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 - 黄雅诗

关于西化的个人看法
一．问题的所在
一种文明是否昌盛，取决于它在一定范围内的主导权，而主导权则是以其内在架构的独立权为基础的。任何一种原生的文明的内部结构在最初都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三位一体，这三种观念相互影响，不可分割，若其中一项被抽离或者否定，其文明也就变成残疾，陷入滞阻。今天的汉文明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边笃信西方人的科学自然观，一边又尊崇着古老的人生价值观，表面上看似一碗水端平，实则不中不西，不伦不类，既没有完全的西化，又不能算作真正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只能算是一个“组合人”。

用我们自己的话说，中国传统对文化的阐述，乃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文”指的就是自然世界，可见“人文”与对自然的认识是密不可分的，对自然世界的态度，直接导致我们对人生价值的态度，这是文明内在结构的自恰，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民国是西学与中学大规模初交的时期，当时学界中就中西两学进行激烈的辩论，史称“科玄论战”，发起人张君劢指出科学与人生观的分歧，一曰论理必然，一曰直觉自由，两者互不相涉。这种说法细究起来多少还是有点问题的，如此说，崇尚科学的西方岂不应是一片精神荒漠？事实上，西方人对人文情感的追求并不亚于中国人，文艺复兴启蒙的不仅仅是科学，还有文学与艺术，不要忘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一并来到中国的，近代我们对科学的反思往往伴随着对自由——这种人生价值的反思，而在诸多对漠视科学所自省的文学中，往往影射着对古代政治的批判，可见自然观和人生价值观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科学并非不涉及人生，而只是与中国传统的人生价值观有所隔阂。

当年的论战并没有输赢，问题留到了我们这一代，相比几十年前，情况似乎更不容乐观，“科学万能”的论调已经深深驻扎在大多数人心中，不容怀疑，一切“非科学”的事物均被排除在真善美的大门之外，想要“合法权”，就必须过“科学检察长”这一关，最大的受害人莫过于中医，本来是正妻，结果被西医挤下去近一个世纪，现在也只是安上个“辅助医疗，养生有道”的不清不楚的名分，成了西医身边的丫鬟，陪衬。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如西方重物质，东方重精神，西方主动，东方主静，西方解决自然世界的问题，东方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这种论调不说全无凭据，就其学术态度上而言，未免简单粗暴了点，各国家民族在发展自身文明时并没有组织分工大会，没说你负责这块，我负责那块。每个文明都是内部自我完恰的整体，独立体，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而中国的技术却曾经领先西方很长一段时间，西方没有万世师表的孔子，可他们有博爱的上帝，中国不仅有仁义礼智信五伦人常，还有精气理的宇宙之辩，西方也不独于对物质的剖析，还有苏格拉底对“自我”的追求。中西文明不是对方的辅助，谁离了谁都能照常过日子，之前的几千年都是如此，且两种文明都有个共同点——以对自然的认知演变出对人本身的认知。从“天文”过渡到“人文”，这是自上而下的过程，如果上面出现问题，那整个文明的生命线就一定会出问题。

目前我们面临的困难，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上层宇宙观的崩塌导致的下层文化的僵滞。”君子之所以自强不息，是因为“天行健”的感召，为政以德，是效法北辰之星，人之所以好生恶死，是因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如果向西方那样，认为人性本恶，生而原罪，或者原旨佛教那样告诉你“生命的真理是涅盘”，你会如何想？如此我们整个的人生价值都要重新洗牌。所以我们现在该考虑的，不是应不应该“勇”，应不应该“信”，应不应该“仁”，应不应该“义”和“礼”的教条问题，而是该思考为何要“仁义礼勇信”的问题，这些价值观的背景基础是什么？从哪里来？只有认识到与我们自身人文观念原配的自然观念，只有打开这个源头，才能支撑起完整的汉文明体系，使其苏醒，冲破文化僵化的桎梏。

