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西斯将一场可怕的战争强加给了苏联，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了严峻的考验。鉴于苏联时期，许多民族和许多宗教的信仰者遭到了当局的残酷镇压，特别是穆斯林 —— 在沙皇专制统治制度下以及苏维埃政权上台后一直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造成卫国战争爆发前，大规模的清真寺被关闭和大批宗教人士被镇压。阿道夫·希特勒和其追随者认为，进攻苏联将有助于使苏联境内原本已经紧张的各民族矛盾更加激化，犹如在苏联后院放一把火，导致穆斯林、佛教徒、天主教徒、路德教徒揭竿而起反抗苏联政府，最终导致政权瓦解。
希特勒将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穆斯林，这个遭受最大压迫的少数民族身上，然而他的这个期望最终化为泡影。战争爆发后，十数万的苏联穆斯林放下成见，以大局为重，坚定的站在祖国捍卫者的行列中。普通信徒和他们的精神导师的爱国立场通过他们自己的各种方式得以展现：积极参加前线和敌后的战斗；为国防基金筹款；为红军提供武器、设备、粮食；对军人家属的支援和帮助；奔赴前线；照顾数百万从战区疏散到后方的同胞们。穆斯林宗教组织的领袖们、伊玛目（伊斯兰教徒的宗教首领）在清真寺布道时呼吁自己的忠实信徒们应不遗余力地抗击法西斯侵略者，对红军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为苏维埃国家在争取解放敌占领土和在抗击法西斯侵略者斗争中取得胜利而祈福。


1942年5月，在乌法召开了国家伊斯兰宗教领袖和信徒代表大会。谈到它，穆斯林宗教中央管理局主席穆夫提·加布德拉赫曼·拉苏列夫说道：“今时今日，任何一个信徒，无论他的身份是儿子、兄弟或是父亲，都会为保卫我们共同的家园拿起武器抗击德国侵略者， 正如那些在工厂中辛勤劳动，默默在背后帮助自己的祖国赢得胜利的人们一样。对于我们这些苏联的穆斯林而言，还记得伟大的先知默罕默德（真主阿拉保佑和祝愿他）曾经说过：“Хуббуль ватан миналь иман”，意思就是：热爱和捍卫祖国是信仰的一部分。为前线战士提供武器等同于参战；不参战的劳动男女，谁把前线战士的原来的活儿干了，无异于参战。” 上述这种呼吁激发了穆斯林们的爱国之心，满腔热血，无惧痛苦和死亡，渴望尽一切可能打败敌人。为了打败敌人仅仅有一颗爱国之心是不够，还需要具有顽强精神、掌握军事技能和技巧，以及不同教派和种族的人们放下成见携手作战。
伏尔加河地区、乌拉尔山脉地区和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们曾在沙皇俄国军队中参加过军事行动，积累了不少战斗经验。中亚、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穆斯林们则不像前者，过去不曾经历过战斗。从法西斯手中维护祖国统一是他们的愿望，在苏联和平时期，平时的劳动、学习和生活中实践，帮助他们迅速掌握军事技能，使他们能够与其他民族和不同宗教的战友共同携手与憎恨的侵略者战斗。苏联的穆斯林儿女们在战斗力强大的敌人面前表现出了众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主义奇迹。来自穆斯林战士们的同胞的信件鼓舞了他们的士气，特别是因为这些信件中告知他们，祖国对他们的家庭的关怀。例如：1943年6月，一封信寄到了前线巴巴库尔·阿布扎洛夫大士手中，这名来自布哈拉州吉日杜万地区的穆斯林大士曾因作战勇敢荣获2级卫国勋章。同村的村民们写道，他们已经为他家修建了一所新房子，提供了两头奶牛，还给他的孩子们添置了新衣服，让他放心。这封信的内容刊登在1943年6月16日发行的《真理报》上。








