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尔受大湿再次打滚，试图靠“大清洗”扳回一城。然而，大清洗，或者说肃反扩大化，其起因、经过、结果究竟如何呢？

1.NKVD的首脑们
亚戈达是站在布哈林派一边的。
关于这一点，布哈林显然很不给那些嚷嚷亚戈达是“斯大林的刽子手”的右棍的面子，在1928年间与刚刚恢复党籍的原托季联盟头头加米涅夫进行的秘密谈判中明确给了他们一记响亮耳光：
“我们的潜力很大。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绝对支持我们。我试图让poliburo的其他委员脱离斯大林，但暂时还没有什么结果。奥尔忠尼启则不是骑士般的人物。他常来看我，痛骂斯大林，但到决定性时刻出卖了我们。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也在最后关头背叛了我们。我认为斯大林用一种特殊的锁链把他们锁住。联共（布）中央组织局是我们的。国家正治保安总局的领导人亚戈达和特里利塞尔是我们的人。安德烈耶夫也支持我们。”

此外也有证据表明亚戈达暗中一直坚持反斯大林立场。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叶若夫和他在党监察委员会的同事公开表示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领导的不信任。不如说相反，他完全赞同亚戈达的行动。1935年11月亚戈达获得国家安全总政委的称号，使他和五位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柳赫尔平起平坐，此后他的地位似乎更巩固了。但亚戈达显然还是有理由怀疑自己地位的牢固，这就更加促使他与斯大林对抗。
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曾与我父亲一起在矿山学院学习。他对我父亲说，1935—1936年冬有一次他和剧作家基尔雄一起被邀请去依然与知名作家保持关系的亚戈达的别墅。在丰盛的宴会之后开始了无拘无束的谈话。法捷耶夫听到，所有谈话者，包括人民委员（注：这里指时任NKVD人民委员的亚戈达）都用最粗野的话痛斥斯大林，并表达出强烈的愿望要“从暴君手中解放多灾多难的国家”。法捷耶夫这个过去的远东游击队员性情急躁，他认为，他落入了“敌人的巢穴”，连大衣也不穿就跑出了别墅，在冬天的道路上迈步向莫斯科走去。当基尔雄和亚戈达的警卫坐的轿车赶上他时，他差点就冻死了。基尔雄向法捷耶夫“解释”，他是残酷玩笑的牺牲品，实际上所有在场的人都极为爱戴斯大林。他们把作家载回了别墅。直至亚戈达被捕，法捷耶夫没对任何人讲过这件事。也许，其他许多参加亚戈达宴请的人也长久保持了沉默，其中也包括对斯大林的看法与内务人民委员的意见相吻合的人。
——《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

提拔叶若夫的初衷就是用来取代不可靠的亚戈达，但不排除他从1935年开始介入内务部的工作后反而被亚戈达及其部下所逐渐同化了（至少在亚戈达倒台前未见其有明确反对亚戈达之举，亚戈达倒台后的例行公事另说），甚至有亲斯大林的历史学家认为叶若夫也是布哈林派残党，故意推动肃反扩大化以刺激社会上对斯大林不满的情绪，然后准备以此为借口发动政变（虽然他主持了1938年3月处决布哈林的那次公审），此论是否确切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另外，所谓“斯大林是沙皇暗探”的说法，最早应该是斯大林在党内的政敌出于political struggle的需要制造出来的（然后再流传到国外）。早在1932年，留京（布哈林分子，1924--1928年担任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区党委书记。1927年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10月在反对bureaucratism的“自我批评”中被撤职）为首的布哈林派地下小组“marxism-leninism联盟”）在其散布的宣言《告联共（布）全体党员》中就攻击斯大林为“大间谍、奸细、D的破坏者”、“俄国GM的掘墓人”）
至于贝利亚则死在斯大林身后，这是基本的历史常识。虽然现在披露出来的材料证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revisionist，斯大林逝世后他最早主张批判斯大林（并为此整了很多斯大林的黑材料，后来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用上了），主张与铁托集团统治的南斯拉夫恢复党际关系（这些后来为干掉他的赫鲁晓夫所实践）、并和其他苏修新领导一起扶持纳吉当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推行所谓“新方针“，甚至主张放弃东德的socialist改造，将其并入西德（他认为一个芬兰化的统一德国对苏联来说已经足够，当然这一点后来成为其倒台的导火索）。此外还有说法认为他主张在苏联西部新领土（波罗的海三国、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等）不搞集体化，并在国内局部地区引进国际资本）。

