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罗兰巴特的符号论



索绪尔对符号的系谱轴和毗邻轴的分析，只能引领我们了解符号是如何作用的。他主要关心的是语言系统，其次才是语言系统与其何指涉的现实之间的关系。他几乎完全不讨论语言系统和阅听人及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他主要的兴趣是在于分析句子建构的各种复杂方式；以及句子的形式如何决定它的意义。至于如何解释同样的句子，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下，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则是兴趣缺缺。



换句话说，索绪尔并不把「意义」当作是一种读者/作者和文本之间交涉的过程。牠的分析重点在文本，而不是文本中的符号和使用者的互动方式。巴特是索绪尔的追随者，他首先创立了意义分析的系统模式，由这个模式，「意义」沟通和互动的观念得以分析。而巴特理论的核心就是「符号」含有两个层次的意义。



? 第一层次：明示意

指的是符号明显的意义，也就是描述符号、符号具以及符号义三者和客体之间的关系。(索绪尔所探讨的层面)

第二层次：包含隐含义、迷思、象征三个部分。

(1) 隐含义：包含了主观的意义产制，是符号使用者将其感觉文化价值观在符号互动后而形成的意义。



(2) 迷思(神话)：是一种文化思考方式或是一种理解事物的方式 ，也可能是一种刻版印象



(3)象征：巴特并未对象征这个概念发展出系统性的明确解释，通常我们以隐喻和转喻来理解这个概统性的明确解释，通常隐喻类同于系谱轴，而转喻则近似毗邻轴(转喻为了写实的效果而依据毗邻轴，隐喻则为了想象或超写实效果而依据系谱轴，所以隐含义可以说是作用在隐喻形式之内)。



索绪尔分析的应是符号的第一个层次的意义。他描素了符号中的符号具、符号义之间，以及符号和它所指涉的外在事物之间的关系。巴特称这个层次为明示义。它指的是一般常识，也就是符号明显的意义。例如一张街景照片明示一条特定的街，这「街」字意涵一条建筑物列立两旁的都市通路。但同样的街，却可以用明显不同的方式来拍摄。 可以用彩色底片、 选一个有阳光的口子、 柔焦，让「街上呈现快乐、温暖、人性，有儿童嬉闹的，情境。或者使用黑白底片、明的孩童游乐环境。这两张照片可以在些微差距的相机镜头下，同时被拍摄。它们的明示义都是同样的街，而不同之处在于「第二层次」。

四、符号学的应用与分析



（图一）



（图二）



图一是1976年所拍摄的伦敦Notting Hill嘉年华会，图二是『观察者报』剪裁后刊出的图片。



1、第一层次：

照片里约两个主要符号是那几个年轻黑人和那群警察，三个次要符号则是那群围观的黑人，都市的景观--高架道路和有阳台的老房子， 以及树。这个毗邻轴在这些符号之间形成了一个很特殊的关系--是一种和都市黑人社区可能有因果关联的冲突关系。当然，冲突是不可独立于环境之外的。

当我们解读时，这些符号具就成了符号，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些符号和符号义或心理上的概念加以连接。我们对警察、 黑人、都市和树都有某种概念，这些是我们在解读这张照片时所不可缺的。 而所有的解释义都是我们的文化经验的结果：例如我们对黑人的认知是黑人是受瞩目，比较外进入白人社会的移民。

2、第二层次：

第一层次与第二层次的分界并不是分明的一条界线，这样的分界只为了分析上的方便而已， 因为解释义的问题很微妙地切入了第二层次的迷思里。



这张照片无可避免地引发了我们对警察所存有的一连串概念，这些概念构成了我们对警察的迷思。这张照片的意义是透过以下的主控迷思:：警察并没有攻击性(仅管他们手里拿着警棍)，其中一个用手护着牠的脸，有两个背对着那群青年， 有一个已经被击倒并且掉了头盔。那群年经黑人的解释义则依据两个迷思：一个关于黑人，另一个关于充满叛逆性的青年。所以，这场冲突来自种族问题，也来自代沟：来自法律、 秩序、 社会。在这个层次上， 这照片里的冲突变成了这个美国这个大社会里的内部紧张与摩擦的转喻。



