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秦始皇时期，秦国才重新实施标准的法家治国政策。秦始皇之所以具有法家思想，是因为他读到了法家写的书--‘韩非子’。战国末期那个时候宣传法家思想的书籍可以确定已经出现了，虽然其传播范围还很小。

从秦惠王到秦始皇灭六国的100多年时间，秦国一直处在没有法家思想的国君统治之下，也一直没有遵循法家的政治路线，所以秦国一直没有任用法家出身的官员。（可能那个期间七国之内也很难找到这种人）。商鞅之后，秦国下一个重要的法家官员就是秦始皇时期的李斯了。

现在谈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古代，各国是用什么办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
的？

除了古希腊的一些城邦，还有罗马共和国时期有公民大会，赋予平民权力
来限制独裁者的出现，其他时间和其他国家，是用什么办法来防止有独裁
者的？毕竟象秦始皇那样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很少
出现的，即使是在专制主义盛行的东方国家。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可以知
道商鞅变法的潜在意义。


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礼。有一句俗语，上帝的事归上帝，恺撒的事
归恺撒。礼来源于一个民族的精神，宗教信仰，也就是上帝（也可以换成
天，道，安拉，佛祖等等）。而法来源于这个民族的权力系统，也就是恺撒的
命令。（皇帝，国王，可汗，酋长，等等）礼制的内容并非由政府的权力
所规定，是君主管不着的，所以他的权力就不是无限的。由此可知，礼的
约束实际上就是宗教的约束。秦国没有礼制的约束，所以他的君主拥有的
权力应该比六国君主大。

进入现代以后，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新说法，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到清末，这两千年时间里，中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儒表法里。这个观点我难以认同，儒家和法家思想在根本原则上就是针锋相对，南辕北辙，水火不容的，短时间内调和它们都很难，更不用说调和2000年了。准确的说，这两千年时间里中国不是儒表法里，而是礼法并用，礼制和法制同时施行，两条腿走路，上帝管上帝的事，恺撒管恺撒的事。

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是这种礼法并用体制，和法家思想并没有任何关系。在儒家实行过程中如影随形造成问题的，不是法家思想，而是人性本身的缺陷。任何思想都是靠人来执行的，而人本身总是具有各种缺陷的，愚昧，贪婪，无知，短视，自私，怯懦，莽撞，虚伪，等等。不管你的思想有多么正确，多么高明，由人来执行它就会出问题。并不是说一旦推崇某种正确的思想，就可以把每一代出生的人的人性都改造了。中国就可以像开了外挂，有了金手指一样，从此就可以坐享其成，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永远都成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思想是金手指和外挂，这一点需要谨记。

经常看到这样的观点，儒家主张德治，法家主张法治，儒家的德治过于理想化，而法家的法治更务实。这样的观点对不对呢？我认为是不对的。


因为这是近现代人编出来的一种错误说法 从一开始就不能这样去比较。我们仔细去看诸子百家的书，会发现古代人的观点是很清晰的，他们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儒家从未主张过德治，儒家认为，道德是用在人际关系方面的，不是用来治国的，治国应该用礼治。礼和法都是具体的行为规则，是同一层面的事物。德是礼的核心，就如同刑是法的核心。什么是刑呢?暴力，如果有人敢违法，敢不听话，那就用暴力打到他听话为止，德和刑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物。我们不能随便找两个事物就进行比较，至少要同一层面的事物才有比较的意义。如果一定要说儒家主张的是德治，那么法家主张的就是刑治了。



儒家不象法家那样走极端，法家只要法治，不要礼治。而儒家尽管推崇礼治，但也并未彻底排斥法治，它主张礼先法后，在礼治为主的前提下，再用法治来辅助礼治。孔子说过，“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儒家还主张仁本刑末，德主刑辅，道德就像是树干，刑罚就像是树枝。这两者的意思就是刑应该依附在道德之上 法治应该建立在礼治的基础之上，这才是儒家的主张。

德是礼的核心，所以它是简略的，抽象的，原则性的，用它去和法家的法治比较，自然显得不务实，实际上，当你这样去开始比较的时候，就已经上当了。

我举个例子，荀子很重视法治，但是从古至今，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儒家，而不是法家，这是为什么呢？从他的文章当中可以看出来，荀子无论有多重视法治，他也始终认为礼治的重要性大大超过法治，所以荀子仍然是儒家。他的两个学生韩非子和李斯只推崇法治，全面不要礼治，才是法家。


