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非主流“研究者”群体的高句丽史认识倾向 赵宇然1 朴灿
韩国非主流“研究者”群体的高句丽史认识倾向
赵宇然1 朴灿奎1
(1.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院)
摘要：韩国古代史学界, 除正统主流史家以外, 还有被称作非主流的特殊“研究者”群体。他们与我国所谓“民间学者”有所不同, 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力, 且多是负面的, 因此应从史学史的视角来梳理非主流史学群体的形成、发展以及对高句丽史的认识倾向, 尤其是近年的主要动态及主流学界对其的回应。
关键词： 韩国非主流史学 在野史学 高句丽 历史认识
中图分类号：K31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 (2017) 04-0070-10
一、引言
韩国古代史学者, 与国内同样, 通常是经大学本科、研究生教育课程 (历史或相关院系) , 学习掌握相关专业知识与素养, 毕业后在高等院校或正规研究机构从事教学或专门研究韩国史的学者, 学界统称他们为“讲坛史学家”或正统史学家。
在韩国古代史研究者群体中, 除“讲坛史学家”外还有一群被称作“在野史学 (1) ”的“研究者”。虽然任何一个社会或领域, 都存在一些非专业的“业余爱好者”, 就好比国内亦存在所谓“民间学者”。但韩国在野史学的独特之处是, 他们在社会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而且其影响大概都是负面消极的, 例如, 盲目鼓吹国粹主义 (或民族主义) 情绪, 或鼓动政界篡改历史教科书, 给年轻一代灌输歪曲的历史观, 甚至引起与邻国的历史争端。
所谓“在野史学”并非指称特定学派或学术团体, 它是对大学或正规研究机构之外的一些历史“爱好者”的统称。所谓“在野”是因为这些“研究者”多数并不在高等院校任教。
另外, 有些学者虽然置身高等院校, 但他们基于国粹主义立场, 以非学术性的态度治史, 将国史 (韩国史) 过度夸张, 甚至伪造韩国史, 主流史学界 (或讲坛史学) 也贬其为“在野”。但这些“在野”学者们也忌讳被称作“在野史学家”, 因此提出自己的学派分类法。比如, 韩国上古史代表学者之一, 被在野史学家们甚为推崇的檀国大学的尹乃铉教授在《在野史学的韩国上古史研究主张调查与分析》 (2007年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研究项目) 一文中, 将韩国史学界分为“讲坛史学”与“在野史学”, 再把“讲坛史学”细分为“讲坛主流史学”与“讲坛非主流史学”两大系, [1] (14~15) 并把自己定位为“讲坛非主流史学”而不是“在野史学”。
因此本文所称“非主流”, 不但指称以往的“在野史学”, 而且还包括这批虽然置身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 但以非学术性态度治史的“研究者”群体。
韩国社会上出现非主流研究者, 并形成一定气候, 自有其社会历史背景。例如, 长期沦为日本殖民地受其压迫, 独立运动过程中接受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 加之, 军部独裁政权长期垄断国家政治等等。
国内学者权赫秀也关注过韩国在野史学的特殊性, 对其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2] (378~390) 其内容大体上无误, 因此本文就不再重复叙述, 只是对部分遗漏的内容, 还有近年 (2010年以后) 来的新动态加以补充。但相关史学史并不是笔者所擅长, 因此参阅早期开始关注在野史学动态的卢泰敦、[3] (191~195) 赵仁成、[4] (1~13) 宋镐晸[5] (1~30) 等韩国学者的相关论著, 整理并略加以探讨。
赵宇然1 朴灿奎1
(1.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院)
摘要：韩国古代史学界, 除正统主流史家以外, 还有被称作非主流的特殊“研究者”群体。他们与我国所谓“民间学者”有所不同, 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力, 且多是负面的, 因此应从史学史的视角来梳理非主流史学群体的形成、发展以及对高句丽史的认识倾向, 尤其是近年的主要动态及主流学界对其的回应。
关键词： 韩国非主流史学 在野史学 高句丽 历史认识
中图分类号：K31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 (2017) 04-0070-10
一、引言
韩国古代史学者, 与国内同样, 通常是经大学本科、研究生教育课程 (历史或相关院系) , 学习掌握相关专业知识与素养, 毕业后在高等院校或正规研究机构从事教学或专门研究韩国史的学者, 学界统称他们为“讲坛史学家”或正统史学家。
在韩国古代史研究者群体中, 除“讲坛史学家”外还有一群被称作“在野史学 (1) ”的“研究者”。虽然任何一个社会或领域, 都存在一些非专业的“业余爱好者”, 就好比国内亦存在所谓“民间学者”。但韩国在野史学的独特之处是, 他们在社会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而且其影响大概都是负面消极的, 例如, 盲目鼓吹国粹主义 (或民族主义) 情绪, 或鼓动政界篡改历史教科书, 给年轻一代灌输歪曲的历史观, 甚至引起与邻国的历史争端。
所谓“在野史学”并非指称特定学派或学术团体, 它是对大学或正规研究机构之外的一些历史“爱好者”的统称。所谓“在野”是因为这些“研究者”多数并不在高等院校任教。
另外, 有些学者虽然置身高等院校, 但他们基于国粹主义立场, 以非学术性的态度治史, 将国史 (韩国史) 过度夸张, 甚至伪造韩国史, 主流史学界 (或讲坛史学) 也贬其为“在野”。但这些“在野”学者们也忌讳被称作“在野史学家”, 因此提出自己的学派分类法。比如, 韩国上古史代表学者之一, 被在野史学家们甚为推崇的檀国大学的尹乃铉教授在《在野史学的韩国上古史研究主张调查与分析》 (2007年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研究项目) 一文中, 将韩国史学界分为“讲坛史学”与“在野史学”, 再把“讲坛史学”细分为“讲坛主流史学”与“讲坛非主流史学”两大系, [1] (14~15) 并把自己定位为“讲坛非主流史学”而不是“在野史学”。
因此本文所称“非主流”, 不但指称以往的“在野史学”, 而且还包括这批虽然置身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 但以非学术性态度治史的“研究者”群体。
韩国社会上出现非主流研究者, 并形成一定气候, 自有其社会历史背景。例如, 长期沦为日本殖民地受其压迫, 独立运动过程中接受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 加之, 军部独裁政权长期垄断国家政治等等。
国内学者权赫秀也关注过韩国在野史学的特殊性, 对其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2] (378~390) 其内容大体上无误, 因此本文就不再重复叙述, 只是对部分遗漏的内容, 还有近年 (2010年以后) 来的新动态加以补充。但相关史学史并不是笔者所擅长, 因此参阅早期开始关注在野史学动态的卢泰敦、[3] (191~195) 赵仁成、[4] (1~13) 宋镐晸[5] (1~30) 等韩国学者的相关论著, 整理并略加以探讨。
二、“在野史学”的登场
自1960年代, 韩国当权者为了宣扬民族主义意识, 开始加强对国史 (韩国史) 的教育力度。在这种大环境下, 社会各界对韩国史的开端———古朝鲜史的关心逐步升温, 以致于一般民众也开始“研究”历史。到70年代朴正熙政权末期、80年代全斗焕的“新军部”当政时期, 更加鼓吹民族主义情绪, 使得全体国民对韩国古代史的兴趣更加高涨。
古朝鲜的统治领域及中心地问题是最受关注的话题, 韩国人欲建构起号令大陆的“伟大光荣的国史”, 而不是以萎缩在朝鲜半岛内的屈辱历史为目标。以历史爱好者为中心组建了具有国粹主义倾向的“寻求国史协议会” (创立于1975年) 等社会团体。他们通过1968年创刊的《自由》月刊等右翼杂志 (1) 以及一系列讲演会, 把各自的所谓“研究成果”包装成“历史事实”公布于众, 在社会上扩大其影响力。
自70年代后半叶, 特别是进入80年代, 在野史学积累下的“成果”已相当丰硕, 他们的所谓“民族史学”逻辑在社会上已形成相当的影响力, 以致引发了与正统史学界的争端。他们并不把“历史”这一学术问题, 通过研讨来解决, 而是号召国家权力, 强制贯彻自己的主张。特别是1978年围绕国定教科书的诉讼事件 (2) , 还有1981年围绕国定教科书改编问题, 向政府提出请愿书, 乃至召开国会听证会等, [6] (13~14) 在韩国社会上引起了相当大的风波。