伊斯兰的象征意义不仅仅存在于穆斯林宗教组织和伊玛目的集会上，而且还对为打击法西斯侵略者动员征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伊斯兰象征符号出现在文件上，在全体公民的大规模集会场所被大量派发并在大众媒体上发表，这可以作为苏联领导层对待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立场有一定程度变化的证据。例如：1943年1月31日，在塔什干召开的反法西斯人民代表大会上，向乌兹别克斯坦族、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族人喊道：“亲爱的儿女战士们！希特勒打电话给我说，塔吉克斯坦族、吉尔吉斯斯坦族、乌兹别克斯坦族、土库曼斯坦族和哈萨克斯坦族都是亚人类、是劣等民族，根本不配做人。希特勒让自己强大的武装牢记住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塔吉克人都是头脑愚笨的野蛮人。你们的力量将成为我们的武装，让他们永记我们民族的名字！战士—儿子！战士—兄弟！丈夫们！你们现在正在参加一场伟大的战争，这是一场为苏维埃祖国自由的圣战，“荣誉、自由、复仇”如此神圣的词语将被载入这场宗教战争的标志中。换句话说，苏维埃政权允许党和国家大众媒体将抗击纳粹德国的战争思想作为一种圣战信仰推广到穆斯林中，因为在德国法西斯在苏联制造“斯普特尼克反宗教人士”事件之前，经苏联党政机关批准，对国民的宣传是：“宗教组织是反苏联战争教唆者的积极帮凶。”、 “伊斯兰教，如同任何其他宗教对人民含有深深的敌意。”、“穆斯林关于圣战（吉哈德，昔时伊斯兰教徒的护教战争）的教义帮助帝国主义煽动民族之间的仇恨”等。相对于当局此前的态度，很显然，苏联当局构建的这种新关系态势主要是出于对伊斯兰的战争动员。
希望当局放宽国家自由化程度是穆斯林的精神需求、希望促进他们的神圣宗教发展。1943年3月，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约瑟夫·斯大林发电报给穆斯林宗教中央管理局主席穆夫提·加布德拉赫曼·拉苏列夫对穆斯林筹款参加坦克纵队建设表示感谢。斯大林与穆夫提的电报内容被广泛登载在报纸等印刷刊物上。早些时候，俄罗斯东正教教宗也收到过类似的感谢电报。这些都是国家与宗教组织之间为了建立更好关系的征兆。1943年秋，苏联政府同意在塔什干市建立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穆斯林的宗教管理局。不久之后，在北高加索的布伊纳克斯克和高加索的库班市相继建立了穆斯林宗教管理局；布哈拉的“和平阿拉伯”穆斯林学校开始开班授课。
在苏联的城市和乡村有上百座清真寺得以开放，事实上，有上千所各种穆斯林礼拜所和设施得以恢复，大量的伊斯兰教服刑人员从监狱和劳改营中释放。与此同时，苏联当局还授权伊斯兰教恢复其五大支柱之一 —天课（伊斯兰教的济贫税），收入用来发放给有需要的穆斯林，为此，该宗教组织挑选出来专职人员负责此项工作。此外，为了约束教众，忠实执行正统古兰经上规定，当局还允许宗教中心编写和分发法特瓦（伊斯兰教的教法官根据本教法学派的基本原则和案例做出的判决）。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穆斯林宗教管理局发行的法特瓦上称，所有拥有1万6千卢布和更多财产（1944年至1945年的价值）的穆斯林家庭除了保留冬夏季服装、寝具、奶牛和10天的储备粮食外，必须按照所拥有的财产价值中，每40卢布捐献1卢布的比例每年捐款一次。
最终，不得不提到，自1944年以来，苏联当局准许穆斯林宗教组织可以组织信徒出国前往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圣地朝圣，从而加深了长期以来在苏联境内，如同与世隔绝的伊斯兰组织得以进入穆斯林世界。这与苏联当局政策的重大转变息息相关。一般而言，对于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这可以解释为在战时艰苦条件下，斯大林为避免造成社会不安定和保持政权稳定的一种尝试，利用宗教组织动员信徒参加反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以及他希望尽一切可能壮大反希特勒联盟的力量。实现上述目标，可观上在卫国战争期间为信徒营造了一个相对客观的“宽松”政治制度氛围。