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在红学中所犯的最大错误
胡适先生在红学中所犯的最大错误
作者：六合红学 崔虎刚
牛顿苹果能（万有引力）以前是常识，是铁律，是真理，被爱因斯坦原子能（相对论）突破之后，科学技术世界发生巨大变化。
胡适先生是红学考证派的鼻祖，与其‘一分证据，讲一分话一样’，都是常识、铁律、几乎真理。红学界在突破这些后，会有怎样的进步？
回归历史，我们发现，裕瑞就是清代的胡适；裕瑞《枣窗闲笔》就是民国时期的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
这一历史事实，打破了红学界的常识和认知。打破之前，学界对裕瑞及其《枣窗闲笔》的认识处于说不知却知；说知又不知的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状态，始终未能突破胡适考证派鼻祖共识，还原历史。
胡适先生另有一个著名论断被学人推崇备至，列为铁律。同样存在严重问题。胡适先生这一著名论断的不严谨，则是其自己的不周，并在后来因此而犯了错误，这个错误的后果严重，其责无法辩解，不能推诿。
为什么这样说，又有何证据呢？本文，笔者再打破一个学界常识。
一、胡适先生金句
众所周知，胡适先生有：“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活。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见罗尔纲《师门辱教记》）。
“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这个求真的方法与规矩，世人无疑。而且发挥出巨大的正能量的作用。
但恰恰是胡适先生的这个理论，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漏洞与不完善。也正是由于这个漏洞与不完善，直接造成了胡适本人实践出现的巨大错误。这一错误又直接导致了日后，乃至今日红学界《红楼梦》作者研究出现混乱不堪的局面，至少对今日的《红楼梦》作者漫无边际的学说有直接责任。
二、“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漏洞何在？
“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本意是要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没有多的证据，不能多说，自己不能凭证据之外的想象发挥而说，而去结论。如果多说了，就会过分，便会偏离历史事实，其结论便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这个理解及其运用本来没错，但实践中，有的情况没包括在内，因此有漏洞。
什么情况没包括在内？
完整科学的表述应该是：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证据面前必须说话！因为缺失了“证据面前必须说话”就会出现冤情！
时下红学界一再强调学术规范，那么什么是学术不规范？最大的不规范之一是：证据面前不讲话。
证据面前不讲话，就是学术不规范！无论学人认为是真的证据，还是假的证据，只要有相关的文献证据，就应该说话，不能回避，如法庭判案一样，特别是自己认为某文献是客观的情况下，这才是学术规范。
一份证据，多说了话，许多情况下尚可属于量变的范畴。那么，在真文献的面前不说话，则属于匿藏，属于学术性质问题，属于质变的情况，法律上属于知情不报。
胡适先生面对历史证据不发言了吗？
三、 证据面前不发言
事情正是这样！胡适先生面对历史证据不发言。相对这一错误而言，胡适先生在红学方面的错误，都不算错误，最多算失误，属于判断、推断失误。
胡适先生其他失误，笔者都有为胡适先生辩解的余地，但这一件事，笔者实在没法替胡适先生辩解。绞尽脑汁也没法替胡适先生辩解。有本事的学者们可以自己试试看。这个事情对红学研究来说，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也太大了。
有这么严重吗？为何整个学界都没发现？
请看真实的历史:
1、胡适新红学研究《红楼梦》的根本
众所周知，对《红楼梦》作者、时代及版本的研究，是胡适考证派新红学的根本。因此，任何历史上相关《红楼梦》作者、时代及版本的文献，对胡适及其新红学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2、裕瑞《枣窗闲笔》文献的重要性
裕瑞《枣窗闲笔》是关于《红楼梦》作者、时代、版本、乃至《红楼梦》主人公原型等历史内容的文献，对任何研究《红楼梦》作者、时代、版本者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历史文献。其重要程度，显而易见。
3、胡适看到且有机会收藏《枣窗闲笔》
胡适先生看到并有机会收藏《枣窗闲笔》。这方面，学人曹震、宋广波、周汝昌、欧阳健、高树伟、黄一农诸位先生有论述或涉及，尤其曹震、高树伟两位先生先后在其相关《枣窗闲笔》文章中，有过比较全面的梳理和举证：
“1943年史树青在青云斋书店发现《枣窗闲笔》后不久，孙楷第买到《枣窗闲笔》后就送给胡适。据胡适说：“裕瑞的稿本是孙子书（楷第）送给我，我又还他的。”（见1954年《胡适致吴相湘函》）”
旁证：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邓之诚日记：“十一月十一日星一十月十八日晴夜雨晚作书致高名凯，托其向孙楷第借裕瑞所撰《枣窗闲笔》。名凯旋来，馈酒二瓶，略坐去。”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邓之诚日记：“十一月三日星三十月初三日晴 孙楷第来，以《枣窗闲笔》送阅，为《跋百廿回本<红楼梦>》一首、《跋<续红楼梦>七种》各一首、《跋<镜花缘>》一首，道光时裕府思元主人所撰。胡适辈视为秘笈者，其实无甚足取，文笔尤滞。唯有闻之先辈言：“曹雪芹。其人肥黑广额，每言只须人以南酒烧鸭享我，即可作佳小说报之。作《红楼梦》预计百二十回，仅成八十回而逝，先后已改过五次矣。书中所言俱家中事，元、迎、探、惜四春者，寓‘原应叹息’四字，皆其姑辈，与平郡王有亲。所谓‘脂砚斋批本’者，其叔所为，宝玉指别一叔，非自道也。后四十回有目无书云云”皆尚可取。校中议推院士，予何暇问此矣！”
”
“十一月十一日星四十月十一日晴草《裕瑞<枣窗闲笔>书后》一首，亦以遣病也。””
邓先生说“胡适辈视为秘笈者”，不是随口一说的。而是因为他托人情之后，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得以见到这个文献。由此可知，不仅武林中视拳谱为秘籍，文坛红学中，对珍贵文献也是如此。