把儒家思想中的礼法关系给梳理清楚，我们就可以明白，有些人举出中国历史上一些朝代和部分政治人物重视法律的例子，来证明所谓中国历代的政策一直都是儒法并用，这是错误的，儒家思想里面本身就包括了法治，只要历朝历代的政策没有把法治摆在礼治的前面，没有认为法治比礼治更重要，那它就没有超出儒家思想的范围，它就仅仅是在实践儒家，而不是儒法并用。像汉宣帝说的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只是他的个人观点，不宜进行过度放大的解读。


儒家对于礼法关系的观点梳理清楚后，我们就会明白，所谓李悝，吴起是法家的传统说法是错误的，他们的情况和荀子类似，看到了法律的具体作用，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认为法律的重要性超过礼制。儒家思想里面本身就包括了部分法治，所以，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的法治思想和儒家是矛盾的。他们都是儒家曾申的弟子，而且他们也从没说过自己反对儒家，是后人强行把他们划分到了法家学派里面，至于后人把子产，管仲也划分到法家里面就更没谱了。法家直到商鞅，申不害这批人的时候才刚刚出现，到了韩非子的时候正式形成，在商鞅和申不害之前并没有人可以称之为法家。

我们去读明清皇帝的起居注和诏书，就会发现，古代政治完全沉浸在儒家的语汇里面，我前面说过，儒家和法家思想是针锋相对，南辕北辙，水火不容的，如果儒表法里的状态真的存在，一个人成天说着儒家的话，却干着法家的事，这有多难受？这不是精神分裂了吗？儒家对于礼法关系的观点梳理清楚后，我们就会明白，各朝各代对于法治的运用没有超过儒家思想的范畴，皇帝们也没有精神分裂。所以，儒表法里是个伪命题，儒家和法家不能共存，推行法家的秦始皇就会打击儒家，而推行儒家思想的各朝各代里面并没有法家政治路线的存在。

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也没有反对商鞅军法治国这一点，看来这个观点还是有一些说服力。

比如，许多书里面都说李悝是法家。我认为不对。我总觉得现代人把法家的定义范围定的太宽松太模糊了。战国几乎所有重视政策实用性的政治人物都被强行划入法家范围。虽然商鞅入秦的时候带着李悝的法经，但是这个只能证明李悝对商鞅的思想产生了影响，不能证明李悝就是法家。正因为李悝制定了法经，所以他不是法家。因为法家不会去制定一个固定的法典。永远不可能出现诸如商鞅法经，商鞅法典，或者秦孝公法典之类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法经是李悝制定的，所以他不是法家。

李悝从来就没有反对任何一个儒家观点的迹象，他也从来没说过自己是法家。其实从常理看应该这样说，他的个人信仰是儒，但在政策制定的时候重视实用性。

不是中国的儒家，法家这些思想派别出现了，每个历史上出现的政策就一定要划分到非儒即法的范围，因为世界不是除了黑就只有白。有很多事物既不属于儒也不属于法，甚至也不属于任何一个诸子百家的思想学派之内，这些都是完全可能的。包括郡县制和制定法令，这些都是中立的政策。都可以看做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不能认为使用这些工具的就一定是法家。李悝的尽地利之教，和制定法经就属于这些事物的范围。

吴起的情况也和李悝类似。由于‘吴子’这本书流传了下来，可以对吴起的思想有更确切的了解。总有人斩钉截铁的说吴起是法家，好象这个事情是天经地义的一样。可吴子书的开头就写的是吴起’儒服’而见魏文侯，很明显，与后人的观点完全相反，他自己是把自己当做儒家的。

书中写到，“吴子曰：“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什么意思呢？国家要先治理好才能出兵打胜仗，只有国家内部和谐了，国家才能治理好；军队内部和谐了，军队才能打胜仗。把和谐提到这么高的位置，这个是儒家观点应该没有疑问。

还有这句话：“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这些是儒家的观点应该也没有疑问。吴起对儒家的基本主张，包括道德，礼仪，仁义等，都是很明确的赞同的。

吴起对魏武侯说的那段比较著名的话，在德不在险，也是典型的儒家论调，和孟子的地利不如人和很相似。

书中所表达的儒家观点还有很多，总的来说，书中吴起对于治国治军的原则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文德和武备不但不矛盾，而且文德还可以扶持，促进武备。

这个和商鞅，韩非的基本观点有明显的冲突。我们知道，商鞅，韩非认为，文德和武备是矛盾的，甚至是水火不容的。要提高武备，增长国家军力，就要消灭文德，文德没有的国家最强大。道德，礼仪，仁义，文化修养，对于治国治军一点用都没有，只能起到妨碍的效果。

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完全符合某一学派的纯粹思想。但是，即使不把吴起看作纯粹的儒家，不把他划为儒家的一部分，（因为他被曾参开除了），也只能把他看作一个有很多儒家影响痕迹的实用主义将军或者杂家。说成是法家就太武断了。因为他和儒家一致的观点比和法家仅仅是沾边的观点还要远多的多。