有证据说明，NKVD人民委员从表示不满的谈话和阴谋转向准备国家政变。雷宾（注：此人为斯大林的警卫员）回忆道：“过去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学校的学员，后来是斯大林昆采沃别墅的警卫队长的И．奥尔洛夫告诉我：‘1936年初，他（指亚戈达）的副手阿格拉诺夫、政府警卫首长巴乌凯尔政委、他的副手沃洛维奇和金采利组建了一个特别战斗连。这些战斗队员都是两米身高，灵活敏捷，剽悍有力，有勇士般的体魄。我和我的同期学员谢列达和尤尔奇克也在内，我们学徒手自卫、近距离拼刺刀、越过障碍。我们武装得很好，还穿制服。通常我们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进行操练，而亚戈达则从自己办公室窗户里观察我们。终于决定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院子里检阅我们。亚戈达和他的同伙认为，我们正是为他们的阴谋能去干任何强盗行径的小伙子。他们训练我们是为了夺取克里姆林宫和逮捕斯大林同志。但是阴谋破产了。’”雷宾本人要人相信：“整个行动队由各种等级的人组成……5月1日在红场集合时，要迅速把四至五把手枪塞进军用挂包。”如果一切如奥尔洛夫说的那样，那就是说，夺取权力和政治上谋求继续生存导致亚戈达作出反国家的行动。
——《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

