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个人不是那个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没意识到个人行动的可能性和责任,他就用不着害怕。一旦成为一个个人,他就形只影单,只能独自面对世界各方面的危险和强大压力。

于是，为了克服孤独与无能为力感,个人便产生了放弃个性(个性)的冲动,要把自己完全消融在外面的世界里。然而,这些冲动及由此而生的新纽带与自我增长进程中切断的始发纽带并不是一回事。正如儿童永远无法在肉体上返回母亲的子宫里,同样,个体化进程在物质上也是不能重复的。此类企图必然带有臣服特征,其中权威与臣服于它的儿童之间的基本冲突永远不会消除。儿童可能在意识上感到安全和满足,但在潜意识里,他却认识到其代价便是放弃力量与自我完整,因此,臣服的结果是物极必反:既加剧了儿童的不安全感,同时又制造了敌视与叛逆情绪。

然而,臣服并非避免孤独和焦虑的惟一方式。还有另外一种,这是惟一种良性的不以无休止的冲突而告终的方式,即,与人和自然的自发联系。它把个人与世界联系起来,但并没有毁灭其个性,这类联系的本质体现就是爱与劳动,它植根于全部人格的完整与力量中,因而也受自我增长中存在的局限限制。
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讨论个体化进程日益增长带来的两个可能结果,臣服与自发活动问题;这里我只想指出日益加剧的个体化和个人自由辩证过程的总体规律。儿童更加自由地发展并表达个人自我,不受那些束缚纽带的限制,但同时也越来越远离为他提供安全并树立信心的世界。个体化进程是一个力量增长和个人人格不断完善的过程,但同时又是一个丧失与别人共有的原始共同性,同时让儿童与他人越来越分离的过程。这种日益加剧的分离可能导致寂寞的孤立,产生紧张的焦虑和不安全感，

如果儿童能够发展内心的力量和创造力的话，也有可能与他人建立一种新的密切而又休戚与共的关系。发展内心的力量和创造力是与世界建立新型关系的前提。

如果分离和个体化进程的每一步都伴随着相应的自我增长，那么儿童的发展便和谐了。然而，事实却非如此。在个体化进程自发进行的同时，一些个人及社会的原因却妨碍了自我的增长。这两个趋势间巨大差异的结果是人产生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立与无能为力感，还导致心理逃避机制的产生，也就是后面所说的逃避机制。

从动植物种类演化角度看，人类历史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一个个体化和自由不断加深的过程。人走出前人类舞台，就标志着迈出了摆脱强制本能的束缚，谋求自由的第一步。如果我们清楚本能上有一种受先天神经结构网络决定的特殊行为模式，我们就能在动物王国发现一种清晰的趋势。动物发展程度越低，它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就越强，它的所有活动便越受本能和反射行为机制的控制，某些昆虫的社会化组织都完全是本能使然。相反，动物的发展程度越高，它的行为模式的灵活性就越大，出生时的结构调整功能就越不完整，人就是这种发展的顶点。降生伊始，人是所有动物中最无助的。他对自然的适应基本以学习过程为基础，而不是受本能的决定。“本能，在较高级的动物，尤其是人身上，即使没有消失，也在不断退化。”

当本能的固定行为的缺乏超过一定限度时，当对自然的适应不再有强制特征时，当行为模式不再受先天的机制限制时，人便开始存在了。换言之，人的存在与自由自始便是密不可分的。

这里所说的自由并非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地发展”,而是消极意义上的"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即在行为上摆脱本能决定的控制。

上述意义上所讨论的自由是含混不清的。人降生时并没有动物所具有的适应某些行为的机制。 人对父母的依赖比任何动物都多,对环境的反应能力也比受自发本能行为调节的动物差得多。他忍受着因缺乏本能机制所引发的所有危险和恐惧。但人的这种无助恰恰奠定了人发展的基础。人在生物学上的弱点,恰是人类文化产生的条件。

人从存在之日起,就面临着不同行为模式的选择。动物有不间断的反应链,从诸如饥饿之类的刺激开始多少有点严格固定的行为模式,解除由刺激引发的紧张;但在人那里,这个反应链却是间断的。刺激当然存在,但满足的方式是“开放的",即,他必须在各种行为模式中做出选择。人的行为不受固定的先天本能决定,他不得不在内心里权衡可能的行为模式,他开始思考;他改变了自己在大自然中的地位,从完全被动的消极适应变为积极的主动适应,他开始生产;他发明了工具,并在支配自然的过程中,离它越来越远。他开始朦胧地意识到自我或者群类与自然不同;他渐渐明白了自己的悲剧命运:他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要超越自然。他还发现,哪怕竭力幻想否定死亡,但死亡仍是他的最终归宿。