可见这个本子在胡适手里时间应该不短。
另有旁证显示，十几年后，胡适依旧对《枣窗闲笔》中的内容有记忆：“胡先生在《红楼梦新证》第438页上，对我引裕瑞《枣窗闲笔》中批评高鹗续书的一些论点加以圈点，共有七处之多，还有几句总括的话说:“裕瑞原文似尚有一节指出‘我们’‘喒们’的区别，高鹗本多误。若我记忆不误，此真是了不得的见地。适之”。至此，不论胡先生此处所指有何曲折层次，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明确的，就是他已承认裕瑞对高鹗续书的指责，认为其见解是了不起的。若我对胡先生的这段批语理解不误的话，那么此时他对一百二十回假全本的看法已和1948年我和他对程乙本的评价有所争执之时，有所改变了。”（2009-10-31 光明日报 周汝昌：宋广波编著《胡适批红集》序言 ）
总之，胡适先生的确看到过这个《枣窗闲笔》。从胡适对周汝昌著作的点评部分，也可知他对裕瑞《枣窗闲笔》文献阅读得很仔细。对其中枝节尚且如此，何况有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相关重要信息呢？
4、胡适回避历史文献
‘拿证据来！’是胡适先生的治学法宝，重证据是胡适实验主义的最大特色。“《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10期上载有胡适在《北大二七级同学录》上写给1931年毕业学生的临别赠言。他在这个赠言中写道：“如果你们不敢十分自信，我这里有一件小小法宝，送给你们带去做一件防身的工具。这件法宝只是四个字：‘拿证据来！’”“这里还有一只小小锦囊，装着这件小小法宝的用法：‘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论。”重证据是胡适实验主义的最大特色。不论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还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都把证据放在第一位。这种科学的治学方法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特点，哪里是什么“唯心主义先验论”！也许正因为这样，西方的一些学者才把胡适的实验主义宗师杜威称为“美国的马克思”，“当时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上海社会科学报》）2002年7月25日《杜威：为了理解的纪念》，作者厦门大学陈亚军）”
而《枣窗闲笔》就是《红楼梦》研究的重要证据，是历史上直接与胡适先生力推考证以《红楼梦》作者、时代、版本、原型等为主要内容相关的重要证据。
作为学者，如果有新的证据出现，就必须面对，并对自己以前的结论，给予说明探讨或以此纠偏补充，提出新的课题等等。
遗憾的是，当证据来的时候，正如欧阳健先生“欧阳健先生2015 年第 1 期 明清小说研究 NO，1，2015 总第 115 期 众里寻他“淒香轩”（四） ——黄一农“E考据”再回应中所指出的那样：
（胡适）“。。。。。连《枣窗闲笔》是脂砚斋在脂本之外的唯一“存在”，居然也毫不动心，采取了不予置理的态度。他的论红文章，从来不提裕瑞，甚至也不提孙楷第。”。
即便胡适先生如果认为这个文献是伪造的，也应该如他对《何必西厢》》那样，给出一个论证或介绍。
何况胡适先生那么相信推崇甲戌本及其脂砚斋，这个文献给出了曹雪芹、脂砚斋、脂批本等的直接信息，连与他素来相轻的邓之诚都指出，这个文献对胡适论断有佐证作用。
偏偏胡适先生看到裕瑞《枣窗闲笔》后，一言不发。
为何胡适先生对裕瑞《枣窗闲笔》文献，却不说一分呢？哪怕是几份话也成啊。就是说错了都没关系。
笔者并不认为欧阳健先生 “这决不是偶然的。胡适对《枣窗闲笔》的冷遇，，显然是另有用心”指正准确，但胡适见到这个不亚于甲戌本地位的文献，也从来没有认为这个文献是假的情况下却无动于衷，胡适看后退回给孙先生，属于回避证据。这是历史事实。
四、 胡适回避这个文献带来的后果
胡适先生未受裕瑞《枣窗闲笔》任何影响，无意间发扬光大了这一做法门派，成为主流红学，这是历史事实，因此一直被学人奉为考证派新红学开山鼻祖。
如果说胡适先生开创的新红学，其六点学说，有不正确的话，还属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够不足，历史局限性的范畴和问题，不是原则性问题。因为这些都是胡适先生当年有历史依据下的判断、推断。有其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即便如此，也远比后来，今日一百多家没有历史线索和依据，凭自己看法而出的作者说强太多了。
学界以往因胡星垣信件冤枉胡适先生的冤案，已经被笔者平反。胡适先生犯了回避证据的这个大错，却是无法解释推脱的。
因为胡适先生这个回避错误，不仅是其个人的问题，而是对整个学界有重大影响的错误。他是新红学开山鼻祖，对一份历史如此重要文献的态度及其处理方式，影响深远。举例如下：
1、作者考证固步自封
考胡适先生此前的《红楼梦》作者研究，其研究结论是根据文献的出现不断变化的。其早年的笔记显示，最早认为曹雪芹只能是增删者。
胡适在《藏晖室札记、小说从话》（学者推算此札记约作于1910年）中写道，《石头记》著者不知所何人，第六十九回评有云‘作者无名氏，但云胡老明公而已。’今遍阅今本，乃不见此四字，可见曹雪芹之前，必另有原本作者自署‘胡老明公’，后为雪芹删去。此其证一。即此书开端第一回亦云：‘空空道人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此其证二。然雪芹之言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其言如此，又能费如许工夫，用如许力气，为《石头记》添毫生色，雪芹实为作者一大知音，然则虽谓此书为雪芹作也可。”。
此时，胡适根据自己所见的《红楼梦》内外文献证据，结论出《红楼梦》原著者为胡老明公，而曹雪芹费了十年时间，删改了原著，曹雪芹虽然是一个“披阅增删者”但说他是作者，也是可以的，符合一定实际情况的。
后来，1921年3月，胡适先生依据袁枚《随园诗话》记载“康熙间，曹练（楝）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于《红楼梦考证》提出了曹寅子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说。
再后来，依据曹雪芹好友爱新觉罗·敦诚《四松堂集付刻底本》《寄怀曹雪芹沾》中诗句：“扬州旧梦久已觉（加有一条笺注：“雪芹曾随其先祖寅赴织造之任”），且着临邛犊鼻裈。”等记载，1921年11月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定中，更正为《红楼梦》作者是曹寅孙曹雪芹。在“改定稿”发表时,他坦率承认:“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
