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02 14:57 来源:新興道學
原标题：卿希泰｜试论道教对中国传统科技的贡献


卿希泰（1927－2017），四川三台人，195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历任四川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哲学系副主任、教学研究所所长、专于道教史，对道教有深入的研究。
著有《中国道教思想史纲》、《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道教文化新探》等，主编《中国道教史》。
道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而道教科技则是道教文化中最珍贵的内容，在中国科技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中国传统科技有着重大贡献。李约瑟博士曾经指出:“道教哲学虽然含有政治集体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个人修炼成仙的各种因素，但它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此外，道人们又根据他们的原理而行动，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他们同希腊的前苏格拉底和伊壁鸿鲁派的科学哲学家有根多相似之处。……道家深刻地意识到变化和转化的普遍性,这是他们最深刻的科学洞见之一。”


李约瑟所强调的在中国科技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道家道教科学哲学，也是道教内部能够产生丰富科技成就的一个重要根源。我们所说的道教科技，是指道教学者的科学思想及其科技成就，包括某些同道教神仙方术揉和在一起的有科学技术价值的内容。其范围甚广，涉及了文理工农医等等多种学科。其中，道教外丹黄白术，对中国古化学和冶金学有重要贡献。内丹学则在人体科学奥妙的探索、包括生理心理学、脑科学，老年学、气功学等多项领域有卓著成绩。气功、导引、存思、守一、睡功、辟谷、食疗等在身心医学、体育学、营养学、养生学等领域取得了极为独特的成就。道教医药学在中国传统医学史上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道教中的房中术亦包含有诸多性医学、性心理学的合理科学成分。道教在天文、地理、博物、本草、矿物、铸造等多种领域都有突出贡献。道教的美容术、测绘学、武术、兵法等学科都有很丰富的科学成就。譬如现代研究表明，道士所重的“五岳真形图”中已有了地图学上最早的等高线画法。而且有关研究还发现“五岳真形图”确与五岳的实际地形地貌有关，它大致能够反映当地的地形和路径，可以说是古代道士所描绘的有独特价值的五岳古地图。
包括科学思想在内的先秦中国思想文化，是道教科技形成的基础，其中“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从道教科技的整个发展历史来看，汉代是道教科技的萌芽期。这时期，先秦以来中医药学发展中与神仙思想的天然关系，在汉代神仙方士对海上仙药的梦想和寻觅中进一步得到表现:仙方与汉代方士医者群体崛起，神仙不死术盛行。东汉以后，对神仙不死药的追求，逐渐级历了一个从寻觅到炼制的转变过程。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方士们对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吸收和发展作用，不容忽视。譬如，经过汉人整理的对先秦医药学有集大成意义的《神农本草经》，就夹杂了不少汉人的神仙思想。其中，诸如玉泉“久服耐寒暑，不饥渴，不老神仙”。水银“久服神仙不死”、赤箭“杀鬼精物”等说虽近荒诞，却从侧面表明《神农本草经》中吸收了汉代方士和早期原始道教的医药学成就。有“万古丹经王”之称的汉代丹经巨著《周易参同契》，有丰富的化学和内丹学理论，至今为中外学者研究和重视。