《圣经》中人被逐出天堂的神话景象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由的基本关系。这个神话把人类历史的开始与行为选择等同起来,但它的重点在于这个首次自由行为的罪恶及由此而生的痛苦。男人与女人和谐无隙地生活在伊甸园，与自然浑然一体。

那里惟有和平,没有劳动的必要;没有选择,没有自由,更没有思考。人被禁止吃分别善恶的智慧果。人违反了上帝的禁令,打破了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从而使自己超越了自然,不再是它的一部分。从代表权威的教会角度来看,这在本质上是罪恶的。然而,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却是人类自由的开始,违背上帝的命令意味着把自己从强迫状态下解放出来,意味着从无意识的前人类生命存在状态中走出来,跃升到人的阶段。从人的积极角度来看,违背权威的禁令,犯下罪恶,正是首次自由行为,也就是第一次人的行动。神话中的罪恶在形式上是违抗上帝的命令,在物质上则是吃了知识之树的果实,作为一种自由行为,不服从则是理性的开端。该神话还谈到了这个首次自由行为带来的其他后果。人与自然的初始和谐状态被打破,开始与自然分离,他变成一个“个人”,向成为“人”迈出了第一步。他已完成了第一次自由行为。该神话还强调了此行为造成的痛苦,由于想超越自然,想与自然及他人分离,人发现自己赤身裸体,感到羞耻。他形只影单,自由自在,但又觉得无能为力,恐惧异常。新获得的自由成了诅咒,他摆脱了天堂甜蜜的束缚,获得了自由,但却无法自由地治理自己,无法自由地实现个性。

“摆脱束缚,获得自由”与积极的自由即“自由地发展"之自由并不是一回事,人脱离大自然独立出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在很大程度上仍与他赖以发生的世界连为一体,仍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他赖以生存的大地、日月星辰、花草树木、动物及血缘群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始宗教便证明了人与自然的一体感,有生命的自然和无生命的自然都是他的人类世界的一部分,也可以说,他仍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
这些始发纽带屏蔽了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理性及批判能力发展的绊脚石。它们让他或他们以作为一个部落、一个社会或宗教共同体的一分子，来认识自己，也就是说，它们妨碍它发现为一个自由、自决、有创造力的个人。

虽然这些纽带有这一面的不利,但也有有利的一面。个人与自然、部落、宗教浑然一体,能获得安全感。他属于并植根于有组织的整体,他在那里有无可置疑的位置。他或许遭受饥饿和压追,但不会有最大的痛苦-完全的孤独与疑虑。

