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扩张使得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从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46)明初中国海上贸易的主要对象是西洋与东洋，下西洋使西洋凸显，主要是东南亚印度洋周边区域。晚明处于全球化的开端时期，世界正在形成一个整体，联系世界主要大洲的国际贸易网络也正在形成。全球化(Globalization)也称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指地理上分散于全球的经济活动开始综合和一体化的现象，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世界经济日益成为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开端于16世纪，海上贸易的发展使世界联系在一起，各国和各地区对外联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空前水平。在那个世纪里，中国经历了从区域史到全球史的过程。探讨区域史与全球史的连接，白银是一个关节点。

道格拉斯·诺斯曾说：“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做出的决策决定现在可能的选择。要理解经济实绩随时间变化而显现出来的差异，就需要了解经济的演变。”(47)东洋航路早已开辟，但在明初不如西洋发达，只是到了晚明才凸显出来。原因何在？过去给以的解释归纳起来，在内是由于福建地狭人稠，山多田少，对海上贸易需求巨大；在外是东洋诸国社会经济落后，可供贸易的物品匮乏，至明后期才发达起来。大多数学者归之于西方东来的因素，特别是西班牙占据马尼拉及其太平洋航路的开辟。笔者认为仅仅这些还不够，还应看到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大背景，唯有如此，才能完整解释晚明海上贸易结构的变迁。关注东洋凸显，特别要关注“东矿西珍”出现的背后推力。

海上贸易的发展和大规模的商品货币流通，是晚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两个最显著的特征。晚明东西洋贸易呈现出非常不同的特征，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国际经济现象。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是决定东西洋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以“东矿西珍”为特征的海上贸易新格局形成的背后，蕴含着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深层需求，与中国本土白银货币化的发展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东洋凸显背后的推力可以分为中国社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内部的推力主要体现在明代白银货币化，是中国国内市场萌发的作用；外部的推力则主要表现在外银的大量流入，是世界市场的作用。二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学界一般认为东西洋地位变化是时代和社会环境变化的结果，而没有关注变化背后的推力。海上贸易结构变化不是自然形成的历史过程，而是具有深厚的中国内部社会经济变迁的背景。从明代白银货币化看晚明东西洋贸易商品结构变化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当时海外输入的白银主要有两个源头，一是日本，一是美洲，二者均是明代社会迫切需求的白银货币资源所在地。日本的白银通过中国海商和澳门葡萄牙人的贸易输入，美洲白银则主要是通过西班牙占据的吕宋输入中国，有中国海商的参与。

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基本奠定，不是出现在美洲白银到来以后，而是在它之前。因此，有必要关注日本银矿的开发时间。200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日本石见银山遗址表明，石见银矿从1526年(明朝嘉靖五年)开始了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那里从日本战国时代后期到江户时代前期是日本最大的银矿山，17世纪银产量占世界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石见银山的开发时期与日本经济史上的商业发展时期重叠，那里冶炼加工的白银当时不仅作为货币在日本国内流通，而且还支持着日本与葡萄牙、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中国商人之间的贸易往来。(48)石见银山的开发时期与中国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史也是重叠的。明代舟山双屿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兴起，是中日私人海上贸易繁盛的历史见证。根据明代朱纨《甓余杂记》和葡萄牙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远游记》的记载，舟山双屿自1520年代一度活跃兴起，成为国际贸易中心港，以私商云集的私人海上贸易而闻名中外，连接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双屿在1540年代积聚的私商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人。一至夏季，大海船多达数百艘，乘风破浪，蔽江而下，多时甚至达到1294艘。关注中国与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关联，以中国本土社会变迁与世界现实变革的历史潮流相融通为主要解释模式，舟山双屿港的兴起并非偶然。嘉靖初年，白银货币化已经呈现出基本奠定了白银为流通领域主币的态势，白银渗透到整个社会，促使各阶层产生了对白银的需求，出现：“司计者日夜忧烦，遑遑以匮乏为虑者，岂布帛、五谷不足之谓哉，谓银两不足耳。夫银者，寒之不可衣，饥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过贸迁以通衣食之用尔。而铜钱亦贸迁以通用，与银异质而通神者。犹云南不用钱，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则一焉。今独奈何用银而废钱？惟时天下之用钱者，曾不什一，而钱法一政久矣其不举矣。钱益废，则银益独行”(49)。朝贡贸易不能满足需要，中外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兴起，舟山双屿港得以凸显。这标志着中国国内市场发展，迅速向海外拓展，中国海商参与了世界市场体系最初的建构过程。(50)