当局对伊斯兰教收集天课的许可、以及允许穆斯林在库尔班巴伊拉姆节上祭祀牲畜、而每一个穆斯林在斋月（天课开斋节）结束之际被要求的必要性施舍，客观上促进了宗教组织所需的物质支持，特别是对物资的极度需求儿女众多的穆斯林军人家庭，可以得到宗教组织的物资援助，对稳定后方社会安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作为全家养家糊口支柱的男人奔赴前线时， 家里留守儿童的成为了一个重大问题，这就全得依赖于传统穆斯林的慈善机构的资助。在一方面，清真寺已然成为了为这些家庭提供物资援助的重要中心。但是，在伊斯兰教传播的传统地区，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伊玛目（而有时甚至更多），如果居民信徒遇到任何灾祸和需求都可以去找他。对于前线战士家属的大力支持是由《祭祀牲畜和斋戒月节结束后的强制性施舍》等教义落实的。一些宗教仆人解释称，信徒不能有理由在库尔班巴伊拉姆节举行祭祀牲畜时，不为有需要的人进行施舍（садака）。其次，进一步考虑到战时的特殊情况， “允许”，与其祭祀牲畜不如把用于祭祀的牲畜或者等价的金钱交给前线战士的家庭。这样的做法促进和加快了“每一个劳动集体的用自己的基金给予红军家属帮助”、“为每一个前线战士家属提供奶牛”等口号在伊斯兰教传统地区的扩大传播。
伊斯兰教可以将获得牲畜、小牛、奶羊的前线战士家属发展成信徒。例如，塔什干州扬吉尤利地区的尤苏波夫穆斯林成员集体农庄发起倡议，帮助红军战士家属。集体农庄会议上决定提供给红军战士家属17只羊、1.5吨大米、1吨小麦、4.5吨蔬菜和2万6千卢布，集体农庄的庄员们呼吁全体乌兹别克斯坦的劳动者以他们为效仿榜样。这一崇高的倡议得到了全国各地数百万穆斯林的支持。除此之外，中亚、哈萨克人、鞑靼人、巴什基尔人在自己的家中接收了数以百万计的因敌人占领而流离失所的苏联人民。孤儿受到了特别的照顾，例如，塔什干的穆斯林铁匠沙穆哈梅多夫的家庭收养了14个民族完全不同的孩子。苏联东部地区成千上万的穆斯林以他们为榜样。
苏联的穆斯林为打败德国法西斯所做出的贡献不会被遗忘。正如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马赫穆特·艾哈迈托维奇·加列耶夫曾写道：“我们获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具有全球性的意义。积极参加了这场战争的前苏联穆斯林民族和我国信仰其他宗教的民族将被永远载入这场胜利的史册。数万和数十万奔赴卫国战争前线的穆斯林人获得了政府的荣誉 — 勋章和奖章，仅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我国少数民族鞑靼人就超过了200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穆斯林。”







尽管穆斯林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做出了伟大贡献，然而斯大林任然对其不信任和不友好。当国家需要“管教他们”时，让人民绝对服从邪恶领导的意志并在即将粉碎纳粹主义之后，再度向穆斯林挥起了皮鞭。受到非法镇压的不是个人，而是把伊斯兰教一直作为自己传统宗教的整个民族。1943年至1944年，大批的卡拉恰耶夫人、印古什人、车臣人、巴尔卡尔人、克里米亚鞑靼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库尔德人被押解出居民点并被永久流放。他们被强行从自己的家园驱逐到数千公里外的其他气候条件地区，他们中的三分之一至一半死去。斯大林政权回应称，这些几乎所有的儿子都在红军中服兵役的民族，大多数都死于敌手。但迫害并不仅限于驱逐，战争结束后，鞑靼人的《也迪古》、阿塞拜疆人的《科尔库特之书》、乌兹别克人的《阿尔帕梅什》和吉尔吉斯人的《玛纳斯》这些民族史诗被当局宣称为反人民和封建主义传统史诗，而研究他们的人 — 是滋生伊斯兰教意识形态的温床。即使是著名的东方诗人，乌兹别克文学创始人，艾力西尔·纳瓦依也被蔑称为“穆斯林蒙昧主义的布道者”，许多穆斯林文化知识分子阶层的人民被活生生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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