我们发现,人的自由增长过程与个人的成长过程一样具有辩证特征。一方面,它是一个人的力量与完整性不断增强,对自然的支配越来越得心应手的过程,是理性能力以及与他人的联系日益紧密的过程;但另一方面,这个日益加剧的个体化进程又意味着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日益增加,也意味着个人对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对生命的怀疑增大,个人的无能为力感和微不足道感也日益加深。
如果人的发展过程和谐有致的话,如果它遵循一定计划的话,那么,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即,力量日益增大和个体化日益加深,就会完全均衡了。实际上,人类的历史是冲突和斗争的历史。朝个体化加深方向每近出一步,新的不安全感对人们的威胁就更进一步。始发纽带一旦切断,便无法重续。乐园一旦失去,便无法返回。解决个体化的人与世界关系的惟一可能的创造性方案是:人积极地与他人发生联系,以及人自发地活动一爱与劳动,借此而不是借始发纽带,把作为自由独立的个体的人重新与世界联系起来。
然而,如果整个人类个体化进程所依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没能为刚才所说的意义上的个体化的实现提供基础,人们同时又失去了为他提供安全的那些纽带,这种滞后便使自由成为一个难以忍受的负担。于是它便等同于怀疑,等同于一种缺乏意义与方向的生命;于是人便产生了逃避这种自由的强烈冲动,或臣服,或与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种关系,借此摆脱不安全感，哪怕以个人自由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中世纪结束以来的欧美史便是个人完全显现的历史。该过程始于意大利,始于文艺复兴,但似乎只到现在才达到顶峰。人们是足用了四百年的时间才将封建世界打碎,才将人从最赤裸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随着个人在许多方面的成长,在心智和情感方面的发展,在文化上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摆脱束缚,获得自由”与“自由地发展”两种自由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人挣脱了束缚自由的纽带,但又没有积极实现自由和个性的可能性,这种失衡在欧洲的结果便是,人们疯狂地逃避自由,建立新的纽带关系,或至少对自由漠然视之。
我们将从分析中世纪末暨近代初期的欧洲文化入手,来研究自由对现代人的意义。此间西方社会的经济基础经历了剧烈变化,而人的人格结构也同样随之巨变,新的自由概念也应运而生,它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显著的表白便是宗教改革时期的新宗教教义。认识现代社会的自由,必须从那个时代开始,因为它奠定了现代文化的基础。我们现代人形成于这个阶段,它比以后的任何阶段都更清楚地体现了贯穿于现代文化始终的自由的模棱两可含义:一方面,人摆脱外在的权威, 日益独立;另一方面,个人日益觉得孤独,觉得自己微不足道、无能为力。因为从根子上分析资本主义及个人主义的本质特征,能够使我们把一种与我们有本质区别的经济制度及人格类型相比较,所以,考察人格结构的由来,可加大我们对人格结构新要素的理解。恰恰这种对比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制度的特殊性、理解它如何塑造了生活于其中的人的性格结构,以及由这种人格变革而产生的新精神,提供了更好的视角。

下一章将进一步阐明,宗教改革时期与现代有比我们第一印象所感到的更多的相似性。事实上,虽然这两个时代有种种显著差别,但在自由的两可含义上，自16世纪以来，可能没有哪个时代比它与我们这个时代更相近。宗教改革是现代民主所代表的人类自由和自治观念的根源之一。然而,在始终强调这一面的同时,尤其在非天主教国家,其另一面-人性的邪恶、个人的微不足道及无能为力感以及个人必须臣服于一个外在的权力-却被忽视了。这种个人微不足道的价值观,个人根本无法依赖自己以及个人的臣服需求也是希特勒意识形态的主题,虽然它缺乏新教强调自由与道德原则的固有特征。
使15和16世纪的研究成为理解现代的良好开端的,并不仅仅在于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性,还有社会形势之间的根本相似性。我将尽力说明这种相似是意识形态和心理方面相似的原因。那时同现在一样,一大部分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经济和社会组织革命性变革的威胁;今天,尤其是中产阶级,受到垄断权力及资本强大力量的威胁。这种威胁通过强化个人的孤独感和微不足道感,对社会中受威胁群体的精神和意识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章 宗教改革时代的自由

(一)中世纪的背景和文艺复兴
中世纪受到两种曲解。现代理性主义者认为中世纪基本上是个黑暗时代。他们指的是它普遍缺乏个人自由,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狭隘闭塞,城里人把周围乡村的农民视为危险而可疑的陌生人-更不用说他国的人了,还有迷信与愚昧。另一方面,中世纪又被理想化了,这主要是那些保守哲学家,有时是一些现代资本主义的进步批判家。他们指出的是中世纪的人,经济活动服从于人的需求,人际关系直接而恒定,超国家的天主教会信仰,以及中世纪人的安全感。这两种看法都是正确的;双方的错误在于都只看到了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
与现代社会相比,封建社会的特征就是缺乏个人自由。封建社会早期,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是固定的。一个人在社会地位上几乎没机会从一个阶级转变到另一个阶级。从地理位置来讲,他几乎不可能从一个镇迁到另一个镇,或从一个国家迁到另一个国家,他必须从生到死,待在一个地方,甚至连随己所好吃穿的权利都没有。工匠的产品必须限价售卖,农民必须到指定的城镇市场买卖。行会会员不得向非本行会的会员泄露任何生产技术的秘密,还必须与会友共享便宜的原材料。个人、经济和社会的生活都是受制于种种规则和义务，概莫能外。
但是,尽管中世纪的人在现代意义上是不自由的。不过他既不孤单,也不孤独。