1981年8月31日, 初期在野史学代表学者, 官僚出身的安浩相 (3) 向国会提交请愿书, 提议必须纠正小学、初中、高中国史教科书中的七项重大错误: (1) 檀君与箕子为实存的历史人物; (2) 檀君与箕子朝鲜领域曾在中国北方地区; (3) 王俭城位于中国辽宁省地区; (4) 乐浪郡等汉四郡位于中国北京一带; (5) 3~7世纪, 百济曾支配过自北京到上海的中国东海岸广大地区; (6) 新罗兴起于东满洲 (东北) 一带, 而统一新罗时期的国境线一度抵至北京一带; (7) 高句丽、百济、新罗, 特别是百济人创造了日本文化。[6] (22)
接着, 同年11月26、27日, 在国会文教公报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上, 安浩相 (寻求国史协议会) 、朴时仁 (首尔大学英文系) 、林承国 (韩国正史学会) 等在野史学人士与崔永禧 (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 、金元龙 (首尔大学) 、金哲埈 (首尔大学) 、李龙范 (东国大学) 、全海宗 (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 、李基白 (西江大学) 、李元淳 (首尔大学) 、安承周 (公州师范大学) 等当时韩国史学界的代表学者展开激烈论战, 终将自己的部分意见贯彻下来。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 其“国史”体系应由掌握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来建构, 但在此事件中是毫无相关知识的政治权力介入其中, 通过国会听证会强制贯彻某一种谬论。对此, 韩国正统史学界认为它反映了落后社会的历史认识水平。就是说, 政治权力干预到包括历史学领域在内的纯学术问题, 是落后社会的一种表现。[5] (7)
事实上, 70~80年代韩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类社会风气, 其背后鼓动者可以说是极右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士以及“新军部”政治势力。极右民族主义者得到政界的大力支持, 迅速发展起来, 以军人为中心教育灌输“曾经强大的民族”史观。这类教育的核心是, 通过“民族形成与发展史”教育, 强调“满洲 (中国东北) ”与中国大陆曾经是韩民族驰骋的历史舞台, 进而阐明“收复大陆”的意志。
因此在野史学将研究的焦点放在民族史的开端, 即上古史领域。虽然各有不同的见解, 但他们的主张可归纳为如下两点:一是, 通过所谓“檀君传说”宣扬民族精神;二是, 明确古代韩 (朝鲜) 民族的范畴及其领域、对外征服, 特别是在满洲开拓大帝国的“光辉历史”, 以此来强调民族优越性。
其中, 所谓的“大陆支配说”则极力鼓吹, 古代韩国曾在东北亚地区占据过广大领域。安浩相、文定昌等初期在野史学家们主张, 韩国古代史的地理范畴是以满洲与朝鲜半岛为中心, 包含东北亚与中国东部海岸地带。这一说法现今已成为在野史学的普遍认识, 在他们所绘制的高句丽领域地图中便能看出此类观点。
自1960年代, 韩国当权者为了宣扬民族主义意识, 开始加强对国史 (韩国史) 的教育力度。在这种大环境下, 社会各界对韩国史的开端———古朝鲜史的关心逐步升温, 以致于一般民众也开始“研究”历史。到70年代朴正熙政权末期、80年代全斗焕的“新军部”当政时期, 更加鼓吹民族主义情绪, 使得全体国民对韩国古代史的兴趣更加高涨。
古朝鲜的统治领域及中心地问题是最受关注的话题, 韩国人欲建构起号令大陆的“伟大光荣的国史”, 而不是以萎缩在朝鲜半岛内的屈辱历史为目标。以历史爱好者为中心组建了具有国粹主义倾向的“寻求国史协议会” (创立于1975年) 等社会团体。他们通过1968年创刊的《自由》月刊等右翼杂志 (1) 以及一系列讲演会, 把各自的所谓“研究成果”包装成“历史事实”公布于众, 在社会上扩大其影响力。
自70年代后半叶, 特别是进入80年代, 在野史学积累下的“成果”已相当丰硕, 他们的所谓“民族史学”逻辑在社会上已形成相当的影响力, 以致引发了与正统史学界的争端。他们并不把“历史”这一学术问题, 通过研讨来解决, 而是号召国家权力, 强制贯彻自己的主张。特别是1978年围绕国定教科书的诉讼事件 (2) , 还有1981年围绕国定教科书改编问题, 向政府提出请愿书, 乃至召开国会听证会等, [6] (13~14) 在韩国社会上引起了相当大的风波。
1981年8月31日, 初期在野史学代表学者, 官僚出身的安浩相 (3) 向国会提交请愿书, 提议必须纠正小学、初中、高中国史教科书中的七项重大错误: (1) 檀君与箕子为实存的历史人物; (2) 檀君与箕子朝鲜领域曾在中国北方地区; (3) 王俭城位于中国辽宁省地区; (4) 乐浪郡等汉四郡位于中国北京一带; (5) 3~7世纪, 百济曾支配过自北京到上海的中国东海岸广大地区; (6) 新罗兴起于东满洲 (东北) 一带, 而统一新罗时期的国境线一度抵至北京一带; (7) 高句丽、百济、新罗, 特别是百济人创造了日本文化。[6] (22)
接着, 同年11月26、27日, 在国会文教公报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上, 安浩相 (寻求国史协议会) 、朴时仁 (首尔大学英文系) 、林承国 (韩国正史学会) 等在野史学人士与崔永禧 (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 、金元龙 (首尔大学) 、金哲埈 (首尔大学) 、李龙范 (东国大学) 、全海宗 (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 、李基白 (西江大学) 、李元淳 (首尔大学) 、安承周 (公州师范大学) 等当时韩国史学界的代表学者展开激烈论战, 终将自己的部分意见贯彻下来。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 其“国史”体系应由掌握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来建构, 但在此事件中是毫无相关知识的政治权力介入其中, 通过国会听证会强制贯彻某一种谬论。对此, 韩国正统史学界认为它反映了落后社会的历史认识水平。就是说, 政治权力干预到包括历史学领域在内的纯学术问题, 是落后社会的一种表现。[5] (7)
事实上, 70~80年代韩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类社会风气, 其背后鼓动者可以说是极右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士以及“新军部”政治势力。极右民族主义者得到政界的大力支持, 迅速发展起来, 以军人为中心教育灌输“曾经强大的民族”史观。这类教育的核心是, 通过“民族形成与发展史”教育, 强调“满洲 (中国东北) ”与中国大陆曾经是韩民族驰骋的历史舞台, 进而阐明“收复大陆”的意志。
因此在野史学将研究的焦点放在民族史的开端, 即上古史领域。虽然各有不同的见解, 但他们的主张可归纳为如下两点:一是, 通过所谓“檀君传说”宣扬民族精神;二是, 明确古代韩 (朝鲜) 民族的范畴及其领域、对外征服, 特别是在满洲开拓大帝国的“光辉历史”, 以此来强调民族优越性。
其中, 所谓的“大陆支配说”则极力鼓吹, 古代韩国曾在东北亚地区占据过广大领域。安浩相、文定昌等初期在野史学家们主张, 韩国古代史的地理范畴是以满洲与朝鲜半岛为中心, 包含东北亚与中国东部海岸地带。这一说法现今已成为在野史学的普遍认识, 在他们所绘制的高句丽领域地图中便能看出此类观点。
三、正统史学界的回应
到80年代末~90年代, 在野史学继续扩大其影响力, 通过大众讲演或讨论会抨击学界以往的正统学说。其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发生于1987年, 当时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 (现韩国学中央研究院) 召开《韩国上古史诸问题》公开讨论会。召开此次会议的初衷是, 为树立起民族主体史观, 探讨有关古朝鲜史的一些争议性问题, 进而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通过讲坛史学与在野史学之间的广泛意见交流, 使争议问题浮上水面, 以便加强对该问题的研究力度, 进而反映到历史教育上。
但事与愿违, 此次会议竟成为在野史学团体 (“民族史纠正国民会议”) 声讨讲坛史学的批判大会。大批普通听众被动员起来, 在会场大声喧哗, 声讨史学界的以往研究方法与通说, 诬蔑性的称其为“亲日殖民史学”, 甚至去辱骂学者。
正统史学家们经此次羞辱恍然大悟, 开始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在野史学的非学术性活动给民众灌输歪曲的史观, 误导他们, 以致对社会起到消极作用。因此以李基白等为中心的当时史学界代表学者, 于1988年创刊《韩国史市民讲座》, 开展了对普通民众的历史教育。
