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红学必须推翻兼论《红楼梦》成书时代
雍正粉彩《红楼梦》十二金钗瓶，起拍价HKD: 5,800,000至5,800,000。类别：陶瓷。 作者 ：暂无。 年代：清雍正。规格高13.2cm；直径2.7cm；底径3cm。拍卖公司：澳门中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品描述：雍正年制款。成交价：流拍。
造成流拍的原因判断是官方胡适派红学定论《红楼梦》成书于乾隆年间，不可能在雍正年间出现与《红楼梦》有关的作品。
造成流拍的原因判断是官方胡适派红学定论《红楼梦》成书于乾隆年间，不可能在雍正年间出现与《红楼梦》有关的作品。
贾家位至公侯，而曹家不是。贾家几百号人物，而曹家没这么大家族和排场。——胡适、周汝昌、俞平伯、李希凡、冯其庸等一干人连红楼大门都没进，且是文学门外汉。
文学时代的划分，与历史朝代的划分，是不完全一致的。晚明文化气脉不等同于晚明历史时代，清朝初期的顺治年间和康熙早中期，也应是晚明文化气脉的延续时期，与《三言两拍》等晚明文学作品应属于同一文学时代。这一文学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极度女性化”，具有浓郁的脂粉气，崇拜并歌颂女性，宣扬“意淫”观念和纵欲思想，宣扬对金粉浮华生活的病态依恋，反对理学和道学，对现实生活有着无尽哀怨，但又缺乏对阳刚清新社会的希冀和策划。这是一个对历史和现实无尽哀怨和病态依恋矛盾共存的时代。只有这一时代，才能需要并催生《红楼梦》。
所谓晚明文化气脉，大约是从明代中期的成化年间发端的，历经弘治、嘉靖等朝，在晚明和清朝初年形成的一种文化高潮。从文学角度看，是从《牡丹亭》和《金瓶梅》发端的，中间经历了风流才子唐伯虎、“情僧”冯梦龙以及凌蒙初、李笠翁、袁于令、李玉、万树等明末清初作家群的推波助澜，至康熙中期的蒲松龄、洪昇、孔尚任而达到空前高潮。随后，进入康熙晚期特别是雍正时代，由于朝廷文化高压政策的威胁，以及自然规律造成的晚明作家群辞世，晚明文化气脉便戛然而止了。从时间上看，晚明文化气脉前后延续了大约一百五十年左右，统治中国文坛长达一个半世纪。
晚明文化气脉虽然是一股气脉的延续，但在明清两朝的表现却又有很大的区别。虽然都具有对现实生活的无尽哀怨和病态依恋，但哀怨和依恋的对象及内容却不尽相同。晚明文人哀怨的主要内容是社会风气的颓废和朝政的江河日下，而到了清初，则由于改朝换代、异族统治的原因，主要转为对“国殇家难”的哀怨，甚至转为民族主义情绪的金钟大吕之声。我们看清初的《聊斋志异》、《长生殿》、《桃花扇》等代表作品，都不难发现，除了仍然具有对晚明畸形繁华生活的怀恋，并为之披上“极度女性化”的“意淫”躯壳外，又深深地浸透了对外敌入侵和战乱的痛恨以及对异族侵略者的鞭笞。虽然这种鞭笞是文化视角的，软弱的，模糊的，躲躲闪闪的，但却是自觉的和能动的。在这一点上，《红楼梦》与《聊斋志异》、《长生殿》、《桃花扇》是一脉相承的。《红楼梦》中和《聊斋志异》中的林四娘，都是根据同一传说，在同一时代由两个作家分别记录的，表达的是当时具有遗民思想的封建知识分子共同心声。
《红楼梦》是一部怀旧的作品，通篇充满对家族和社会昔日辉煌的怀恋。这种怀恋感情在清初具有遗民思想的文人中是普遍的、群体性的行为，特别是在江南世族出身的文人中间，怀恋之情尤为浓烈，这在当时著名文人朱彝尊、吴梅村、张岱、钱谦益等人的著作中反映的至为明显，其中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著作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著作中把晚明的生活情调、山水情趣、园林情思，通过“梦忆”的形式，以优美哀伤的文笔，刻画的淋漓尽致。倘若把这种怀恋之情放在乾隆中叶的文人身上，则是莫名其妙的，因为他们身处乾隆盛世，不可能去怀恋晚明，也不可能怀恋清初那段动荡痛苦的社会，就像今天的文人不可能去怀恋清末民初那些八旗子弟的生活一样。
现代人一提到晚明，往往认为那是一个极其糟糕的黑暗时代，似乎一切都烂透了，遍地饥民，遍地烽烟，大厦将倾，国将不国，一无是处。这是现代文史学家的看法，清朝初期的遗民阶层却不是这么看的。其实，即使按现代的历史观，对晚明这段历史也有必要重新研究一下。晚明时代由于“流寇”和“建州女真”的军事破坏，西北、华北一带确实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但在并未受到兵剺摧残的江南，直到乙酉清军下江南之前，却依然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明末那些大文人多数出身江南世家，他们对晚明的怀恋，实际上是对当时江南世族生活的怀恋。
