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上半叶, 百年之期临近, “胡无百年之运”被频繁提及。英祖六年 (1730) 十二月十六日, 诸臣入侍, 南原县监尹东源奏称:“虽以我国事言之, 以弱事强, 恰满八九十年。当初服事, 虽出于不得已, 而人心恬憘, 以为太平, 殆不知有丙子事矣。胡无百年之运, 自甲申至今九十年, 岂有长久升平之理乎?” (20) 英祖八年 (1732) , 持平南泰良上疏:

臣于去岁, 奉使留燕, 窃有隐度于心, 自古夷狄之主中国, 非有仁义德礼, 服天下之心而臣之也。华夷杂处, 祸变层生, 苟无圣人之应期, 则漠北诸种, 必将因其衰而代之。盖今胡运之穷, 不十数年可决, 而蒙古强盛, 异时吞并, 必至之理也。迩来, 译院蒙语, 承讹袭谬, 转失本真, 使他日危机交迫, 而专对之臣, 文字不通, 译舌之輩, 言语乖异, 则国家之患, 必当在此。

以为中原虽然没有像朱元璋这样的圣王出现, 但是百年之期将至, 十数年间, 北方蒙古将南下灭清, 建议英祖早作打算, 培养精通蒙古语的人才, 应对危局。
朝鲜君臣开始从各个方面来猜度清朝衰亡的迹象。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皇位交替时期, 皇帝去世留下的暂时性权力真空, 新皇执政的不确定性, 王朝可能出现的动荡, 都给朝鲜君臣带来无限遐想。

早在康熙五十一年 (1712) , 记事官黄懰就从康熙晚年的九子夺嫡推测说:“以时势论之, 清人之得国, 非有功德之所基, 只是坐收渔人之功耳。古语曰胡无百年之运。康熙若殂, 则诸子必争国, 其亡其翘足待也。早晩我国之受害必深矣。” (22) 尽管雍正皇帝即位并没有出现朝鲜君臣预想的动乱, 不过, 雍正四年 (1726) 胤禩、胤禟获罪, 朝鲜又燃起了新的希望。该年九月初十日大臣会议, 左议政洪致中陈言:
彼中声息, 即今虽无形见之忧, 而概以事理推度, 则胡无百年之运, 而升平已久, 其势不长。康熙自是豪杰之主, 政令施措, 动合事宜, 至今维持, 皆其余荫。而雍正则不能然, 虽以今番使行所闻言之, 将有骨肉相残之渐云。虽是夷狄, 骨肉至于相残, 则岂能保有其国乎?彼国若有事, 则我国亦必不能安。及今无事时, 若无预讲备御之策, 而一朝风尘有警, 将何以应变乎?

新一轮的皇位更替发生在1735、1736年间, 朝鲜君臣听闻消息, 以为清朝即将衰亡。实际上, 雍正皇帝离世后清朝是否会衰亡这个问题, 在雍正末年就有过争论。右议政赵文命以为“雍正非一代即亡之主”, 英祖反驳说:“崇祯皇帝及汉献、后主岂尽亡国之主, 而国势已倾, 故至于覆亡。雍正之不亡, 岂可必乎?” (24) 英祖这套说法背后, 还是“胡无百年之运”的观念, 国势倾颓非一二君主个人之贤明所能挽回。英祖十二年 (1736) 二月, 雍正去世的消息传来, 刑曹判书宋真明说:“虽以昨年九月事观之, 始闻胡皇之丧, 人心波荡, 及闻新皇即位之后, 始乃稍定。而彼中虽曰粗安, 胡无百年之运, 而崇尚文治, 亦非其本色也。”