《观察者报》 引用并修剪了这张照片。他们改变了照片的形状，使它变长而窄，当我们看照片的时候，视线要从左移到右。这更强化了冲突的隐含义： 读者视线的移动成为双方对峙的肖像性重现。而唯一的树被裁掉了。高架道路下力的场景则仍保留，围观的黑人群众也仍保留。照片上以粗黑体加进了四个字，正好把对立的双方分割开来。字的本身，以及字体与位置突显了冲突的隐含义。

五、符号学与阅听人分析



符号学里读者(接收者)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贺尔提出的阅听人分析有三种情形，这是整个符号解读系统所不能不知的。



(1)主控式解读：

即阅听人依照传播者期望的方式加以理解，符合传播者霸权主控的利益，或称「偏好的意涵」。



(2)协商式解读：

即阅听人的解读混合着部分符合主控意涵，部分反对的成分。大致上仍是符合主控优势利益的立场，但在某些细节上，则加入个别特殊情况的考量。



(3)反对式解读：

即阅听人彻底解构「偏好意函」，并已不同的解读符码对其重新加以解释。



阅听人解读立场的分析显示符号学一方面承认文本及阅听人解读的多义性的可能，但同样重要的是文本建构极可能依据所谓的「偏好意涵」加以构连，而阅听人也可能因此照单全收，形成「主控」的解读立场。

参、作者已死：巴特与后现代主义



一、巴特置于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概念



从上述符号论谈起，Barthes的文本概念如下：1. 文本不同于传统作品，它是语言创造活动的体验；2.文本突破体裁和习俗的窠臼，走到了理性和可读性的边缘；3.文本是对「能指」的放纵，没有汇拢点，没有收口，「所指」被一再后移；4.文本呈现纷纭多义状，它呼唤的不是真理而是拆解；5.作者既不是文本的源头，也不是文本的终极，文本和作者无涉；6.文本向读者开放，由读者所驱动和创造；7.文本就是一切，文本是语言游戏，一种快感的体验。在文本中，空间是流动的，没有时间的向度，不停留于任何一点；文本也是开放的，所以能不断创造衍生不同的意义，也因为意义不停的创造中，而其最终意义也无止境的被推延。从Barthes的观点来看，文本乃是多义的、多诠释的。



英文语词中，作者（author）和权威（authority）是同一词源，就字源学而言，author与auctor二字关系密切。中古时期，每一学科（如修辞学、雄辩术、语法）都有其作者（auctor），为这些不同的学科建立了基本的原则和规范，将偶然事件组织成一个确定的、能赋予它们意义的语境。所以作者（auctor）一字自然而然与权威连贯在一起，暗示了封建时期君王绝对的权力。。Barthes指出「作者」的概念是历史和意识形态下的产物，而非自然天成的某种人；强调作者的创意与个性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事，当时的作品大多是传达社会宗教的伦理规范，相同的主题一再被复诵引用，作品亦不属于作者本人，谁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些什么；直到文艺复兴以后，私有财产权观念兴起，作者要求保护自己的作品不被剽窃，以能发行、买卖从中获利，作者的概念才被确立。

将文本从作者的权威性中解放，是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一种逆写。结构主义认为社会、人类心理、历史、意识及文化内有不变的结构，且其为自然的产物。在Barthes看来，任何文本都只不过是一个铺天盖地、巨大意义网络上的一个连结：它与四周的牵连千丝万缕，无一定向。



就像Nietzsche, F.疾呼上帝已死一样，Barthes在1968年向世人宣布：「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Barthes的意思是不管作者的意图为何，文本只有在原作者身上才具有某种程度的「一义性」，但文本一旦被发表或呈现，读者在与文本的相遇（encounter）中会以其文化脉络创造了读者自己的意义：读者的那些文本，因此始终在变动、不稳定，而且容许质疑；解释的任务也不在于去寻找作品的终极意义，不在于关注它的普遍结构，而是在于阅读的创造性。