以后1927年甲戌本出现，加强了其结论。因此1928年3月，胡适发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认为“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我们现在可以承认脂本是《红楼梦》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于原稿的本子”。对甲戌本的定位也最高。
胡适先生至此的每一步，关于《红楼梦》作者的研究和结论，都是有其所见历史文献依据的。这是科学的治学方法。
《红楼梦考证》出版九年后,即1930年11月,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强调说:“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
本来《枣窗闲笔》的出现，当即可以帮助胡适自己上一个台阶，开辟新的里程、新的大好局面：
如为甲戌本脂砚斋做有力的旁证；对比这个文献记载与甲戌本之间的相关异同，帮助解读脂砚斋批语真意；完善补充纠正曹雪芹作者学说，回归胡适自己年轻时候所认为曹雪芹为增删者的看法和初心，补充其增删的来龙去脉；推动对《红楼梦》作者、贾宝玉原型、前八十回，后四十回关系作者等，在历史线索信息下的深入研究真相的探讨等。
在《红楼梦》作者与增删者定位后，即便曹雪芹叔辈某人物原作者未能找到，整个《红楼梦》作者的研究寻找，也不会漫无边际。
结果，胡适在遇到《枣窗闲笔》这个文献后，开始固步自封，直至终老。
你不前进，就要被超越。
2、 对文献任意取舍
胡适先生回避《枣窗闲笔》文献的这个错误，等于视证据为乌有。以后新红学继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也对这个文献，采取同样做法，或全盘否定，或对其中一部分有利的作为证据，不合自己意思的，或自己不理解的，都采取否定的办法。导致了后来新红学学人对此《枣窗闲笔》文献的自由取舍。只取有利的而随意否定不利的记载。最后导致《枣窗闲笔》文献成为几乎公认的关键内容不可靠的文献。
有学人也使用这样的做法,将裕瑞如实所记载闻其前辈姻亲-这位曹雪芹好友的口述，说成是是裕瑞为了给自己增加可信度才故意这样说的。
又如有的学者竟能将 “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景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断为“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景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果真如此断句，后面关于曹雪芹的信息，岂不成了裕瑞自己亲眼所见？裕瑞是这个意思吗？
试问，这样对待历史文献，这算什么考证？
学人屡犯以自己看法否定古人文献记载的历史信息。根源在于新红学鼻祖的榜样。
进一步造成的后果是，既然新红学继承人自己都按主观可以任意取舍，认为不可靠，那么非主流学人更可以无视这个历史文献，到如今，可以毫无限制地，提出曹雪芹子虚乌有，或曹雪芹非曹寅后人，质疑三个曹雪芹等等。面对学人提出秒杀曹雪芹的时候，新红学学人，无法再使用这个文献给予有力回击。
事实上，包括非常优秀的新红学学人，主流大家学人，或杰出新秀，在回击非主流学人质疑曹雪芹是否有其人，是否与曹寅有关系质疑、是否三个曹雪芹的时候，也都回避这个文献。只能舍近求远，事倍功半，不讨好不凑效。
本来一个裕瑞大枣核就可以把所有质疑曹雪芹是否真人、曹雪芹与曹寅家关系、曹雪芹与《红楼梦》关系的学人的论据，秒杀打落马下！
3、作者考证没有了约束
胡适先生的这一回避证据的做法，看似这个错误只是关系到这个文献本身和胡适先生自己的损失，其实关系到红学研究之路的问题。直接导致了红学研究被领头羊领向歧途。
胡适先生忽略掉这个文献后，新红学的继承人，逐断定其不可靠。在曹雪芹作者说，面临文献不足，与《红楼梦》内外有不合矛盾欠缺之处，考证有疑的情况下，打开了历史线索约束条件下的《红楼梦》作者研究。
于是，带来了日后索隐派的复活，发展，壮大。便有了红学领域开始出现不同门派，各占山头，以及目前大约120来种《红楼梦》作者说的出现，方兴未艾，各派掌门人及其弟子，至今都在梦游中，各个无比敬业地，摸黑摸索前进的现实景象。
这些学说，上至宋徽宗作者说，元朝时间集世界各国学人一千多人集体作者说，下至孙中山时代作者说过，中有崇祯帝、李自成及其部下、明遗民、顺治，康熙、皇太子、雍正，乾隆皇帝及其大臣说，到民间各种能人志士，七个女子合著，方言平盘自助餐等等，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各个脑洞大开着，狂奔不息。。。。。。然后风云而至大观园，春秋红学战国混战随处可见。
一部手机，两个世界：同在红楼，一半打麻将，一半打扑克。糊糊一周，炸弹不断。高潮频来，互补理睬。都在梦中，嗨又嗨！
4、历史的机遇被错过
实际上这一回避证据的错误，使胡适先生错失将《红楼梦》作者研究引向依据历史线索、沿正途去考证的机会。时至今日，整个红学界作者研究像脱缰的野马。没有历史文献线索的限制。
否则红学不至于落入今日主流学人固步自封；非主流学人拿什么都要入流的局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后果。
本来胡适先生有机会避免这个混乱局面的出现。可惜不是这样。
与胡适先生当年离开大陆的时候，故意将《四松堂集》留给北大图书馆，方便周汝昌研究使用不同。（无论周周汝昌先生是否承认胡适先生是恩师，胡适先生自己是将周汝昌当做徒弟对待培养关照的。）胡适先生无意中，也为我们留下了这个机会！站到巨人肩膀上的机会。
五、假若《枣窗闲笔》的发现早于甲戌本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文献的价值以及胡适回避所带来的后果。
假若不是甲戌本发现在前，裕瑞《枣窗闲笔》这个文献一定比甲戌本还抢手。因为《枣窗闲笔》比胡适《红楼梦考证》还多出曹雪芹增删原委、贾宝玉原型、《石头记》与《红楼梦》具体变化关系、脂砚斋批本以及脂砚斋与曹雪芹的关系、另有曹雪芹音容笑貌唯一珍贵信息等等。
裕瑞《枣窗闲笔》一定会受到胡适先生及学界的高度重视。因为这个文献在当时，乃至迄今为止，是唯一来自曹雪芹好友内部信息、全面记载《红楼梦》成书历史的文献；是唯一来自曹雪芹好友，将曹寅家曹雪芹与《红楼梦》直接挂钩的文献。
这个文献，就连对胡适极端反感的邓之诚在其为《枣窗闲笔》作跋中，都有“只足以取证适之先生言之确”那样的作用。