道教的“我命在我不在天”思想，在其神仙学说及科技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道经《龟甲经》、《西升经》、《养性延命录》等曾多次阐述这一思想。道士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努力利用人类智慧制造神药以求长生不死。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充分利用地上万物为人类生存服务，使中医药学在这一过程中得到长足进展。三国时期道士华佗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他不仅发明了体育科学史上著名的导引疗法“五禽戏”，而且还发明了为外科手术提供术前麻醉的药物“麻沸散”，从而使外科手术学获得长足进展，这些都是对世界医学史的重大贡献。
晋代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为我国医学要籍之一，涉及急救医学、传染病学，和内、外、妇、五官、精神，伤骨各科及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等系列内容，详细分析了各种急症的病因，如生物因素、物理因素、化学因素、心理因素等等，并有对某些疾病进行实验诊断的客观化鉴定技术。该书对天花病作了世界上最早的记录，还记载了人工呼吸、止血、腹腔穿刺、导尿、灌肠、肠吻合、清疮、引流、外固定法治疗骨折、关节脱位整复等等多种外科急症治疗技术。葛洪提出的许多应急疗法，至今仍为农村地区所常用。此外，葛洪《抱朴子内篇》对古化学、矿物学、地理学、博物学、医药学等许多领域都有重要贡献，其中的《金丹》、《黄白》等篇，对还丹术和炼化金液方法有相当深入的论述。
南朝梁道士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七卷，不仅使中国医学最重要典籍之一的《神农本草经》得以保存下来，而且还对中医典籍的注释学有开创之功。他所撰写的《养性廷命录》，是一部重要的养生经典，许多内容至今很有参考价值。此外，陶弘景所著的《肘后百一方》三卷尚存，其他如《效验施用药方》五卷、《集金丹药百要方》一卷、《服云母诸石药消化三十六水法》一卷、《服草木杂药法》一卷、《断谷秘法》一卷、《灵方秘奥》一卷等医药学著作均已散佚。


隋唐之际的大医学家孙思邀也是一位道士。他30岁后即隐居修道，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枕中记》、《太清丹经要诀》等多种著作，对中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譬如他总结出运用动物甲状腺防治甲状腺肿大、用动物肝脏防治夜盲、用葱叶做导尿管为尿闭病人施行导尿术等等，其所记录下颔关节脱臼整复法至今为医界沿用。
道教对中医解剖学也有重大的贡献。如五代道士燕真人(号烟萝子，后晋“天福”年间去世)所著《烟萝子首部图》、《烟萝子朝真图》、《内境左侧之图》、《内境右侧之图》、《内境正面之图》、《内境背面之图》等六幅，可以说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人体解剖图。
隋唐时期，外丹术进入鼎盛期，道教的科技成就不断涌现。《张真人金石灵砂论》的作者张九垓，号浑沦子、又号隐居，为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时道士，“开元间二十余年专心金鼎”。其所著《金石灵砂论·释还丹篇》曰:“言还丹者，朱砂生汞，汞返成砂，砂返出汞，又曰白金黄石，合而成金，金成赤色，还如真金，故名还丹。”相当深刻地解释了朱砂(硫化汞)的化学反应过程。唐代的道教炼丹家金陵子的炼丹著作《龙虎还丹诀》，记录了他的“点丹阳法”即制砷白铜法、“炼红银法”即提炼纯铜法等炼丹实验活动。书中一反过去道士写经中对某些重要环节的秘守或使用令人费解的词汇等习惯，而是明确指出操作规程。这些操作规程，已具有类似现代化学实验操作规程的科学严密性特点。