因此，今日，对于作者一词的文化价值，许多学者都提出新的思考方向。如罗兰巴特提出「作者已死」之说：作者意味着对心理连续性、意义统一性的渴求，由于作者已死，文学的新定义是一种话语的游戏。对傅柯而言，作者既不是游离于一种话语实践之外的个体存在，也不是任何特定实践活动中的行为主体，而是具有一种可称之为主体的「功能」。傅柯质疑使写作概念化、且自身早已制度化的方法，批判对作者的传统观念，以及文学批评中作者的优越地位。



Barthes的上述观念彻底翻转以作者为中心的传统阅读或诠释方法，他认为任何作者的声音一经写成「文」后，则销声匿迹；而文章也不是封闭完整的单一个体，其开放和多元性，为读者提供了无尽的诠释空间，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个人的诠释所赋予，而非来自作者。在此，读者的诞生必需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每一个阅读也同时即是一种写作（writing）--每一种阅读皆带着特定的批判、诠释、历史脉络或政治兴趣而重新写作了文本。

除此之外，后现代观点也扩展了传统文本概念的指涉对象。Derrida他看待文本即是一切，认为文本是一种动态生成的不确定性，因而蓄藏着解释的无限可能性；同时，文本又是不确定的，它以其符号性与其它文本构成一种不断运动的参照关系，在无限意义生成活动中滑向意义的无限延异中。因此，「文本不存在确定性，……所有的文本都是一种再生产，事实上，文本潜藏着一个永远未呈现的意义，对这个意义的确定总是被延搁，并被新的替代物所补充和重新组构。」



在文本是符号多义延异的概念下，文本是由听觉、视觉与印刷文字等意符所构成的，这些文本，多用来分析在种族、性别、阶级、族群和其它社会型态等议题的权力圈中，如何策动、投入和转化个别的与社会的身份。Stanley（1992: 219）更进而推衍文本的范围，他主张人类的存在及辩证的实践即是文本，批判教育学的实践即须将人们的生活本身视为文本而加以理解。



在这些概念意涵的扩展下，文本的范围从传统的文字作品（书籍、报章、杂志等），扩展至口语、听觉、视觉表达等类型（言谈、电视、电影、建筑、绘画、雕塑、装置艺术、音乐、网际网络等），进一步扩展其范围及于每日生活中意义表达或建构的实践活动，使生活世界及日常经验也成为文本的一种。这种文本意涵的扩展，打破了高级文化∕低级文化、作者∕读者的区分。以下提到『教材』的文本概念以及『网络书评与阅听者』的研究，藉以论证相关论述。

1、教材即是文本，从老师与学生相对应的关系观看制码与译码的过程



根据上述后现代的文本脉络，以教材为例来论述这层关系。教室作为知识传递的场域，课程的设计、实施和评鉴总是表现出关于知识性质、教室社会关系和权力判断的分配模式。从上述脉络而言，教材是课程构成的重要元素之一，以文本的概念再重新检视课程中的教材，不仅需要将诠释教材的权威还诸于读者，还应引进并运用教材的各类表征形式，并对教材中蕴含的权力关系进行再思维（re-thinking）。



首先，从「产品」的观点而言，后现代观点的文本论述要解构经典的、绝对价值的文化。在此，传统的教科用书、教学媒体不再是具有正统性地位的唯一教材；儿童读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建筑、绘画、音乐、网际网络乃至口语言谈、生活世界发生的日常事件等等，皆是教学中可以选择及运用的教材。在教学中运用这些教材，分析它们是如何生产、组织、分配、接受和散播到日常生活中，并质问它们由何而建构了我们的世界图像，这也是出版在整体传播环境中具备重要角色的地方。



其次，从「过程」观点来看，后现代论述（特别是文化研究）也不再视文本为增进社会整合的系统，而是价值冲突和意义争夺的场域。在后现代文本的观点下选择和运用教材，就不是要刻意的、命令式的想去改变别人（「作者」的文本），而是「邀请」学生，透过与教材中的他人或自我进行「对话」，而能重新诠释与观照自己的生活（「读者」的文本）。