因此，胡适先生一定会以此为依据，来修订调正其前说六个结论之（1）《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6）《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使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恢复其早期看法而定曹雪芹为增删者。改其甄贾两宝玉曹雪芹的看法为曹雪芹叔辈人物的化身。
因为这个文献中的信息太完备连贯合理了。而且与其早期的看法一致，曹雪芹是增删者。这是其初心。至于是否能找到合格的曹雪芹叔辈人物，是需要继续考察研究的课题。
从此，整个《红楼梦》作者的研究，建立在有历史依据线索基础上，有限定范围大方向上的探讨挖掘研究。不至于离谱到什么曹雪芹子虚乌有说；三个曹雪芹等。更没有质疑增删者曹雪芹资历年龄与明末清初挨不上前提等种种问题。
可以解释后来发现的明义、永忠等人曹雪芹作者的说法，乃至甲戌本等脂砚斋模糊批语等解读。如胡适早先写到的一样，因为一个批阅增删十载而出《红楼梦》的人，在增删过程中、早已是一个作者的身份了。在传出之时，没细说，不细究的话，外人自然将其视为作者，完全合情合理。永忠就是将曹雪芹当做《红楼梦》作者，连哭三天三夜都不过分。
胡适以后，如果还找不到曹雪芹叔辈神秘人物的话，红学界最差的情况，也是大家逐步认同以增删者曹雪芹，来代表《红楼梦》原作者了。
而不是今日，同在红楼，隔着曾裕瑞大枣树的木板隔断，各玩个的，互不理睬。一半搓麻，一半甩牌。前者主流，后者民间。同楼异梦，糊糊与炸弹喊声不断。梦中嗨。这个热闹，两个世界都在一个手机中。
即便这个文献在甲戌本发现之后被看到，本来这个文献至少可以与甲戌本平起平坐，一视同仁，不仅可以为甲戌本佐证，而且还可以将种种问题、版本等研究推向深入，做的更精致。
六、什么造成了胡适的这个错误？
倡导科学，强调证据的胡适先生，为何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1、 理论漏洞是根本
从大的方面，从理论上看，我们检讨后发现，胡适著名言论‘一分证据讲一分话’有遗漏，内心中没把面对证据一定要发言当做学术理念，竖立起来，或许认为证据面前要讲话，是多余的废话，自己理论中有漏洞。以至于到后来不知不觉中恰好落入其中，造成其这个巨大错误。
其实，学术如法庭断案，一定要把证据呈上，而且不能回避证据，无论你是什么学说。这就是学术为天下公器最根本的特性！除非是自己玩玩。
如果当时胡适先生加上‘证据面前必须讲话’，胡适先生就不会犯此错误。
考目前整个学界，学人几乎都是一只眼假寐，凡是对自己不利的证据都视而不见，叫都叫不醒。正应了那句话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甚至学人依旧堂而皇之地说，我走我的独木桥，你走你的阳光道。井水不犯河水，都是这个问题的反映。
于是《红楼梦》作者乾隆朝说与《红楼梦》作者康熙朝说等，曹学的只说有力的证据，非曹的只见不利的证据。学人各自举出自己有力的铁证，而不顾对方的证据。先是打成一片，最后老死不相往来。
至此，我们应该明白‘证据面前要讲话’这句话有多么欠缺，多么重要！，如按历史文献《枣窗闲笔》的记载，不论是否能找到原作者，这些矛盾迎刃而解，都不存在。
从今往后，学人务必知道，在谈论一分证据一分话的时候，必须加上，遇到证据不能回避。
2、保藏贵如金，识破淡如水
除了理论和意识方面的原因外，具体原因，笔者以为，由于客观上，清代裕瑞在其《枣窗闲笔》中，已经把胡适建立考证派的几项基础工程，都做过了。胡适先生不过明确提出了考证的概念、深入细化而已。
胡适先生看到《枣窗闲笔》后，落入俗套俗人的想法，有些尴尬。没法去评论这个文献。一深入评论，就会点破这个历史！武学恩师传有“保藏贵如金，识破淡如水”。
胡适自己又不会做出匿藏或毁掉文献的事情。一旦文献归自己所有，没法回避亲自直接深入探讨这个文献的情况。于是还是不收的好吧。或许这是胡适退回且不谈的一个具体原因吧。
七、裕瑞《枣窗闲笔》的价值
为何孙先生坚持不懈送给胡适？
孙先生爱书如命，但更知道这个价值。为何不是送给或卖给别人？因为货卖行家，是想让胡适发挥出其更大价值，胡适是最合适的人选。尤其在胡适离开北京逃离大陆的前夕，那是什么形势，孙先生还做最后努力要把这个文献送给胡适。
各位别想孙是为了赚胡适的钱才坚持这样干的。看看孙先生的为人和历史就知道。何况按胡适先生自己所说，孙先生人家是赠送胡适的！胡适不收。孙先生是从学术角度考虑的。这强送强推，就说明此书了不得！
欧阳健先生 “孙楷第是有些不服气的，所以在燕京的课堂上大讲，且破例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四加以著录：“《枣窗闲笔》一卷，存。余藏作者手稿本，已捐北京图书馆。”须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的是通俗小说，不伦不类地加进了这本《枣窗闲笔》”。
其实我们并不知孙先生如何想的，不能以自己的想法按到别人头里去。 但说明了孙楷第先生的确非常重视这个历史文献。知道其特殊价值！最后孙楷第先生，并没有卖给其他藏家，或自己收藏，而是将其捐给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
为何？因为孙楷第明白这个文献是难得的真正大宝贝！与孙先生的重视相比，胡适先生对待此文献认识和处理差矣。
从孙先生自己后来的历史表现，他有大量藏书不曾赠送图书馆或卖给其他人，而且后来因为书被家人误卖中国书店散失后，伤心而亡（一说疯掉而亡），孙先生对自己收藏的珍爱有多深，对比可以知他对这个文献的长远认识程度。因为在他眼里，那些不是书，那是中国文化精髓和历史真相！
八、 结论
综上所述，“一分证据讲一分话”在起着积极作用的情况下，胡适遗漏了‘证据面前必须讲话’的大前提，胡适先生因此而回避了历史重要文献裕瑞《枣窗闲笔》。这是胡适先生红学中的最大错误。这一错误，不仅是胡适先生自己的损失，更是红学界的巨大损失。
这一错误使胡适先生失去了一个历史巨大机会---引导红学界《红楼梦》作者研究，依据历史线索而下的考证之路，导致了今日红学界关于《红楼梦》作者说的毫无约束的混乱局面。
认清历史，吸取教训，我们面对证据应采取不回避，不任意取舍，客观公正地对待证据。不能只看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忽视其他不利的客观存在；更不以自己的看法去否定历史文献的记载。
如此，在巨人肩膀上才能真正地开拓新的局面，红学才有希望真正大突破。
裕瑞《枣窗闲笔》其价值与遭遇，在孙楷第先生眼里，何尝不是和氏璧。
注：今天的局面，主要因为胡适这个错误造成的，研究红学史的没看到这点。
作者:崔虎刚 ，武学中的程伟元。山西太原人，就读白龙庙小学，太原七中，北京科技大学工学学士，北机床、合肥工大、铁科院硕士；几十年来潜心研究武学与红学。