2.军队派集团成员
图哈切夫斯基的亲戚利季亚·诺德在巴黎出版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一书。她当年常去图哈切夫斯基家，听他同他的志同道合者乌博列维奇、亚基尔、费尔德曼等人的谈话。她很欣赏他们谈到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时说的俏皮话和讽刺话。她公开写道，他们打算“收拾”这些“正统派”。读者可以从利季亚·诺德的下面一段话中判断出这些谈话的调子和方向：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我一点也不明白斯大林崇拜德国的态度。起先我以为他只是表面上对德国有好感，为的是表示“自己有学识”……但是我现在发现，他是希独睾的暗中的狂热崇拜者。我不是开玩笑。这是离爱恋只有一步之遥的仇恨……只要希独睾向斯大林走近一步，我们的领袖就会张开双手扑上去拥抱FXS领袖。昨天，我们私下里谈过，斯大林认为希独睾镇压犹太人有道理，他说希独睾在清除妨碍他达到目的的一切，从希独睾的想法看他是对的。希独睾的成功给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只要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他有许多东西是照搬德国元首的。我以为，对德国元首光环的妒忌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不管怎么说，希独睾的“官阶”要高一些，他毕竟还当过上等兵，而我们这一位连士兵都不是。前者想爬上统帅的位子的努力是有道理的，因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那位过去的正教中学学生想表明他不次于毛奇，这就十分可笑，在目前情况下还十分可悲。更可悲的是，竟有人不去制止他，反而装出欣喜万状的样子，望着他的嘴巴，等着他说出天才的思想……’”
但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敏珠派”无视这一切，像又聋又哑的人一样在报刊上写文章、出书，在电视屏幕上喋喋不休大谈对阴谋分子的暴力，为他们的无辜受迫害鸣冤叫屈。
——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著《斯大林大元帅》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图大帅与托先知有旧（1920年杜缅科案件中给托先知当了刀子，虽然并非托派死党），事实上持反斯大林立场（至于所谓““收拾”这些“正统派””的说法是停留在军部大佬之间私下吹牛的水平（但这也已经足以反映其立场）还是进行了实质性行动阶段就见仁见智了）。
顺便，图大帅及其亲信、原红军干部管理局局长费尔德曼之流至少在初期的军内清洗中起了积极作用，给包括罗科索夫斯基在内的一大批军队干部的档案里敲上“O.y.”（不可信任）标记。这一措施的流毒甚至在图氏集团垮台后仍然有影响——因为肃反人员是习惯于按照档案行事的。
《杜缅科案件》： （http://tieba.baidu.com/p/922670144）
这个案子很有趣。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3.右派和托派集团
哈佛霍顿图书馆的托洛茨基档案在1980年1月开放之后不久，托派史学家皮埃尔·勃鲁埃(Pierre Broué)发现了列夫·谢多夫(Leon Sedov)和他父亲托洛茨基的通信。这些通信足以证明苏联内部托派和其他反对派之间的集团的存在。1932年中某时，谢多夫告知父亲如下：
集团已经建成。季诺维也夫分子、斯登-罗明纳兹(Sten-Lominadze)集团和托派(原“投降派”)成员纷纷加入。
萨法尔(Safar，按指Safarnov)和塔克汉(Tarkhkan，按指Tarkhanov)集团尚未正式加入——他们的立场过于极端;但他们很快就会进入集团。正是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流放之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正在为着集团的事宜而与我们的人谈判，此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出了关于他们在1927年的重大失误的声明。
几乎同时，美国历史学家阿奇巴尔德·盖提(Arch Getty)发现托洛茨基至少曾秘密致函拉狄克(Radek)、索科利尼科夫(Sokol'nikov)、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ii)、科伦泰(Kollontai)和李维诺夫(Litvinov)。前三者在公开改变观点以前属于托派。盖提并未找到那些信件——发现的只是些挂号信收据。盖提据此领会到这意味着托洛茨基档案也已被“清洗”过。信件已被移除。其他材料也免不了被清洗。
“清洗”这类档案唯一的缘由，无非是为了去除那些可能证明托洛茨基有罪的、对其声誉有恶劣影响的材料。信件遭到移除的事实，正如对致函拉狄克的问题的一个调查所显露的，无论如何都能说明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曾经说谎。他自食其言地声称他从未与苏联内的反对派保持联络;并且自相矛盾地说，他绝不会接受一个在他的支持者和其他反对派团体之间的秘密集团。
很明显，勃鲁埃觉得这个事实的意味令人不安。他绝口不提盖提对托洛茨基与苏联内部支持者和其他人物通信或者托洛茨基档案曾遭清洗的发现，尽管勃鲁埃非常肯定地引用了盖提的出版物(一篇文章和一本书)。
可见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学者们就已证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在事实上存在，其成型于1932年，而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亲身参与。谢多夫还前瞻到萨法尔诺夫的加入，后者无论如何也还有一个自己的小集团。
1937年1月下半月，正值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之时，谢多夫在与荷兰语的社会民主主义报纸《人民》(Het Volk)的访谈中说漏嘴，曝出托派曾与1936年8月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有所联络。谢多夫特别点到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Smirnov)。说到拉狄克和皮亚塔科夫(Piatakov)，谢多夫补充道：“托派与他们的联络少过其他人。更准确的说：根本没有联络。”这不过是谢多夫企图收回关于拉狄克和皮亚塔科夫的失言。
但谢多夫甚至都没有试图收回这前面的信息：托派确然与“其他人”有所联络：斯米尔诺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场访谈，包括说漏嘴的部分在内，发表在1937年 1月28日地方版的《人民》。说漏嘴一事这也被供产党的报刊所留意。(见Arbeideren, Oslo, February 5, 1937; Abejderbladet, Copenhagen, February 12, 1937.)幸好有了盖提，现在我们知道Dang报是对的。谢多夫的谈论还真是说漏嘴了。我们知道谢多夫是在撒谎，因为盖提已经发现了托洛茨基给拉狄克写信的证据。托洛茨基确确实实在与拉狄克接触。谢多夫评论的第一条，说接触比之其他人更少，倒是确切的。
这样一来，在托洛茨基档案的确认下，我们就有了充分的、非苏联方的证据来佐证如下事实：
* 一个季诺维也夫派、托派和其他反对派组成的“集团”的确在1932年形成，其中至少囊括了斯登-罗明纳兹集团、或许包括萨法尔诺夫-塔克汉诺夫集团(无论如何都与之有所接触)，以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本人。
*托洛茨基确实一直在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其他人联络，也许是经由他的儿子兼首席代表谢多夫。
*托洛茨基确实至少与拉狄克和皮亚塔科夫接触过。
*正如拉狄克在1937年莫斯科审判时证实的那样，托洛茨基确曾在1932年的春天寄了一封信给当时正在日内瓦的拉狄克。
*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接受托派史学家皮埃尔·勃鲁埃的结论：说这个集团是短命的、朝生暮死的。勃鲁埃没有证据支持他的结论，我们却了解到了托洛茨基档案曾在某个时候被清洗过。
——《从苏联解密档案和托洛茨基档案所见的苏联历史》