课程研究与教师教学从上述的观点而言，一方面须将教材视为一种文本加以分析、解读和诠释，另一方面，也须开放传统教材的疆界，将众多种类和形式的文本纳入教学与研究中。结合着后现代文本的概念，「教材」可以有着多元化的样貌，且其本身也不再是固定、客观、超越性的真理，而是存有各种可被质疑和分析的缝隙，师生在其中能进行建构的、流动的、生成的（becoming）、意义诠释的创造性对话。从后现代文本的概念而言，我们对教学的想象可以是：「作者已死，读者诞生」。



因此，教师不能仅作教材的「机器生产者」或「服务业者」，而是要让自己成为「符号分析者」。如果教材本身是尚待意义诠释与分析的文本，教学中运用教材就须能认知：教材即是其原作者对生活经验的一种诠释形式，它本身即已承载着某种特定的意义价值。



所以，运用教材进行教学的进程可以视为经验再现（representation of experience）或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的过程——教师与学生一起进入教材的脉络，诠释其信息意义，探索其与自己经验的关系，诠释自己的经验并与他人分享，反省观照自己的经验并进而建构价值意义等等。



再者，教师虽然做为教材的符号分析者，但是却不能代替学生来发言（学生既是读者也是作者），检视其中关系，最吊诡的就是教师在与教材的文本关系里既是读者也是作者，学生在诠释教材及与教师对话时，同样的他们不仅是读者也同时是作者，而这成为另外一种制码译码的过程，亦为令一种编辑者的形式。

读者（消费者）的权利与力量积极介入网络书评，打破传统书评、书评媒体与出版社三者之间（或是书评者、书评编辑及作者），原本笼罩在一片以市场利益为导向的资本主义氛围的互动模式中所呈现出相互为用、彼此依附的共生关系，而重新展现另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机制运作，牵动着彼此的定位与相互影响之效应，形构书评的意义。



新左派的文化研究视文化即为实践（culture is practice），参与者会再改变或创生文化的意义建构，文化意义的生成乃是活生生的实践（lived practice），而非简单的外在灌输所能奏功（Agger, 1992: 8）。因此，在网络时代的互动关系中，阅听众并非只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同时也是潜在的文化创造者和历史的主体；网络读者对网络中的讯息也有着自我解构、自我转化和再生产的可能性。



套用后现代文本概念，多种形式的文本进入网络世界中时，当每一位网络使用者对于文本的概念进行广泛的阅读、诠释、探索与书写时，置放网络脉络下，阅听众不只是读者也可能同时是作者，而且不再只是被动的吸收或消费符号，而是文本的译码者、意义的建构者和文化的生产者。

二、综合探讨



一、 网络兴起，作者与读者在书写与阅读形式的转变中，角色的异位以及两者诠释权的转移过程。



媒体型态的转变，网际网络的兴起，使知识的流通产生极大的变革，由菁英把持的文学领域，也在网络载体的特征中分散瓦解。传统的文学创作领域，作者及出版者掌握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流通，读者几乎没有批评与响应的权利；而网际网络所具有的超链接、超文本、去中心、断裂、无起点与终点的书写与阅读形式，使得读者的力量能够随时展现在这个媒体空间（赵书珣，2001）。



亚玛逊（Amazon）网络书店的成功，将网络读者的权益扩大，读者可以随时上线评论各种出版品，甚至有左右出版商的影响力。吴燕惠从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对照亚玛逊所带动的「读者之生」，从书评的角度探讨传统的文学领域与网络媒体，书写与阅读的型态转变。



吴燕惠针对网络书评进行观察，发现书评匿名性、数量庞大，我手写我口的写作风格引发诸多批评，在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影响下，呈现出知识商品化、商品知识化、深度感消失以及去中心化的特色。读者书评因为网络特性而打破原来的思考模式，使书评、出版机制中的作者、编辑角色产生转化。（吴燕惠，2000）



传播大师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多年前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人类文明的改变与进展，并非由传播媒体所传达的讯息内容所操控，而是媒介的形式，会改变阅听众意义解读的差异，因此，阅听众选择不同媒介进行讯息接收就会产生不同的意义解读。麦克鲁汉从这个角度切入，将西方文明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口语传播期、文字时期、印刷时期、电力时期。