嘉靖二十五年(1546)，“以往日本市易”为风所漂至朝鲜，被解送回国的“下海通番”福建人，即超过千人以上。(51)从时间上看，可以认为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对于白银的巨大需求，促发了中国私人海上贸易的蓬勃兴起，直接刺激了日本银矿的大开发。日本出产白银的巅峰时期为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初，开采业兴盛时，仅生野和石见每年就上缴白银一二万公斤。丰臣秀吉统治日本时，佐渡和石见的金银矿开采迅速。佐渡每年上缴白银1万贯左右，石见上缴四五千贯。(52)中国的白银需求对日本与美洲的白银大开发，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作用，中国本身通过白银货币化，主动走向了世界。(53)

明代中国白银经历了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乃至形成完全货币形态的历程。(54)明代成、弘之际是中国白银货币化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开始全面铺开的时期，同时也是郑和下西洋时代海外物品胡椒、苏木等在皇家府库枯竭之时。(55)从那时开始，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发展的大趋势突破制度的障碍，极大地显现了出来。嘉靖初年，伴随白银在全国市场流通中形成主币，而本土矿藏储量严重不足，于是巨大的内需促发了走向海外的寻求，拉动了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这时白银的主要来源是日本银矿，可以认为，中国扩大的私人海上贸易引发了日本的银矿大开发。率先到达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也参与其中，但毕竟不是海上贸易的主体。繁盛的私人海上贸易也导致嘉靖年间海上争夺战以倭寇为形式爆发，暴露了明朝官方应对海上危机的乏力，使得朝堂之上关于海上事宜的争议纷纭。总之，16世纪，无论在中国社会内部还是在外部，都突出了白银货币的特殊意义。明代白银货币化是一个中国社会内部经济结构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与世界历史变革的大背景相互关联。

中外学者对白银流入中国数量的估计做了大量研究，然而往往忽略了西方人到达美洲首先追求的是黄金而不是白银，是以低估了中国本土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与作用。关注白银输入的时间问题，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时间差，那就是美洲白银的输入要晚于日本白银的输入30年。美洲白银是在西班牙人占据马尼拉以后，在万历二年(1574)才开始大量开采运输的，而日本的银矿开发是在明代嘉靖初年，也就是16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兴盛起来。这个时间差是重要的分界，由此可以分别白银流入中国的两个阶段，而不是笼统地看待两个来源。关注到这一点，并与明代白银货币化进程联系起来考察，可以作出如下分期：第一是日本白银流入时期，开始于1520年代，在1540年代达到高潮。日本白银对于嘉靖初年基本奠定白银作为流通领域主币的白银需求供应起了重要作用。第二是美洲白银流入时期，开始于1570年代，此后与日本来源的白银汇合，达到了外银输入中国的高潮期。外银对于中国持续稳定以白银作为流通领域主币起了重要作用，由此也对明朝赋役—财政改革与中国货币财政的开端起了重要作用。(56)

总之，在全球化开端的大背景下，从市场发育、商品流通和货币经济发展三个方面考察晚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轨迹与特点，不难看出，晚明中国经济最具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之一是白银货币化，也即中国社会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化过程。白银成为流通领域的主币，成为统一的货币计算单位，并且作为一种通用的结算方式用于国际贸易，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货币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明代通过白银货币化积极参与和推动了全球化进程。

与之相联系，社会变迁相伴而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是多方面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晚明社会面貌光怪陆离，发生了重大改观。由此产生巨大的社会需求，促使全国市场迅速形成以后，扩大到世界范围成为必然，并推动中国主动地走向世界。在全球市场初步形成过程中，外银通过繁盛的海上贸易流入中国，完全奠定了白银在全社会作为普遍流通主币的地位。白银货币化成为晚明国家与社会变迁与转型的重要标志。原有国际贸易关系重组，海上贸易商品结构发生重大改变，是中外双重变迁的反映。晚明国家与社会的一切变化，包括明朝人海洋意识的重构，都是内外交汇大变局下形成的。

结 论

本文可以归纳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万历年间修撰的《东西洋考》中的东西洋概念，是官方允许贸易的东西洋贸易范围的海域划分，并不是晚明人对于东西洋的完整认识，只是当时狭义的东西洋概念。日本是“东矿西珍”所谓“矿”的主要来源之一，且相对美洲白银，日本对中国来说是首先出现的白银资源，私人海上贸易与葡萄牙在澳门经营的对日贸易取得了巨大的商业利润。萧基《小引》基于晚明人对于东西洋的完整认识，所云“东矿西珍”，遂使东洋彰显出来，可以作为广义的东西洋概念。