二．文化的独立意识
批判满清对汉学的摧残，一直是兴汉运动内的招牌话题，依笔者一人之见，这种冷饭实在没再炒下去的必要，满清对汉文明的破坏多体现在“华夷之辨”的弱化与技术流失和精神压迫上，前者于当今看来，似乎是无关痛痒的，毕竟现在华夷一家，起码政治倾向上没有大问题，至于后两者，技术可以再发展，精神可以再重建，都属于可以解决的问题。而对于更高一层的形而上学，满清族人似乎没有出现过什么了不起的思想家，满族也没有像汉族那样深度的宇宙论自然论，故而只能以汉制汉，用汉学禁锢汉学，可尽管如此，加过料的汉学还是汉学，最多叫做“伪汉学”，其本质始终脱离不了那个范畴，充其量也就是个“绊不倒你，就拖住你裤腿”的局面。说要定罪，其实很多历史学者与兴汉运动内部早就给定了，之后的重复批判只能算是民族感情的宣泄，对现实意义不大，毕竟兴汉运动发展十多年了，这个阶段我们所面临的很多难题，已经不是简单的一句“满清之过”能涵盖的了。

上一篇中说，形而上学是文明的生命之源，对其的重新构建，是我们当下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这不是说我们就要看清衣服，器皿，歌舞等文化的重要性，这些都是文明展现的形式，是可以看到摸到的文化现象，而形而上学则是文明之“神”，对于这种“神”的唤醒，会给一切“文化形式”提供生命动力，使之能够更好更丰富的表现和发展。我们的祖先玩过不少胡人的东西，胡服骑射，胡床胡椅，还有胡族妇女，但在形而上学和人文精神上，几乎是自给自足的，即便有外来学术的入侵，最后也被汉化了，这种“高松不动任鸟栖”的气度，是真正伟大的文明气质，它不仅是物质输出与武力征服，还能让外族向往你的民族哲学，学习你对自然世界的认识，相信你对自然万物的定义标准。

很显然，当时的满文明对汉文明是无法做到这些的，它对我们的打击上升不到那种高度。真让我们开始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是清末的西学东进。
我们对西方文明的第一态度，跟之前对其他外族一样，都是学以致用，不动汉学本体。后来随着深入认识，发现仅仅学习他们的技术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在电灯、电话以至于飞机大炮的背后，是力学、光学、化学等科学理论加以支持的，这些是西学的“体”，没有“体”就没有“用”，这就是笔者在此前说到的“文明一贯而下”的意思，于是最开始提倡的“中体西用”泡了汤，之后又有中西融合一说，也没能走通，当时的时局不能给我们提供这个时间和资本。而承认全盘西化又未免太伤民族自尊，尽管这个“手术”在当时已经进行了一半，最后草草收场。所以给现在的我们造成了一个很尴尬的处境，一面承认西方自然科学的学术霸主地位，在各领域的方法上都宣传“科学式”，而在思维上又是中国式的，在汉学传统形而上学的“体”被否定之后，又坚持以这种“体”所派生的世俗价值观念去主导自己的生活，如此一来，我们很多的传统文化似乎就成某种遗产，一个纯粹的文化符号，空有形式教条而缺乏底蕴，直白的说，就是将“生存”与“生活”割裂开，科学统御着我们的命脉，而传统文化只提供浮层的生活情志，成了心灵鸡汤，这种对汉文明的定位与安排过于敷衍，是十分不负责任和缺乏文明自主意识的。