李悝，吴起都不是法家，魏国的强大也和法家没有任何关系。后人把他们说成是法家，甚至还有人把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也说成是法家，我估计，如果这些人他们自己知道了这个事情，会气的从坟墓里爬出来。只能说明后人的不严谨，武断，或者是为了达到政治宣传目的的居心叵测。

即使只把管仲，子产，李悝，吴起说成是法家先驱我认为也是不恰当的。比如，儒家说周公是先驱，那是因为孔子全盘继承了周公的思想观点，很难找到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之处。但是，如果把管仲，子产，李悝，吴起放在商鞅所在的秦国，由于他们和商鞅思想之间的巨大冲突矛盾，他们能否活下来都是个疑问。

很多人说秦惠王实际上是尊重商鞅的，所以虽然杀了商鞅这个人，但是没有废商鞅之法。如果秦惠王仅仅是不得已才杀了商鞅，他为什么要把商鞅五马分尸呢？这个仇恨不是一般的大。秦惠王真的没有废商鞅之法吗？

商鞅变法内容当中，郡县制，十五保甲制，这些是各国通用的制度。真正有商鞅个人特色的，是严刑峻法，全民耕战，还有斩首授爵制度。我认为，后来被秦惠王完整保留下来的，只有斩首授爵制。这是因为秦惠王不认同商鞅军法治国的变法原则。

秦惠王时代，不像商鞅时代那样在历史当中留下了执法严苛的名声。他没有一日论囚七百人，没有继承弃灰于道者刑，步过六尺者者罚之类的法令，所以，他做的是把军法和国法再次做了区分，他认为两者混淆是不对的，把军法运用在民政领域会出现各种问题。

秦国以前是用布帛作为交换媒介，秦惠王时代开始发行货币，货币的出现是工商业发展的标志。如果秦国人只从事耕战，没有工商业，它拿货币有什么用呢？

秦惠王时代有大批墨家人士进入秦国。墨家有自己的独特思想，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有自己的内部法律和赏罚原则，在韩非子五蠹中，它排名第二，仅次于儒家。竭力推崇集中统一指挥，全国只能有一个声音的法家和商鞅怎么可能容的下墨家呢？

所以，秦惠王没有废商鞅之法是个大而不当的说法，秦惠王作风非常低调，和商鞅，秦孝公喜欢大张旗鼓，惊天动地的行事风格正好相反，他在内部对商鞅变法做出的重大修正措施外人不容易注意到。他不赞同军法治国的原则，所以他只保留了斩首授爵制，因为这个只和军事有关，只在战争时期起作用。

既然秦惠王大幅度改动了商鞅变法的措施，那么，商鞅变法致使秦国统一天下的说法就漏洞百出。秦国后来的成就是应该归功于未经秦惠王改动的那一部分，还是经过他改动的那一部分呢？秦孝公时期实行的政策是最标准的商鞅变法政策，这个时期秦国战绩很差，说明商鞅的政策降低了秦军的战斗力，可是到了后来却能够提高秦军的战斗力，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所以应该不是未经改动部分起到的作用。

现代人重视制度和法律的作用，这是一种进步。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不要把制度和法律的作用范围过度夸大和。有些历史事件的确是制度法律的区别造成的，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重要事件，包括秦国统一天下都和这个有关。因为越往后，各国的制度和法律就越相像，不足以造成各国在战斗力上的明显区别。

还有，秦献公改革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后来的战斗力完全有可能是继承了秦献公的遗产，不一定是继承了商鞅的遗产。秦献公一战就能斩首六万，秦惠王即位后进行的河西战役两年时间里斩首八万，也有说是四万五千，折中一下，也就是六万左右。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实力没有在秦献公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提高。

有些人认为秦献公的改革不如商鞅全面，彻底，所以他的胜利一定是竭尽全力，非常辛苦才获得的，这是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看看秦献公的实际表现。前366年，秦国击败韩魏联军，前364年，秦军在石门斩首六万，大败魏国，赵国派军援助魏国，迫使秦军撤退，前363年，秦军进攻少梁，又是赵国派兵帮助魏国守住了城池。前362年，魏国和韩赵闹翻，公叔座击败了韩赵联军，然后他转移到少梁进攻秦军，大概是为了挽回石门战败的耻辱。结果被打的大败，自己也被俘。这样看来，秦献公时期魏国经常和韩赵组成联军对抗秦国，如果秦国的对手只有魏国，它几乎有把握必胜，它打的并不辛苦。

商鞅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