晚明社会呈现着一种奇特的亢奋的状态，这种亢奋似乎并不是政治黑暗的表现，而是一种类似回光返照般的末世疯狂景观。事实上，经历万历朝前期的整治，张居正的改革，正统以来的土地兼并，世族社会的强化，政治矛盾转向上层，朝廷分权体制的建立，市民物质生活及思想文化空间的扩大等等，似乎就在王朝覆亡前的几十年时间里接踵而至。明帝国的元气似乎正在恢复到他最强盛的时代，这绝不是代表着一种灭亡，恰恰相反，代表的应该是一种新生景象。
晚明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如吕晚村所说的“君臣以义合，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的政治局面，后来的黄宗羲说的更加直白，“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这种政治态势相对削弱了封建皇帝的“专制”地位，促进了分权体制的产生。经济上，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客观上也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据当时的外国传教士记载：“仅在常州城及附属广大地区，就有万台织布机。”宋应星在他的书里记载了他所看见的火器，西班牙人对此的评论是，“中国人使用着与我们同样的武器。他们的大炮十分精良，炮筒比我们铸造的更精致，更坚固。”
晚明的中国，从思想政治领域看，随着心学对理学的反动，社会开放风气的蔓延，终于突破了道学的束缚，产生了王艮、李贽、何心隐等异端，最终发展到“情教”成为全社会最流行的思想，就连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卖油郎”都想“独占花魁”，更何况风流倜傥的士大夫阶层。从社会生活领域看，服饰的讲究，宴会的排场，器物之玩赏，市井之繁华，亡国之音，不经之艺，淫巧之术，都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愈演愈烈。从文学娱乐领域看，这是一个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文艺复兴”时期，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精华泰半以上产生于这一时期，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以及古典戏曲的巅峰作品，均产生于这一时期。文学艺术之所以能得到空前繁荣，很大程度得益于从朝廷到民间对各种文化思潮的包容，表现异端思想、色情生活的书刊，其版刻和发行基本不受任何限制。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晚明几乎是创作和销售最自由、创作数量和销量最大的时期。
晚明的中国，似乎一切都从陈腐中开始展露自由奔放的新气象，这种自由奔放不限阶层，不分地域，几乎席卷了整个社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之后又一次百家争鸣时期。可惜的是这种气象在甲申年戛然而止了，使我们再也看不到他应有的结局。
所谓晚明文化气脉，大约是从明代中期的成化年间发端的，历经弘治、嘉靖等朝，在晚明和清朝初年形成的一种文化高潮。从文学角度看，是从《牡丹亭》和《金瓶梅》发端的，中间经历了风流才子唐伯虎、“情僧”冯梦龙以及凌蒙初、李笠翁、袁于令、李玉、万树等明末清初作家群的推波助澜，至康熙中期的蒲松龄、洪昇、孔尚任而达到空前高潮。随后，进入康熙晚期特别是雍正时代，由于朝廷文化高压政策的威胁，以及自然规律造成的晚明作家群辞世，晚明文化气脉便戛然而止了。从时间上看，晚明文化气脉前后延续了大约一百五十年左右，统治中国文坛长达一个半世纪。
晚明文化气脉虽然是一股气脉的延续，但在明清两朝的表现却又有很大的区别。虽然都具有对现实生活的无尽哀怨和病态依恋，但哀怨和依恋的对象及内容却不尽相同。晚明文人哀怨的主要内容是社会风气的颓废和朝政的江河日下，而到了清初，则由于改朝换代、异族统治的原因，主要转为对“国殇家难”的哀怨，甚至转为民族主义情绪的金钟大吕之声。我们看清初的《聊斋志异》、《长生殿》、《桃花扇》等代表作品，都不难发现，除了仍然具有对晚明畸形繁华生活的怀恋，并为之披上“极度女性化”的“意淫”躯壳外，又深深地浸透了对外敌入侵和战乱的痛恨以及对异族侵略者的鞭笞。虽然这种鞭笞是文化视角的，软弱的，模糊的，躲躲闪闪的，但却是自觉的和能动的。在这一点上，《红楼梦》与《聊斋志异》、《长生殿》、《桃花扇》是一脉相承的。《红楼梦》中和《聊斋志异》中的林四娘，都是根据同一传说，在同一时代由两个作家分别记录的，表达的是当时具有遗民思想的封建知识分子共同心声。
