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实录•太宗实录》“永乐十一年二月己未”条的记载可印证《源流录》：“中官杨三保等使乌思藏等处还。乌思藏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吉刺思巴监藏巴里藏卜遣侄札结等与三保偕来朝贡”。此即与上述班丹扎释“携王之侄及三十人，自乌斯国南还”相应之事，但《源流录》未记杨三保，而《明实录》则完全未记“怕木竹巴阐化王遣侄札结等朝贡”的具体原一因和班丹扎释的参与。从《源流录》记载的情况看，班丹扎释和阐化王的侄子可能是单独组队，而不是与杨三保使团一起返回京城的。《明实录》的记载则反映出，他们可能是在相同或相近的时间到达京城，同时受到永乐皇帝的接见。
《安多政教史》也记录了相同的事件，并且明确指出原因出于萨迦派和帕木竹巴“构兵”，但置于另一安多籍僧人哲伍仓曲结（据说是宗喀巴的弟子释迦巴藏卜）名下，时间在宣德年间：“彼师（哲伍仓曲结——引者注）回多麦时，正值萨迦与帕主构兵之际，宣宗皇帝拟派军征讨，经彼师恳求，乃免予讨伐。”这一记述应当是将上述班丹扎释在永乐十至十一年之事误置。因为：永乐皇帝在位22年，其中后期，由于大乘法王昆泽思巴得到朝廷的重视和支持，萨迦大殿已经屿还，萨迦派的地位已经稳固，达仓宗的炽盛佛宝国师喃加巴藏卜的儿子南渴烈思巴（《萨迦世系史》中的南喀勒巴坚赞）被朝廷封为辅教王，与帕木竹巴政权首领阐化王扎巴坚赞具有同等的爵位，大乘法王和辅教王特别殷勤地经常遣使朝贡，帕木竹巴的地位相对下降，不敢再欺压萨迦派，因而到明宣宗时不可能再有“萨迦与帕主构兵”之事。明清时期西藏地域的各种史书也都没有宣德年间“萨迦与帕主构兵”的记载。不过，《安多政教史》的这一不十分准确的记述，也印证了明朝前期的确发生了萨迦派与帕木竹巴剧烈冲突的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追溯以往，仁蚌巴家族的奠基人格•南喀坚赞因为驻后藏监视萨迦大寺有功，被阐化王扎巴坚赞任命为仁蚌宗的宗本，又任曲弥万户长兼管理萨迦大殿的本钦（曲弥万户原为萨迦都却拉章的领地）。于今在萨迦大殿交还萨迦派之后，原来奉扎巴坚赞之命监视萨迦派的仁蚌巴，自然失去了管理萨迦大殿的权力，帕木竹巴政权交付他的监视萨迦寺和萨迦派的职责相应地也大大减轻乃至取消，而这一职权原本是仁蚌巴得到信任和重用、其家族得以发迹的主要来源。这样大的变化给仁蚌巴心里带来了什么影响，我们不知道。不过，在萨迦大殿归还庆典十几年之后、阐化王扎巴坚赞死后仅仅两年，仁蚌巴诺布桑波即率先背离其主子帕木竹巴，明目张胆地夺取桑珠孜等大片土地。此后，帕木竹巴政权的分裂和衰落均与仁蚌巴及后藏地区跋扈自主关系极大。把这一系列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观察，永乐皇帝命令阐化王交还萨迦大殿一事对于帕木竹巴政权的打击、对于西藏历史发展的影响，便进一步显露出来了。
在永乐皇帝封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封达仓宗的南渴烈思巴为辅教王，又诏命帕木竹巴政权交出萨迦大殿之后，被迫避居偏僻之地的萨迦主流派重整旗鼓，获得新生，再次成为西藏的重要宗教派别和地方势力之一。明朝时期的西藏地区开始进入各教派、各地区分立的局面，从八思巴开始享有的、后来被绛曲坚赞夺取的西藏地方最高权力，至少在后藏地区实际上被明朝中央政府部分地取消了，直到五世达赖喇嘛才在蒙古势力的支持之下逐步重新建立起来。

明朝时期的西藏发生过两次重大的政治变动：一是前期的帕木竹巴政权衰落，二是末期的达赖喇嘛甘丹颇章政权建立。帕木竹巴政权管治萨迦大殿和西藏地方的权力，由于得到元顺帝赐予的虎钮大印和诰封而得以确立，又由于永乐皇帝的诏令一步一步地逐渐丧失。帕木竹巴政权的衰落是从后藏地区、从交还萨迦大殿开始的，先由萨迦、江孜扩展到仁蚌、桑珠孜等地，进而扩展到前藏地区，仅仅20余年间的这一连串历史演变，或由永乐皇帝的诏命直接引发，或可看到当事人仁蚌巴与萨迦大殿之间的关系变化。事实表明，明朝的政令可以直达西藏中枢，决定西藏政治最核心的关键问题，明朝皇帝对于帕木竹巴政权具有绝对的权威，明朝在西藏享有与元朝一样的主权地位，本文开篇引述的杜齐、高马士、范•普拉赫等人的观点，显然距离明朝治藏的历史事实比较遥远。