尽管如此, 正统史学界多数学者经此次事件, 对在野史学的非学术性言论视而不见, 不予理会。因为这些人无法与其辩论学术问题, 还是不去招惹为好。在野史学界经常向正统史学界提议召开公开辩论会, 其目的无非是煽动群众羞辱这些学者而已。就是说, 在野史学要的不是严谨的学术讨论, 而是以“群众批斗”方式贬抑学者。因此史学界认为, 与在野史学争论学问毫无价值, 于是一贯采取“无对应”原则。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在野史学历史认识的根源问题。非学术、非理性的治史风气蔓延于国史 (韩国史) 研究领域, 而民众又狂热于此, 究其原因, 源自长期受殖民压迫的历史经验及其留下的心理阴影。在野史学主张, 韩国虽然在近代受外敌入侵, 被其宰割, 但古代曾经一度辉煌过, 以致占领并号令大陆, 并希望通过这类历史叙述, 克服“殖民地”经验带来的沮丧, 重新树立起民族自尊心。
但这些在野史学极力宣扬的对外征伐, 支配大陆、日本的主张, 恰恰是20世纪初曾侵略、压制过他们的帝国主义逻辑。即在野史学欲建构起的“作为征服者”的韩国古代史, 不过是照搬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逻辑而已, 但他们却对这一事实无动于衷。
在野史学一再批判正统历史学界, 要摆脱“殖民史学”的束缚。但其实他们自己被封闭在殖民地时代, 远远被抛在时代的背后, 仍然采取近代的历史叙述模式, 一味地强调“对外抗争”的伟大民族史、“广大领域的支配者”等20世纪初帝国主义理论。而对研究真实历史的学者, 则贬其为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亲日殖民史学”及其党羽。
还有, 在野史学荒诞不经的主张, 之所以能够被当时政界人士及民众所痴迷, 其重要原因之一是, 80~90年代的韩国经济的腾飞与国际地位的急剧上升。就是说, 当时韩国需要塑造一个伟大而灿烂的“历史”, 来为丰饶的“现在”提供其历史正当性和必然性。而对当时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中国的轻视风潮也助长了所谓“大陆支配说”。还有中韩建交之前, 冷战格局下的反共理念亦延伸至反中情绪, 这也是在野史学得以嚣张的原因之一。
到80年代末~90年代, 在野史学继续扩大其影响力, 通过大众讲演或讨论会抨击学界以往的正统学说。其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发生于1987年, 当时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 (现韩国学中央研究院) 召开《韩国上古史诸问题》公开讨论会。召开此次会议的初衷是, 为树立起民族主体史观, 探讨有关古朝鲜史的一些争议性问题, 进而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通过讲坛史学与在野史学之间的广泛意见交流, 使争议问题浮上水面, 以便加强对该问题的研究力度, 进而反映到历史教育上。
但事与愿违, 此次会议竟成为在野史学团体 (“民族史纠正国民会议”) 声讨讲坛史学的批判大会。大批普通听众被动员起来, 在会场大声喧哗, 声讨史学界的以往研究方法与通说, 诬蔑性的称其为“亲日殖民史学”, 甚至去辱骂学者。
正统史学家们经此次羞辱恍然大悟, 开始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在野史学的非学术性活动给民众灌输歪曲的史观, 误导他们, 以致对社会起到消极作用。因此以李基白等为中心的当时史学界代表学者, 于1988年创刊《韩国史市民讲座》, 开展了对普通民众的历史教育。
尽管如此, 正统史学界多数学者经此次事件, 对在野史学的非学术性言论视而不见, 不予理会。因为这些人无法与其辩论学术问题, 还是不去招惹为好。在野史学界经常向正统史学界提议召开公开辩论会, 其目的无非是煽动群众羞辱这些学者而已。就是说, 在野史学要的不是严谨的学术讨论, 而是以“群众批斗”方式贬抑学者。因此史学界认为, 与在野史学争论学问毫无价值, 于是一贯采取“无对应”原则。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在野史学历史认识的根源问题。非学术、非理性的治史风气蔓延于国史 (韩国史) 研究领域, 而民众又狂热于此, 究其原因, 源自长期受殖民压迫的历史经验及其留下的心理阴影。在野史学主张, 韩国虽然在近代受外敌入侵, 被其宰割, 但古代曾经一度辉煌过, 以致占领并号令大陆, 并希望通过这类历史叙述, 克服“殖民地”经验带来的沮丧, 重新树立起民族自尊心。
但这些在野史学极力宣扬的对外征伐, 支配大陆、日本的主张, 恰恰是20世纪初曾侵略、压制过他们的帝国主义逻辑。即在野史学欲建构起的“作为征服者”的韩国古代史, 不过是照搬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逻辑而已, 但他们却对这一事实无动于衷。
在野史学一再批判正统历史学界, 要摆脱“殖民史学”的束缚。但其实他们自己被封闭在殖民地时代, 远远被抛在时代的背后, 仍然采取近代的历史叙述模式, 一味地强调“对外抗争”的伟大民族史、“广大领域的支配者”等20世纪初帝国主义理论。而对研究真实历史的学者, 则贬其为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亲日殖民史学”及其党羽。
还有, 在野史学荒诞不经的主张, 之所以能够被当时政界人士及民众所痴迷, 其重要原因之一是, 80~90年代的韩国经济的腾飞与国际地位的急剧上升。就是说, 当时韩国需要塑造一个伟大而灿烂的“历史”, 来为丰饶的“现在”提供其历史正当性和必然性。而对当时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中国的轻视风潮也助长了所谓“大陆支配说”。还有中韩建交之前, 冷战格局下的反共理念亦延伸至反中情绪, 这也是在野史学得以嚣张的原因之一。
四、非主流“研究者”群体的高句丽史认识倾向
严格意义上讲, 包括在野史学在内的非主流“研究者”们对高句丽史并不太关注, 大多只热衷于古朝鲜史等因文献史料缺乏难以确切考证、容易引发争议的“上古史”领域。但也并非是完全没有去关注高句丽史, 他们以在野史学史观为基础谈及相关历史, 其主要焦点可概括如下:
(一) 古朝鲜与高句丽的“历史连续性”
非主流“研究者”有一套不同于学界通说的古代发展史观, 即他们基于自己独特的历史体系来“研究”高句丽史。虽然各自有细节上的差异, 但非主流史学的韩国古代史发展观大体如下:桓国时代→倍达时代→ (古) 朝鲜时代→北夫余 (列国时代) →四国时代 (高句丽、百济、新罗、伽倻) →南北国时代 (统一新罗、渤海)
所谓“桓国”是韩民族建立的最初古代国家, 相传7代桓因, 共治3301年之久。接着, “倍达时代”相传18代桓雄天王, 共治1565年, 中国传说时代的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蚩尤也属其中。之后的 (古) 朝鲜时代共有47位檀君相继即位, 存在了2096年。继古朝鲜出现北夫余、三韩等诸多小国, 开始进入列国时代。而北夫余解慕漱之后人朱蒙建立高句丽, 并结束了列国时代混乱局面, 再度统一。而在半岛南部, 百济、新罗、伽倻兴起, 整合三韩, 开启了所谓“四国时代”。后由新罗消灭伽倻、百济、高句丽, 形成统一国家, 而渤海继高句丽再度兴起, 形成“南北国”格局。最后, 渤海被契丹所灭, 相传5千年的所谓“大陆时代”告终, 此后的高丽、朝鲜两个王朝只限于半岛, 韩国史进入到了“半岛时代”。
在这种荒谬的韩国史体系中, 高句丽被定位为继承最初古代国家正统的韩民族国家。随着所谓檀君朝鲜丧失中央统治力, 地方上便出现了东夫余、高句丽、百济、新罗、伽倻等诸多国家。因此高句丽并不是兴起于玄菟郡, 而是由檀君朝鲜分离出的继承国, 即高句丽是以檀君朝鲜居民为主体建立起的古代国家。[7] (220、222) 这种历史叙述暗示着, 高句丽兴起的辽东地区, 之前已有檀君朝鲜存在, 满洲 (中国东北) 与朝鲜半岛都是古代韩民族的历史领域, 其居民共有一个古代政体, 形成了政治、文化共同体。
事实上, 正统主流史学界也认为古朝鲜是韩国史上最初的古代国家, 但面对如何解释它与之后出现的诸多古代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断绝”问题, 颇感尴尬。就是说, 在考古学上, 古朝鲜与三国 (高句丽、百济、新罗) 之间的历史、文化继承关系并不明显, 相关文献记载也寥寥无几, 且过于简略。虽然赵法钟、[8] (365~384) 金成焕[9] (59~97) 等学者试着通过高句丽古墓壁画或神话研究, 极力找出古朝鲜与高句丽的继承线索, 并加以学术论证, 但所示资料远不足以支持其逻辑。
总之, 非主流“研究者”们首先建构起一个巨大的政治、文化 (或民族) 共同体———古朝鲜, 而包括高句丽在内的韩国史上的诸多古代国家皆源于此。但这种历史发展论毫无实际依据, 也根本不符合历史学常识, 只不过是凭空虚构出的“历史”而已。
严格意义上讲, 包括在野史学在内的非主流“研究者”们对高句丽史并不太关注, 大多只热衷于古朝鲜史等因文献史料缺乏难以确切考证、容易引发争议的“上古史”领域。但也并非是完全没有去关注高句丽史, 他们以在野史学史观为基础谈及相关历史, 其主要焦点可概括如下:
(一) 古朝鲜与高句丽的“历史连续性”
非主流“研究者”有一套不同于学界通说的古代发展史观, 即他们基于自己独特的历史体系来“研究”高句丽史。虽然各自有细节上的差异, 但非主流史学的韩国古代史发展观大体如下:桓国时代→倍达时代→ (古) 朝鲜时代→北夫余 (列国时代) →四国时代 (高句丽、百济、新罗、伽倻) →南北国时代 (统一新罗、渤海)