作者：六合红学 崔虎刚
牛顿苹果能（万有引力）以前是常识，是铁律，是真理，被爱因斯坦原子能（相对论）突破之后，科学技术世界发生巨大变化。
胡适先生是红学考证派的鼻祖，与其‘一分证据，讲一分话一样’，都是常识、铁律、几乎真理。红学界在突破这些后，会有怎样的进步？
回归历史，我们发现，裕瑞就是清代的胡适；裕瑞《枣窗闲笔》就是民国时期的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
这一历史事实，打破了红学界的常识和认知。打破之前，学界对裕瑞及其《枣窗闲笔》的认识处于说不知却知；说知又不知的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状态，始终未能突破胡适考证派鼻祖共识，还原历史。
胡适先生另有一个著名论断被学人推崇备至，列为铁律。同样存在严重问题。胡适先生这一著名论断的不严谨，则是其自己的不周，并在后来因此而犯了错误，这个错误的后果严重，其责无法辩解，不能推诿。
为什么这样说，又有何证据呢？本文，笔者再打破一个学界常识。
一、胡适先生金句
众所周知，胡适先生有：“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活。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见罗尔纲《师门辱教记》）。
“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这个求真的方法与规矩，世人无疑。而且发挥出巨大的正能量的作用。
但恰恰是胡适先生的这个理论，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漏洞与不完善。也正是由于这个漏洞与不完善，直接造成了胡适本人实践出现的巨大错误。这一错误又直接导致了日后，乃至今日红学界《红楼梦》作者研究出现混乱不堪的局面，至少对今日的《红楼梦》作者漫无边际的学说有直接责任。
二、“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漏洞何在？
“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本意是要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没有多的证据，不能多说，自己不能凭证据之外的想象发挥而说，而去结论。如果多说了，就会过分，便会偏离历史事实，其结论便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这个理解及其运用本来没错，但实践中，有的情况没包括在内，因此有漏洞。
什么情况没包括在内？
完整科学的表述应该是：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证据面前必须说话！因为缺失了“证据面前必须说话”就会出现冤情！
时下红学界一再强调学术规范，那么什么是学术不规范？最大的不规范之一是：证据面前不讲话。
证据面前不讲话，就是学术不规范！无论学人认为是真的证据，还是假的证据，只要有相关的文献证据，就应该说话，不能回避，如法庭判案一样，特别是自己认为某文献是客观的情况下，这才是学术规范。
一份证据，多说了话，许多情况下尚可属于量变的范畴。那么，在真文献的面前不说话，则属于匿藏，属于学术性质问题，属于质变的情况，法律上属于知情不报。
胡适先生面对历史证据不发言了吗？
三、 证据面前不发言
事情正是这样！胡适先生面对历史证据不发言。相对这一错误而言，胡适先生在红学方面的错误，都不算错误，最多算失误，属于判断、推断失误。
胡适先生其他失误，笔者都有为胡适先生辩解的余地，但这一件事，笔者实在没法替胡适先生辩解。绞尽脑汁也没法替胡适先生辩解。有本事的学者们可以自己试试看。这个事情对红学研究来说，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也太大了。
有这么严重吗？为何整个学界都没发现？
请看真实的历史:
1、胡适新红学研究《红楼梦》的根本
众所周知，对《红楼梦》作者、时代及版本的研究，是胡适考证派新红学的根本。因此，任何历史上相关《红楼梦》作者、时代及版本的文献，对胡适及其新红学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2、裕瑞《枣窗闲笔》文献的重要性
裕瑞《枣窗闲笔》是关于《红楼梦》作者、时代、版本、乃至《红楼梦》主人公原型等历史内容的文献，对任何研究《红楼梦》作者、时代、版本者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历史文献。其重要程度，显而易见。
3、胡适看到且有机会收藏《枣窗闲笔》
胡适先生看到并有机会收藏《枣窗闲笔》。这方面，学人曹震、宋广波、周汝昌、欧阳健、高树伟、黄一农诸位先生有论述或涉及，尤其曹震、高树伟两位先生先后在其相关《枣窗闲笔》文章中，有过比较全面的梳理和举证：
“1943年史树青在青云斋书店发现《枣窗闲笔》后不久，孙楷第买到《枣窗闲笔》后就送给胡适。据胡适说：“裕瑞的稿本是孙子书（楷第）送给我，我又还他的。”（见1954年《胡适致吴相湘函》）”
旁证：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邓之诚日记：“十一月十一日星一十月十八日晴夜雨晚作书致高名凯，托其向孙楷第借裕瑞所撰《枣窗闲笔》。名凯旋来，馈酒二瓶，略坐去。”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邓之诚日记：“十一月三日星三十月初三日晴 孙楷第来，以《枣窗闲笔》送阅，为《跋百廿回本<红楼梦>》一首、《跋<续红楼梦>七种》各一首、《跋<镜花缘>》一首，道光时裕府思元主人所撰。胡适辈视为秘笈者，其实无甚足取，文笔尤滞。唯有闻之先辈言：“曹雪芹。其人肥黑广额，每言只须人以南酒烧鸭享我，即可作佳小说报之。作《红楼梦》预计百二十回，仅成八十回而逝，先后已改过五次矣。书中所言俱家中事，元、迎、探、惜四春者，寓‘原应叹息’四字，皆其姑辈，与平郡王有亲。所谓‘脂砚斋批本’者，其叔所为，宝玉指别一叔，非自道也。后四十回有目无书云云”皆尚可取。校中议推院士，予何暇问此矣！”
”
“十一月十一日星四十月十一日晴草《裕瑞<枣窗闲笔>书后》一首，亦以遣病也。””
邓先生说“胡适辈视为秘笈者”，不是随口一说的。而是因为他托人情之后，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得以见到这个文献。由此可知，不仅武林中视拳谱为秘籍，文坛红学中，对珍贵文献也是如此。
可见这个本子在胡适手里时间应该不短。
