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60年代的苏联时装以及迪奥时装在苏联
有人说过，苏联对于世界服装最大的贡献就是发明了连衣裙，连衣裙在苏联称为“布拉吉”。在20世纪40到50年代，苏联的染织技术已经较为发达，可以生产出大量廉价、漂亮的服装面料。宽松的短袖、褶皱裙、简单的圆领、碎花、格子和条纹，腰际系一条布带，这就是苏联的布拉吉。
布拉吉本为当时苏联女子的日常服装，20世纪50年代在大众视野中，多是苏联画报、期刊和电影，那里面人物的着装和专门开辟的时装专栏。间接影响着中国女性，身穿布拉吉的援华女专家则成了大众直接模仿的对象。
布拉吉成为一种象征，也因此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最进步、最流行的青少年女性服饰。最初中国人听说“布拉吉”时，还以为是一种苏联机器（近似拖拉机的发音），后来才知道，原来就是苏联的“连衣裙”。
据说当时苏联花布生产严重过剩，中国国家领导人为了帮助“老大哥”渡过难关，从苏联购进的大批花布。苏联大花布的“花”，一点不言过其实，花型特大且艳丽，根本不符合东方人的审美观。同时，大花布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会缩水，1尺花布过水后往往会缩掉2寸。如果开料前没有事先计算好，那就容易出问题。
虽然大花布有如此的缺点，但是基于对苏联人民的友好和爱戴，在政府的号召下，北京市民积极热情地购买苏联大花布。一时间，大花布成为各个家庭最常见的布料，床单、被面、窗帘用大花布，布拉吉、衬衫用大花布，甚至男子的短裤也用苏联大花布做。对于有些不愿意穿花布衣服的男子，人们还会说他太“封建”，在民主生活会上往往要给他提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除了少数国家领导人和军人、警察等特殊人群外，男女老少都是穿着苏联大花布上衣，真个红男绿女、五彩缤纷。
50年代初，旗袍衬映出的悠闲，舒适的女性形象失去了生存的氛围，人们对衣着时尚美的追求化为对革命工作的狂热，劳动是美，心灵最美为社会认同。女装流行代表简朴的布拉吉连衣裙，列宁装以及两用衫，长西裤。女学生大部分穿布拉吉连衣裙，或者是背带式工装裤，当时举国上下的妇女都是清一色的古装，最时髦的打扮就是蓝色或者灰色的背带工装裤和白衬衫。
50年代以后，上海等城市较为流行的女上装是女式两用衫、女式衬衫，而冬季是中式棉袄，外面加一件薄棉布罩衫。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者认为传统的牡丹、梅花是封建的装饰，而苏联传来的花布是革命的。苏式服装风行中国各地，以俄罗斯花布做成的女服被称为“苏联袄”，妇女们多爱穿那种抽象花纹的长袖衫。夏天一到，来自十月革命故乡的花衬衣，在街头随处可见。
同一时代还有一种很引人注目的服装，就是以“苏联大花布”制成的男性衬衣。当时以能穿上这样一件衣服为荣。这除了政治上的一些原因外，还因为这种衣服打破了当时中国男性衣服单一色调—白灰蓝的局面， 给男性服装增添了新意，青年们穿起它，更显得活拨可爱，精神抖擞，故一时成为流行的服装。
在同时期的苏联，此时这个国家尚处于铁幕之下，生活完全依赖于国产。当时外国时尚尚未渗透入国内，饱受革命洗礼的老奶奶们笃信，外表上打扮一下就属于资本主义余孽。她们穿着单调的直筒式连衣裙，带着包住下巴的阿廖努什卡式头巾，根据不同季节穿着毛线或棉的、毫无弹性所以"堆"在脚踝或膝盖上的长袜。她们穿凉鞋时喜欢穿棉袜，以免磨破劳动的双脚。男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男人，则穿着灰色或深褐色的宽松的西服和衬衫或被亲切地称作"蝴蝶"的polo衫。
这些衣服当然都是洗干净并熨烫整齐的，即使在意识形态影响下人们依然保留着对自己和自然整洁的尊重。主妇们直接在厨房的灶台上用桶或锅把白衬衫、床上用品和其他家纺用品放在水里煮沸，然后用专门的木钳子捞出来，有的人还会再浆一下。