在岷县发现《源流录》之前，汉文史籍中全无有关永乐年间萨迦大殿争执和皇帝要发兵进藏的记载。藏文史书《江孜法王传》虽然记述了永乐皇帝命令帕木竹巴交还萨迦大殿之事，但没有记载“太宗文皇帝怒乌斯王逆旨，欲遣大兵取乌斯国，彼时（乌斯）国王心甚恐怖”的重要情况。《贤（智）者喜宴》虽然记载了帕木竹巴王扎巴坚赞恐慌地恳求大宝法王解救危难，大宝法王“慈悲为怀”，“从汉军（征伐）的威胁中解救了西藏”。但没有说明什么时间、什么原因引起汉地军队对西藏的威胁以及扎巴坚赞因此而产生的恐慌。现在，有了《源流录》的记载，《贤（智）者喜宴》《江孜法王传》和《明实录》中的相关史料得以连通，再结合相关的藏汉文史料，我们得以大致了解明朝时期西藏地方这一重大事件的梗概和明朝中央政府在西藏权力结构中的决定性作用。《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依据《江孜法王传》详细记述了大乘法王向永乐皇帝请求、皇帝下令要帕竹把萨迦大殿交还给大乘法王之事，特别指出：“这实际上也即是得到让萨迦派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力的诏书。在西藏地方势力萨迦派和帕竹派之间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上，是由明朝皇帝发布诏书予以实际解决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也详细地引录《江孜法王传》有关交还萨迦大殿的记载，高度评价此事：“大乘法王贡嘎扎西通过向明朝皇帝请求而从帕竹第悉手中收回了对萨迦大殿的管理权，对萨迦派的延续和发展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遗憾的是，藏族学者编著或主编的这两部著作关于永乐皇帝命令帕木竹巴交还萨迦大殿一事的评价，至今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一道如实记录朱元璋原话的白话诏书，其中揭示的明朝中央政府与“西番”藏区的关系，比《明实录》中那些经过文臣改写的文言诏谕要明确得多。第一，朱元璋在这里明白无误地、甚至是赤裸裸地宣布：“俺如今掌管着眼前的祸福哩，你西番每怕也那不怕？”是他——明朝皇帝，掌管着藏族地区的最高权力。第二，朱元璋明确要求藏区“与俺马匹牛羊……将合纳的差发认了，送将来”，如果能够“将差发敬将来者，俺便教你每快活者，不着军马到你地面里来”，“送将来时，便不征他；若不差人将差发来呵，俺着人马往那里行也者”。朱元璋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洪武年间川、甘、青藏族地区多次发生反叛事件，朱元璋一再派兵镇压。相比之下，明朝接管元朝在西藏（乌斯藏）全部权力的过程则平静、顺利，西藏各教派、各地区均很快臣服，而且有明270余年间，西藏本部没有发生过反叛中央政府的动乱，因而朝廷没有必要劳师远征。另一方面，经过数十年的战争锻炼，特别是与蒙古骑兵的厮杀，又组建了火器神机营，装备了新式武器，明朝军队的战斗力远非帕木竹巴的军队可比。洪武十四年明朝大军能够进军云南，彻底铲除元朝梁王和大理段氏政权的统治，对云南实施直接管辖。永乐三年至宣德五年，能够组建包括众多军人在内的巨大舰队七次远航印度洋，其中有确切数字的第一、二、三、七次远航，人数都在27000以上。对于明朝的国力和朱元璋、朱棣这两位军事经验丰富的皇帝来说，进军西藏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在捕鱼儿海一役明军覆灭北元之后，洪武后期至永乐时期明朝在军事方面的实际情况，不是《藏族简史》所说的“明朝因武力用于北边防务，不能如蒙古那样派兵进驻乌思藏，故刻意维持藏族地区分裂的局面”，更不是《怀柔远夷一》一文所说的“明朝消灭群雄、平定海内，时势、谋略功不可没，其用兵则时常捉襟见肘”。事实上，元明时期西藏“历史上所记载的战役，多半是几百人的小冲突”。明朝能够在永乐十年、十一年和十二年连续向西藏派出3个携带众多贵重物品的庞大使团，这些使团同时又都是一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特遣军队。如果情势需要向西藏派出数量更多的精兵，明朝朝廷甚至可以比派遣使团更加迅速、更大规模地发兵进藏。因此我们才可以理解，阐化王扎巴坚赞为什么面对杨三保的500人使团会那么恐慌。