所谓“桓国”是韩民族建立的最初古代国家, 相传7代桓因, 共治3301年之久。接着, “倍达时代”相传18代桓雄天王, 共治1565年, 中国传说时代的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蚩尤也属其中。之后的 (古) 朝鲜时代共有47位檀君相继即位, 存在了2096年。继古朝鲜出现北夫余、三韩等诸多小国, 开始进入列国时代。而北夫余解慕漱之后人朱蒙建立高句丽, 并结束了列国时代混乱局面, 再度统一。而在半岛南部, 百济、新罗、伽倻兴起, 整合三韩, 开启了所谓“四国时代”。后由新罗消灭伽倻、百济、高句丽, 形成统一国家, 而渤海继高句丽再度兴起, 形成“南北国”格局。最后, 渤海被契丹所灭, 相传5千年的所谓“大陆时代”告终, 此后的高丽、朝鲜两个王朝只限于半岛, 韩国史进入到了“半岛时代”。
在这种荒谬的韩国史体系中, 高句丽被定位为继承最初古代国家正统的韩民族国家。随着所谓檀君朝鲜丧失中央统治力, 地方上便出现了东夫余、高句丽、百济、新罗、伽倻等诸多国家。因此高句丽并不是兴起于玄菟郡, 而是由檀君朝鲜分离出的继承国, 即高句丽是以檀君朝鲜居民为主体建立起的古代国家。[7] (220、222) 这种历史叙述暗示着, 高句丽兴起的辽东地区, 之前已有檀君朝鲜存在, 满洲 (中国东北) 与朝鲜半岛都是古代韩民族的历史领域, 其居民共有一个古代政体, 形成了政治、文化共同体。
事实上, 正统主流史学界也认为古朝鲜是韩国史上最初的古代国家, 但面对如何解释它与之后出现的诸多古代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断绝”问题, 颇感尴尬。就是说, 在考古学上, 古朝鲜与三国 (高句丽、百济、新罗) 之间的历史、文化继承关系并不明显, 相关文献记载也寥寥无几, 且过于简略。虽然赵法钟、[8] (365~384) 金成焕[9] (59~97) 等学者试着通过高句丽古墓壁画或神话研究, 极力找出古朝鲜与高句丽的继承线索, 并加以学术论证, 但所示资料远不足以支持其逻辑。
总之, 非主流“研究者”们首先建构起一个巨大的政治、文化 (或民族) 共同体———古朝鲜, 而包括高句丽在内的韩国史上的诸多古代国家皆源于此。但这种历史发展论毫无实际依据, 也根本不符合历史学常识, 只不过是凭空虚构出的“历史”而已。
(二) “大陆史观”与汉四郡及高句丽平壤位置
所谓“半岛史观”或“半岛宿命论”是近代以来三品彰英等日本学者提出的殖民地正当化理论, 即朝鲜半岛自古以来是大陆 (中国) 与海洋 (日本) 势力之间的角逐之地, 半岛政权只能被动接受其支配。这是由半岛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是无法回避的“宿命”。
对“半岛史观”的激烈反弹形成了所谓“大陆史观”, 即韩国史并不局限于半岛内, 满洲 (中国东北) 及渤海沿岸的广大领域, 甚至部分内陆地区亦是韩国史的舞台。非主流“研究者”为了迎合大陆史观, 将古朝鲜、汉四郡的地理位置推定为中国辽宁省, 甚至河北省地区, 而且强调高句丽在大陆地区的领土扩张, 主张百济曾经营过中国东海岸地带。到90年代, 非主流中的在野史学家们则更进一步, 提出所谓“大陆三国说”, 即高句丽、百济、新罗位于中国大陆内地 (1) 。
事实上, 这些主张不过是近代帝国主义理论的单纯“复制”而已, 且远不如当年侵略者“包装”得那么精细、严谨, 毫无学术价值可言。因此, 与那些沉迷于妄想的野史学讨论学术问题本身就毫无意义, 不可与之谈论“历史学”这一门极为理性的学问。我国学界或有人不了解其本质, 对他们的荒唐主张反应过于激烈, 加以严厉批判或与之论理, 反而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
【图2】“大陆三国说”地图
“大陆史观”的产生基于对殖民地时代的极度反感意识。因此, 在“在野史学家”看来, 历史上的第一个古代国家被外敌所灭, 而且其地沦为郡县, 即“殖民地”, 这是无法忍受的羞辱史。在殖民地时代, 日本人曾利用这一段历史诋毁朝鲜, 即主张朝鲜史始于殖民地。所以, 非主流“研究者”极力将“汉四郡”定位于半岛之外的大陆地区。这一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古朝鲜, 还直接或间接涉及到继承古朝鲜的高句丽领域问题。因为古朝鲜的都城, 即乐浪郡治所与后来高句丽后期的都城平壤有密切的关系。因此, 近年来一些非主流人士开始提出高句丽平壤城地理位置问题 (1) , 即并不是现在朝鲜首都平壤, 而是辽宁省辽阳市。给这种荒谬的学说推波助澜的, 恰恰与70~80年代同样, 是那些并不掌握专业知识的政界人士与新闻媒体以及一般大众。
2013年12月, 在国会东北亚历史特别委员会讨论会上, “在野史学家”首次提到高句丽平壤城地理位置问题。[10] (6~7) 翌年, 在特别委员会上, “平壤”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再次成为议题, 最终决定由教育部属下的韩国学振兴事业团确保经费预算, 开设有关项目。项目名称为《古代平壤地理位置跨学科研究》 (2014年9月~2017年8月) , 由仁荷大学古朝鲜研究所 (2) 承办, 研究经费规模超过10亿韩元。首次提出此问题的卜箕大 (研究教授) 担任项目负责人, 主导整个研究。卜箕大向媒体阐明此项目的意义, 说“韩国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是, 探明高句丽长寿王时期迁都的“平壤”位置问题。以往普遍认为它位于韩半岛, 但最近发现不少平壤位于满洲地区的线索。”, 进而强调“面对中国的东北工程、日本的历史歪曲, 我们要努力树立起新的民族历史认识。”
对此, 主流韩国古代史学界一致认为荒唐至极, 不值一提 (3) , 但一向好炒作的大众媒体则高度评价此项目成果可能会改变整个韩国史体系。[12]
所谓“半岛史观”或“半岛宿命论”是近代以来三品彰英等日本学者提出的殖民地正当化理论, 即朝鲜半岛自古以来是大陆 (中国) 与海洋 (日本) 势力之间的角逐之地, 半岛政权只能被动接受其支配。这是由半岛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是无法回避的“宿命”。
对“半岛史观”的激烈反弹形成了所谓“大陆史观”, 即韩国史并不局限于半岛内, 满洲 (中国东北) 及渤海沿岸的广大领域, 甚至部分内陆地区亦是韩国史的舞台。非主流“研究者”为了迎合大陆史观, 将古朝鲜、汉四郡的地理位置推定为中国辽宁省, 甚至河北省地区, 而且强调高句丽在大陆地区的领土扩张, 主张百济曾经营过中国东海岸地带。到90年代, 非主流中的在野史学家们则更进一步, 提出所谓“大陆三国说”, 即高句丽、百济、新罗位于中国大陆内地 (1) 。
事实上, 这些主张不过是近代帝国主义理论的单纯“复制”而已, 且远不如当年侵略者“包装”得那么精细、严谨, 毫无学术价值可言。因此, 与那些沉迷于妄想的野史学讨论学术问题本身就毫无意义, 不可与之谈论“历史学”这一门极为理性的学问。我国学界或有人不了解其本质, 对他们的荒唐主张反应过于激烈, 加以严厉批判或与之论理, 反而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
【图2】“大陆三国说”地图
“大陆史观”的产生基于对殖民地时代的极度反感意识。因此, 在“在野史学家”看来, 历史上的第一个古代国家被外敌所灭, 而且其地沦为郡县, 即“殖民地”, 这是无法忍受的羞辱史。在殖民地时代, 日本人曾利用这一段历史诋毁朝鲜, 即主张朝鲜史始于殖民地。所以, 非主流“研究者”极力将“汉四郡”定位于半岛之外的大陆地区。这一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古朝鲜, 还直接或间接涉及到继承古朝鲜的高句丽领域问题。因为古朝鲜的都城, 即乐浪郡治所与后来高句丽后期的都城平壤有密切的关系。因此, 近年来一些非主流人士开始提出高句丽平壤城地理位置问题 (1) , 即并不是现在朝鲜首都平壤, 而是辽宁省辽阳市。给这种荒谬的学说推波助澜的, 恰恰与70~80年代同样, 是那些并不掌握专业知识的政界人士与新闻媒体以及一般大众。
2013年12月, 在国会东北亚历史特别委员会讨论会上, “在野史学家”首次提到高句丽平壤城地理位置问题。[10] (6~7) 翌年, 在特别委员会上, “平壤”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再次成为议题, 最终决定由教育部属下的韩国学振兴事业团确保经费预算, 开设有关项目。项目名称为《古代平壤地理位置跨学科研究》 (2014年9月~2017年8月) , 由仁荷大学古朝鲜研究所 (2) 承办, 研究经费规模超过10亿韩元。首次提出此问题的卜箕大 (研究教授) 担任项目负责人, 主导整个研究。卜箕大向媒体阐明此项目的意义, 说“韩国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是, 探明高句丽长寿王时期迁都的“平壤”位置问题。以往普遍认为它位于韩半岛, 但最近发现不少平壤位于满洲地区的线索。”, 进而强调“面对中国的东北工程、日本的历史歪曲, 我们要努力树立起新的民族历史认识。”
对此, 主流韩国古代史学界一致认为荒唐至极, 不值一提 (3) , 但一向好炒作的大众媒体则高度评价此项目成果可能会改变整个韩国史体系。[12]