另有旁证显示，十几年后，胡适依旧对《枣窗闲笔》中的内容有记忆：“胡先生在《红楼梦新证》第438页上，对我引裕瑞《枣窗闲笔》中批评高鹗续书的一些论点加以圈点，共有七处之多，还有几句总括的话说:“裕瑞原文似尚有一节指出‘我们’‘喒们’的区别，高鹗本多误。若我记忆不误，此真是了不得的见地。适之”。至此，不论胡先生此处所指有何曲折层次，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明确的，就是他已承认裕瑞对高鹗续书的指责，认为其见解是了不起的。若我对胡先生的这段批语理解不误的话，那么此时他对一百二十回假全本的看法已和1948年我和他对程乙本的评价有所争执之时，有所改变了。”（2009-10-31 光明日报 周汝昌：宋广波编著《胡适批红集》序言 ）
总之，胡适先生的确看到过这个《枣窗闲笔》。从胡适对周汝昌著作的点评部分，也可知他对裕瑞《枣窗闲笔》文献阅读得很仔细。对其中枝节尚且如此，何况有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相关重要信息呢？
4、胡适回避历史文献
‘拿证据来！’是胡适先生的治学法宝，重证据是胡适实验主义的最大特色。“《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10期上载有胡适在《北大二七级同学录》上写给1931年毕业学生的临别赠言。他在这个赠言中写道：“如果你们不敢十分自信，我这里有一件小小法宝，送给你们带去做一件防身的工具。这件法宝只是四个字：‘拿证据来！’”“这里还有一只小小锦囊，装着这件小小法宝的用法：‘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论。”重证据是胡适实验主义的最大特色。不论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还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都把证据放在第一位。这种科学的治学方法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特点，哪里是什么“唯心主义先验论”！也许正因为这样，西方的一些学者才把胡适的实验主义宗师杜威称为“美国的马克思”，“当时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上海社会科学报》）2002年7月25日《杜威：为了理解的纪念》，作者厦门大学陈亚军）”
而《枣窗闲笔》就是《红楼梦》研究的重要证据，是历史上直接与胡适先生力推考证以《红楼梦》作者、时代、版本、原型等为主要内容相关的重要证据。
作为学者，如果有新的证据出现，就必须面对，并对自己以前的结论，给予说明探讨或以此纠偏补充，提出新的课题等等。
遗憾的是，当证据来的时候，正如欧阳健先生“欧阳健先生2015 年第 1 期 明清小说研究 NO，1，2015 总第 115 期 众里寻他“淒香轩”（四） ——黄一农“E考据”再回应中所指出的那样：
（胡适）“。。。。。连《枣窗闲笔》是脂砚斋在脂本之外的唯一“存在”，居然也毫不动心，采取了不予置理的态度。他的论红文章，从来不提裕瑞，甚至也不提孙楷第。”。
即便胡适先生如果认为这个文献是伪造的，也应该如他对《何必西厢》》那样，给出一个论证或介绍。
何况胡适先生那么相信推崇甲戌本及其脂砚斋，这个文献给出了曹雪芹、脂砚斋、脂批本等的直接信息，连与他素来相轻的邓之诚都指出，这个文献对胡适论断有佐证作用。
偏偏胡适先生看到裕瑞《枣窗闲笔》后，一言不发。
为何胡适先生对裕瑞《枣窗闲笔》文献，却不说一分呢？哪怕是几份话也成啊。就是说错了都没关系。
笔者并不认为欧阳健先生 “这决不是偶然的。胡适对《枣窗闲笔》的冷遇，，显然是另有用心”指正准确，但胡适见到这个不亚于甲戌本地位的文献，也从来没有认为这个文献是假的情况下却无动于衷，胡适看后退回给孙先生，属于回避证据。这是历史事实。
四、 胡适回避这个文献带来的后果
胡适先生未受裕瑞《枣窗闲笔》任何影响，无意间发扬光大了这一做法门派，成为主流红学，这是历史事实，因此一直被学人奉为考证派新红学开山鼻祖。
如果说胡适先生开创的新红学，其六点学说，有不正确的话，还属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够不足，历史局限性的范畴和问题，不是原则性问题。因为这些都是胡适先生当年有历史依据下的判断、推断。有其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即便如此，也远比后来，今日一百多家没有历史线索和依据，凭自己看法而出的作者说强太多了。
学界以往因胡星垣信件冤枉胡适先生的冤案，已经被笔者平反。胡适先生犯了回避证据的这个大错，却是无法解释推脱的。
因为胡适先生这个回避错误，不仅是其个人的问题，而是对整个学界有重大影响的错误。他是新红学开山鼻祖，对一份历史如此重要文献的态度及其处理方式，影响深远。举例如下：
1、作者考证固步自封
考胡适先生此前的《红楼梦》作者研究，其研究结论是根据文献的出现不断变化的。其早年的笔记显示，最早认为曹雪芹只能是增删者。
胡适在《藏晖室札记、小说从话》（学者推算此札记约作于1910年）中写道，《石头记》著者不知所何人，第六十九回评有云‘作者无名氏，但云胡老明公而已。’今遍阅今本，乃不见此四字，可见曹雪芹之前，必另有原本作者自署‘胡老明公’，后为雪芹删去。此其证一。即此书开端第一回亦云：‘空空道人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此其证二。然雪芹之言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其言如此，又能费如许工夫，用如许力气，为《石头记》添毫生色，雪芹实为作者一大知音，然则虽谓此书为雪芹作也可。”。
此时，胡适根据自己所见的《红楼梦》内外文献证据，结论出《红楼梦》原著者为胡老明公，而曹雪芹费了十年时间，删改了原著，曹雪芹虽然是一个“披阅增删者”但说他是作者，也是可以的，符合一定实际情况的。
后来，1921年3月，胡适先生依据袁枚《随园诗话》记载“康熙间，曹练（楝）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于《红楼梦考证》提出了曹寅子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说。
再后来，依据曹雪芹好友爱新觉罗·敦诚《四松堂集付刻底本》《寄怀曹雪芹沾》中诗句：“扬州旧梦久已觉（加有一条笺注：“雪芹曾随其先祖寅赴织造之任”），且着临邛犊鼻裈。”等记载，1921年11月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定中，更正为《红楼梦》作者是曹寅孙曹雪芹。在“改定稿”发表时,他坦率承认:“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