进香使传回的清朝见闻肯定了这种看法。书状官李润身以为清朝看似太平, 实则内里暗流涌动, “以外面见则年丰, 皇帝且慈仁, 可谓太平, 而政令多曲尽细琐, 纪纲颓废, 其臣皆市廛殖货, 嗜利无耻之类, 意者胡运将尽矣”。根据多次出使清朝的经验, 正使洛昌君李樘说:“臣十年再往, 则人心纪律, 判若二国, 行中例赠人情, 比前亦十倍”。副使李寿沆也说:“王大臣以下, 贪淫无耻, 总理国政者, 举措亦多怪骇, 且新皇诏下, 多格不行。天子新政如是, 将来可知。” (26)
乾隆元年 (1736) 的冬至使则带回了乾隆皇帝柔弱、难以支撑局面的信息。书状官徐命珩说“雍正之病, 在于太刚, 故乾隆惩而改之, 过为柔弱云矣”;正使长溪君李棅说“雍正则聚财滥刑, 务尚刚猛, 乾隆则专以仁弱自处, 凡事解弛”;副使金始炯说“胡运已过百年, 乾隆之政令如彼, 而尚今支撑, 实未可晓也”。 (27) 年轻的乾隆皇帝给朝鲜使臣留下的仁弱印象, 乾隆初政的挥霍铺张, 让朝鲜君臣确信清朝垮台就在眼前。英祖评价康、雍、乾三代帝王, 说“康熙则善君, 雍正则亦善, 而乾隆则仁弱”;行兵曹判书郑羽良以为圣祖数十年积累的遗泽已尽, 说“古人云胡无百年之运, 康熙之德, 今几尽矣”。

乾隆十二年 (1747) , 百年之期已过, 赍咨官金兴祚带回了更为惊人的消息。金兴祚告诉英祖, 清朝因国用耗尽, 实行“颁禄收息法”, 在扣除利息后, 给官员预发俸禄, 通过这种手段榨取官员的俸禄, 以满足皇帝个人挥霍。听闻此事后, 英祖肯定地说:“果如汝言, 则亡国必矣。颁禄收息之法, 实往牒所无, 极可骇然。胡无百年之运, 而彼以区区一虏酋, 入主中国, 久享百余年。今虽亡, 渠何恨乎?”

第一大段完

二 作为“话题”的“胡无百年之运”
“胡无百年之运”除了为朝鲜理解清朝形势、处理与清朝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的历史认识框架外, 它作为一个“话题”, 成为朝鲜国内诸多政治讨论的切入点, 为各种政治主张提供正当性根据。与“胡无百年之运”直接相关的政治主张就是“北伐论”。北伐复仇是孝宗与宋时烈议定的国策。顺治六年 (1649) , 仁祖去世, 凤林大君即位, 是为孝宗。孝宗诏宋时烈、宋浚吉等山林隐逸之士入仕, 宋时烈上封事, 建议孝宗“忍痛含冤……期以五年七年, 以至于十年二十年而不解”, 谋划北伐, 为明朝报仇。 (34) 但是, 因事机泄露, 为清朝侦知, 孝宗被迫斥退宋时烈等人。直到孝宗九年 (1658) , 清朝监视松动, 孝宗召回宋时烈, 赐予貂裘, 密谕“辽蓟风霜, 将与同其驱驰也”, (35) 以示北伐决心。

己亥 (孝宗十年, 1659) 三月十一日荆南幄对, (36) 孝宗与宋时烈相约, “予以十年为期”, “养精砲十万, 爱恤如子, 皆为敢死之卒。然后俟其有衅, 出其不意, 直抵关外”。 (37) 然而, 仅仅两个月后孝宗离世, 北伐报仇的计划被迫中断。根据宋时烈的记述, 孝宗决意北伐, 正是基于胡运将衰的判断:今日之所欲言者, 当今大事也。彼虏有必亡之势, 前汗时兄弟甚蕃, 今则渐渐消耗。前汗时人才甚多, 今则皆是庸恶者。前汗时专尚武事, 今则武事渐废, 颇效中国之事。此正卿前日所诵朱子谓虏得中原人, 教以中国制度, 虏渐衰微者也。今汗虽曰英雄, 荒于酒色已甚, 其势不久。虏中事, 予料之熟矣。 (38)
十余年后, 肃宗即位, 其时恰逢三藩之乱, 尹鑴上《甲寅封事疏》 (39) 重提北伐之事。对此, 朝廷普遍反对, 以为朝鲜国力弱小, “虽欲有为, 亦不可猝发也”;且“兵者, 凶器, 圣人不得已后用之。

若穷兵黩武, 是为汉武帝而已, 不足法也”。尹鑴则以“胡无百年之运”来支持自己的北伐主张, 他说:“我国形势, 既异于是, 况值此胡运将亡之秋, 若欲十年教训, 则数三年之后, 天时人事, 亦未知如何变更乎。”强调时不我待, 劝勉肃宗不可坐失事机。英祖二年 (1726) , 宋时烈再传弟子韩元震入侍, 英祖问及“我国以弱国, 虽不能为复仇之计, 使今日海东民生, 能知其尊周之大义者, 何事为大乎?”韩元震答道:
孝宗大王奋发大志, 将以有为, 而功业未半, 弓剑遽遗, 此岂但东土含生之至痛也, 实天下万世之不幸也……然圣祖当日, 欲为复仇雪耻之时, 虏势方强, 其势诚有所难者, 然不计存亡, 惟欲伸大义于天下, 今则胡运已穷, 欲有所为, 正得其时。倘使圣祖而御世, 奋发大志, 欲伸大义者, 必有倍于当日矣。