在口语传播时期，说书人（叙事者或称作者）与听众（听讲者或称读者）的角色是直接面对面，读者随时能将响应传达给作者，作者的绝对性与独断性相对减低，叙事的内容甚至是流动性，会在每一次的叙述中随着听者的响应做增减，十足的双向互动交流。在这个时期，作者是不存在的。



随着文字发明，口述时代双向交流的传播行为立刻被单向式的型态取代。由于实时性与现场感的消失，虽然突破时空限制，叙事者与听讲者却从此分家。作者在进行文字书写时，并没有一个活生生的读者站在面前与之对话，而是必须制造一个假想的读者，再凭自身的臆测，写下欲抒发的文字。文字延长了人类的记忆，除却传播行为的地理与时间限制，更进一步建立起作者的权威。



印刷时代代表知识平民化的开始，人人都可以成为读者，也可以极具个人性地阅读与思考。而此时，由于大量印刷、整齐画一的文字排列，更影响人类思想朝向线性思考的模式。人类的阅读行为不再跳跃、也不再具实时与互动特质，

电力时期来临，计算机多媒体及网络的兴起，人人都有机会上网发表言论成为作者，使得长久建立的作者权威受到威胁。印刷时代，「作者」出书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代表其对于知识有一定的的掌握，于是造成讯息的传递受控在少数人手里的情况。而网络无远弗届的传播特性、方便性与平民化，是人类文明发展来仅见的，因此，知识的传布到此时才算真正有机会平等化。网络超链接的跳跃性格、多媒体接口使用，使得人们的阅读形式不再受限于印刷品的线性模式，也不再循着旧式的路线进行文本解读，作者借着媒体形式掌控读者意图完全失效。但这里又存在与前者相同的问题，网络科技是否又限定了知识的流通，传统知识分子离开印刷时代后，新的媒介使用者，是否又会产生另外一群握有知识权力的群体呢？（翟本瑞：网络阅读与行为模式改变的社会学考察初探）



因此，从上述脉络的发展可以看出，关于作者的概念是发展来的，而读者的地位是一直被提升的，由传统印刷媒介到网络阅读时代的来临，作者-文本-读者之模式已然改变，这也导致了许多网络现象的发生，比如网络出版的盛行..等。



二、 网络文学的出版。



在网络文学的多媒体创作空间中，在这个论述中参与者会比文字论述空间来得复杂。由于网络结合了文字、图片、声音、影像，是多媒体的表现形式，论述参与者的特性变得多元且繁杂。一个网络文学网站，真正作者不会只有一个人，而是集体在这个空间不断释出创作成品，一篇作品或许是由一人创作，但网络庞大的数据库型态，也使得作者在张贴作品的同时，失去了对自己作品的主控权；隐身作者则存在于每一篇作品在被读者阅读过后所产生的臆测当中；隐身读者存在于作者的想象空间，并且带着网络具有的匿名性，使隐身读者的角色更形多变且不定；真正读者则视坐在计算机终端机前操作键盘鼠标的人。



因此，网络文学的出版成为网络出版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比如电子书现象，作家与出版商藉由网络工具特性，企图改变著作发表与印刷出版这两条传统知识传播的路径，此外，还有所谓虚拟社群之行为模式的研究，以及关于数字书写的相关探讨，所谓数字书写包括了超文本及另类的叙述手法，以及包含断裂、拼贴等后现代写作风格的探讨。



愈来愈多传统文学的例子已经显示，传统文学的「立体化」并非遥不可及。许多书籍内容早已可以「跳出」纸面，有的书本的包装则完全颠覆了「书」的外形。网络的「超级链接」、「立即互动」等特殊功能，彻底改变文字本身的意义与诠释。网络文学的出版，也替出版业找到新的生机。