(三) 主张历史上的广阔疆域
按“大陆史观”的视角, 非主流“研究者”的高句丽史叙述焦点定位在“广阔的领土”上, 即高句丽在大陆经营广阔领域, 曾进军中国的北京、河北省、西藏地区甚至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但他们的主张毫无资料根据, 只是凭空想象得出的结论, 近似“宣言”而不是学术成果。
此外, 还对高句丽与隋唐的战争史津津乐道, 极力称颂高句丽人抵御外敌取得的胜利。或有人认为此次大战是中原王朝与高句丽之间围绕着“天子”地位展开的争夺战。
(四) 好太王碑涂抹石灰事件
非主流“研究者”关注的另一项议题是, 好太王碑被涂抹石灰事件。70年代, 李进熙首次提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好太王碑上涂抹石灰篡改碑文的主张。就是说,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证明所谓“任那日本府说”故意涂改捏造了碑文。[13]接着, 李亨求也发表了类似的文章, [14] (217) 当时学界也对其颇为关注。
一贯对日本的“历史歪曲”持批判态度的非主流“研究者”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 因为这是可以大肆抨击日本“阴谋”的绝好机会。
1981年我国学者王健群与方起东, 经现场调查, 找出了涂抹石灰的当事人初天富、初均德父子。[15] (24~40) 从此学界大多摒弃了所谓“碑文捏造说”, 但非主流人士们仍然坚信好太王碑文被日本人涂改过。
按“大陆史观”的视角, 非主流“研究者”的高句丽史叙述焦点定位在“广阔的领土”上, 即高句丽在大陆经营广阔领域, 曾进军中国的北京、河北省、西藏地区甚至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但他们的主张毫无资料根据, 只是凭空想象得出的结论, 近似“宣言”而不是学术成果。
此外, 还对高句丽与隋唐的战争史津津乐道, 极力称颂高句丽人抵御外敌取得的胜利。或有人认为此次大战是中原王朝与高句丽之间围绕着“天子”地位展开的争夺战。
(四) 好太王碑涂抹石灰事件
非主流“研究者”关注的另一项议题是, 好太王碑被涂抹石灰事件。70年代, 李进熙首次提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好太王碑上涂抹石灰篡改碑文的主张。就是说,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证明所谓“任那日本府说”故意涂改捏造了碑文。[13]接着, 李亨求也发表了类似的文章, [14] (217) 当时学界也对其颇为关注。
一贯对日本的“历史歪曲”持批判态度的非主流“研究者”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 因为这是可以大肆抨击日本“阴谋”的绝好机会。
1981年我国学者王健群与方起东, 经现场调查, 找出了涂抹石灰的当事人初天富、初均德父子。[15] (24~40) 从此学界大多摒弃了所谓“碑文捏造说”, 但非主流人士们仍然坚信好太王碑文被日本人涂改过。
五、近年动态
自2008年以来右翼保守政党长期执政, 使得韩国社会普遍出现右倾化现象。特别是2013年朴槿惠政府上台以后重新回归到朴正熙时代的历史观, 这给极右翼非主流史学创造了重新抬头的良好机遇, 也引发了历史教科书国定化问题等不少争议与风波。
据韩国古朝鲜史代表学者宋镐晸 (1) (韩国教员大学) 分析, 朴槿惠政府于2013年底为“克服殖民史学, 振兴上古史研究”编制预算数十亿元, 而且在教育部设“历史教育支援小组”, 还拟定出“韩国史研究综合计划”。同时, 国会也出台“东北亚历史歪曲对策特别委员会”特别机构, 给非主流“研究者”提供了活动舞台。
在右倾化的政府政策支持下, 非主流史学逐渐开始抬头, 重演了过去70~80年代曾出现的围绕上古史诸问题展开论战的局面。2013年6月, 国会为了对应东北亚周边国的“历史歪曲”, 成立了“东北亚历史歪曲对策特别委员会” (2) 。此机构主导召开数次听证会, 传召非主流“研究者”与正统史学界代表学者, 听取了有关韩国上古史诸多问题的各自意见 (3) 。在听证会上, 卜箕大 (仁荷大学融合考古学科研究教授) 、李德一 (韩伽蓝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 等非主流代表学者们再度提起了自70~80年代以来在野史学不断鼓吹的汉四郡位于中国内地的所谓“大陆说”, 进而提出有关高句丽后期都城“平壤”地理位置的“新观点”。
特别是于2015年底, 非主流一方对东北亚历史财团立项的《东北亚历史地图》绘制项目 (4) 提出严重抗议, 其理由是学界照搬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学说或中国的主张。经媒体报道, 在社会引起了不小的风波。不得已, 东北亚历史财团召开公开听证会, 邀请正统史学界与非主流人士, 对相关问题进行辩论。
2015年11月16日, 国会东北亚历史歪曲特别委员会召开“韩国上古史大讨论会”, 听取了有关汉郡县及氵贝水地理位置的意见。会议主要围绕着乐浪郡究竟位于现今朝鲜平壤一带, 还是辽西地区的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高句丽史专家孔锡龟与汉四郡专家尹龙九代表正统学界到会陈述相关内容并参与讨论, 非主流一方则由李德一与卜箕大代表参加。
接着, 同年12月17日, 东北亚历史财团再次组织召开“韩国上古史争议”讨论会, 对古朝鲜、乐浪郡、檀君朝鲜等议题听取了意见。与会的史学界代表学者有古代思想史 (神话、巫俗) 专家徐永大 (仁荷大学) 、考古专家郑仁盛 (岭南大学) , 还有孔锡龟、尹龙九等, 非主流学者则有李德一、沈伯纲 (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 、李岛相 (韩倍达学术院院长) 、朴庭鹤 (蚩尤学会会长) 与会参加辩论。
此外, 同年12月23日,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现代韩国学研究中心主办了“韩国与中、日之间的历史观点分歧综合检讨”大会。会议上非主流学界的李德一发表了名为《东北工程诸问题———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释文汇编〉东北卷批判》的文章, 得到了申东河 (首尔大学名誉教授) 的支持, 而受到了赵宇然 (仁荷大学) 、金乐起 (江华高丽历史财团) 等学界少壮派学者的批判。
经过以上几次公开辩论会, 非主流“研究者”就连基本的史料解读能力也没具备的事实暴露无遗, 他们极其缺乏专业知识与训练, 并且其主张亦荒谬, 毫无学术价值。但这些人的“杀手锏”并不是严谨的学术论证, 而是宏观建构起的“敌我阵营”理论框架, 即把现在的争议视为殖民史学阵营与民族史学阵营之间的对抗, 将自己定位为“民族主义史学”一方, 以此来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
在几次辩论会上, 李德一都强调现在史学界公认的乐浪郡位于朝鲜半岛一说是“日本帝国主义朝鲜史编修委员会委员之一的殖民史学家李丙焘及其党羽”遵从日本人的主张提出的学说而已, 即现在韩国史学界是日本“殖民史学”的继承者, 而对抗他们的自己这一阵营继承的是“民族史学”。非主流“研究者”提出的“阵营论”, 虽然荒唐甚至可笑, 但不甚了解历史真相的国会议员们却认同他们一方, 毕竟“民族”、“爱国”占道义上的优势, 反而对正统史学界意见则拒之不理。因此长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制作出的《东北亚历史地图》也几近被废弃。
自2008年以来右翼保守政党长期执政, 使得韩国社会普遍出现右倾化现象。特别是2013年朴槿惠政府上台以后重新回归到朴正熙时代的历史观, 这给极右翼非主流史学创造了重新抬头的良好机遇, 也引发了历史教科书国定化问题等不少争议与风波。
据韩国古朝鲜史代表学者宋镐晸 (1) (韩国教员大学) 分析, 朴槿惠政府于2013年底为“克服殖民史学, 振兴上古史研究”编制预算数十亿元, 而且在教育部设“历史教育支援小组”, 还拟定出“韩国史研究综合计划”。同时, 国会也出台“东北亚历史歪曲对策特别委员会”特别机构, 给非主流“研究者”提供了活动舞台。
在右倾化的政府政策支持下, 非主流史学逐渐开始抬头, 重演了过去70~80年代曾出现的围绕上古史诸问题展开论战的局面。2013年6月, 国会为了对应东北亚周边国的“历史歪曲”, 成立了“东北亚历史歪曲对策特别委员会” (2) 。此机构主导召开数次听证会, 传召非主流“研究者”与正统史学界代表学者, 听取了有关韩国上古史诸多问题的各自意见 (3) 。在听证会上, 卜箕大 (仁荷大学融合考古学科研究教授) 、李德一 (韩伽蓝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 等非主流代表学者们再度提起了自70~80年代以来在野史学不断鼓吹的汉四郡位于中国内地的所谓“大陆说”, 进而提出有关高句丽后期都城“平壤”地理位置的“新观点”。
