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土地兼并导致农民纷纷破产，无法谋生的破产农民变为游民，造成了大量社会不安定因素。不仅如此，大户豪强的兼并使国家的税收难以正常收缴。官官相护，偷税漏税使国家收入逐渐减少，而流民的出现使国家开支增加。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大都会采取很多措施来抑制兼并。比较出名的政策有北魏至唐朝前期实行的均田制，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草拟的一条鞭法，和清朝康熙年间的摊人丁入亩制度。唯有宋朝比较奇葩，正好卡在了人口增长导致土地与劳动力相对价格发生变动,并且商品经济也在同时期高度发展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所以有宋一代，从立国之初就开始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客观来讲，这一政策顺应了土地私有化的发展趋势,使土地私有制渐趋成熟,较前代比较彻底地释放了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强大生产力,促使了租佃制的繁荣,是宋代社会生产力提高的重要的制度原因.一方面,宋朝的土地制度实际上是对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肯定和保护,促进了租佃制的发展,提高了农业效率.另一方面,宋朝“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与前代相比,加速了封建社会对于土地所有权竞争与垄断机制的运行速度。总的来说，由于生产力不发达条件下土地私有制的天然缺陷，虽然抑制兼并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当朝的燃眉之急，但解得了一时解不了一世，总是收效甚微的。这就是解放以前几千年来汉族历史上土地制度发展变化的大体轮廓。看似说的比较深，事实上没有超出高中水平。各位如果愿意静心读，我想应该能读明白。

略带沧桑的我皮，下一篇也很费劲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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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来点儿b格高的，说说国学

第五讲:我国的经学
讲点儿国学，虽未必能应用于创作，但应该可以应用于生活。
这是国学四讲的第一讲“经学”，还计划再讲讲“哲学”“文学”“诸子学”。
本系列大纲来自于章太炎《国学概论》，本人加以增补或删节。有更深兴趣的买书，不贵。

一:先秦
‘六经’皆史，这是实话。在“六经”里面，《尚书》、《春秋》都是记事的典籍，《诗经》大半部是为国事而作，《乐经》已经散佚，无从考证，只有《易经》一书，看起来像是和历史没关，但实际上却也是历史。太史公说:“《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以至隐。说的明白些，《春秋》是显明的历史，《易》是晦涩的历史。

二:汉，魏晋南北朝
到了汉代，为了顺应大一统的需要，儒生于史以外，别立为经，推尊过甚，更有些近于宗教。
秦始皇焚书坑儒，“六经”也被付之一炬，其后治经者遂有今文家、古文家之分。今文家乃据汉初传经之士所记述的。而古文家，则依据山崖中所发现的古时原本为理论依据。其实古文今文本无多大不同，无非相当于同一本小说的两种语言译本罢了。但今文家和古文家所主张，又有根本上的不同。
先说今文家:
汉初，六经不传。统治者邀请儒生口述传录六经。其中田何传《易经》，伏生口授《尚书》，齐、鲁、韩三家治《诗经》，高堂生传《礼经》，胡毋生治《公羊》，瑕丘江公治《谷梁》，那时除了《乐经》以外，“五经”都已完备。后来《易》分四家，《诗》、《书》各分三家，《礼》分二家，《公羊》分二家，汉室设学官，立十四博士《谷梁》不在内，即以上十四家。
今文家所言，大都出于当时之政治需要。今文家或看到了社会弊病，或纯粹由于政治投机原因。将先秦儒学加以截取或改造，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举几个例子来说:
梁丘传自田何之《易》，重卜筮，后经汉末虞翻发扬光大，竟逐步演化为阐释吉凶祸福的算卦之学了。
以大小夏侯为代表的一班汉儒研究《尚书》，多以《洪范篇》为主。而此篇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儒学竟开始变为儒教。
董仲舒之《春秋繁露》，融汇贯通多家学说，外儒内法剂之以道，完完全全成了大杂烩。
翼奉研究《诗经》，用天干地支来进行牵强附会。
托古言今一直是今文家的惯用手段，其影响一直到近代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用汉儒的治学方式批驳着汉儒的思想，有些讽刺。