孝宗与宋时烈君臣契合, “千古旷绝之异数”, 北伐最终化为泡影, 实是时势所至。韩元震勉励英祖, 如今胡运已尽, 绍述孝宗之志, 北伐复仇, 必当成功。相较于积极进取的北伐论, 与“胡无百年之运”这个话题相联系的, 还有偏重于消极防守的备边之策。朝鲜三面环海, 唯西北方向的咸镜道、平安道与清朝接壤。在朝鲜君臣眼中, 清人视中国为逆旅, 时刻做好退回关外的准备。他们相信, 清朝北还之后必将侵扰朝鲜。
肃宗时, 同知事赵相愚曾待罪平安道江界府, 对当地山川地理做过考察, 对朝鲜形势十分担忧, 建议肃宗早早谋划善后之策:
自古以来, 胡无百年之运, 以今日形势见之, 则他日之忧, 为如何哉?江界西距百里之外, 有满浦, 满浦城外, 只隔一衣带水, 此外便是胡地, 而胡骑常常往来。

早晩彼人, 一有崩溃之患, 一枝自满浦, 直渡江界;一枝自鸭绿江, 沿江五六日可到江界;一枝自义州大路, 由狄逾岭, 便是顺路也。三路充斥大军……侵掠士女, 洞喝我国……况狄逾岭,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 而胡人留屯屡年, 则国家不忍弃疆土, 虽量一国之力, 实不可支。此臣所谓他日之虑, 不浅少者也。 (42)
除了西路清兵可能三路犯境外, 北路与宁古塔接近, 也同样存在忧患。英祖元年 (1725) , 副司直权和经上疏说:“窃伏念国家乂安……今虽无朝夕之忧……胡运无百年之久, 彼若一下殿, 则彼之许多子孙, 安能以一灵塌之旧窟, 尽得容身哉?当是之时, 我之北路, 与灵而接, 西路距沈而近, 其锋必先及我。……岂可忘桑土之策哉?”

英祖同样也对北路的安全表示担忧:“胡运岂能久乎?脱有事故, 则北道最先受敌之地, 北道事诚甚可闷矣。”义州府向西渡过鸭绿江就进入清朝境内, 可谓朝鲜连接清朝的咽喉要道, 无论是每年前往北京的朝鲜使臣, 还是清朝入关之前两次用兵朝鲜, 都是由此进出。因此, 义州的防御问题也是备边之策中常常提到的。英祖十年 (1734) 义州府尹尹得和在赴任之前入宫谒见, 奏请英祖整顿义州防务, 说:“臣曾以书状, 往来彼国, 粗谙事情……念胡无百年之运, 西边之忧, 诚为不细矣。边禁不可不严饬, 斥堠不可不预备, 而即伏闻白马山城, 在于本府三十里之地, 不善守护, 多有颓圮之处云, 脱有事变, 无他防备之道, 殊极闷虑。” (45)
对于来自北边的入侵, 朝鲜一贯采取的是消极退避的策略, 以西面的江华岛、汉城附近的南北汉山城作为避难场所, 一有紧急状况发生就逃往这三个地方。

这就意味着, 江华岛、南北汉山城是维系王国政权存亡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 经过百年升平, “文恬武嬉”, 三座城池几近荒疏。随着百年之期的日渐临近, 朝鲜君臣开始积极考虑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时, 三座城池的防备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英祖十四年 (1738) , 英祖召集备边司堂上官议事, 右议政宋寅明上奏说:“南北汉、江都, 无一着实处, 不可不预备, 为依归之所也……即今以弓矢言之, 一无可用之物矣”, 建议申饬三地守御使整备“粮饷器械”。 (46) 兵曹判书朴文秀赞同宋寅明的建议, 说“胡无百年之运, 江都、南汉中一处须急预备, 以御不虞, 可也。以军粮言之, 亦难支一月, 及此时弓矢火药等物, 皆预备宜矣”。

第二大段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