特别是于2015年底, 非主流一方对东北亚历史财团立项的《东北亚历史地图》绘制项目 (4) 提出严重抗议, 其理由是学界照搬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学说或中国的主张。经媒体报道, 在社会引起了不小的风波。不得已, 东北亚历史财团召开公开听证会, 邀请正统史学界与非主流人士, 对相关问题进行辩论。
2015年11月16日, 国会东北亚历史歪曲特别委员会召开“韩国上古史大讨论会”, 听取了有关汉郡县及氵贝水地理位置的意见。会议主要围绕着乐浪郡究竟位于现今朝鲜平壤一带, 还是辽西地区的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高句丽史专家孔锡龟与汉四郡专家尹龙九代表正统学界到会陈述相关内容并参与讨论, 非主流一方则由李德一与卜箕大代表参加。
接着, 同年12月17日, 东北亚历史财团再次组织召开“韩国上古史争议”讨论会, 对古朝鲜、乐浪郡、檀君朝鲜等议题听取了意见。与会的史学界代表学者有古代思想史 (神话、巫俗) 专家徐永大 (仁荷大学) 、考古专家郑仁盛 (岭南大学) , 还有孔锡龟、尹龙九等, 非主流学者则有李德一、沈伯纲 (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 、李岛相 (韩倍达学术院院长) 、朴庭鹤 (蚩尤学会会长) 与会参加辩论。
此外, 同年12月23日,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现代韩国学研究中心主办了“韩国与中、日之间的历史观点分歧综合检讨”大会。会议上非主流学界的李德一发表了名为《东北工程诸问题———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释文汇编〉东北卷批判》的文章, 得到了申东河 (首尔大学名誉教授) 的支持, 而受到了赵宇然 (仁荷大学) 、金乐起 (江华高丽历史财团) 等学界少壮派学者的批判。
经过以上几次公开辩论会, 非主流“研究者”就连基本的史料解读能力也没具备的事实暴露无遗, 他们极其缺乏专业知识与训练, 并且其主张亦荒谬, 毫无学术价值。但这些人的“杀手锏”并不是严谨的学术论证, 而是宏观建构起的“敌我阵营”理论框架, 即把现在的争议视为殖民史学阵营与民族史学阵营之间的对抗, 将自己定位为“民族主义史学”一方, 以此来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
在几次辩论会上, 李德一都强调现在史学界公认的乐浪郡位于朝鲜半岛一说是“日本帝国主义朝鲜史编修委员会委员之一的殖民史学家李丙焘及其党羽”遵从日本人的主张提出的学说而已, 即现在韩国史学界是日本“殖民史学”的继承者, 而对抗他们的自己这一阵营继承的是“民族史学”。非主流“研究者”提出的“阵营论”, 虽然荒唐甚至可笑, 但不甚了解历史真相的国会议员们却认同他们一方, 毕竟“民族”、“爱国”占道义上的优势, 反而对正统史学界意见则拒之不理。因此长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制作出的《东北亚历史地图》也几近被废弃。
在国会听证会上, 不仅右翼保守党议员, 甚至进步政党人士及知识分子也都对非主流史学主张的“伟大的上古史”津津乐道, 这给正统学界不小的震撼。韩国学界深感历史认识危机, 因此自2016年开始便积极去回应。挺身而出打头阵的并不是学界中坚学者, 而是一批新锐。奇庚良 (高句丽史专业) 、安政焌 (高句丽史专业) 、魏加耶 (百济史专业) 等年轻学者们在《历史批判》期刊 (1) 发表文章批判非主流一方, 贬其为“伪史学 (Pseudohistory) ”、“历史法西斯” (2) 。一贯为非主流一方代言的大众媒体也开始关注正统史学界的“反击” (3) 。
接着中坚学者们也纷纷加入战列, 2016年3月, 在韩国历史研究会主办的研讨会上, 宋镐晸 (古朝鲜史) 发表了文章《最近韩国上古史争议的本质性问题及对策》。文中谈到了近年来一些非主流“研究者”不断提出乐浪郡地理位置问题, 与学界发生争执, 甚至欲篡改历史等不良企图, 进而称其为“伪史学”, 并分析批判了其背后的错误历史认识。该文章认为, 极力否定古代殖民统治的历史事实, 其根本原因在于近代日本殖民地历史经验带来的“受害者心态”。而且非主流“研究者”的主张与现代社会发展背道而驰, 它与“现政府 (指朴槿惠保守政权) 所标榜的爱国主义、极权主义逻辑是一脉相通的”。因此“真正的历史学家都应大胆站出来, 积极反驳其谬论, 使它无立足之地。”[16]
接着, 韩国古代史学会、庆熙大学的古代史·考古学研究所、汉城百济博物馆共同开办《2016韩国古代史市民讲座》 (3月~6月) , 向广大群众普及正确的历史知识。这也是继1988年开办《韩国史市民讲座》应对在野史学后, 30年来第一次正面回应。庆熙大学的古代史·考古学研究所所长赵仁成教授针对此次活动目的表示说:
“政治、经济上的困难会导致社会右倾化现象, 现实生活越是困苦, 越容易沉迷于“历史幻想”当中……正如日本长期的经济萧条导致了日本年轻一代的右倾化, 外汇危机以来我国长期经济不景气, 这间接导致了历史认识右倾化现象。”[17]
【表1】2016年上半年韩国古代史市民讲座日程
接着中坚学者们也纷纷加入战列, 2016年3月, 在韩国历史研究会主办的研讨会上, 宋镐晸 (古朝鲜史) 发表了文章《最近韩国上古史争议的本质性问题及对策》。文中谈到了近年来一些非主流“研究者”不断提出乐浪郡地理位置问题, 与学界发生争执, 甚至欲篡改历史等不良企图, 进而称其为“伪史学”, 并分析批判了其背后的错误历史认识。该文章认为, 极力否定古代殖民统治的历史事实, 其根本原因在于近代日本殖民地历史经验带来的“受害者心态”。而且非主流“研究者”的主张与现代社会发展背道而驰, 它与“现政府 (指朴槿惠保守政权) 所标榜的爱国主义、极权主义逻辑是一脉相通的”。因此“真正的历史学家都应大胆站出来, 积极反驳其谬论, 使它无立足之地。”[16]
接着, 韩国古代史学会、庆熙大学的古代史·考古学研究所、汉城百济博物馆共同开办《2016韩国古代史市民讲座》 (3月~6月) , 向广大群众普及正确的历史知识。这也是继1988年开办《韩国史市民讲座》应对在野史学后, 30年来第一次正面回应。庆熙大学的古代史·考古学研究所所长赵仁成教授针对此次活动目的表示说:
“政治、经济上的困难会导致社会右倾化现象, 现实生活越是困苦, 越容易沉迷于“历史幻想”当中……正如日本长期的经济萧条导致了日本年轻一代的右倾化, 外汇危机以来我国长期经济不景气, 这间接导致了历史认识右倾化现象。”[17]
【表1】2016年上半年韩国古代史市民讲座日程
如上所述, 近年来非主流“研究者”得到保守右翼政权的大力扶植, 重新提出“汉四郡大陆说”等70年代以来的无稽之谈, 在社会引起不小风波。他们只关注所谓民族主义史学, 将历史学拉进“非学术”泥潭当中, 使学术问题成为政治理念纷争。
但另一方面, 过去70~80年代的在野史学大多以“纯粹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热衷于韩国上古史“研究”, 相比之下, 近年来的非主流“研究者”则经济动因更多一些。就是说, 他们批判正统史学界并非出于“爱国心”, 而主要是因为政府下拨的研究项目经费几乎被正统史学界独揽。因此他们高举打倒“殖民史学”的旗帜, 实际上他们真正希望的是以此为名分拿到更多的项目经费而已。
代表非主流一方的李德一也曾直接提起过研究经费问题, 他说, “政府把100%研究项目预算投给他们 (指正统史学界) , 如不纠正, 我们将无法摆脱殖民史学的阴影。”[18]即为克服殖民史观, 政府应给他们下拨研究经费。
总之, 韩国非主流“研究者”群体成为了韩国历史学发展的障碍, 给社会造成不少消极影响, 甚至成为弊端。比如, 给青少年灌输盲目的国粹主义思维, 狭隘的民族自尊心与爱国心。
但与70~80年代不同, 正统史学界不再坚守“无对应”原则, 以新锐学者为中心, 积极批判非主流的谬论, 把社会舆论引向健康的方向, 而2017年保守政权的没落也必定会加速这一趋势。尽管改变整个社会的历史认识, 可能还会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但主流史学界终将实现“自净”。
但另一方面, 过去70~80年代的在野史学大多以“纯粹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热衷于韩国上古史“研究”, 相比之下, 近年来的非主流“研究者”则经济动因更多一些。就是说, 他们批判正统史学界并非出于“爱国心”, 而主要是因为政府下拨的研究项目经费几乎被正统史学界独揽。因此他们高举打倒“殖民史学”的旗帜, 实际上他们真正希望的是以此为名分拿到更多的项目经费而已。
代表非主流一方的李德一也曾直接提起过研究经费问题, 他说, “政府把100%研究项目预算投给他们 (指正统史学界) , 如不纠正, 我们将无法摆脱殖民史学的阴影。”[18]即为克服殖民史观, 政府应给他们下拨研究经费。
总之, 韩国非主流“研究者”群体成为了韩国历史学发展的障碍, 给社会造成不少消极影响, 甚至成为弊端。比如, 给青少年灌输盲目的国粹主义思维, 狭隘的民族自尊心与爱国心。
但与70~80年代不同, 正统史学界不再坚守“无对应”原则, 以新锐学者为中心, 积极批判非主流的谬论, 把社会舆论引向健康的方向, 而2017年保守政权的没落也必定会加速这一趋势。尽管改变整个社会的历史认识, 可能还会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但主流史学界终将实现“自净”。