说完了今文，再说说古文。
古文有费氏之《易》，孔氏之《书》，毛氏之《诗》，桓公之《礼》，左氏之《春秋》。
但在汉代，儒生重今文，古文一直不是主流。而在汉末三国时期，这种风气开始逐渐衰退。郑玄治学兼重古文今文。到了魏晋时期的王肃，已经开始极端相信古文了。
古文盛行后自己又分派别; 以《易》而论: 王弼主费氏，郑玄也主费氏，各以己意注释，主张大有不同; 有郑康成、王肃，同治《毛诗》意见大都相左。治《左传》的，汉末有服虔，只解传不解经的，晋有杜预，两家虽非大不同，但理论相反，颇多抵触之处。除此之外，甚至东晋梅颐作伪古文《尚书》，托名孔安国。将《汉书·艺文志》中所有的正十八篇摘出，今文有的就变更文字，今文没有的就凭空臆造。这样一本书在当时因托了“古本”之名，竟有许多人相信。可见古文影响之大。

三:唐
唐代轻学考校对而重科举，取士一改原来的“太学”或“九品中正制”，用科举中“明经”、“进士”二科。考试的需要导致了学者对于孔子的学说不许违背，学风保守，将王弼，服虔的学说全部都散失了去。因此拘束，不能发展，成就很少; 除了唐初的孔颖达，贾公彦注“五经”“七经”而外，再无经学有关的学术成果了。

四:宋
宋初，文人学者对于注疏仍保持唐人的保守态度。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不可能没有变动。
在此背景下，第一个站出来摇旗呐喊的人是孙复。他山居读书，治《春秋》以为三传都不可靠。孙复之后，又有欧阳修明确对《易》的《系辞》中的荒谬之处加以质疑，同时对《诗》加以改动。
此后，王安石也大胆提出质疑。他著《三经新义》批驳孔，贾的学说。不过，欧王二人毕竟不是经学家，对此道的理解不甚深入，他们的注疏中存在一定的谬误。
之后就是南宋的朱熹。他治经以意推测，用时髦点的话来说，就是“跟着感觉走”。
有功，也产生了很多失误之处。
第一项大功，即为分《易》中之《彖辞》于经。本来被郑，王等人搞得稀里糊涂的，他这么一梳理，总算清楚了。
而第一大过，就是把陈抟邵康节等道士之流的《河图》《洛书》并入《易》，使得明明是儒家经典的《易》背了几百年封建迷信的黑锅。
第二大功，他怀疑古文《尚书》，开后人考据之先河。
第二大过，则是附会以男女寓托君臣为“男女酬答之作”，不知屈原得知此事还压不压得住棺材板。
同时有用吕祖谦，治《毛诗》精当准确，但影响较小。

五:明清
有明一代，专制集权空前发达，士林空虚。朱子学大盛，《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唯一标准答案。哲学大兴，陆王心学广泛传播。虽有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但影响较小。寻根究底，还是用的宋代的老法子老思想。影响之恶劣，波及清代乃至现今。
清代的一大特点是分派多。文学如此，哲学如此，经学也一样。其实，还是在嚼前人吃剩下的馒头。无论这些人捧朱也罢，反朱也罢，都没有找出第三条治经学之路，还在老地方兜圈子。
虽然没有什么新鲜东西，但“汉学”与“宋学”两军对垒的现象非常有意思。
最先倡导汉学的是惠栋（惠定宇）开创的“苏州学派”，此后又有戴震（戴东原）承袭之。戴震有四位弟子:孔广森，任大椿，段玉裁，王念孙。其中孔，任仍为汉学，段已非汉学，而王很奇葩，陷入了“以汉学推翻汉学”的自相矛盾之中。他善用汉代训诂学（参见本系列第三讲“音韵”），但用汉学的考证中发现了诸多与汉学所倡导之物自相矛盾之处。因此，不列入汉学范畴。
之后又崛起了以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为代表的崇尚今文的“常州派”。此派言论荒谬，其学说有诸多刻意弄奇而导致的自相矛盾，所以很快就衰落了。
今文衰落古文兴，古文家中又出了孙诒让这一代表。但此时封建社会已经行将就木，经学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总而言之，自汉代始，古文今文之争的大背景下，逐渐演化出南北之争，宋汉之争。但总的来说，无论南北，宋汉，都在古今之争的大背景下，互相批驳互相吸收，融合又分化分化又融合。这种争端，最终形成了我国的传统经学体系。

拍书:今文家派别表

拍书:古文家派别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