4.基洛夫案的黑幕
但是，假如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有预防措施的话，心理不平衡的尼古拉耶夫也未必敢实施谋杀基洛夫的行动。许多事实，其中包括罗伊·梅德韦杰夫用来指责斯大林的事实，实际上只是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负责基洛夫安全的人做了不少使尼古拉耶夫不受阻碍的事。还是在基洛夫被害之前，尼古拉耶夫就仔细地研究过他散步的线路。罗伊·梅德韦杰夫写道：“有一次散步时警卫拘捕了一个走近基洛夫的人，这人就是尼古拉耶夫。在他的公文包上有一个切口，不用打开公文包上的锁扣，通过切口就可以掏出藏在里面的手枪。在公文包里还有基洛夫散步的线路图。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局长И．扎波罗热茨审问Л．尼古拉耶夫，他是不久前才来列宁格勒的Г．亚戈达信任的人……扎波罗热茨没有向自己的直接首长、接近基洛夫的Ф．Д．梅德韦季报告被拘捕者的事，而是打电话给莫斯科的Г．亚戈达……过了几小时亚戈达就指示释放尼古拉耶夫。”罗伊·梅德韦杰夫指出，尼古拉耶夫“过了些时候……在桥上又被基洛夫的警卫拘捕，并再次发现他带有那把子弹上了膛的手枪……又一次释放了尼古拉耶夫”。
А．雷宾曾与斯大林一起在凶杀后第二天到列宁格勒。他也注意到了杀害基洛夫的这些情况：“警卫工作人员中有关这次凶杀的谈话没有停止过，大家都诅咒尼古拉耶夫，但是也都在问：是谁给了他手枪？闻所未闻的是，在斯摩尔尼宫门口和莫斯科车站院子里两次拘捕了持枪的凶手，却立即被扎波罗热茨释放了！在劫运降临的那一天尼古拉耶夫也自由地潜入了斯摩尔尼宫，在禁止上去的楼层逛了整整一小时，坐在窗台上等候基洛夫。在走廊里却没有应该在基洛夫及其副手们的办公室旁值勤的任何警卫。而且不管基洛夫在不在斯摩尔尼宫都应该在走廊里的工作人员也完全不见踪影。总之，作为一个组织正府警卫工作的专家，我完全明白：这里某级组织中有叛徒……结果是，基洛夫的私人警卫不怎么关心他的安全，不去注意使他、也使任何人免遭凶杀。”
基洛夫案件的侦查过程也引起不少怀疑：基洛夫的警卫长鲍里索夫在凶杀发生后立即被逮捕，却未被提交斯大林要亲自参加的审问，说是由于汽车事故在去审问他的路上死了。
杀害基洛夫以及在这一案件的侦讯中的这些和那些可疑之处被斯大林的反对者利用来控告他本人组织了这起罪行。但是很明显，首先引起怀疑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领导的行为，确切些说是不作为。雷宾认为杀害基洛夫的罪犯是扎波罗热茨和亚戈达。……
——《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
（注，雷宾是斯大林的警卫员）
至于向基洛夫通报季派地下活动的事也很好解释，通报是年中的事情，亚戈达认为需要（借季派刺客之手）除掉基洛夫应该是年末了。

暂时先不写了，要睡了。如果有哪一位想深入了解某一方面，我可以进一步提供材料。

算了，写一写三次大审判方面吧。
苏联内部的阴谋和图哈切夫斯基的军事阴谋
自从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份召开的苏联CP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了秘密报告之后，苏联领导层的官方地位发生了改变，情况如下：在1936、1937和1938年的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中的被告和那些在1937年5-6月所谓的“图哈切夫斯基事件”中被定罪成的军事指挥官们都是无辜的。这些无辜的人面对自己或家人遭受威胁被迫承认了他们没有犯下的罪行。这一切都是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做的，因为斯大林是偏执狂—疯狂的——或者是非常邪恶的。这也是列昂·托洛茨基的观点。在上世纪30年代，他的很多作品都阐述了他的这种观点，而这也代表了今天所有托派分子的观点。同时，这也是“官方”的观点——是在苏联历史研究这一专业领域唯一可以接受的观点。
然而，这一切都是错误的。今天，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证实，所有这一切都指向莫斯科审判中被告所犯的罪行，密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破坏和摧毁苏联的农业、交通运输和工业，并且与Nazi 德国和FXS日本合作。我论述这些证据的文章，有些是的英语，还有一些仅有俄语版，主要是由我和我的莫斯科同事弗拉迪米尔·博布罗夫合著，可在我的主页下载。我还在最新出版的《托洛茨基的“混合物”，第一卷》一书中讨论了大量的证据，将于今年十二月出版。在这里，我将概述的主要事实及其对我的主题的影响。