第二，明代白银货币化是贸易商品结构演变，乃至晚明人海洋意识中东西洋位置转换的背后推力。晚明与明初海上贸易商品结构比较，西洋变化不大，东洋变化重大，主要是东洋的矿产开发，导致大规模白银流入中国，从而在晚明海上贸易中凸显了东洋。从明初郑和下西洋后西洋的凸显，到晚明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变迁后东洋的凸显，呈现出海上贸易从西洋向东洋重心转变的态势。追寻晚明商品结构变化与“东矿西珍”背后的推力，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经济结构的变迁。通过考察东西洋两个贸易区域的维度关系，以及晚明与明初两个不同阶段的贸易商品的变化，印证了这些变化与明代白银货币化有着直接的关联，白银货币化显示出中国国家和社会变迁与世界变革紧密联系。伴随白银货币化进程同步的，是晚明海上贸易进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白银需求态势，这也与中国商品大规模开发生产密切相连。中国先有自身的白银货币化进程，才产生对于白银的强劲需求，紧接着依托自身商品的发展潜力，丝瓷等跨洋远播，吸引了大量外银的流入，遂使白银成为晚明流通领域主币的地位得以稳定延续。白银货币化这一历史性变化，是不可逆转的，直至1935年，中国的白银作为主币才退出历史舞台。

在16世纪、17世纪全球化开端时期，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动，晚明人海洋意识的重构，国际贸易新的商品结构“东矿西珍”的形成，可以作为国际海上活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明代中国参与了波澜壮阔的全球化进程的历史见证。

注释：
①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1页。书成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前有萧基、周起、王起宗三序。萧基，字大美，又字汝城，江西泰和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任漳州府推官(萧彦：《掖垣人鉴》，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8页)。
②参见万明：《释西洋：郑和下西洋深远影响的探析》，《南洋问题研究》2004年第4期。
③山本达郎(《东西洋とぃり称呼の起源に就ぃこ》，《东洋学报》第二十一卷一号，1933年)、宫畸市定(《南洋を东西洋に分つ根据に就ぃこ》，《东洋史研究》第七卷四号，1942年)、洪建新(《郑和航海前后东、西洋地域概念考》，《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1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沈福伟(《郑和时代的东西洋考》，《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2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刘迎胜、陈佳荣(《东洋与西洋的由来》、《郑和航行时期的东西洋》，《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讨论重心均为东西洋的分界。
④马欢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50页。
⑤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02页。
⑥马欢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50页。自郑和下西洋以后，西洋的概念就开始发生演变(万明：《释“西洋”——郑和下西洋深远影响的探析》，《南洋问题研究》2004年第4期)。虽然在晚明文献中形成了以文莱划界的东西洋主流认识，但在明末记载中仍见有用明初东洋概念的，如吕毖《明朝小史》卷17《崇祯纪》中以爪哇为东洋：“爪哇国古名阇婆自古城顺风二十昼夜可至。其国地广人稠甲兵为东洋诸番之雄”，即为一例。
⑦《明太宗实录》卷58：“东洋冯嘉施兰土酋嘉马银等来朝，赐钞币有差”，永乐四年八月丁酉，第848页；卷82：“赐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及于阗、东洋等处使臣”，永乐六年八月癸卯，第1108页；卷110，赐“东洋冯加施兰、吕宋国”使臣，永乐八年十一月丁丑，第1411页，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
⑧《明太宗实录》卷89：“浙江定海卫百户唐鉴等亦追至东洋朝鲜国义州界”，永乐七年三月壬申，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1184页。
⑨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第5页。
⑩参见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中华书局，1982年，第44～47、50～54页。
(11)参见万明：《释“西洋”—郑和下西洋深远影响的探析》，《南洋问题研究》2004年第4期。
(12)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02页。
(13)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108页。
(14)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25、130页。
(15)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30页。
(16)向达整理：《两种海道针经·序言》，中华书局，1961年，第7页。
(17)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
(18)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
(19)明抄本《顺风相送》，16世纪成书，但可认为始撰于永乐初年，因为这一抄本依据的是永乐初年的古本。琉球人程顺则的《指南广义》是一部1708年汇辑的航海专书，其中《针路条记》来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册封使团传授的《航海针法》部分，其源头明确记载为明代永乐元年郑和等“前往东西二洋等处”，可为佐证。《指南广义》琉球大学仲原文库本，系海洋出版社刘义杰先生惠赐电子版，在此谨致谢忱。