三、 借用人际传播计算机中介传播研究替作者/读者关系解套。



传统角度看待作者/读者角色是有隔阂距离的，读者碰触不到作者的权威位置，而作者也无权干涉读者的解读过程，但透过计算机中介传播研究，套用人际传播的观点来看待网络时代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就有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以南华大学电子布告栏出版学研究所版为例，关于出版所的相关讯息或是个人杂想都可以在这个版面发表，而后有人针对内容采取响应的手段，而原来波文章的人再针对不同的意见做出响应，间接达到作者/读者角色的演变。人际传播强调先有互动而有沟通行为产生，在出版学研究所版上每个人在虚拟接口里，都可能藉由计算机中介达到互动，而经由讯息文本不断建构、解构过程中，网络上传播者的互动是非线性的，人们可以利用网络连结特性与人互动，达到讯息沟通的目的。这种说法为传统作者/读者间的权力结构提出一套解套的说法，作者与读者也有可能是更具流动性的文本解读过程。



四、 从网络世界来看，即使读者占有了空间与时间上的优势，在知识的接受度上究竟能否自主且清楚的了解自己的需求，并且将知识的力量发挥到最大？我们可以在众多的网络论述中发现，片面的、浅薄的、失去深度的言论占据着网络资源，不禁让人怀疑，网络所带来的知识平等化，加上信息爆炸所产生的焦虑，是否代表人类将失去了深度挖掘的可能？



网络阅读并没有规定路线，随时可以跳离、超链接，读者很难预期下一秒会经验什么，并且在集体响应发言评论的状态下，读者在这个虚拟阅读世界中的经验是破碎、零散的，并且可说是众说纷纭，每一个环节都影响读者阅读作品时所感知的文本意义，因此在这个产制出来的文本意义可说是繁杂、多变、无固定性。



阅读行为在网络读者参与这个文本论域的过程中甚至只是一小部分，更多时候是积极地透过线上响应，再建构与再创造新的文本意义。此时读者所产生的世界不再只存在自己的心灵，可以影响其它读者，甚至也可以影响作者。我们可以清楚地在网络上看到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也许是两相呼应，也许是顺应作者意图，也或者是作者与读者两方意图的交战（Robert C. Allen，1993）。



明日报的迅速崛起代表的意义在于，阅读报纸只是诸多阅读活动中的一项，电子报改变人们的阅报行为模式，同样的，其它阅读行为也会因为电子媒介的出现，而产生一些改变。虽然，屏幕阅读对使用者仍存在许多不便之处，但随着科技发展，电子阅读挟着其接口的优势，能够提供读者更大的选择性与互动关系，终将会逐渐取代传统媒体，并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



然而，改变的不只是阅读习惯，阅读方式的转变，会造成阅读心理上的转变，以及对知识接受模式的改变。麦克鲁汉名言：「媒介即讯息」，指出阅读媒介的改变，会对讯息传播，以及接收模式造成全面性的改变。

事实上，网页浏览本身就是一种「阅读」的行为。换个角度来看，参与信息社会是以阅读的隐喻进行的。六○年代罗兰?巴特强调「作者已死」，意味着读者不能只是被动领受作者对文本的写作，对于意义的创造过程，也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同样的，网民上网的「阅读」行为，正亦代表共同参与网络的意义创造过程。



因此，当传统阅读模式改变，网络阅读成为主要知识接收来源时，根据上述说法，从网络载体中，我们得如何筛选对自己有意义的文本，达到深度阅读的目的，将会是目前信息爆炸时代里不可忽视的问题。

四、结语



后现代对于文本所指涉得概念：作者已死、歧义性解读。一切文本，作为某种符号系统，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不同的人面前，可以成为多意义结构的文本。因此，一切文本都是「多义的」或「多诠释的」〈polysemic〉。文本只是在原作者那才有的某种程度的「一义性」。但文本一但被创造，一但被发表，就脱离开原作者的控制，就像挩了缰的野马那样，在不同读者的文化脉络中，涌入不同读者的思路而转化成多种可能的意义。(高宣扬，1999)