六、结语
韩国的所谓非主流“研究者”群体自认为继承了近代民族主义史学衣钵, 极力宣扬重构“民族伟大的历史”。而右翼倾向的政界, 还有社会上尚存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 则是它得以存在的基础。事实上, 对于非主流来说, “历史事实”并非是他们所关注的对象, 他们只对“伟大的韩民族历史”等具有鼓动性、刺激性的话题感兴趣。比如, 他们热衷于“论证”韩国古代曾经是“大帝国”, 强有力地支配过中国大陆及日本,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等“命题”。而且对毫无根据, 也不可能有根据的此类论点, 坚信为“历史事实”。
而历史学不是某种随意的“看法”或“感动”, 它是一门客观中立的严谨社会科学。但是学界批判他们的“非学术性”就会被扣上“殖民史学”的污名, 认为正流史学有意压制民族主义史学, 诋毁韩国史, 进而鼓吹, 必须要打倒现有的史学界, 重新建构起韩国史体系。
非主流一方的主张并非是基于正当批判与讨论的“学术”范畴, 而更像是一种宗教信念。因此他们的所谓“研究成果”多数缺乏确凿史料或考古依据, 近似于某种“宣言”。对于他们, 真正重要的是信念, 至于有无根据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与之讨论学问, 通过互相交换意见而增进学术发展是不可能的。
对于我国学界亦是如此, 无须对韩国非主流“研究者”的言论过于敏感, 更没必要与之论理。因为宗教信念与学问之间, 本来就不存在什么学术争议问题。回应其谬论, 反而会更加助长其气焰, 对于东北亚历史研究有百害而无一利, 甚至会对两国民众情绪带来消极影响。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 我们不应因为非主流群体就断绝与正统史学界的正常学术交流, 这两类群体之间有着全然不同的历史认识。而且以纯粹历史学的视角来看, 韩国正统主流史学界与我们是站在同一阵营里的。
韩国的所谓非主流“研究者”群体自认为继承了近代民族主义史学衣钵, 极力宣扬重构“民族伟大的历史”。而右翼倾向的政界, 还有社会上尚存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 则是它得以存在的基础。事实上, 对于非主流来说, “历史事实”并非是他们所关注的对象, 他们只对“伟大的韩民族历史”等具有鼓动性、刺激性的话题感兴趣。比如, 他们热衷于“论证”韩国古代曾经是“大帝国”, 强有力地支配过中国大陆及日本,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等“命题”。而且对毫无根据, 也不可能有根据的此类论点, 坚信为“历史事实”。
而历史学不是某种随意的“看法”或“感动”, 它是一门客观中立的严谨社会科学。但是学界批判他们的“非学术性”就会被扣上“殖民史学”的污名, 认为正流史学有意压制民族主义史学, 诋毁韩国史, 进而鼓吹, 必须要打倒现有的史学界, 重新建构起韩国史体系。
非主流一方的主张并非是基于正当批判与讨论的“学术”范畴, 而更像是一种宗教信念。因此他们的所谓“研究成果”多数缺乏确凿史料或考古依据, 近似于某种“宣言”。对于他们, 真正重要的是信念, 至于有无根据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与之讨论学问, 通过互相交换意见而增进学术发展是不可能的。
对于我国学界亦是如此, 无须对韩国非主流“研究者”的言论过于敏感, 更没必要与之论理。因为宗教信念与学问之间, 本来就不存在什么学术争议问题。回应其谬论, 反而会更加助长其气焰, 对于东北亚历史研究有百害而无一利, 甚至会对两国民众情绪带来消极影响。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 我们不应因为非主流群体就断绝与正统史学界的正常学术交流, 这两类群体之间有着全然不同的历史认识。而且以纯粹历史学的视角来看, 韩国正统主流史学界与我们是站在同一阵营里的。
注释
(1) 严格意义上讲, 称之为“史学”实为不妥, 因他们的所谓“学问”与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相差甚远。但在韩国学界“在野史学”一语已成惯用表述, 因此为了叙述方便, 不予改动, 沿用之。
(1) 1968年朴苍岩高举“反共”旗帜创刊《自由》月刊, 该刊以后成为韩国在野史学家发表论文的主要平台。
(2) 1978年10月, 一些在野史学团体把《国定教科书错误改正及确认建议书》提交到文教部, 并向政府提出《禁止采用国史教科书国定教材以及有关设置正史编纂特别机构的要求》行政诉讼。
(3) 安浩相 (1902~1999) 是韩国初任文教部长官, 曾在日本受中等教育, 而且留学中国、德国。他提出的所谓“一民主义”为李承晚独裁统治提供了思想依据。
(1) 大倧教是1909年以罗喆等民族主义者为中心, 为唤醒朝鲜民众的民族意识, 基于檀君崇拜创建起来的民族宗教。
(1) 相关专著如下:[韩]吴在城:《地图上的我国历史》, 首尔:黎民族史研究会, 1992年;《百济位于中国》, 首尔:黎民族史研究会, 1995年;《三国志东夷传所载是黄海以西的历史》, 首尔:黎民族史研究会, 1995年;《斯卢新罗位于中国》, 首尔:黎民族史研究会, 1995年;[韩]李重制:《三韩之根基---高句丽、百济、新罗并不位于韩半岛》, 首尔:东信出版社, 1993年;[韩]郑镕硕:《高句丽、百济、新罗并不位于韩半岛》, 首尔:东信出版社, 1994年;[韩]林均泽:《韩民族的精髓》, 首尔:启明社, 1996年;[韩]余云建:《以科学的方法探索我国古代史》, 首尔:韩国我们民族史研究会, 2004年。
(1) 以往国内学界也有学者提出过长寿王时期迁都的平壤并不是现在朝鲜的平壤, 而是位于集安的见解 (熊义民:《高句丽长寿王迁都之平壤非今平壤辨》, 《中国史硏究》, 2002年第2期) 。
(2) 仁荷大学“古朝鲜研究所”成立于2012年, 与仁荷大学史学科 (历史系) 毫不相关, 研究所骨干也不是历史学专业学者, 都属非主流“研究者”, 比如, 所长是经济经营系教授。
(3) 项目课题如何荒谬且搁置一旁不说, 参与此项目的研究者多数为非高句丽史专业出身, 事实上, 推出高水平学术成果的可能性不大。项目参与者为负责人卜箕大 (仁荷大学-辽西青铜时代) 、金澈雄 (檀国大学-高丽史专业) 、南义铉 (江原大学-中国近代史) 、梁洪镇 (韩国天文研究院-天文学) 、尹顺玉 (庆熙大学-地质学) 、李官洪 (仁荷大学-海洋地质学) 、郑元喆 (东北亚历史财团-高句丽史) 、朴时贤 (仁荷大学-护理学) 、林灿庆 (国学研究所-高句丽史) 等。以上9人当中, 高句丽专业只有郑元喆与林灿庆两人, 但前者于2016年已病故, 而后者几乎无研究成果。
(1) 宋镐晸授业于首尔大学韩国高句丽史代表学者卢泰敦门下, 1999年以“古朝鲜史 (《古朝鲜国家形成过程研究》) ”为研究课题取得了博士学位, 可以说是韩国首位古朝鲜史博士。
(2) 据《东北亚历史歪曲对策特别委员会构成 (组建) 决议案》 (2013年6月12日) , 此机构组建主旨为对应日本的历史歪曲, 但事实上, 与中国的历史纠纷也成为了其主要议题。
(3) 2013年12月召开的听证会, 宋镐晸与卜箕大以“陈述人”身份与会, 各抒己见。2015年3月会议, 宋镐晸、卜箕大、李钟旭、赵法钟等与会, 对古朝鲜、汉郡县以及平壤位置问题展开辩论。2015年6月会议主要探讨了有关《东北亚历史地图》问题, 林起焕、琴京淑、李德一等以参考人身份与会发言。2015年6月会议上主要探讨了“古代平壤的位置”问题, 许仁旭以参考人身份发言, 卜箕大以旁听人身份与会, 并主张重新考证平壤位置。
(4) 自2008年开始, 东北亚历史财团投入45亿预算, 启动了绘制《东北亚历史地图》项目, 由西江大学与延世大学分别组团队承担。到2015年, 此项目耗时8年, 60余名专家、教授参与其中, 共制作了自古代到近代的韩国史疆域地图400幅及相关文本。
(1) 《历史批评》是创立于1986年的“历史问题研究所”发行的学术期刊, 在韩国史学界有相当的影响力。其主旨为“共同探讨韩国史诸问题, 将其成果分享并普及一般大众, 使其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2) [韩]奇庚良:《伪史学和历史法西斯主义》;[韩]魏加耶:《“汉四郡朝鲜半岛说”是殖民史学的产物吗?》;[韩]安政焌:《当代乐浪郡研究综述》, 《历史批评 (114) 》, 2016年春季刊专栏。
(3) [韩]《年轻史学家们怒了“乐浪郡平壤说被污指为殖民史学”》, 《韩国日报》, 2016年3月4日;《“在野史学是伪史学”主流少壮派的反击》, 《东亚日报》,
(1) 严格意义上讲, 称之为“史学”实为不妥, 因他们的所谓“学问”与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相差甚远。但在韩国学界“在野史学”一语已成惯用表述, 因此为了叙述方便, 不予改动, 沿用之。
(1) 1968年朴苍岩高举“反共”旗帜创刊《自由》月刊, 该刊以后成为韩国在野史学家发表论文的主要平台。