当然也有例外，有些追求时髦的女性按时尚杂志上的样式给自己缝了一条色彩动人、优雅时髦的连衣裙。材料的确是通过关系"搞到"的，用得节省到每一寸。在私人制衣店可以缝制的猴子帽和皮围巾套装。当然，当时女人的衣柜主要还是被大众化款式的服装占据。
人们开玩笑说："苏联没有时尚，但有轻工业"。的确，所有进入百货商店柜台的产品都是由国立时装工作室设计、根据共产主义思想严格筛选并在全国各地服装厂大批量缝制的。公正地说，这些东西中许多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往往穿很多年后还能传给下一代继续穿。但这样一来，柜台上商品的品种便少得可怜：只有几种夏天的连衣裙和几种冬天的连衣裙，清一色的连指手套和一双靴子。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口的皮货、针织品和化妆品就能让当时的苏联妇女兴奋不已。罕见的意大利和法国时装则更是弥足珍贵、价值连城，而且只有通过熟人才能买到，就像侦探小说里的情节一样。
商品短缺并未能抑制住人们对美的追求。而且，电视上也开始经常播放外国电影和国外新闻。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了首届国际青年大学生艺术节，吸引了大批的外国人并汇集了大量外国商品。而且，当时已经开始允许运动员和电影工作者出国，这些人便开始从国外给亲朋好友带衣服。年轻人则开始穿时髦的风衣和带毛领的厚夹克。为向外国人展示我国人民懂得如何得体地穿着打扮，六十年代苏联电影中的演员已经穿起当时世界上最时髦的服装，影片本身也变得更加开放。银幕上的女演员开始像碧姬·芭铎那样散开秀发并穿着无袖连衣裙， 细高跟与超短裙 时髦女郎也一改负面形象，留着特有的巴贝特式发型的美女塔季扬娜·多罗宁娜（Tat*yanaDoronina）成了那个时代的明星。
许多苏联女性受到明星的启发也开始穿梯形连衣裙和箭头丝袜、化眼妆并留巴贝特式的发型。似乎只有苏联儿童时装没有跟上潮流。自己给孩子缝制衣服或有幸弄到进口服装给孩子穿上便已经很体面了。当时幼儿园的孩子主要穿着用专门的夹子夹在短裤上的纯棉长袜、短裤和小衬衫。
更早的30年代，苏联曾经有一部戏剧名为《个人生活》：一个工厂的经理是个十二分热心的共产党人，每天从早到晚忙着厂里的事务，就连衣服破了，胡子长了，头发乱了，他都顾不上，更不用说陪太太和女儿出去玩玩了。太太却是好玩的，十七八岁的女儿也是好美的。
终于，夫妻之间发生了一次大冲突，太太到党组织去告发了他，说他蔑视女权。同时他女儿也出了事，她竟然饿了三天，省下钱，去买了双丝袜，也被人告发到党组织。党组织开会讨论，首先发言的是一位女同志：“现在全世界的劳工都受压迫，法西斯主义在那里活跃。我们应该节衣缩食，努力奋斗，还想穿丝袜子吗？这位同志显然不明革命党人的天职。衣服像我这样简朴不就够了吗？(与会者大笑)我提议开除她的党籍。”
其他的同志却不以她的这种议论为然，他们认为党员也应该有“个人生活”。有人批评经理说：“做经理同时也要做人，外表不整，家庭不理不一定就能做个好经理。”戏的内容确实很简单，戏的结尾却很有意思：一位男同志对买丝袜的经理女儿说：“你这事虽可原谅，我看你还不深知马克思主义。让我尽点义务，每天教你一点钟的《资本论》，同志们是应该这样彼此相助的。”
不过，到后来他并没有辅导她去读《资本论》，而是答应了结婚之前替她买三双袜子，一件新外衣。
1959年6月，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 Dior）品牌女装在莫斯科举办首次时装秀，惊爆全城。苏联劳动妇女首次近距离欣赏到了“资本主义腐朽文化”，批判之余，脑海挥之不去的念头时隐时现：如果我穿上这些衣服会很漂亮吗？
莫斯科的许多男人与女人们被迪奥来带来的12级风暴摧毁了自信心，他们首次感觉到自己很“土”，艳丽的迪奥令一些人无地自容。对于莫斯科人来说，自己固有的审美观被粉碎。，今年注定会是记忆里最时髦、诧异又大开眼界的夏天。因为在那年夏天的一个周末，一群花枝招展的法国模特，穿着五颜六色的高级定制时装，来到了全苏联的时尚中心——莫斯科GUM百货商场。跟随这群美丽天使们穿越铁幕而来的，还有LIFE杂志的摄影师Howard Sochurek，他用镜头记录了下这些历史上无比宝贵的瞬间。