以后1927年甲戌本出现，加强了其结论。因此1928年3月，胡适发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认为“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我们现在可以承认脂本是《红楼梦》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于原稿的本子”。对甲戌本的定位也最高。
胡适先生至此的每一步，关于《红楼梦》作者的研究和结论，都是有其所见历史文献依据的。这是科学的治学方法。
《红楼梦考证》出版九年后,即1930年11月,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强调说:“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
本来《枣窗闲笔》的出现，当即可以帮助胡适自己上一个台阶，开辟新的里程、新的大好局面：
如为甲戌本脂砚斋做有力的旁证；对比这个文献记载与甲戌本之间的相关异同，帮助解读脂砚斋批语真意；完善补充纠正曹雪芹作者学说，回归胡适自己年轻时候所认为曹雪芹为增删者的看法和初心，补充其增删的来龙去脉；推动对《红楼梦》作者、贾宝玉原型、前八十回，后四十回关系作者等，在历史线索信息下的深入研究真相的探讨等。
在《红楼梦》作者与增删者定位后，即便曹雪芹叔辈某人物原作者未能找到，整个《红楼梦》作者的研究寻找，也不会漫无边际。
结果，胡适在遇到《枣窗闲笔》这个文献后，开始固步自封，直至终老。
你不前进，就要被超越。
2、 对文献任意取舍
胡适先生回避《枣窗闲笔》文献的这个错误，等于视证据为乌有。以后新红学继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也对这个文献，采取同样做法，或全盘否定，或对其中一部分有利的作为证据，不合自己意思的，或自己不理解的，都采取否定的办法。导致了后来新红学学人对此《枣窗闲笔》文献的自由取舍。只取有利的而随意否定不利的记载。最后导致《枣窗闲笔》文献成为几乎公认的关键内容不可靠的文献。
有学人也使用这样的做法,将裕瑞如实所记载闻其前辈姻亲-这位曹雪芹好友的口述，说成是是裕瑞为了给自己增加可信度才故意这样说的。
又如有的学者竟能将 “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景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断为“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景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果真如此断句，后面关于曹雪芹的信息，岂不成了裕瑞自己亲眼所见？裕瑞是这个意思吗？
试问，这样对待历史文献，这算什么考证？
学人屡犯以自己看法否定古人文献记载的历史信息。根源在于新红学鼻祖的榜样。
进一步造成的后果是，既然新红学继承人自己都按主观可以任意取舍，认为不可靠，那么非主流学人更可以无视这个历史文献，到如今，可以毫无限制地，提出曹雪芹子虚乌有，或曹雪芹非曹寅后人，质疑三个曹雪芹等等。面对学人提出秒杀曹雪芹的时候，新红学学人，无法再使用这个文献给予有力回击。
事实上，包括非常优秀的新红学学人，主流大家学人，或杰出新秀，在回击非主流学人质疑曹雪芹是否有其人，是否与曹寅有关系质疑、是否三个曹雪芹的时候，也都回避这个文献。只能舍近求远，事倍功半，不讨好不凑效。
本来一个裕瑞大枣核就可以把所有质疑曹雪芹是否真人、曹雪芹与曹寅家关系、曹雪芹与《红楼梦》关系的学人的论据，秒杀打落马下！
3、作者考证没有了约束
胡适先生的这一回避证据的做法，看似这个错误只是关系到这个文献本身和胡适先生自己的损失，其实关系到红学研究之路的问题。直接导致了红学研究被领头羊领向歧途。
胡适先生忽略掉这个文献后，新红学的继承人，逐断定其不可靠。在曹雪芹作者说，面临文献不足，与《红楼梦》内外有不合矛盾欠缺之处，考证有疑的情况下，打开了历史线索约束条件下的《红楼梦》作者研究。
于是，带来了日后索隐派的复活，发展，壮大。便有了红学领域开始出现不同门派，各占山头，以及目前大约120来种《红楼梦》作者说的出现，方兴未艾，各派掌门人及其弟子，至今都在梦游中，各个无比敬业地，摸黑摸索前进的现实景象。
这些学说，上至宋徽宗作者说，元朝时间集世界各国学人一千多人集体作者说，下至孙中山时代作者说过，中有崇祯帝、李自成及其部下、明遗民、顺治，康熙、皇太子、雍正，乾隆皇帝及其大臣说，到民间各种能人志士，七个女子合著，方言平盘自助餐等等，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各个脑洞大开着，狂奔不息。。。。。。然后风云而至大观园，春秋红学战国混战随处可见。
一部手机，两个世界：同在红楼，一半打麻将，一半打扑克。糊糊一周，炸弹不断。高潮频来，互补理睬。都在梦中，嗨又嗨！
4、历史的机遇被错过
实际上这一回避证据的错误，使胡适先生错失将《红楼梦》作者研究引向依据历史线索、沿正途去考证的机会。时至今日，整个红学界作者研究像脱缰的野马。没有历史文献线索的限制。
否则红学不至于落入今日主流学人固步自封；非主流学人拿什么都要入流的局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后果。
本来胡适先生有机会避免这个混乱局面的出现。可惜不是这样。
与胡适先生当年离开大陆的时候，故意将《四松堂集》留给北大图书馆，方便周汝昌研究使用不同。（无论周周汝昌先生是否承认胡适先生是恩师，胡适先生自己是将周汝昌当做徒弟对待培养关照的。）胡适先生无意中，也为我们留下了这个机会！站到巨人肩膀上的机会。
五、假若《枣窗闲笔》的发现早于甲戌本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文献的价值以及胡适回避所带来的后果。
假若不是甲戌本发现在前，裕瑞《枣窗闲笔》这个文献一定比甲戌本还抢手。因为《枣窗闲笔》比胡适《红楼梦考证》还多出曹雪芹增删原委、贾宝玉原型、《石头记》与《红楼梦》具体变化关系、脂砚斋批本以及脂砚斋与曹雪芹的关系、另有曹雪芹音容笑貌唯一珍贵信息等等。
裕瑞《枣窗闲笔》一定会受到胡适先生及学界的高度重视。因为这个文献在当时，乃至迄今为止，是唯一来自曹雪芹好友内部信息、全面记载《红楼梦》成书历史的文献；是唯一来自曹雪芹好友，将曹寅家曹雪芹与《红楼梦》直接挂钩的文献。
这个文献，就连对胡适极端反感的邓之诚在其为《枣窗闲笔》作跋中，都有“只足以取证适之先生言之确”那样的作用。