正是这种粗鲁且不负责任的做法，让汉文明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鸡肋文明，一个漂亮的摆件，即便在兴汉运动的队伍中，怀抱这种想法的也大有人在，他们往往着重于所谓的“民族特色”，在表现形式上凸显汉文明的外在特征，或是教条式的礼仪举止，或是风月歌舞的伶人文艺，而在硬性的文明层面上，他们又承认西方的领先，并小心翼翼的迎合着西方，把中国古代的诸多思想技术套在西方学术中解构，如将道家之“道”比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黑格尔所说的“本体实现”与道家的天人合一有本质区别，前者是以牺牲作为客体的人为代价的，这就是黑格尔所谓的精神战胜物质的人类史，这与道家所提倡的“弱其志，强其骨”是背道而驰的），将西方的虚君立宪比同于西汉的无为之治（前者是法统，后者内里依然是人治），将中国传统的敬天法祖比同与西方的宗教信仰（前者是切实的生活理念，后者是对于彼岸世界的向往），将《天工开物》的技术书籍当成科学著作（科学与技术是两回事，前者是功利性的方法技术，后者追求超越的“客观存在”），最令人无奈的，是把儒学的格物致知比同于科学研究。照这些说法，似乎凡中国之思想，中国之技术，用西学都可以解释，而且按结果来看，西人似乎更为精深，走的更加遥远，既然科学是由“格致”而来（清末差点就用“格致”来释译“science”），“虚君立宪”又是“无为之治”的升级，老子的“道”更是被黑格尔解析的淋漓尽致，那么西方人岂不成了比我们更正统更开化的“中国人”？我们何必辛辛苦苦的复兴所谓的传统？直接全盘学习西方不更直接？这些话听起来很荒谬，但依照部分人的逻辑，简直是天经地义的。感冒有天凉的因素，但治疗感冒不是捂个被子就能起作用的。我们很多人说要做文化上的正本清源，却看不见当下真正病原所在，此时满清的“天”已经是塌了，凉意消散，可病却不见好，可知“天凉”并非关键所在，而要从病原体本身下手，前者最多算后者的帮凶，而现在大多人却是做着养虎为患的事儿，将汉文明的解释权一个个的交由西学垄断，庄子成了苏格拉底的后生，黑格尔成了老子的高足，西人对中国文明比中国人自己还有话语权，更有权威性，这种想当然的“文化大同”对汉文明的影响比之满清的剃发易服更为恶劣。

解决问题的着手点（个人妄谈 只供参考）
上文说到问题的根本——西学对“形而上学”的垄断导致汉文明枯败所引发的文化僵化，从而丧失文明自主与文化独立权。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自然是要从“形而上学”着手。
或者有人会说，现在主要问题并不是在形而上学，而是科学的落后，其实很多人对待科学的认识并不比清末好到哪里去，笔者虽然不是科学家，但多少是读过些科学史的，要想理解科学的背景基础，必须从哲学入手，部分关于科学史的著作当中，是将科学和自然哲学两词做同义词使用的，而且古代“science”可以用于任何具体特征的信念体系，乃至于中世纪曾把神学当做科学，打个简单易懂的比喻，中国的“气学”、“道学”、“理学”、“心学”跟西方的“科学”在某种范围内其实是“同质”的。

“科学家不论做研究还是过生活，运用的是同一个脑子、经历的是同一番生涯，两者不可分割。科学家不同于门岗，很难划清上下班的钟点，也不会将科学思考限制在办公室里。阿基米德的浮力原理，是在澡盆里发现的；欧阳修作文构思，是在“马上、枕上、厕上”，并不在书桌上。智慧的灵感犹如闪光，可以稍纵即逝。据说通用电气公司研究大楼的楼梯口都摆有纸笔，让研究人员可以随时记下突发的思想。”——《汉语被挤出科学，还是科学融入汉语~汪品先》


早期西方哲学中有一个与中国“天人合一”相似的理念，叫“与神相像”，西方哲学家们热爱智慧，而按他们的说法，“智慧”只属于“神”，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蒙昧无知的，他们为生计奔波，根本无暇思考，哲学家则处于对“智慧”不断的追求之中，这个过程就是不断接近神的过程，但永远不可能达到“神”，因为只有神的智慧才是绝对完整的，人所能做的只是求索与完善。“神是智慧的集合”，这种思想决定了西方对世界本体的定义带有实体性，对象性的特征，所以必然要借以形式逻辑为工具来进行理性推演，又因为实体性导致的思维僵化，让本是工具的逻辑成了“罗格斯神”，一切自然万物包括人本身都是这个神的从属，用中国话去理解就是“万物生于有”。而这个“有”，是永远达不到的，人类只能不断堆砌它的模样，且手里并没有这尊雕塑的模板草图，只有从自然世界中搬来的砖块，无数参与建筑的思想家画过这尊雕塑的成品模拟图，但随着时间都成了废稿。但也正因为这种注定的“不达”，使西方哲学科学不断推陈出新，每个时代都有新的进展。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发现了比“万物生于有”更高一个层次的境遇——“有生于无”，“无”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旨”，一举打破了西方“有生于有”的思想桎梏，这种“摔烂一切，反求诸己”的逆思维反而达到了西方人几千年求而不得“神在”。这种思维对西方主流哲思而言太过于跳跃，几乎是不可理喻的，但也正是这种哲学早熟，却成为中国思想发展上的羁绊，一句“道可道非恒道”、“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无也者”就摆平了一切，日后的思想家基本是做前人思想的解析工作，很难有质的进展，我们赞扬某人学术精深，往往是说他得到了某某前人的真髓，还原了某某前人的原义，而不是他有何新著，连孔子也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