《红楼梦》是一部怀旧的作品，通篇充满对家族和社会昔日辉煌的怀恋。这种怀恋感情在清初具有遗民思想的文人中是普遍的、群体性的行为，特别是在江南世族出身的文人中间，怀恋之情尤为浓烈，这在当时著名文人朱彝尊、吴梅村、张岱、钱谦益等人的著作中反映的至为明显，其中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著作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著作中把晚明的生活情调、山水情趣、园林情思，通过“梦忆”的形式，以优美哀伤的文笔，刻画的淋漓尽致。倘若把这种怀恋之情放在乾隆中叶的文人身上，则是莫名其妙的，因为他们身处乾隆盛世，不可能去怀恋晚明，也不可能怀恋清初那段动荡痛苦的社会，就像今天的文人不可能去怀恋清末民初那些八旗子弟的生活一样。
现代人一提到晚明，往往认为那是一个极其糟糕的黑暗时代，似乎一切都烂透了，遍地饥民，遍地烽烟，大厦将倾，国将不国，一无是处。这是现代文史学家的看法，清朝初期的遗民阶层却不是这么看的。其实，即使按现代的历史观，对晚明这段历史也有必要重新研究一下。晚明时代由于“流寇”和“建州女真”的军事破坏，西北、华北一带确实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但在并未受到兵剺摧残的江南，直到乙酉清军下江南之前，却依然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明末那些大文人多数出身江南世家，他们对晚明的怀恋，实际上是对当时江南世族生活的怀恋。
晚明社会呈现着一种奇特的亢奋的状态，这种亢奋似乎并不是政治黑暗的表现，而是一种类似回光返照般的末世疯狂景观。事实上，经历万历朝前期的整治，张居正的改革，正统以来的土地兼并，世族社会的强化，政治矛盾转向上层，朝廷分权体制的建立，市民物质生活及思想文化空间的扩大等等，似乎就在王朝覆亡前的几十年时间里接踵而至。明帝国的元气似乎正在恢复到他最强盛的时代，这绝不是代表着一种灭亡，恰恰相反，代表的应该是一种新生景象。
晚明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如吕晚村所说的“君臣以义合，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的政治局面，后来的黄宗羲说的更加直白，“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这种政治态势相对削弱了封建皇帝的“专制”地位，促进了分权体制的产生。经济上，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客观上也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据当时的外国传教士记载：“仅在常州城及附属广大地区，就有万台织布机。”宋应星在他的书里记载了他所看见的火器，西班牙人对此的评论是，“中国人使用着与我们同样的武器。他们的大炮十分精良，炮筒比我们铸造的更精致，更坚固。”
晚明的中国，从思想政治领域看，随着心学对理学的反动，社会开放风气的蔓延，终于突破了道学的束缚，产生了王艮、李贽、何心隐等异端，最终发展到“情教”成为全社会最流行的思想，就连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卖油郎”都想“独占花魁”，更何况风流倜傥的士大夫阶层。从社会生活领域看，服饰的讲究，宴会的排场，器物之玩赏，市井之繁华，亡国之音，不经之艺，淫巧之术，都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愈演愈烈。从文学娱乐领域看，这是一个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文艺复兴”时期，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精华泰半以上产生于这一时期，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以及古典戏曲的巅峰作品，均产生于这一时期。文学艺术之所以能得到空前繁荣，很大程度得益于从朝廷到民间对各种文化思潮的包容，表现异端思想、色情生活的书刊，其版刻和发行基本不受任何限制。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晚明几乎是创作和销售最自由、创作数量和销量最大的时期。
晚明的中国，似乎一切都从陈腐中开始展露自由奔放的新气象，这种自由奔放不限阶层，不分地域，几乎席卷了整个社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之后又一次百家争鸣时期。可惜的是这种气象在甲申年戛然而止了，使我们再也看不到他应有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