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
西汉中期开始骑兵成为汉军中决定性的力量，步骑协同战术也日趋成熟，骑兵常使用迂回、包围、侧翼突击等战术，担任决定性的任务。西汉对匈奴的战争要求高度机动，多使用骑兵大集团机动作战，因而步骑协同战例较少，但“薄其前后，猎其左右，翼而击之”（《六韬·战骑》）的骑战思想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东汉时期经常有步骑协同、将骑兵用作决定性突击的战例， 如24年钜鹿会战，汉军初战不利，上谷长史景丹纵突骑冲击击败敌军；29年垂惠会战，汉军将军马武正面接敌，王霸以精骑从后方冲击梁军将其击败。168年逢义山会战，段熲以步兵正面进攻，结合骑兵两翼突击大破羌军；211年渭南会战，曹操以轻兵接战，“虎骑”从侧翼突击大败马超。汉军骑兵如果能赢得关键性的时间，在步兵被打败前突破罗马军阵，将会赢得胜利，光荣将属于汉军！
罗马军重步兵有限的机动力决定了一般只能从正面实施突击，这里往往是敌军兵力和注意力集中的地方，突破敌阵需要一些时间。即使向侧翼机动，敌军也有时间采取应对措施，扎马会战中汉尼拔拉长战线准备用步兵从两翼包围罗马军时，西庇阿用同样的行动阻止了汉尼拔的企图。而汉军骑兵由于卓越的机动能力，既能够从敌军阵列的薄弱处如侧面和后方实施主要突击，也可以利用敌军阵线中出现的任何缺口迅猛突破，或者用作预备队在决定性的时间发起突然冲击，并能广泛地应用突然性原则，无疑具有更高的效率。
重视骑兵的迦太基和希腊化王国曾与罗马多次交战。前281年赫拉克里亚会战，皮洛士正面用20头战象配合步兵作战，以骑兵从后方发起攻击，击败了数倍于己的罗马军；前279年阿斯库仑会战，皮洛士以同样战术获胜；前255年突涅斯会战，迦太基指挥官桑西巴斯正面部署步兵和100多头战象，以骑兵打击罗马人侧翼和后方大获全胜。这几次战役中都使用了战象以加强正面突击力量，还不能完全证明骑兵的作用，罗马人之后的几次失败则主要归因于敌军的骑兵优势。前218年特雷比亚会战，汉尼拔以优势骑兵打击罗马人侧翼和后方而获胜；前216年坎尼会战，汉尼拔的骑兵击败罗马军两翼后从后方发动攻击，配合步兵进攻屠杀了罗马军队。罗马人经过多次失败吸取了教训，前202年扎马会战，借助同盟在骑兵方面占有了优势，利用努米底亚骑兵在关键时刻从后方攻击迦太基军取得胜利；前190年马格尼西亚会战，塞琉古对罗马及其盟友有1.2万对8千的骑兵优势，塞琉古铁甲骑兵的战斗力也超过罗马骑兵，但安提柯击溃罗马军左翼后没有从侧后打击罗马军团，而是追击败逃的罗马骑兵，以致中军被击溃遭到失败。应该说此役失败的主要责任在于指挥官而不在于塞琉古军队。罗马马略改革以前，重视骑兵的军队对罗马军几乎总是有优势。
马略改革后的罗马军曾与有优势骑兵的本都、努米底亚和帕提亚军队作战。本都军的质量是无法同汉军相提并论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更是远逊于汉军。尽管如此，本都骑兵仍给罗马军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罗马和帕提亚的战争双方互有胜负，但帕提亚的作战部队基本上全为骑兵，战术体系同汉军不同，也不能成为很好的参考。马略改革后虽然军队的战斗力进一步提高，但战术体系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军团疏散的队形、短剑和较弱的“火力”难以抵挡骑兵的冲击，更具威胁并且难以对付的还是骑兵的机动性。罗马军似乎一直没有克制骑兵的有效战术， 因为最有效的方案只能是以骑制骑。罗马的骑兵仍然没有发展，维持庞大军团的同时再建设强大的骑兵部队，开支会是惊人的，此时也难再有可以提供骑兵部队的盟友。
罗马人只有利用天然的或人为的地形障碍被动地阻滞敌军骑兵，第三次密特里达梯战争时慑于本都的骑兵曾一度坚壁不战，378年阿德里安堡之战又在哥特步、骑兵的协同打击下遭到惨败，军事史上这一历史性的失败“显示了骑兵在会战中的巨大突击威力，传统的步兵方阵和军团战术日趋没落”（《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美国学者杜普伊评论道，“决定这次战斗结局的四项因素是：机动性（使大批骑兵从远处迅速逼近敌人的侧翼），突然性，侧翼突袭和长矛兵冲锋的猛烈性。”其中前三项全由骑兵的机动性达成。同汉军一样，这时的哥特骑兵仍然没有马镫。虽然这时的罗马军队早已今不如昔，但哥特军的质量也无法与汉军相比。