耶鲁学派学者米勒(Miller)强调「任何一个优秀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绝不会使自己成为阅读文本的奴隶，绝不满足于文本原有作者对于文本的意义和形式的理解和诠释，而是有意地发现原作者所以没有、也不能发现和理解的那些新东西，这也就是「文本的不可阅读性」。文本的不可阅读性并不要求读者和诠释者按照统一标准去理解文本的内容，更不是去发现文本所隐含的固定真理体系。重要的是，文本的不可阅读性正是为了鼓励读者和诠释者，使他们善于在阅读中向文本放置那些本来就内涵于文本的意念、但又同时不去考虑其建构的过程和结果。(高宣扬，1999)

就内容而言，阅读文本时，透过文本结构所可能理解的意义，不应该仅限于原作者所已经表达出来的范围，也不应限于藉助于逻辑概念结构所精确表达的意义系统；相反的，一方面在原有意义结构的背后寻求不确定的象征性内容，并将其内涵不断地远离原结构，在变化多端和无固定原则的象征游戏中继续扩大；另一方面又有意地破坏原有的逻辑结构和表达形式，把精确表达出来的意义和形式加以摧毁，或者，在原有意义行形式结构寻求不精确何不确定得缝隙，然后顺此扩大其裂痕，有意地制造模糊和不精确的形式，在含糊性和不确定性中彻底打破逻辑概念和传统语言的基本原则，扩大文学艺术的非概念性、非语言性和非逻辑性。(高宣扬，1999)



从后现代论述里观看网络中的作者与读者，在网络中，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角色产生的奇妙的变化。读者和文本可以轻易地变换位置，构造一个文本读者的故事转变为操纵读者的文本故事(方谦，1994)。在参与网络活动时，使用者不单只能单方面的只是阅读行为，更能透过网络的互动特征参与文本论域，对于文本进行响应，由读者转化为作者，建构、创新出一份新文本意义。把读者提升为文本的生产者和文本描述，在于读者语文产生本相互作用的力量(方谦，1994)。文本理论消除了对阅读自由的一切限制〈认可人们可以完全现代的观点去读解一部过去的作品〉，巴特极力坚持阅读和写作的生产是等价的(方谦，1998)。



由于网络还具有互动性，自己的作品放到网上之后，就可以看到读者对它的各种评价，这比刊登在传统媒体上毫无声息或反馈缓慢要好得多。对于一个作者来说，读者的欣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它对作者的文学创作起着导向的作用。对于传统文学作品，读者更多的是被动地接受和认可，而由于网络文学的出现，这种状态被彻底改变了，作品的欣赏出现了由被动阅读向交互性沟通转变的趋势，网络打破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限。目前网络上还流行一种"接龙小说"，即给出一个开头，由多人参与，一起续写情节。比如说，一人写出了情节A，可能接下来由不同的人续写三种不同的情节B1、B2、B3，然后其它人可能根据这不同的三个情节又续写出更多的故事出来，直到最后可能形成许多个完全不同的作品。这绝不仅仅是写作形式的转变，未来的文学将不再有作者和读者的界定，每个人都参与到创作与鉴赏的过程中(中国教育报，2001)。

吴燕惠研究中也提到书评者与读者之间单向接受讯息的关系一一瓦解，在网络世界中，身份的认定不再是唯一，角色的多元与互动让书评者与读者的界线消弭，读者也可以是书评者，更可以起而参与甚至共同创作(吴燕惠，2001)。



计算机提供了新的社会型态，在信息时尚的年代形成一个(网络)社群。计算机(网络)写作打破了过去的作者与阅者的关系，创造了一个新的写作概念，使其成为集体作者的写作空间，破除了传统的单一线性的个体写作的作者概念(Poster, M.，1990)。



因此，在本文最后，我们企图提出问题，来厘清当前出版现象。问题如下：



后现代把焦点放在多义性文本的「读者诠释」权上。然而在这个论点之下端视出版领域，似乎预见网络出版更为活跃的生机。然而出版在面临「读者诠释」的论点这样的状况下，出版者对于文本内容的发行评估标准为何？评估标准是否有所转换？



在面临网络出版时，当网络作品以集体创作、集体著作面貌出现时，似乎会出现一个属于著作所有权归属的问题，作品是属于谁？然而谁又有权出版呢？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