道教的丹道学说到唐末五代以后，有两个主要的发展方向:
其一，丹道学说逐渐向内丹倾斜。内丹术逐渐盛行并取得重要成就，其独特的人体系统科学、心——身控制论与脑科学，对中医学的发展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中，关于道教医学家对中国传统经络学说的贡献，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曾评论说:“紫阳《八脉经》载经脉，稍与医家之说不同。内景隧道，唯反观者能照察之，其言必不谬也。”李时珍提到的“紫阳”即宋代道教南宗领袖张伯端(号紫阳真人)；所谓“反观”，指的就是道教内丹修炼中的“内视”。《八脉经》是张伯端的内丹医学著作，李时珍不仅将《八脉经》的经络学成就加以吸收，而且认为“其言必不谬也”，充分肯定了道教内丹学对经络学说发展有重大贡献。在这些领域，道教对人类自身潜力的高度肯定和极为独特的发掘方法，至今值得研究。
在中医学领域素有“医之门派始于金元”之说，而金元中医四大家当中，就有一家(刘守真)出于道教。全真七子之一的马丹阳，在针灸学方面也有较大成就，并著有关于针灸操作的歌诀。这与全真道历来所强调的“真功”、“真行”思想有密切关系。按全真道《重阳立教十五论》“第四论合药”，要求全真道士通医药学:“学道之人，不可不通。若不通者，无以助道。”
其二，五代北宋以后，外丹术逐渐向中药和外科治疗学的方向演变，成就斐然。有关研究表明，宋代以来中药学中出现的许多“丹方”，就来自道教的外丹学成就；许多丹方至今仍在中医药领域发挥重要的治疗功能。
火药的发明，是道教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中国古代火药的基本成分，正是道士炼丹活动中常用的硝石、硫黄和炭类物质。最早在《抱朴子内篇》的丹方中，就具备了火药的基本成分，即:“雄黄当得武都山所出者，……先以硝石化为水，乃凝之，或以玄胭肠裹，蒸之于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炼之”不仅提供了火药燃爆所需的成分(硝石、雄黄和可提供炭类物质的玄胭肠或松脂等)，而且还提供了可能导致燃爆的热源(即“蒸之”)和可供验证其爆破力的条件(即“于赤土下”)。中外学者的研究表明，火药到中唐时期已是道士还炼丹药活动的经验总结，它的发明显然要比这更早。


古代道士对光学的研究可谓成就斐然。如唐代道士张志和《玄真子外篇》卷下《涛之灵》篇论述说:“烬火为轮，其常也；非环而不可断者，疾乎连(速)也。”这就是现代光学所谓的视觉暂留现象。五代道士谭峭所著《化书》说:“以一镜照形，以余镜照影，镜镜相照，影影相传，”认识到了平面镜反射现象的一些规律。在光学领域，元代全真道士赵友钦也是一位有重要成就的科学家。其弟子陈致虚(上阳子)称其“极聪敏，天文、经纬、地理、数术莫不精通。”可惜赵友钦的许多著述已佚，今人只能从其仅存的《革象新书》中了解他的科学成就。这是一部探究天地四时变化规律的著作，书中记录了他的几何光学实验活动及其成果。研究表明，他的“照度随着光源强度增强而增强，随着像距增大而减小”这一粗略的定性照度定律内容，在西方400多年后才由德国科学家来博托得出“照度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定律。而且，他那从客观实验出发，采用大规模的实验方法去探索自然规律的科学实践，这在世界物理科学史上也是首创的。比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意大利的伽利略早两个世纪。”
道教科技涉及的学科领域和内容极为广泛，许多成就至今仍有独特的实际应用价值，本文所述，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系统研究、探讨道教对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贡献，不仅有利于澄清科技史上的许多问题，解决许多疑难，而且有利于正确认识和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现代文明的合理发展，提供来自中华文化系统的有益启示。


但是，由于道教科技往往与神仙方术的宗教神学揉台在一起，因此，在探讨它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作指导。而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实事求是地对它进行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剔除其宗教神学的杂质，吸取其合理的科学内容。迄今为止，有些人对宗教文化抱有成见，把宗教与科技绝对地对立起来，视二者为水火不相容的东西，否认它们之间可以相互交叉。因而一说到道教文化，他们就持不屑一顾的蔑视态度，矢口否认其中还有合理的科技成分；另有些人虽然看到了某些道教学者在科技上的杰出成就，但他们在肯定这些科技成就的时候，又仅仅承认这些学者是杰出的科学实验家，避而不谈他们同时又是虔诚的宗教家，实际上仍然是把宗教与科技绝对地对立起来。还有些人认为，对道教科技可以原封不动地全盘吸收过来，而不必对它进行任何分析批判。所有这些看法，从思想方法来说，都是与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相背离的，用这样的方法来指导道教科技的研究，是很难得出正确的科学结论的。
（本文原载于《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