阿德里安堡之战终结了西方的步兵时代。罗马和汉朝时期也有骑兵劣势一方获胜的战例。如前48年法萨罗会战凯撒用预备队支援右翼击败了庞培左翼的优势骑兵赢得会战。192年界桥会战公孙瓒有1万骑兵，数量多于袁绍，并有其王牌军“白马义从”参战，却被袁绍用精英步兵陷阵击败。但是步兵的胜利是很少见的，而且往往有特殊性，界桥会战只是表明了汉末乱世二流军阀的水平，法萨罗会战时凯撒不但左翼有地形屏障，而且准确预料了庞培的意图。由步兵组成的预备队由于机动力的低下，难以成为普遍有效的战术。
综上，如果会战前罗马军通过各种行动占据有利地形，或者迫使汉军在不利于骑兵行动的地形上作战，也不失为克制骑兵的有效办法，但这属于战役层次的内容本文不多加讨论，而汉军得益于高度的机动力，在战役层次会获得更大的优势。个人的观点是，从战术角度看，汉军骑兵由于机动性和冲击力结合产生的强大威力，会战中很可能先于罗马军突击成功，所以汉军胜利的可能性要大很多，但具体结果在不同的时期会有较大变化。
古希腊重装步兵是古希腊文明时期各城邦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受到重视的部分。从当时留下的很多雕塑，绘画中，都可以一睹希腊重装步兵的风采。希腊人在塑造他们的神邸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反映了现实中威武和力量的象征。比如人们熟知的雅典娜，一手持盾一手执矛；还有戴着高冠，手持盾牌的阿瑞斯，都具有典型的重装步兵的特征。
我们的脑海里，要勾勒出一幅重装步兵的形象是很容易的，他戴着有护面和夸张头饰的高冠，手持三尺直径的巨大圆盾，另一手拿着长矛，胸、腹被厚重的甲胄包裹，腰部以下是散开的金属或皮制战裙，腿上还有明光闪闪的护胫。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伟大史诗中，“胫甲坚固”这句反复出现的修饰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的防具由青铜和木头制成，当重装步兵排列成行的时候，在他的对手面前出现的就是一堵青铜和木头构成的城墙。与当时昂贵的铁器相比，青铜护甲重量更轻，其厚度足以防止对方的武器对头、胸、腹等重要部位造成致命的打击。重装步兵武器包括一支2到3米长的矛，还有一把短剑（这把短剑在战场上实用的时候很少），这两样武器都是铁制的。同样是荷马史诗经常提到的“价格昂贵的灰铁”往往给人以古希腊武器全由青铜制成，而冶铁技术尚未普及的错误印象。实际上，在荷马史诗描述的故事之后的不到一个世纪，来自北方的多里斯人闯入了希腊半岛，洗劫了墨尼劳斯和海伦的宫殿，毁灭了阿开亚人的文明。这些征服者所依仗的正是铁制的武器。而我们熟知的古希腊文明，则还要在这之后几个世纪。特洛伊的英雄们在古希腊的历史中就已属于传说的时代。
在绘画和雕塑中，艺术家往往脱去士兵们沉重的胸甲，露出他们壮实的肌肉以显示其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重装步兵的全套装备甚至重达四十千克，因此必须具备相当精良的体格，才能在战场上行动。而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和社会条件下，要具备精良的体格所必须的充足营养，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满足，这就牵涉到了重装步兵的产生和组成。