于是各位可能会想，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僵滞的罪名是不是要从满清和西方的身上转嫁到对传统文明自己的反思上了？是中国哲学本身的特质注定了文化整体的慢节奏？——恰恰相反。中国古典哲学不仅没有影响我们文明进步的进程，反而是我们文明得以不息的源头。


笔者刚刚提到，西方文明的桎梏乃是因为其哲学本身实体特征所造成的思维一元化，罗格斯中心主义比之中世纪神学有过之而无不及，统御了西方思想几千年，虽然西方文化一直更新，但始终是在这种思想的大旗下前行的，康德的理性王国，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我们耳熟能详的那句“存在的都是符合理性的”都是几千年西方哲学的缩写，一直以来西人的夙愿，把所有的个别存在都归纳进“理性（逻辑）”中加以理解，从而开显出可以解释一切的“真宰（此词取《庄子.齐物论》）”，事实上如此一来，理性本身就成了“真宰”（罗格斯神），这种神本主义的思想也影响着西方数学，“为了相信自然界有理性上的可能性，西方人的头脑就不得不预先假定有一位至高无上者存在，他本是是有理性的，并把这种可理解性安排在那里——李约瑟”。而随着科学进步，很多在现实中发现的问题远不是这种一元化思维所能解决的，西方数学也因此曾出现过如“罗素悖论”的危机，尽管之后得有理论补充妥善，但却也暴露了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系统的诸多欠缺。

中国哲学中并不存在这类问题，因为没有实体化与神本主义惯性思想的禁锢，我们并不追求什么绝对真宰，事实上我们的文化中也不存在什么真宰，即便勉强的把“道家之道”或后世儒家中的“理”算作真宰，其本质与西方也是截然不同的，西方所追求的是一种可以诉诸具体文字解析与交流的公认形式，罗格斯与语言本是同一个词，故而他们的“存在”倾向于一种基于超越经验之上的语言结构（中国文化则是言不能尽义，言有尽而义无穷），而中国的“道”与“理”并没有通过文字具象的阐述，老子之道多是以“上善若水”的诗意语言来描绘隐喻的，儒士所谓理，并非指现代意义上的物理，而指人情事理（当然也包含宇宙论，只不过是以人喻天，所求的是“为什么构生”，而不是“如何构生”）。这是源于人们切身的经验感受。道家的大象无形，是以超越主客二元的象思维所体会的一种境遇，这种境遇超越了概念化的语言，不受实体性的牵绊，故而能生生不息，无所不包，永不僵化，源源不断的给后世的中国文化提供生命资源，这种原创性的“万物与我并生，天地与我一体”的思维，使“人”代替了“神”，万物万理不再是由神赋予人，而是人心中固有原发的，这大概就是阳明所说的“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了（原谅笔者在这里这里由道转儒，盖因个人所重是道儒之同，老子以道御术，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以退为进，实则重一个“用”字，孔子虽难闻其天命，却也持下学而上达，循循善诱，以术窥道，这两家相辅相成）