附志一事。《新红史》记载：“阴土蛇年（正德四年，1509），发生了第斯和桑岱哇官宦间之内乱纷争。为此，藏地派来凶猛的金字使者，随之便将第斯军队驱除在外。据说此事为导致王系与仁蚌巴王臣间冤仇之肇端。”这是帕木竹巴与仁蚌巴之间关系转变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个“金字使者”“凶猛”异常，能够把帕木竹巴政权的军队“驱除在外”，成为帕木竹巴阴土蛇年之变的决定性力量。在藏文史书中，“金字使者”一般指元、明、清三朝皇帝派遣进藏的使者，但（新红史》此处的藏文原文是“后藏派来的”。究竟阴土蛇年的这位“金字使者”是明朝皇帝派来的，还是后藏派来的，待考。

五王高度珍重明朝皇帝对他们的赐封，将皇帝颁授的诰命和印信视为其权力的合法性依据。即使是受到明朝皇帝抑制的帕木竹巴首领，也极其重视朝廷颁授给他们的阐化王爵位和印信。明朝灭亡之后，阐化王仍然以明朝皇帝赐封的玉印和救书为其合法依据，要求清朝皇帝对其重新敕封。《清实录•世祖实录》顺治十四年（1657）六月甲午条记载，顺治皇帝遣使“仍赉敕谕达赖喇嘛曰：‘朕自即位以来，阐化王曾三遣人进贡，每次约千人。因其归化效力，诚捆可嘉，故两赐敕印，以示奖劝。今复遣坚错那卜来贡，兼持旧玉印一颗，并故明所给救书求换。……’’阐化王饰这一行动，招致五世达赖喇嘛的极大愤慨和多方反击，结果“不仅没有得到新的朝廷颁赐的进贡文书，而且连其原有的大明皇帝赐给的在吐蕃称为珍宝的水晶印也在送往朝廷验看后在羊官囊素带回乃东时在路上被盗匪砸毁，弄得连一点依据也没有了”。阐化王在顺治后期的这次不成功的努力以及达赖喇嘛的强烈反制清楚地反映出：直到清朝时期，明朝对五王的赐封仍然在西藏具有巨大的影响力量。

从明朝的士大夫到国内外的一些现代学者，一直认为明朝时期大批藏族人士进京朝贡只是为了获取皇帝的丰厚赏赐。确实，明朝政府对于藏族上层人士的慷慨物质笼络是其治藏方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藏族人士进京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实实在在是为了得到茶叶和皇帝赏赐的其他财物。但是，需要看到，物质利益不是明朝时期藏族人士进京朝贡的唯一目的。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藏族人士来说，进京朝贡所冒的危险和长途跋涉付出的代价都是巨大的，在明朝的生活和医疗条件之下，内地酷暑的煎熬和疫病对于他们的威胁，乃至喝不到酥油茶的苦恼，都是从未在雪域高原生活过的汉族人士无法了解和体会的。大乘法王昆泽思巴应永乐皇帝召请赴京之前，众多僧众痛哭劝阻，担心他死在内地或途中，特别举出元朝时期很多赴京的萨迦派贵族都死于内地的先例来警示、阻止昆泽思巴，便透露出当时从西藏进京所冒的巨大风险和需要付出的代价。（事实上，明朝时期进京、特别是乐于滞留京城和内地的藏族人士，有很多是生活在甘青、四川等海拔较低地区，且毗邻内地的藏族，但当时朝野一概把他们与西藏本土人士同样看作“西番”。）

为什么明知危险和代价巨大，明朝的西藏人士仍然络绎不绝地进京朝贡呢？除了物质利益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永乐中期以后，西藏地方的最高行政权力渐趋消亡，形成各地区分立、自治的局面，各地首领们权力的合法性来自明朝皇帝的诰封，只有不断地进京朝贡，才能保持原有的权利地位，否则可能被朝廷被夺而由其他人取代。直到清朝顺治时期，阐化王和五世达赖喇嘛及其“第巴”仍然如此看重明朝皇帝赐予的玉印，阐化王方面反复地、竭尽全力地凭借这颗大印向清朝政府要求得到继承权，达赖喇嘛方面则无情地对他进行压制，挖空心思地抢夺明朝的玉印，此事便显示出：藏族人士在明朝时期大量进京朝贡，不仅是为了茶叶、财宝等物质利益，而且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看看明朝至清朝初年众多藏文史书对于明朝皇帝敕封的记载和珍重程度，以及现存的明朝敕封西藏首领们的诰命、文物，便可以明白藏族人士进京朝贡的政治意义了。
事实上，不仅是西藏的首领们看重明朝的诰封，取代明朝统治的清朝政府同样重视明朝对西藏的诰封，将其视为中央政府享有西藏主权的标志。顺治五年（1648）给阐化王的一道皇帝敕谕明确宣布：“念尔西域历来尊崇佛教，臣事中国，已有成例。明时所颁敕诰印信，若持来进送，朕即改授，一如旧例不易。”这里宣示的政治和法律意义非常清楚：清朝在西藏享有的主权地位继承自明朝，清朝中央政府全部接收，而且“一如旧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