1959年，正好是Dior新设计师 Yves Saint Laurent 刚刚执掌Dior的初期，他重新定位了品牌设计并主张把新的风潮推向世界，而他的前哨阵地就是刚刚经历过二战洗礼、由斯大林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
Dior和苏联的结合，可以说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一种必然：对于苏联而言，当时正是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解冻」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和市民生活逐渐恢复，克里姆林宫的官员们也在设想重塑自己在西方被妖魔化已久的形象。所以，通过政府的中间牵线人，以时装和时尚作为交流契机，引来西方公司，扩大国家正面宣传，是一件必须要去做的事儿。
对于Dior来说，这也是一次在世界关注的目光下重新自我定位、展示的机会，与苏联沾边，与社会主义沾边，在设计的艺术理念上而言，就是从之前的精英审美转变为了更加适应大众、更加功能主义的服饰。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Saint Laurent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次致敬，一次调谐尝试。毕竟，苏联最著名也最高的艺术成就，就是它以集体之力创造的那种宏大冷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
Dior带来的模特团队在莫斯科工人俱乐部的走秀吸引了很多目光，黑市的门票甚至被炒到了100卢布的高价，但它的影响力还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毕竟只是凌驾于苏联现实之上的一场秀，而为了让这场秀更加大胆和不同，法国大使馆、苏联政府和Dior公司安排了几趟「不受约束」的出行。而这次莫斯科之行真正的影响，正是在于自由的街头漫步，与真正的苏联市民生活的对撞。漫步，也让西方消费主义的物质气息，第一次飘进了消费主义重又兴起的苏联社会。
想想看，莫斯科最普通的市民也可以近距离闻到Dior的香水，摸到Dior的面料。相比之下，那些穿得起华服的苏联高官的美太太们，于市民而言，绝对是比模特还要冷艳。外来的法国模特，带来了一种真实的美丽。虽然，苏联官方的媒体对西方文化的来袭保持了本能的警惕与批判，但这并不代表冷漠的围观中，就没有真心的喜欢和纯粹的审美。
从照片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被粗糙的花头巾包裹的苏联妇女们，在法国美人们的身后，有着天上地下的剧烈反差，很容易让外界留下一种苏联无比落后与土气的印象。这是正常的，因为即使是在GUM百货中心，那些有能力消费得起苏联高档货的「红色中产阶级」们，也仍然里西方社会里的摩登时尚相距甚远，甚至，这些苏联人显得那么衣衫褴褛。
不过，这不太要紧。苏联老百姓并没有停止对法国美人们的崇敬和膜拜，而她们也没有被当成妖艳的怪物来对待。相遇与好奇的故事，在文化隔阂中，在互相试探中，进行着。这里，基于意识形态的，西方堕落腐朽的假想敌形象，并没有完全左右大众。展示美与审视美的气氛，才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并非其他文章中所提到的那种反感与排斥）。