正是如此，虽然我们没有发展处西方式的哲学与科学，但我们的技术却曾经领先于西方，这种技术与我们的切实生活需要是同步的，我们解决的是实际应用问题，研究天文是为了农耕，不是为了什么“客观真理”，研究术数是为了“逆数”，不是什么“接近理性之神”，我们认识世界的同时，是自我认识，而不是对上帝的认识。在我们的文化中，人和天是可以合一的，借用笔者一位朋友的话来说——“人既不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自然的奴隶，而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是一句非常亲切的话，和西方那句“与神相像”比之，简直是全人类的“自由宣言”。这种自由并非脱离自然，而是再也无分人与自然，人不再是神的附庸，不用再去仰望神，人自身便是万事万物的尺度（这里含义与普罗泰戈拉不同，普多少含有唯我主义的成分），我们不用依附于某种必然客观之理，所有理论的创造都是为技术和生活服务的，是人为的“工具”。

总的来说，西方文明发展的能动性，是以自然哲学与科学的有形之待为助力的，其思维背景是逻辑主义，对“上帝”的追求（有中生有，最后陷入僵局）。而中国文明则是以无形无相的为基生生发展的，其助力是人自身的本能直觉与生理欲望（无中生有，无所不包）。不要看不起生理欲望，以人为本所重的就是最实在的生存。西方科学所引发人类的种种的生存危机，正是它超越了人本身的生活，它总是走在人类之前，超越人自身的功利应用（应用层面的本质是技术，不是科学，虽然科学促进了技术，但科学本身不是为了应用），这就不能不让人想起庄子内篇记载的《应帝王》：
南海有帝为儵，北海有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这里的混沌所指，便是自然本体，“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盖意为自然予万物与人生息，而人却将自然对象化，要加以“报答”，以自身的样貌与思维对自然进行“祛蔽（此词引用自王树人博士）”（这是进一步的概念思维），最终导致“混沌帝”死。

今日的科学之弊，千年前华夏先哲早有预言，今日文化之困局，依然可从前人中寻找解决之法，我们不能再一厢情愿的怀抱着中西融合的“想当然思想”，文明与文明之间不存在什么融合，技术可以拿来用，但灵魂换不了，文明之间只有强势者解构吞并弱势者，现在的状况就是西方思想把持着历史定义权，审美权，知识权，话语权，我们兴汉运动中所一直争论不休的“封建专制”、“技术落后”、“伦理糟粕”等诸多话题，都是因此而来，我们大多人包括笔者在内，是把西学理解个半桶水，又对自己的文化思想丢个干净，注意，这个不单是知识的问题，还是思维的问题。思维比知识多一个功能，就是创新意识，而在对西方学术只引进其技术成果（当然也有创新，不过整体还是学习阶段），自身文化发展线又被阻断的情况下，我们的原创助力几乎消失殆尽。


“现在我国有不少单位，从外国文献里找到题目立项，使用外国仪器进行分析，然后将取得的结果用外文在国外发表，获得SCI的高分以后再度申请立项。这种循环看起来也是科学的进步，但实际上是外国科学机构的一项“外包”业务。和经济一样，发展中国家除了原料输出还可以接受承包，其中包括脑力劳动，比如印度那样。美中不足就是缺乏创新，尤其是深层次的创新思维。外包不要求创新。”——汪品先。
所以，汉文明复兴运动，必须有一个大战略，我们不应再满足于只拿着文明外在表现形式（衣服、歌舞、礼仪规范）去零零碎碎的拼凑一个“汉文明仪容图”来，说句糙话，只跟“遗照”没啥区别，要让她活过来，运动起来，就必须把她的生命线重新接上，尝试着用她解构西学，吞并西学，即便是牵强附会，也比让西学解构我们强得多。总之最重要的，就是把它融入我们传统的知识体系，把它变成华夏学。不过在此之前，必须了解西学核心精神，把它分解开，看个透彻，注入我们的血液，把它当做工具，当妓女。




别忘了，我们的文明就是无所不包，“包养”的“包”。

小结：
艾玛我去，
终于是写完了。
本来打算写多一点，毕竟有的问题还是含含糊糊不清不楚的。但由于本人知识储备不足和记忆力的问题，很多都是一笔带过。若是有什么错漏，还望多多包涵，这里先跟各位道歉了，那种想法很多，但就是无法用语言组织的窘迫感，相信写过类似文的人都有体会。现在本人脑海里，多是不成系统的碎片，要全部拼出个完整的图纸，得看日后的功夫了。