由于自降生起人便在社会体系中有了一个确定的、不可变更而又无庸置疑的位置,所以他扎根于一个有机整体中,没必要也无需杯疑生命的意义。人与其社会角色是一致的,他是农民,是工匠,是骑士,而非偶尔从事这种或那种职业的个人。社会等级便是一种自然等级,也是给人以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明确部分。那时几乎没有什么竞争。人的经济地位是生而决定的,它是生活的保障,生活又受制于传统。同样,经济地位要求社会上层的上等人承担经济责任。但在个人的社会限定范围内,他实际上在劳动和情感生活方面有许多展示自己的自由。虽然那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即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自由选择是非常抽象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有诸多具体的个人主义。
人们经历了许多痛苦磨难,但教会又将它视为亚当犯罪的遗孽,视为每个个人的罪恶,从而缓解了它,使它更易忍受。教会培养了人的罪恶感,同时也坚定了个人的信心,使人相信教会对其子民的无条件的爱,并提供了一条使人相信其罪已得恕,仍为上帝所爱的途径。人对上帝更多的是信心与爱,而非怀疑与恐惧。正如农民和城里人很少走出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地盘,宇宙也是有限的,很容易理解。地球和人是其中心,天堂或地狱是来世的归宿，显然，人的活动始终是因果相连的。

虽然社会是这样构造的，也给人安全感，但它束缚了人。它是一种有别于后来的权威主义和压迫的束缚。中世纪并未剥夺个人的自由，因为“个人”尚不存在；人仍借始发纽带与世界相连。惟一使他认识到自己是个“个人”的途径便是他的社会角色(即其天然角色),他也未视其他人为“个人”。到城里来的农民是陌生人，甚至城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成员，也都彼此视对方为陌生人。个人自我意识、他人意识及世界意识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尚未意识到三者是独立的实体。“
雅各布、布尔克哈特对中世纪文化的描述是体现中世纪缺乏个人自我意识的经典之作：
“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个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半梦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呈现出一种奇怪的色彩，人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
中世纪晚期，社会结构和人格发生了变化。中世纪的一体化和集中逐渐减弱。资本、个人经济动机及竞争日趋重要，一个新的有产阶级发展壮大起来。社会各阶级中日渐强盛的个人主义引人注目，它影响了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影响了人的爱好、时尚、艺术、哲学和神学。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整个过程的含义是不同的。对少数成功富有的资本家是一种，对广大农民尤其那些城市中产阶级又是另一种。

对后者而言,这种新发展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财富和个人能动性机会的增加,但它基本上是一种对传统生活模式的威胁。始终牢记这一差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是它决定了形形色色社会群体的不同的心理和意识形态反应。
与中西欧相比,意大利发生的新经济及文化发展更为强烈,对哲学、艺术乃至整个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意大利,个人破天荒地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并割断了保护其安全而又限制他的那些纽带。
用布尔克哈特的话来说就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便是“现代欧洲的长子",是第一个“个人”。
意大利的中世纪社会比中西欧瓦解得早,是有一些经济和政治原因的。
其中有,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及由此而来的商业上的便利,地中海在很长时期内是欧洲的最大商路。还有罗马教皇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斗争使大量政治团体独立存在;再有,它靠近东方,一些对工业发展至关重要的技术,如丝织业都是最先传入意大利,然后再传到欧洲的其他各地的。
在这些及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个强大的有产阶级便在意大利兴起了,其成员富有开拓精神,他们权势大、有抱负。封建等级制的重要性渐弱。从12世纪起,贵族和市民便同住在城内。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开始忽略等级差别。财富比门第出身更重要了。
另一方面,群众中的传统社会构成也动摇了。取而代之的是广大的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工人。正如布尔克哈特所指出的那样,早在1231年,弗雷德里克二世的政治措施便“意在彻底摧毁封建政权,把人民变成无意志,无抵抗能力,但极利于国库收入的乌合之众。"

这种对中世纪社会结构进步性摧毁的结果,便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诞生。再用布尔克哈特的话说,便是“在意大利,这层纱幕(信仰、幻想和无知偏见的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客观对待并考虑国家及世间万物成为可能。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强调主张自己的权利;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这样认识自己。希腊人曾同样地把自己与野蛮人区别开来,而在其他亚洲人只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种族的成员时,阿拉伯人已经感到自己是一个个人了。”
布尔克哈特对这种新的个人精神的描述印证了我们上一章所说的个人从始发纽带中脱颖而出。人发现自己及他人是个人,是独立的实体;他发现大自然与他有两方面的不同:它是人在理论和实践上要主宰的对象;它的美又使它成为人们体验快乐的对象。人在实践上发现了新大陆,在精神上则发展了大同精神,一种如但丁所说的"吾乡即是全世界"的精神。人借此发现了世界。