法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对这次独自逛街活动给予了很高的关注，他们甚至为模特们准备了一份莫斯科出行规范手册，来告诉大家如何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以及如何理解可能出现的怪异举动：
「要准时；没有威士忌供应；不要拍小孩、建筑物和桥梁（小心被当成间谍）；不要拒绝别人给你递烟；在饭馆、大街、博物馆，哪怕是路过墓地，都一定要优雅高贵而得体正确；出席活动时要适当喝酒，并且一定要回应所有祝酒词；如果接受访问，一定要按照事先准备的答案回答；要穿裙子，不要穿裤子……」
Dior 这次红色市场的商业运作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但确实最成功的一次。这事儿就像现在到北朝鲜找金家人做服装代言人一样，肯定能火遍全球。
不过，早在Dior之前，1956年的时候，一家英国时装公司就做过类似的事情：他们在莫斯科的高尔基公园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时装走秀，来推广自己公司的品牌。所以，我们大可以不必要用太政治的眼光来解读这种结合。毕竟苏联从来不缺少美丽的女孩子，怎么可能没有女性服装市场呢？
但Dior的时装生意却并没有在短期之内就在苏联境内开展起来，或利益或意识形态的东西，阻碍了真正的时装销售。直到1966年，Dior才正式与苏联官方签署了商业协议，开始正式进军红色市场。不过，在此之前的那些年，借助这次事件的影响，Dior的香水、化妆品等产品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关于这次成功的时装外交，我们也可以一种纯商业的视角来看待。资本与政治，到底是谁先爱上了谁呢，说不明白。所以，在商业这件事情上，是不分西方东方的，哪里有市场，资本就往哪里飞。硬要分出一个驱动力，也没必要非归结于意识形态或国家宣传。资本与政治作为幕后推手创造的历史事件，在当时以至现在都是暧昧不清的。
不过很快，这种迪奥式的风格在之后的的60年代到70年代便体现出来，苏联的时装设计受到了了法国时装非常深刻的影响，又带着俄罗斯民族自身的风格。
补充一下，以上照片的拍摄地点是列宁格勒，当时是苏联最西化、最时尚的城市，地位甚至高于莫斯科，有些像中国上海（当地居民还能收到芬兰的电视节目）。
现在，许多俄罗斯人至今仍会深情地回忆起遥远的六十年代。连在厚实的连裤袜上的短裤今天全世界都在穿，而且不只是孩子。另外，那个时代的老奶奶式的连衣裙时下也成为时尚而备受推崇。
对于冬装，俄罗斯人大多会选择厚实的皮草，毛皮大衣的款式也因俄国家的发展状况而有所不同：极力反对铺张浪费的改革家彼得一世去掉了毛皮大衣肥大的长袖和下摆；18世纪的西欧时尚使俄罗斯传统皮草只在下层市民、哥萨克和农民阶层中继续存在。但严冬的到来使得最狂热的时尚达人也要穿上这一御寒神器。毛皮大衣款式多样，最流行的是双排扣、前后片垂直、长直袖和翻领大衣。
到了19世纪，收腰款式开始出现。无论款式如何，所有大衣都是从右向左对襟，用挂钩或纽扣系上。长度则各不相同，有全身长款的，也有相对较短的，并且女款大部分较短。男款和女款的区别实际上也只是尺码不同而已。与西欧文明的互动交流则使俄罗斯裘皮变得更加优雅、时尚。
在冬帽上，名气最大的俄罗斯冬帽当属护耳帽（ushanka），这种加厚保暖的帽子带有两个耳罩。它的设计可追溯到17世纪的护耳棉帽"三耳帽"（treukh，字面意思是"三只耳"）。"三耳帽"通常是羊皮制成的圆形皮帽，帽子后面带有较宽大的帽檐以完全防护后颈到肩膀的部分，侧面带有两个稍小的耳罩。耳罩各含一条带子，可系在下巴下方，这样的设计能让人们更有效地抵御寒风严冬。"三耳帽"在俄罗斯中部和北部特别受欢迎，因为当地冬季特别湿冷。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和西伯利亚相比，莫斯科的严冬更令人生畏：尽管西伯利亚的温度确实更低，但较低的湿度让人感得实际没有那么冷，使人相对更容易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