希腊重装步兵的产生是与希腊城邦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形式分不开的，这是一种特有的产物。希腊重装步兵的产生基础是大量的自耕农，也就是具有土地和一定经济实力的平民阶层。希腊的公民在最初的所指也就是这种有地的平民，而不包括无地者和都市游民，当然更不包括奴隶。对于这些自耕农来说，对土地的护卫是其根本的目标，在争斗中，他们用他们经济所能允许的最好装备来武装和防卫自己。但是必须看到的是一个单独的重装步兵实际上非常脆弱，他背负沉重的装备在田野或者山地缓慢移动，一个轻装的对手很容易对他进行袭击，玩各种打了就跑的把戏，或者把他绊倒之后再收拾掉。在这种情况下，装备上的优势完全无从体现。因此，重武装的一方更依赖于群体合作，只要聚集成群，装备就给了他们最好的防卫，并能得到同伴的支援，唯一需要防止的就是阵型的瓦解和分裂。在此基础上形成方阵的战术也就容易得到理解了。
希腊重装步兵方阵一般纵深为八列，如果人数多，阵型就会拉得相当宽，有时候绵延几英里。作战的时候，每排的重装步兵肩并肩排成密集的阵线，右手持矛，左手持盾。每名士兵左手的盾牌，不但保护自己的左侧，还要为同伴的右侧身体负责。盾牌在古希腊重装步兵中，被赋予了一种感情纽带的作用，这对于培养团队精神无疑是有利的。对于这堵青铜和木头组成的墙壁，散兵，投石手或者原始的骑兵是难以攻破的，他们的武器很难击倒方阵中的战士，而方阵前三排士兵挥出的长矛却可以在他们防护菰劣的身体上造成致命的伤口。公元前490年，波斯人在马拉松平原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活动墙壁，波斯仓促拼凑的轻步兵和骑兵在雅典重步兵的盾牌和长矛上撞得头破血流，阵亡比率竟达到了骇人的6400：192！在希腊重装步兵的方阵战术中，团结和纪律是第一位的，战术被降低到了几乎可以消除的地步。至于战略，根本没有考虑。事实上，马拉松战役中波斯人的战略无疑高出雅典人一筹，并且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雅典人的成功有其运气成分——当时波斯人正在登船，处于欲罢不能的混乱状态中。
前面已经说过，为了获得高于对手的防护，重装步兵的装备重量是惊人的。因此重装步兵的机动能力很差，他们没有速度，不能很快地进攻。虽然借助军中仆役的帮助，能够在较远的战场上作战，但没有建立专门的后勤体系支撑。由于方阵本身的庞大和严密，军官的作用不是策划战术、诡计，而是如同原始的部落战争中一样带头冲锋厮杀，以自己的勇敢鼓励部队向前。在古希腊的城邦中，在波斯入侵前很少有为了掠夺土地而进行的长期战争。而局部的边界战争，基本上从双方列阵开始，半天之内结束。山地和丘陵是交战双方都不愿意选择的，因为破碎的地形会使方阵脱节，变形，最后被割裂成无数团，使得方阵最根本的完整性遭到破坏。因此双方会在一处事先选定的平原展开交战。散兵，弓箭手，骑兵完全无足重轻，如果他们意外劫掠了方阵后的辎重或者对方阵中的战士施加了远距离打击，则用一种道德的眼光加以蔑视。这种情形，与中国古代的车战有类似之处。
前文中已经指出，古希腊重装步兵的装甲能够有效抗击当时的武器，因此当两支重装步兵方阵对撞的时候，战争就变成了一种蛮力碰撞，嘶吼喧嚣，气喘吁吁的低效杀戮。受致命伤的部位往往是颈、臂、腹股沟、大腿这些裸露的部分。另一个致死率非常高的原因是挤压和踩踏，如果有人因为受伤或者被推撞，甚至新兵因为恐慌而跌倒的话，立刻就会有敌人或者伙伴的无数只脚从他身上或者头上踩过去，严重骨折或是死亡难以避免。所以方阵兵的要求是永远抓住盾牌，除了盾牌是团体的保障起着凝聚力的象征作用外，在倒地的时候它还可以尽量遮蔽这个不幸的家伙，分担踩到的压力。要在这种金属碰撞的嘈杂环境中有效指挥长条状的步兵群是非常困难的，这就要求方阵战士自觉维持方阵的紧密。如果步兵不具备这种素质的话就会带来灾难——在马其顿和雅典的战争中，雅典重装步兵就自我崩溃了。
两队希腊重装步兵的厮杀可以用甲鱼的打斗作比喻，即虽然双方气势汹汹，但都难以给对方带来重大损害。当胜负分明、尘土散尽的时候，双方的伤亡率大概在10%左右，失败一方可能会增加到15%。为了防止对手追击，失败方往往尽可能保持正面向敌的方阵形式退却。即使方阵溃散，进攻方也难以进一步扩张其战果，因为他们往往不具备比逃走者更快的速度。失败一方的主力未受损害，短时间内即可卷土重来。这种战争，既无法大量杀戮对方有生力量，也不能占领敌方土地，动摇对方国本，哪怕是大量掳掠对方财产都无法做到，反而要消耗大量物资，纯属愚昧战争。古希腊各城邦对此却乐而不疲，甚至形成默契，生怕其他兵种的参与会破坏重装步兵方阵的传统，真是不可思议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