文艺复兴只是有权势的富裕上层阶级的文化,他们是新的经济力量风暴上的浪尖人物。广大民众没有分享统治集团的财富与权力,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安全感,成为一群乌合之众。当权者或向他们谄媚,或威逼利诱他们,但却总是操纵并剥削他们。一种新的专制主义随着新的个人主义同时产生。自由与僭政,个性与混乱相互交织,不可分割。文艺复兴不是小店主和小布尔乔亚的文化,而是一种富有的贵族和市民的文化。
他们的经济活动和财富给他们一种自由感,还有一种个性感。但恰恰是这些人又同时失去了一些东西,即中世纪社会结构提供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他们更加自由,但也更加孤独。他们利用权力和财富,遍寻生活的快乐;
但是,为达此目的,他们残忍地用尽从肉体折磨到精神摧残的各种手段,以便统治广大群众,遏制本阶级内部的竞争对手。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受到了这场争夺权力和财富的生死之战的毒害。同胞间的认同感,或至少与本阶级成员间的认同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冷嘲热讽式的分离;他人成了利用和操纵的“对象”,如有必要,则残忍地予以消灭。个人陷入强烈的自我中心里,贪求权力和财富,永无止境。所有这些的一个结果,便是成功的个人与自我的关系、他的安全感和信心均受到毒害。

其自我也同他人一样,成了他的操纵对象。我们有理由杯疑文艺复兴时的资本主义权贵们是否如人们常描绘的那样幸福与安全。新自由给他们带来的两件事:力量感剧增,同时孤独、杯疑、疑惑也与日俱增,并滋生了焦虑。我们发现,人文主义者的哲学著作里也包含着同样的矛盾。他们的哲学在强调人的尊严、个性及力量的同时,也表现了不安全和绝望感。 潜在的不安全感源于个人在一个敌对世界里的孤立状态。它可以解释如布尔克哈特所指出的文艺复兴 时期特有的疯狂追逐名声的个人性格特征之起源, 这种现象不会发生在中世纪社会结构的成员中,或至少不会那么强烈。如果生命的意义有了疑问,如果与他人及自己的关系不再提供安全,那么名声便是消除疑问的一种方式。它与埃及人的金字塔及基督徒的永生信仰有相同的功能:它把个人的生命从受束和不稳定的状态提升到坚不可摧的状态。如果同代人知道自己的名字,并有希望流芳千古,那么,借他人的价值判断反映,他的生命便有了意义。很显然,只有那些真正有办法获得名声的社会群体的成员,才有可能这么消除个人的不安全感。那些与他们同文化的无权民众和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坚力量暨城市中产阶级则没有这种可能。
我们从讨论文艺复兴人手的原因在于该时期是现代个人主义的开始,还在于历史学家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对本书分析的主要进程,即人从前个体存在状态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充分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实体的人,提供了很多有重要价值的素材。文艺复兴时的思想并非对欧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没有影响，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根基、经济结构及其精神,并不在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文化中,而在中西欧的经济社会形势及路德、加尔文的教义中。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种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文艺复兴时期代表的是一种工商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对较高的文化;它是一种由少数富有权贵统治的社会,是哲人和艺术家产生的社会基础,后者表达的是这种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宗教改革基本上是一场城市中下层阶级和农民的宗教运动。德国也有自己的富商,像富格尔家族,但他们并非新教义所吸引的对象,更非现代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主要基础。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西方世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坚是城市中产阶级。 由于这两个运动的社会背景几乎完全不同,文艺复兴的精神与宗教改革的精神不同当在意料之中。 在探讨路德和加尔文的神学时,其间的一些差别亦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将集中注意力探讨个人摆脱束缚是如何影响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性格结构问题;我们欲说明,新教和加尔文主义在表达一种新自由感的同时,也开始逃避自由之累。
我们将首先探究16世纪开始时欧洲,尤其是中欧的经济社会形势,然后再分析这种形势对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的人格有何影响,路德与加尔文的理论与这些心理因素的关系如何,这些新宗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