最后就民族精神上谈几句个人看法。


其实这个问题本不想多谈，民族精神这东西说来多空洞，尚武的民族不止咱一个，懂礼貌的除我们之外也很多，什么血性、傲骨、君子气度，类似的别的民族也不是没有。天天说这个就跟你妈说你为啥不能学学别人家孩子好好学习一样老生常谈。
什么是我们有的别人没有的？——盘古精神
几乎每个文明都有一个创世主，这点我们也一样。
几乎每一位造物主都高高在上，留下点话，作为后世典范。
这点我们例外。我们的造物主死了。
我们的神，不在我们头顶，而在我们脚下。将万物的支配权交给了我们。

正因为强者的牺牲，才有云云大众的生息不断。


这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它并不属所有人，只有愿意牺牲的人才配拥有他。所以，英雄总是少数的，只要少数的人就可以。让所有人去做英雄，那只能说这个民族快完了，日本快完了，所以有了神风，有了全民玉碎。君士坦丁堡要完了，所以帕里奥洛格斯要求全民皆兵。德意志第三帝国要完了，所以德族的孩子们被送去了战场。
想想坊间曾流传崇祯的那句“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我们这个民族总是充满悲剧英雄，而我们更怀念的也恰恰是那些人，卫青霍去病是成功的，岳飞文天祥是失败的，可岳飞文天祥比卫霍更为人所知，广为传唱。
生前苦逼收场，死后留名青史，我们的英雄情结大多如此吧。


中国人是不需要信仰的，对信仰的执着往往是全民殉道（想想某极端宗教的人肉炸弹），民众要的是活着，是生生不息，延续生命的信念，当这种信念上升到整个民族，英雄们便出现了。他们用自己的死换来更多人的生。
那些死去的英雄，就成了盘古.........

巨人从黑暗中醒来，四周没有声音，也没有触感，仿佛是在时空之神还未出生的极尽远古。胸口传来山风挤压过空谷的巨响，心脏如同巨大的风箱忽然拉开，气流涌向全身，随着血液撑开每一寸肌肉，每一道关卡，太久的沉寂，让身体像是破壳而出的雏鸟第一次展开翅膀，每一秒都承受着筋骨错位的痛苦。就这样几万年，终于，血液在身体中完成了一个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力量开始充斥，鼓噪着全身每一根神经，莫名的兴奋感让他不想再被那温柔的子宫包裹，他奋力的站起身，用手托住了那股抵在背脊处的重量，慢慢直立着身子，空间就这么被打开了。巨人睁大了眼睛，几万年的寂寞在此刻崩发，令他疯狂的窥视着除自己以外的一切，可四周却依旧只有黑暗，欲望之炎焚烧了他的双目，火光冲破无穷的混沌，世界仿佛解开自己面纱的新娘，第一次展现在自己爱人的面前，可此时的巨人却什么也看不见了，他的眼睛已被那股炽热焚毁，看不到周围发生的一切，甚至不知道时空已经开启，只是保持着最初支撑的姿势。不知多少年的光阴，身体逐渐随着岁月之流僵硬，风化，变成巨型的岩石，细胞像无尽的沙子一样从石缝中倾泻出来，化作亿万星辰的银河，岩石的身躯最终承担不住体内狂泻的压力，轰然崩塌，血液不舍般涌向岩石砌磊的大地，继续滋润着自己的爱侣。水与沙激荡的交响如刚出生婴儿的啼叫，那是他与混沌孕育的孩子，巨人欣喜的感受着这一切，尽管什么也看不到，但他的双目还停留在原来的位置，原先那具无比巨大的身体将他的眼睛和脚隔开了数千万丈的距离，可光还是来到了大地，于是，蛮荒纪的第一个生命诞生了。光流穿梭于万物之间，映射出不同的颜色，世界彰显着它的蓬勃，将混沌的昏晕挤压到一旁，精灵们向着光的方向欢呼奔走，无尽的广阔与自由不断满足着他们的好奇......似乎是永远没有终章的交响曲......
因为神之死，才有了人之生。

@殿琪大人求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