代表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而斯大林相信他——斯大林“代表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
在《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Their Morals and Ours）中，托洛茨基试图驳斥他的一些追随者的异议。那些人说：托洛茨基的道德规则不过为“于我有利的，就是合理的”。在他看来，目的证明了手段。对此，他回答说：如果手段不是从历史中得出来的目的，而是用别的东西来进行辩护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只能是上帝。换言之，对他提问的人正像俄国修正主义者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那样成为宗教狂。他们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与某种超阶级的道德融合，结果却投到了教会的怀抱。他宣称，一般所说的道德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功能。在目前，道德可以服务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或者法西斯主义的利益；显然，敌对的阶级有时可以使用相似的手段，唯一重要的问题是手段为哪一边服务。“手段只能由其目的来证明。但是，目的也需要被证明。从表达了无产阶级历史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如果目的会导致增长人控制自然界的力量，会导致消除人控制人的力量，那么这个目的就被证明为正确的。” [《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Their Morals And Ours),1942年版，第34页]换言之，如果一项政策有助于技术的进步（人控制自然界的力量），推动这项政策的任何手段就自然是正确的。然而这并未说清楚为什么斯大林的政策在那种情况下应当受到谴责，因为它当然提高了苏联的技术水平。对于消除人统治人的政权，托洛茨基本人阐述了这样的原则（斯大林接了过去）：这种政权在能够被消除之前必须加强到最大限度。托洛茨基在1933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重申了这一观点。但是，将来事情会有所不同。“历史目的”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来体现的，因此这个党就决定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至于苏瓦林的评论——既然托洛茨基的党不存在，他一定把自己孤身一人视为道德的代表喽——这位先知再次用列宁的例子来做回答：1914年列宁也是孤身一人，在那之后则发生了什么呢？
在某种意义上，这位批评者的异议不能成立：托洛茨基并不认为服务于他的党的利益在道德上就是善的，损害这些利益在道德上就是恶的。他只是认为不存在道德准则这种东西，而只存在政治有效性的准则：“革命道德的问题与革命的战略战术问题是混在一起的。”（《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1942年版，第35页）不顾一件事情的政治后果就说它本身是善或恶就等于相信上帝。例如，问暗杀政治对手的孩子这件事是对是错就没有意义。杀害沙皇的孩子只能是对的（正如托洛茨基在别处所说的），因为这在政治上是正当的。那么，为什么斯大林杀害托洛茨基的孩子就错了呢？因为斯大林不代表无产阶级。一切善与恶的“抽象的”原则，一切关于民主制、自由和文化价值的普遍规则本身都没有意义，他们要由政治需要来决定是被接受，还是被拒绝。当然，这么一来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应当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站在一起，而不与其他对手站在一起，或者使自己与其他什么目的站在一起呢？托洛茨基不回答这两个问题，只说“目的从历史的运动中自然地出现” （《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1942年版，第35页）。虽然他没有很明确的说，这大概意味着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事情，然后就支持之，这不为别的原因，只为它是不可避免的。
在1939年12月的一篇文章中，托洛茨基再次回答他本人是否对取缔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所有政党不负有责任的问题。他答道，当然有责任，但那样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他接着说，“不能把内战的法律同和平时期的法律等同起来。”显然，他已经想到，在这种情况下，内战结束后被取缔的政党应该重新获得合法权利，所以，他接着补充道：“（或者）是专政的法律或者是无产阶级使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法律。” [《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年》（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0-1931）,G.布莱特曼、S.拉维尔编，1973年版，第133页]
在注明为1932年底的一项声明中，我们读道：“评价任何一个政体首先要根据其自身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政体不能够也不希望抑制自己不去破坏民主制的原则和形式上的统治，评价它所依据的立足点只能是它保证过渡到新社会的能力。另一方面，评价民主制政体所依据的立足点必须是它允许阶级斗争在民主制结构内发展的程度。” [《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年》（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2-1933）,G.布莱特曼、S.拉维尔编，1972年版，第336页]
总之，当民主制国家破坏民主制和自由的原则时，感到愤慨并抨击它们是对的，但决不能如此来对待共产党人的专政，因为它不承认民主制原则。这种专政的优越性是它许诺在未来创造一个“新社会”。
从《被出卖的革命》里，我们甚至得知，由于斯大林的宪法禁止普选，则清楚的表明无产阶级专政不再存在。（托洛茨基还说，通过引入秘密投票，斯大林显然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清除政府中的腐败。尽管这看似不可信，但他明显地轻信了斯大林的选举。）