(20)向达整理：《两种海道针经》之甲种，中华书局，1961年，第13～99页。
(21)参见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42～244页。
(22)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31页。
(23)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6页。
(24)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部丛刊三编》史部第7册(原编第26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35年，第100页。
(25)许孚远：《敬和堂集·疏通海禁疏》，见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第5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4332页。
(26)《明神宗实录》卷316，万历二十五年十一月庚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5899页。
(27)侯继高：《全浙兵制》卷2，附录《近报倭警》，旧抄本。
(28)《崇祯长编》卷41，崇祯三年十二月乙已，《明实录》附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2456页。
(29)[日]村上直次郎原译，郭辉译：《巴达维亚城日记》第1册，台湾文献委员会，1989年，第23页。
(30)张燮：《东西洋考·前言》，中华书局，1981年，第4页。
(31)马欢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诸国条，海洋出版社，2005年。
(32)参见马欢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77、10、45、20页。物品都是产自马欢亲身所到的西洋各国的土特产品。如乳香主要产自非洲和阿拉伯半岛，没药主要产自阿拉伯和东非索马里，安息香主要出自伊朗，见于该书阿丹国条；乌木原产自印度与马来半岛，马欢记载以占城国的“绝胜他国出者”，见该书占城国条；胡椒原产南亚、东南亚，见于该书苏门答剌国条；热带地区产品檀香、肉豆蔻，荜拨，均见于该书爪哇国条。以下各类均见于诸国条，不另注。
(33)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41～143页。
(34)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46页。
(35)何乔远：《镜山全集》之《开洋海议(崇祯三年在南都作)》，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崇祯刊本，第13～15页。由于《镜山全集》一书笔者未得见，此文所引诸条，幸得徐晓望先生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36)何乔远：《镜山全集》卷23《请开海事疏》，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崇祯刊本，第31～32页。
(37)李廷机：《李文节集》卷14《报徐石楼》，明人文集丛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1304页。
(38)王胜时：《漫游纪略》卷1《闽游》，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第5页。
(39)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32页。
(40)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33页。
(41)参见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77～113页。
(42)参见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81～282页。
(43)参见万明：《明代青花瓷崛起的轨迹：从文明交流走向社会时尚》，《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6期；万明：《万里同风：明代青花瓷崛起的历程》，收入《逐波泛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陶瓷外销与物质文明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未刊)，2011年5月；万明：《明代青花瓷的展开：以时空为视点》，《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
(44)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53～154页。
(45)张燮：《东西洋考·周起元序》，中华书局，1981年，第17页。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54～255页。
(47)[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序言第1页。
(48)陈君勇、陆春燕：《领略自然和文化精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7年新增世界遗产欣赏》，《科学生活》2007年第10期。
(49)靳学颜：《讲求财用疏》，见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第4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3145页。

(50)(明)朱纨：《甓余杂记》，明刻本；[葡萄牙]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远游记》，金国平译，澳门，1999年。参见万明：《明代嘉靖年间的宁波港》，《海交史研究》2002年第2期；万明：《全球化视野下的明代舟山双屿港》，见《城市与中外民族文化交流》(《中外关系史论丛》第20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51)《明世宗实录》卷321，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乙卯，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5963页。
(52)[日]岩生成一：《日本的历史》卷14《锁国》，“中央”公论社，1966年，第159页。
(53)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54)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见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43～246页。
(55)参见万明：《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暨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56)参见万明：《明代财政体系转型——张居正改革的重新诠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4日。

@◎江南烟雨◎@忠💝耿耿傅友德@心远有涯@☜金牌防守术☞@Highelfsword

这个帖子是说明代海贸的，不是讨论财政的。明代的财政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面对很多新发展下的挑战。

明代通过海贸尤其进口的部分，是收取了大量税收的。明末财政问题跟海贸没什么太大关系。

再把楼往财政上歪的一率删帖。

要讨论白银货币化的背景下明代的财政发展，统统去这个帖子里：

http://tieba.baidu.com/p/5923920122?share=9105&fr=share&unique=D3B11BD9468FC9C288AB27AD332595D9&st=1547984095&client_type=1&client_version=9.9.5&sfc=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