图哈切夫斯基事件与其他反对派的阴谋有联系，还与列昂·托洛茨基的阴谋有联系，而其他反对派的阴谋是三次莫斯科审判的主题。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承认与德国总参谋部密谋造反。他的同案被告也承认密谋，要么通过反斯大林government的政变夺取政权，并将斯大林和其他bolshevik领导人全部杀害；或者，为在前线来犯敌人，或是德国或是日本或者两者，打开一个缺口。
大部分关于军事阴谋的审讯，以及在1937年6月11日上军事法庭之前对他们的审判记录，在现今的俄罗斯仍然是最高机密，尽管俄罗斯有法律规定，所有相关文件必须在75年后解密并开放给研究人员。但我们还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包括图哈切夫斯基的忏悔，和审判的总结，这个总结是西蒙·布琼尼元帅，军事法庭的成员之一，在审判和处决军队的被告两周后，送给克利伏罗希洛夫元帅，他是国防部委员之一。在我即将出版的《托洛茨基的“混合物”，第一卷》中，我用英文全文刊登了布琼尼元帅呈给伏罗希洛夫的报告。

我们从审讯和供述报告获得更多以引言形式出现的证据，这些引言出现在苏联和俄罗斯作家的作品里，他们被赋予特权可以接近调查材料，前提条件是他们试图“证明”军事指挥官都是无辜的！事实上，他们所引用的证据恰恰证明了相反的结论。
最后，我们有来自苏联境外的证据，并因此超越了斯大林手下那些人的制造能力，尽管他们已经想要去制造这些证据。我们有苏联NKVD内卫部队留希科夫将军的揭发材料，他在1938年6月13日叛逃到日本。在他叛逃后为宣传而发表的公开声明中，留希科夫声称所有的阴谋都是斯大林捏造的。但在与他的日本操控者的私下谈话中，留希科夫告诉他们有真正的军事阴谋，包括在远东集团军的指挥官中，并且他们与右派分子，布哈林和日科夫的阴谋有联系，他们两人在1938年3月2-13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被审判和定罪。留希科夫在1945春季被这些日本军官谋杀。但他们记着留希科夫曾告诉他们的内容，并在后来将这些内容告诉了阿尔文·D.·库克斯，一个专门研究日俄关系、可以流利读俄语和日语的美国教授。库克斯的研究于1998在美国出版。
另一个来自苏联境外的证据，是一张在1937年2月，由捷克外交部长麦斯特林写给捷克总统爱德华的纸条。麦斯特林已经与德国外交官曼斯多夫进行谈判，试图与希独睾达成一项协议。1937年1月，曼斯多夫告诉麦斯特林，希独睾不再对与捷克斯洛伐克达成的协议感兴趣。德国外交官私下告诉麦斯特林原因：希独睾希望尽快在苏联发生一场军事政变，而这可能会赋予亲德国的人更大的权力。这份文档直到1988年才在捷克国家档案馆被发现，不过这一证据到现在还不为人知，因为它颠覆了这些军官是斯大林阴谋的无辜受害者这一“官方”观点。事实上，它证实了对这些人的指控，并且确认了这些人的供词！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被称作“斯大林的人”——揭露了这个阴谋，逮捕了许多图谋造反者，然后逮捕了许多其他人。毫无疑问，他们逮捕的，或被审判、定罪和处决的其他人中的一些，只是稍微牵涉其中。可能有些人完全是无辜的。我们知道，其他人根本就没有被抓。至少两本反供的回忆录证实了这一点。其中一本是由A. 斯维特拉宁撰写的于1950年在德国出版的《远东阴谋》，仅有俄文版。第二本是由苏联军事叛逃者——格里戈里·托卡耶夫撰写的《X同志》。两本书都是反对斯大林和苏联的作品。但两人都声称掌握着军事阴谋的第一手资料。这两个人都涉及了那些作为同谋、却从未被捕的军事人员，但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1938年6月13日，根里奇·留希科夫叛逃苏联并投向了“manchukuo”的日本人。阿尔文·库克斯发现，留希科夫告诉日本，苏联远东军正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许多苏联远东军的指挥官并不忠诚于斯大林government，同时他们也参与了军队和文官合谋推翻斯大林government的图谋。因此，军队供应不足，甚至缺少食品等基本的必需品，而且部队士气也十分低落。据留希科夫的消息，一些指挥官正计划与日本结盟。这些苏联指挥官很可能已经与日本达成协议，试图破坏苏联的防御，甚至可能加入日本的军队。
日本和苏联军队的首次战斗，英文被称为哈桑湖战役（中文称为张鼓峰事件）。在1938年7月29日到8月11日持续的战斗中，双方都无法击败对方。同时，休战也让苏联军队占领了高地。
1939年5月到9月15日，苏联在中国和蒙古国的边境——哈拉哈河地区，发动了一场真正意义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战斗。1939年的蒙古国是一个与苏联结盟的socialist国家，而同时日军占据了与它相邻的中国领土——“manchukuo”。