这样，在托洛茨基不断抨击斯大林及其政体，要求回到“苏维埃民主”和“党的民主”的同时，他的总原则也清楚的表明，“民主”意味着持有“正确”政策的人的统治，而并不意味着政策的“正确性”由不同派别争取广泛支持的结果来决定。在《被出卖的革命》中，他写道，需要使“诸苏维埃政党”重获自由，从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即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但不清楚哪些其他政党能够具有“苏维埃”资格。既然只有无产阶级的真正先锋队才能行使政权，那么这支先锋队也一定有权决定哪些党派是“苏维埃”的，哪些是反革命的。在托洛茨基看来，问题的关键似乎是，社会主义自由意味着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自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自由。
同样的论点也可用于文化自由。托洛茨基有时对斯大林政权压制艺术和科学表示愤慨。在《被出卖的革命中》中，他回忆1924年他亲自制定文学艺术领域无产阶级专政的规则的情况：唯一标准是看一部作品是支持还是反对革命，除此之外应该完全自由。1932年7月，他写道，艺术和哲学应当自由，“只要无情地铲除旨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东西” [《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年》（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2-1933）,G.布莱特曼、S.拉维尔编，1973年版，第279页]。然而，这与斯大林的原则完全一样：党的当局机构决定什么东西“旨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任务”，因而必须“无情的铲除”。如此定义的自由在苏联从未遭受过破坏。当然，在这个总提法下，文化受压制、受管辖的程度根据各种政治形势可大可小。20年代就比30年代小。然而，既然原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由统治者决定哪些文化形式符合其政治需要，那么任何镇压和奴役都是不会违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问题再次简化成同一个模式：假若托洛茨基掌权，他自然也不会允许他认为会威胁自己权威的自由；斯大林就是这么做的。在这两种情形中都是一个自身利益的问题。全部区别归结为一条：托洛茨基相信自己“代表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而斯大林相信他——斯大林“代表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
在《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Their Morals and Ours）中，托洛茨基试图驳斥他的一些追随者的异议。那些人说：托洛茨基的道德规则不过为“于我有利的，就是合理的”。在他看来，目的证明了手段。对此，他回答说：如果手段不是从历史中得出来的目的，而是用别的东西来进行辩护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只能是上帝。换言之，对他提问的人正像俄国修正主义者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那样成为宗教狂。他们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与某种超阶级的道德融合，结果却投到了教会的怀抱。他宣称，一般所说的道德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功能。在目前，道德可以服务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或者法西斯主义的利益；显然，敌对的阶级有时可以使用相似的手段，唯一重要的问题是手段为哪一边服务。“手段只能由其目的来证明。但是，目的也需要被证明。从表达了无产阶级历史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如果目的会导致增长人控制自然界的力量，会导致消除人控制人的力量，那么这个目的就被证明为正确的。” [《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Their Morals And Ours),1942年版，第34页]换言之，如果一项政策有助于技术的进步（人控制自然界的力量），推动这项政策的任何手段就自然是正确的。然而这并未说清楚为什么斯大林的政策在那种情况下应当受到谴责，因为它当然提高了苏联的技术水平。对于消除人统治人的政权，托洛茨基本人阐述了这样的原则（斯大林接了过去）：这种政权在能够被消除之前必须加强到最大限度。托洛茨基在1933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重申了这一观点。但是，将来事情会有所不同。“历史目的”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来体现的，因此这个党就决定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至于苏瓦林的评论——既然托洛茨基的党不存在，他一定把自己孤身一人视为道德的代表喽——这位先知再次用列宁的例子来做回答：1914年列宁也是孤身一人，在那之后则发生了什么呢？
在某种意义上，这位批评者的异议不能成立：托洛茨基并不认为服务于他的党的利益在道德上就是善的，损害这些利益在道德上就是恶的。他只是认为不存在道德准则这种东西，而只存在政治有效性的准则：“革命道德的问题与革命的战略战术问题是混在一起的。”（《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1942年版，第35页）不顾一件事情的政治后果就说它本身是善或恶就等于相信上帝。例如，问暗杀政治对手的孩子这件事是对是错就没有意义。杀害沙皇的孩子只能是对的（正如托洛茨基在别处所说的），因为这在政治上是正当的。那么，为什么斯大林杀害托洛茨基的孩子就错了呢？因为斯大林不代表无产阶级。一切善与恶的“抽象的”原则，一切关于民主制、自由和文化价值的普遍规则本身都没有意义，他们要由政治需要来决定是被接受，还是被拒绝。当然，这么一来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应当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站在一起，而不与其他对手站在一起，或者使自己与其他什么目的站在一起呢？托洛茨基不回答这两个问题，只说“目的从历史的运动中自然地出现” （《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1942年版，第35页）。虽然他没有很明确的说，这大概意味着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事情，然后就支持之，这不为别的原因，只为它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