因此，胡适先生一定会以此为依据，来修订调正其前说六个结论之（1）《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6）《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使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恢复其早期看法而定曹雪芹为增删者。改其甄贾两宝玉曹雪芹的看法为曹雪芹叔辈人物的化身。
因为这个文献中的信息太完备连贯合理了。而且与其早期的看法一致，曹雪芹是增删者。这是其初心。至于是否能找到合格的曹雪芹叔辈人物，是需要继续考察研究的课题。
从此，整个《红楼梦》作者的研究，建立在有历史依据线索基础上，有限定范围大方向上的探讨挖掘研究。不至于离谱到什么曹雪芹子虚乌有说；三个曹雪芹等。更没有质疑增删者曹雪芹资历年龄与明末清初挨不上前提等种种问题。
可以解释后来发现的明义、永忠等人曹雪芹作者的说法，乃至甲戌本等脂砚斋模糊批语等解读。如胡适早先写到的一样，因为一个批阅增删十载而出《红楼梦》的人，在增删过程中、早已是一个作者的身份了。在传出之时，没细说，不细究的话，外人自然将其视为作者，完全合情合理。永忠就是将曹雪芹当做《红楼梦》作者，连哭三天三夜都不过分。
胡适以后，如果还找不到曹雪芹叔辈神秘人物的话，红学界最差的情况，也是大家逐步认同以增删者曹雪芹，来代表《红楼梦》原作者了。
而不是今日，同在红楼，隔着曾裕瑞大枣树的木板隔断，各玩个的，互不理睬。一半搓麻，一半甩牌。前者主流，后者民间。同楼异梦，糊糊与炸弹喊声不断。梦中嗨。这个热闹，两个世界都在一个手机中。
即便这个文献在甲戌本发现之后被看到，本来这个文献至少可以与甲戌本平起平坐，一视同仁，不仅可以为甲戌本佐证，而且还可以将种种问题、版本等研究推向深入，做的更精致。
六、什么造成了胡适的这个错误？
倡导科学，强调证据的胡适先生，为何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1、 理论漏洞是根本
从大的方面，从理论上看，我们检讨后发现，胡适著名言论‘一分证据讲一分话’有遗漏，内心中没把面对证据一定要发言当做学术理念，竖立起来，或许认为证据面前要讲话，是多余的废话，自己理论中有漏洞。以至于到后来不知不觉中恰好落入其中，造成其这个巨大错误。
其实，学术如法庭断案，一定要把证据呈上，而且不能回避证据，无论你是什么学说。这就是学术为天下公器最根本的特性！除非是自己玩玩。
如果当时胡适先生加上‘证据面前必须讲话’，胡适先生就不会犯此错误。
考目前整个学界，学人几乎都是一只眼假寐，凡是对自己不利的证据都视而不见，叫都叫不醒。正应了那句话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甚至学人依旧堂而皇之地说，我走我的独木桥，你走你的阳光道。井水不犯河水，都是这个问题的反映。
于是《红楼梦》作者乾隆朝说与《红楼梦》作者康熙朝说等，曹学的只说有力的证据，非曹的只见不利的证据。学人各自举出自己有力的铁证，而不顾对方的证据。先是打成一片，最后老死不相往来。
至此，我们应该明白‘证据面前要讲话’这句话有多么欠缺，多么重要！，如按历史文献《枣窗闲笔》的记载，不论是否能找到原作者，这些矛盾迎刃而解，都不存在。
从今往后，学人务必知道，在谈论一分证据一分话的时候，必须加上，遇到证据不能回避。
2、保藏贵如金，识破淡如水
除了理论和意识方面的原因外，具体原因，笔者以为，由于客观上，清代裕瑞在其《枣窗闲笔》中，已经把胡适建立考证派的几项基础工程，都做过了。胡适先生不过明确提出了考证的概念、深入细化而已。
胡适先生看到《枣窗闲笔》后，落入俗套俗人的想法，有些尴尬。没法去评论这个文献。一深入评论，就会点破这个历史！武学恩师传有“保藏贵如金，识破淡如水”。
胡适自己又不会做出匿藏或毁掉文献的事情。一旦文献归自己所有，没法回避亲自直接深入探讨这个文献的情况。于是还是不收的好吧。或许这是胡适退回且不谈的一个具体原因吧。
七、裕瑞《枣窗闲笔》的价值
为何孙先生坚持不懈送给胡适？
孙先生爱书如命，但更知道这个价值。为何不是送给或卖给别人？因为货卖行家，是想让胡适发挥出其更大价值，胡适是最合适的人选。尤其在胡适离开北京逃离大陆的前夕，那是什么形势，孙先生还做最后努力要把这个文献送给胡适。
各位别想孙是为了赚胡适的钱才坚持这样干的。看看孙先生的为人和历史就知道。何况按胡适先生自己所说，孙先生人家是赠送胡适的！胡适不收。孙先生是从学术角度考虑的。这强送强推，就说明此书了不得！
欧阳健先生 “孙楷第是有些不服气的，所以在燕京的课堂上大讲，且破例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四加以著录：“《枣窗闲笔》一卷，存。余藏作者手稿本，已捐北京图书馆。”须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的是通俗小说，不伦不类地加进了这本《枣窗闲笔》”。
其实我们并不知孙先生如何想的，不能以自己的想法按到别人头里去。 但说明了孙楷第先生的确非常重视这个历史文献。知道其特殊价值！最后孙楷第先生，并没有卖给其他藏家，或自己收藏，而是将其捐给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
为何？因为孙楷第明白这个文献是难得的真正大宝贝！与孙先生的重视相比，胡适先生对待此文献认识和处理差矣。
从孙先生自己后来的历史表现，他有大量藏书不曾赠送图书馆或卖给其他人，而且后来因为书被家人误卖中国书店散失后，伤心而亡（一说疯掉而亡），孙先生对自己收藏的珍爱有多深，对比可以知他对这个文献的长远认识程度。因为在他眼里，那些不是书，那是中国文化精髓和历史真相！
八、 结论
综上所述，“一分证据讲一分话”在起着积极作用的情况下，胡适遗漏了‘证据面前必须讲话’的大前提，胡适先生因此而回避了历史重要文献裕瑞《枣窗闲笔》。这是胡适先生红学中的最大错误。这一错误，不仅是胡适先生自己的损失，更是红学界的巨大损失。
这一错误使胡适先生失去了一个历史巨大机会---引导红学界《红楼梦》作者研究，依据历史线索而下的考证之路，导致了今日红学界关于《红楼梦》作者说的毫无约束的混乱局面。
认清历史，吸取教训，我们面对证据应采取不回避，不任意取舍，客观公正地对待证据。不能只看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忽视其他不利的客观存在；更不以自己的看法去否定历史文献的记载。
如此，在巨人肩膀上才能真正地开拓新的局面，红学才有希望真正大突破。
裕瑞《枣窗闲笔》其价值与遭遇，在孙楷第先生眼里，何尝不是和氏璧。
注：今天的局面，主要因为胡适这个错误造成的，研究红学史的没看到这点。
作者:崔虎刚 ，武学中的程伟元。山西太原人，就读白龙庙小学，太原七中，北京科技大学工学学士，北机床、合肥工大、铁科院硕士；几十年来潜心研究武学与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