(2) 1978年10月, 一些在野史学团体把《国定教科书错误改正及确认建议书》提交到文教部, 并向政府提出《禁止采用国史教科书国定教材以及有关设置正史编纂特别机构的要求》行政诉讼。
(3) 安浩相 (1902~1999) 是韩国初任文教部长官, 曾在日本受中等教育, 而且留学中国、德国。他提出的所谓“一民主义”为李承晚独裁统治提供了思想依据。
(1) 大倧教是1909年以罗喆等民族主义者为中心, 为唤醒朝鲜民众的民族意识, 基于檀君崇拜创建起来的民族宗教。
(1) 相关专著如下:[韩]吴在城:《地图上的我国历史》, 首尔:黎民族史研究会, 1992年;《百济位于中国》, 首尔:黎民族史研究会, 1995年;《三国志东夷传所载是黄海以西的历史》, 首尔:黎民族史研究会, 1995年;《斯卢新罗位于中国》, 首尔:黎民族史研究会, 1995年;[韩]李重制:《三韩之根基---高句丽、百济、新罗并不位于韩半岛》, 首尔:东信出版社, 1993年;[韩]郑镕硕:《高句丽、百济、新罗并不位于韩半岛》, 首尔:东信出版社, 1994年;[韩]林均泽:《韩民族的精髓》, 首尔:启明社, 1996年;[韩]余云建:《以科学的方法探索我国古代史》, 首尔:韩国我们民族史研究会, 2004年。
(1) 以往国内学界也有学者提出过长寿王时期迁都的平壤并不是现在朝鲜的平壤, 而是位于集安的见解 (熊义民:《高句丽长寿王迁都之平壤非今平壤辨》, 《中国史硏究》, 2002年第2期) 。
(2) 仁荷大学“古朝鲜研究所”成立于2012年, 与仁荷大学史学科 (历史系) 毫不相关, 研究所骨干也不是历史学专业学者, 都属非主流“研究者”, 比如, 所长是经济经营系教授。
(3) 项目课题如何荒谬且搁置一旁不说, 参与此项目的研究者多数为非高句丽史专业出身, 事实上, 推出高水平学术成果的可能性不大。项目参与者为负责人卜箕大 (仁荷大学-辽西青铜时代) 、金澈雄 (檀国大学-高丽史专业) 、南义铉 (江原大学-中国近代史) 、梁洪镇 (韩国天文研究院-天文学) 、尹顺玉 (庆熙大学-地质学) 、李官洪 (仁荷大学-海洋地质学) 、郑元喆 (东北亚历史财团-高句丽史) 、朴时贤 (仁荷大学-护理学) 、林灿庆 (国学研究所-高句丽史) 等。以上9人当中, 高句丽专业只有郑元喆与林灿庆两人, 但前者于2016年已病故, 而后者几乎无研究成果。
(1) 宋镐晸授业于首尔大学韩国高句丽史代表学者卢泰敦门下, 1999年以“古朝鲜史 (《古朝鲜国家形成过程研究》) ”为研究课题取得了博士学位, 可以说是韩国首位古朝鲜史博士。
(2) 据《东北亚历史歪曲对策特别委员会构成 (组建) 决议案》 (2013年6月12日) , 此机构组建主旨为对应日本的历史歪曲, 但事实上, 与中国的历史纠纷也成为了其主要议题。
(3) 2013年12月召开的听证会, 宋镐晸与卜箕大以“陈述人”身份与会, 各抒己见。2015年3月会议, 宋镐晸、卜箕大、李钟旭、赵法钟等与会, 对古朝鲜、汉郡县以及平壤位置问题展开辩论。2015年6月会议主要探讨了有关《东北亚历史地图》问题, 林起焕、琴京淑、李德一等以参考人身份与会发言。2015年6月会议上主要探讨了“古代平壤的位置”问题, 许仁旭以参考人身份发言, 卜箕大以旁听人身份与会, 并主张重新考证平壤位置。
(4) 自2008年开始, 东北亚历史财团投入45亿预算, 启动了绘制《东北亚历史地图》项目, 由西江大学与延世大学分别组团队承担。到2015年, 此项目耗时8年, 60余名专家、教授参与其中, 共制作了自古代到近代的韩国史疆域地图400幅及相关文本。
(1) 《历史批评》是创立于1986年的“历史问题研究所”发行的学术期刊, 在韩国史学界有相当的影响力。其主旨为“共同探讨韩国史诸问题, 将其成果分享并普及一般大众, 使其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2) [韩]奇庚良:《伪史学和历史法西斯主义》;[韩]魏加耶:《“汉四郡朝鲜半岛说”是殖民史学的产物吗?》;[韩]安政焌:《当代乐浪郡研究综述》, 《历史批评 (114) 》, 2016年春季刊专栏。
(3) [韩]《年轻史学家们怒了“乐浪郡平壤说被污指为殖民史学”》, 《韩国日报》, 2016年3月4日;《“在野史学是伪史学”主流少壮派的反击》, 《东亚日报》,
参考文献
[1][韩]尹乃铉 (东洋学研究所) :《在野史学的韩国上古史研究主张调查与分析》, 首尔:韩国学术振兴财团, 2007年。
[2]权赫秀:《韩国史学界的高句丽硏究》, 《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1年。
[3][韩]卢泰敦:《解放后民族主义史论的进展》, 《通过韩国史窥视我们与世界的认识》, 首尔:草光 (译) , 1998年。
[4][韩]赵仁成:《国粹主义史学与现代韩国史学》, 《韩国史市民讲座 (20) 》, 首尔:一潮阁, 1997年。
[5][韩]宋镐晸:《在野史学者们所幻想的古代史认识与其问题》, 《青蓝史学 (12) 》, 2005年。
[6][韩]尹锺永:《国史教科书波动》, 首尔:慧眼, 1999年。
[7][韩]尹乃铉:《高句丽史归属问题》, 《古朝鲜檀君学》11, 2002年。
[8][韩]赵法钟:《高句丽古坟壁画所见檀君认识》, 《古朝鲜檀君学 (12) 》, 2005年;《韩国古代社会古朝鲜·檀君认识研究---以古朝鲜·檀君继承意识为中心》, 《先史与古代 (23) 》, 2005年。
[9][韩]金成焕:《高句丽建国神话所见古朝鲜认识》, 《韩国古代史探究 (13) 》, 2013年;《古朝鲜建国神话继承与古朝鲜认识》, 《东北亚历史论丛 (47) 》, 2015年。
[10][韩]国会事务处:《第321回国会 (临时会) 东北亚历史歪曲对策特别委员会会议录》第12号, 2013年12月20日。
[11]#12
[12][韩]《高句丽都城的历史将会重新改写吗?》, 《时事IN》 (周刊) , 2015年3月18日。
[13][日]李进熙:《广开土王陵碑文の谜---初期朝日关系硏究史上の问题点》, 《思想 (575) 》, 1972年。
[14][韩]李亨求、朴鲁姬:《广开土大王陵碑新硏究》, 同和出版公社, 1986年。
[15]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第3章第1节,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
[16]#12
[17][韩]《现实越困难越会往右倾斜, 历史亦如此》, 《韩国日报》, 2016年3月7日。
[18][韩]李德一:《我们内在的殖民史观》, 首尔:万卷堂, 2014年。
[1][韩]尹乃铉 (东洋学研究所) :《在野史学的韩国上古史研究主张调查与分析》, 首尔:韩国学术振兴财团, 2007年。
[2]权赫秀:《韩国史学界的高句丽硏究》, 《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1年。
[3][韩]卢泰敦:《解放后民族主义史论的进展》, 《通过韩国史窥视我们与世界的认识》, 首尔:草光 (译) , 1998年。
[4][韩]赵仁成:《国粹主义史学与现代韩国史学》, 《韩国史市民讲座 (20) 》, 首尔:一潮阁, 1997年。
[5][韩]宋镐晸:《在野史学者们所幻想的古代史认识与其问题》, 《青蓝史学 (12) 》, 2005年。
[6][韩]尹锺永:《国史教科书波动》, 首尔:慧眼, 1999年。
[7][韩]尹乃铉:《高句丽史归属问题》, 《古朝鲜檀君学》11, 2002年。
[8][韩]赵法钟:《高句丽古坟壁画所见檀君认识》, 《古朝鲜檀君学 (12) 》, 2005年;《韩国古代社会古朝鲜·檀君认识研究---以古朝鲜·檀君继承意识为中心》, 《先史与古代 (23) 》, 2005年。
[9][韩]金成焕:《高句丽建国神话所见古朝鲜认识》, 《韩国古代史探究 (13) 》, 2013年;《古朝鲜建国神话继承与古朝鲜认识》, 《东北亚历史论丛 (47) 》, 2015年。
[10][韩]国会事务处:《第321回国会 (临时会) 东北亚历史歪曲对策特别委员会会议录》第12号, 2013年12月20日。
[11]#12
[12][韩]《高句丽都城的历史将会重新改写吗?》, 《时事IN》 (周刊) , 2015年3月18日。
[13][日]李进熙:《广开土王陵碑文の谜---初期朝日关系硏究史上の问题点》, 《思想 (575) 》, 1972年。
[14][韩]李亨求、朴鲁姬:《广开土大王陵碑新硏究》, 同和出版公社, 1986年。
[15]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第3章第1节,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
[16]#12
[17][韩]《现实越困难越会往右倾斜, 历史亦如此》, 《韩国日报》, 2016年3月7日。
[18][韩]李德一:《我们内在的殖民史观》, 首尔:万卷堂, 2014年。
作者简介:赵宇然, 男, 朝鲜族, 博士, 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高句丽史及韩国古代史;朴灿奎, 男, 朝鲜族, 博士, 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院院长, 教授, 研究方向为高句丽史及东亚史。 (延吉13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