这场战争表面上是蒙古和“manchukuo”的边境争端，实际上，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上借此来打探苏联的实际军力。日本政府当时考虑入侵并兼并西伯利亚海岸的大部。因为日本本土几乎没有石油储备，而一旦占有这片土地，日本就可以获得珍贵的矿石和石油资源，进而用于战争补给。
斯大林将瓦西里·布柳赫尔元帅从远东陆军中撤职。被捕之后，布柳赫尔证实阿雷克赛·日科夫让他做苏联军队统帅——日科夫是1938年3月莫斯科审判的主要被告人之一。这就是说，布柳赫尔已经成为托派分子的阴谋的一员，至少他知道这个阴谋，并且没有向中央报告。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时代流传的谣言说，布柳赫尔被内务人民委员会折磨致死，这是错误的。现在的主要证据表明，布柳赫尔被捕期间死于心脏病发作。

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上校
1990年，当苏联还存在，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上校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长官克留奇科夫那里得到了阅读1937年6月11日对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审判记录的许可。据我所知，这份记录还没有其他人读过和讨论过。
即使阿尔克斯尼斯申请阅读审判记录的时候正是俄罗斯当局承诺“公开性”之时，但阿尔克斯尼斯似乎仅仅是因为他特殊的地位才得到这个许可的。他是红军的上校。他的祖父，雅科夫·伊万诺维奇·阿尔克斯尼斯[28]，曾任苏联空军司令，二级集团军指挥员，1938年被处决。他是审判了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人的法庭成员之一，并在一年多之后自己也被镇压和处决。
阿尔克斯尼斯也是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综合各种情况，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他虽然不是任何被告的亲属，却能获准阅读庭审记录。

和坎托尔不同，阿尔克斯尼斯上校通过阅读庭审记录确信被告有罪。阿尔克斯尼斯在的一次采访中谈到了他对审判的印象，这篇采访发表在2000年的《元素》杂志上。
阿尔克斯尼斯上校暗示，他的祖父也许是被迫认罪的。他也获准阅读该文件，但从中他没有发现证明祖父有罪的内容。他的祖父阿尔克斯尼斯在1937年11月28日被捕，那时正是叶若夫的权力的高峰期。很可能他是被人陷害的。
被告对于他们与德国的阴谋的陈述与我们现有的其他文件一致：那是布哈林1937年6月2日的第一个的供述及其在审判时的证词，以及发表于2006年年初的叶若夫在1939年4月26日所做的自供书。
从赫鲁晓夫时代直到现在，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想方设法地隐藏这些包含被告罪证的文件，这个行为是一种掩盖。而且，这本身就是这些被告以及托洛茨基与德国人相互勾结的强大证明。军人被告，右派和托派以及托洛茨基本人，都是有罪的——但强大的政治人物们希望公众和世界相信事实正好相反。

结论
关于布琼尼的信件的任何介绍和研究都不可避免地打开一扇大门，使得我们可以对所谓的苏联“经典”历史进行戏剧性的重写。50多年来图哈切夫斯基审判的被告都被宣布为无罪。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图哈切夫斯基本人都被官方认定为民族英雄。然而，所有现有的证据表明事实正好相反：他们犯下了阴谋推翻苏维埃政府和与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勾结的罪行。
在《元素》杂志的采访中，阿尔克斯尼斯上校总结说，图哈切夫斯基审判的记录就像“能向我们的时代开火的一门大炮一样……威胁当今的当权者。”在后来的访谈中，阿尔克斯尼斯又使用了“炸弹”这样类似的比喻，即通过对这一时期的客观的研究，人们必将重新评估当前俄罗斯的政治人物，从而对当权者构成威胁。

——《苏联年代的乌克兰：欧美主流史学界是如何捏造和歪曲乌克兰历史的》
PS：按照格雷弗·弗在《三次莫斯科审判中的被告人的证词》一文中的说法：“1990 年，他（指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在获得准许后查阅了庭审 记录。此前阿尔克斯尼斯一直相信苏联将领是被陷害的，此后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坚定地相信他们是有罪的。自他之后，没有人再获准查看过该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