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商鞅与符号化的商鞅
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商鞅热”
岁月不淹，匆匆如白驹过隙。
历史的时针定格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神州大地狂飙突起，“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
随着这场运动的深入与普及，商鞅又一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人物。韩非当年说“藏商、管之法者有家之”，那只是说明商鞅之法的普及性，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商鞅热”相比仍稍显逊色。在那场“批林批孔”运动中，无论学者、干部、车间工人，抑或田间干活的农民，都能慷慨陈词、口诛笔伐。批孔子、赞商鞅。其颂词之多，美化程度之高，影响面之广，就是九泉之下的商鞅本人也难免惶恐不安。在难于胜数的文章中，发表在《红旗》杂志署名“梁效”的《论商鞅》一文，影响最广，其中表述的观点集中反映着那个时代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梁效将商鞅定位为“我国历史上法家的杰出代表”、“大有作为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一位最能适应时代要求的人物”。
岁月不淹，匆匆如白驹过隙。
历史的时针定格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神州大地狂飙突起，“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
随着这场运动的深入与普及，商鞅又一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人物。韩非当年说“藏商、管之法者有家之”，那只是说明商鞅之法的普及性，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商鞅热”相比仍稍显逊色。在那场“批林批孔”运动中，无论学者、干部、车间工人，抑或田间干活的农民，都能慷慨陈词、口诛笔伐。批孔子、赞商鞅。其颂词之多，美化程度之高，影响面之广，就是九泉之下的商鞅本人也难免惶恐不安。在难于胜数的文章中，发表在《红旗》杂志署名“梁效”的《论商鞅》一文，影响最广，其中表述的观点集中反映着那个时代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梁效将商鞅定位为“我国历史上法家的杰出代表”、“大有作为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一位最能适应时代要求的人物”。
首先，梁效认为法家与儒家之间的斗争是两条思想路线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又具体表现为两种历史观的斗争。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和反动儒家之间的两条思想路线斗争，主要表现为主张社会变革的进步历史观同主张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的斗争。”
其次，商鞅变法使秦国由一个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封建国家，封建地主阶层专政取代了奴隶主贵族专政。“在秦国献公武装夺取政权的基础上，商鞅变法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需要，打破了秦国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使秦国由一个奴隶制国家转变为一个封建国家，这是商鞅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复次，商鞅变法用新的生产方式取代了旧有的生产方式，“商鞅充分发挥新的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采用种种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消灭旧的经济基础，用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这是商鞅又一重大的历史功绩。”路线正确，后来居上，秦国“迅速由一个被诸侯看不起的奴隶制弱国，一跃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封建制强国”。由此梁效笔锋一转，“很自然”地将“孔老二”、林彪、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划分为与商鞅相对立的政治集团，并对之进行了猛烈抨击:“苏修、林彪咒骂革命的暴力，把进步说成反动，这正说明他们和历史上的没落奴隶主贵族一样，都是人类的“奸”和“虱”是倒行逆施的复辟党。”
再次，“商鞅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对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实行专政。对旧社会势力的垂死挣扎实行革命镇压，充分表现了商鞅作为地主阶级上升时期政治代表敢作敢为的战斗精神。”梁效认为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杀害商鞅这一历史事实说明“儒家与法家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没有调和的余地。”
最后，关于千百年来对商鞅的沧桑变化过程，梁效认为虽然众说纷纷、褒少贬多，但营垒分明。“历史上那些主张革命的进步人们大都肯定商鞅的历史功绩”；“与此相反，历史上那些守旧、复古派则从反动的政治需要出发，往往大骂商鞅变法”，譬如董仲舒、苏东坡，还有“今天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今天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伙披着羊皮的豺狼，他们手中没有真理，只得捡起这些儒家肮脏武器，妄图借攻击商鞅，来诋毁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看，这批马列主义的叛徒，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和反动儒家之间的两条思想路线斗争，主要表现为主张社会变革的进步历史观同主张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的斗争。”
其次，商鞅变法使秦国由一个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封建国家，封建地主阶层专政取代了奴隶主贵族专政。“在秦国献公武装夺取政权的基础上，商鞅变法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需要，打破了秦国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使秦国由一个奴隶制国家转变为一个封建国家，这是商鞅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复次，商鞅变法用新的生产方式取代了旧有的生产方式，“商鞅充分发挥新的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采用种种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消灭旧的经济基础，用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这是商鞅又一重大的历史功绩。”路线正确，后来居上，秦国“迅速由一个被诸侯看不起的奴隶制弱国，一跃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封建制强国”。由此梁效笔锋一转，“很自然”地将“孔老二”、林彪、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划分为与商鞅相对立的政治集团，并对之进行了猛烈抨击:“苏修、林彪咒骂革命的暴力，把进步说成反动，这正说明他们和历史上的没落奴隶主贵族一样，都是人类的“奸”和“虱”是倒行逆施的复辟党。”
再次，“商鞅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对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实行专政。对旧社会势力的垂死挣扎实行革命镇压，充分表现了商鞅作为地主阶级上升时期政治代表敢作敢为的战斗精神。”梁效认为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杀害商鞅这一历史事实说明“儒家与法家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没有调和的余地。”
最后，关于千百年来对商鞅的沧桑变化过程，梁效认为虽然众说纷纷、褒少贬多，但营垒分明。“历史上那些主张革命的进步人们大都肯定商鞅的历史功绩”；“与此相反，历史上那些守旧、复古派则从反动的政治需要出发，往往大骂商鞅变法”，譬如董仲舒、苏东坡，还有“今天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今天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伙披着羊皮的豺狼，他们手中没有真理，只得捡起这些儒家肮脏武器，妄图借攻击商鞅，来诋毁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看，这批马列主义的叛徒，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
七十年代“商鞅热”的出现，是一次值得回味与反思的社会思潮。这场政治运动的普及性，老一辈的中国公民大都难以忘怀。与西汉“盐铁会议”相比，七十年代的那场运动是一场只有正方无反方应战的社会大辩论，并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出现的“商鞅热”绝对不是一次学术研究意义上的社会思潮。
综上所述，商鞅是一个哈雷彗星式的人物，永远不会被历史遗忘。每隔一个周期，他的亡灵总要出现一次，促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对他进行参商是隔的评价。“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忽然想到》鲁迅一语，道破禅机。后现代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反资本主义”，认为作品本身根本没有一个客观的本质意义，以往的学者力图从作品本身来探究作品的“真实意义”的做法是错误的、徒劳无益的。因为根本不存在这种“作品意义”和“作者本意”的客观对应关系，“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个作品一经面世，他的作者就丧失了对他的阐释权，这种阐释权完全在受众者——读者、研究者手中。换言之，作品一经面世，作者实际上已经“死亡”。他们认为，对同一件作品的观点截然相反、阐释的意义完全不同非常正常。关键在于谁能想方设法花样翻新，从而取得“话语霸权”。缘此，九泉之下的商鞅，大可不必在意尘世间的喧嚷与嘈杂。因为人们谈论与臧否的商鞅，或许商鞅自己也不认识。透过历代人们讨论的衍变轨迹，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商鞅和孔子、庄子、朱熹等人一样，也是一个能长久影响中国历史与文化进程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