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的历史与中华文明一样古老，是先秦时期“西南夷”诸部落中最主要的族群。后来一直被汉人称为“夷人”、“倮倮”等。直到1950年代，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面见彝人代表时，将“夷”改为“彝”，认为前者一人一弓，有野蛮人之嫌;后者在房屋大顶之下，有米有丝，住的是吊脚楼，象征吃穿不愁，兴旺发达。自此世人将我们称为“彝族”，但我的父老乡亲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并习惯这个来自外人的他称，因为我们民族内部至今仍然沿用古老的自称“诺苏”、“聂苏”等。


彝族世居中国西南地区川、滇、黔三省的高山大原，这三省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古蜀国、古滇国、夜郎国、南诏国、大理国，均与彝族有关，彝族或是这些国家的建造者，或是治理者，或是臣民，在中国的政权兴衰史上镌刻下点点斑迹。
今人在这三省的厚土之下挖掘出的考古遗迹，包含着太多太多远古彝人的讯息。如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青铜器物上有彝人的形象(发掘者将年代大致定在战国至西汉时期)，云南昭通东晋时期墓葬的壁画上也有清晰无疑的彝人形象。最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为之惊叹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距今四千多年)，器物人像张扬且异类，完全是中原大汉文化之外的另一个神秘系统，在中原文化的脉络中既找不到它的源也找不到它的流，一个庞大精湛的文化在汉族文字的史书典籍中没有留下丝毫墨迹，来无影去无踪，遗下千古之迷让学者们穷尽心思，找不到归属。在我们彝人眼中，它却一目了然，那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遗物!它的青铜人物的五官面向、它的人物头饰、它的服饰与纹饰、它的礼器器形、它的火葬祭祀、它的通天神树、它对人眼与太阳的夸张，全都能在今日彝族中找到雷同的层面与踪迹。即使一个未读过书的彝族文盲山民，走进三星堆博物馆，绝不会产生文化的陌生感，熟悉之情定会油然而升。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如出一轨，是任何一个彝族都能感受到的。更何况彝文史籍《西南彝志》有明确记载：彝人在数千年前曾栖息于成都平原，是成都平原最早的居民之一。《汉书·地理志》中也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


张骞尚未凿通西域、开辟长安丝绸之路之前，西南的先民们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已开发了一条自成都平原远达印度的“蜀身毒道”(身毒是古人对印度的称呼)，今人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是被学界公认中国对外交流最早的国际通道。这条“蜀身毒道”从起始点成都出发，只经几个驿站，就进入彝区，尤其是它的“灵关道”与“五尺道”，一直是在广袤的彝人区域蜿蜒盘桓。绵绵数百年不绝的丝路商贸，运货的马帮踩踏出的脚印，至今仍然深嵌在彝区古道的青石板上。


诸葛亮当年率师南征，其《出师表》中一句“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指的便是进入今天的凉山彝人聚居区。与诸葛亮对恃的藤甲军，是凉山当时的彝人军队。彝人使用藤编及皮革的盔甲，全副武装作战，此习俗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历史上的藤甲军，骁勇善战，尤善高山丛林之战，捍卫着彝人的疆界，但在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大汉族主义文人罗贯中的笔下，却落下一个野莽番蛮的千古败名。诸葛亮七擒七纵的孟获，是彝人的部落首领，只不过在彝族的历史传说中，是孟获七擒七纵诸葛亮。依今日彝汉两族的民族性格来比较，从气魄和待敌的习惯上看，应该是孟获七擒七纵的诸葛亮。


早在两汉时期，有史籍记载的史实，彝族就已经是云南一带的统治阶级，崛起不少大户人家。始于三国延续至隋唐，南中的爨姓世袭氏族更是威震八方(汉人因此把彝族的文字称为“爨文”)。彝族的贵族、大姓家族在云、贵、川一直有统治地盘，历千年而未改。降至抗战时期，包括西南联大在内的中华莘莘才子学人为躲避战火，迁入云南，就是在以云南省主席龙云为首的彝人统治集团的荫蔽下度过的战时岁月。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壮志豪情，身经百战，因太平天国内讧，率部十万余众西征入川，辗转凉山彝区，行至大渡河边的彝人地带，全军覆没于彝汉官兵的夹击之下。在汉源县九襄一带留下太平军子弟的千余座白色坟墓，茫茫一片，在凄凄江水旁孤诉着历史的冤怨(大清皇帝为此特别嘉奖彝族土司冷承恩。这一带至民国初期逐渐为汉人占据。文化大革命中，当地改田改土，将太平军坟墓夷为平地，改为粮田，毁灭了一个悲壮惨烈的战争遗址)。


星移斗转，历史进入民国，在国、共两党对恃期间，彝人于中国共产党有解困之恩。1935年，在国民党的围剿之下，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江西，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中穿梭迂回，行至凉山彝人聚居区，人乏马疲，后有追兵紧逼，万难之中，红军将领刘伯承与彝人首领小叶丹共饮血酒，结盟为兄弟，红军才得以顺利穿越凉山，才有后来的长驱北进。1960年代，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大型政治歌舞剧《东方红》，专门将此列为中共党史上的重要篇章而颂扬之。这是共产党历史上几次陷入灭顶之灾而化险为夷系于生死的遭遇之一。倘若当时彝族与红军为敌，将其围困在凉山险狭的山谷间，国民党拿下红军，如取瓮中之鳖，乃轻而易举之事，红军必是第二个石达开无疑，那么，中国历史就将是另一种写法。所以说，国民党在军事的战略战术上不与彝人结为战略盟友，犯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性错误。


1948年，是国、共两党决定命运的生死之年。1948年的辽沈战役开始之前，国民党几乎盘踞全部河山，共产党只拥有弹丸之地，国民党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共产党只有小米加步枪，两党军事力量的对比异常悬殊，共产党领导人何以敢在劣势之下拿鸡蛋砸石头，并且胜算在握?又何以在全国棋盘上选择东北为突破口?除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的诸多因素之外，有一个令国民党意想不到、毫不起眼的小插曲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插曲与彝人有关。
话说彝人首领龙云统治云南十余年，几乎将云南经营成独立王国，号称“云南王”，引起蒋介石的忿恨。1945年，蒋介石令杜聿明指挥中央军包围昆明城，大兵压境，威逼龙云赴重庆，委以虚职，成为蒋介石身边的笼中虎。旋即将最忠于龙云的滇军第60军和93军调防至东北长春，以削弱云南的地方势力。这批赴东北的滇军将领和士兵多为龙云家乡昭通一带的彝民子弟，在东北怨气冲天，一怨龙云无辜被革，二怨被强逼遥驻东北，三怨在东北遭中央军歧视、欺辱，四怨在军需供给上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五怨水土不服，生活不习惯，归乡之意浓烈，因而反蒋反战情绪甚大。


自龙云失势，其手下将领对蒋介石颇有心结，多倾意共产党(有的在此之前就早已与共产党建立了联系)。1947年初，龙云手下大将张冲(彝族，原60军副军长兼184师师长)秘密飞往延安，面见毛泽东等人，共产党领导人始得知滇军在东北的军心，从而发现了国民党铜墙铁壁般的防线上的薄弱处，找到一个绝好的突破口，促使共产党将第一战场选择在东北，周密策划辽沈战役，于是年夏季开始展开东北攻势。
经过1947年的夏、秋、冬三季的三次大规模攻势之后，共产党在东北扩大了根据地，人力、物力得到补充，于1948年3月发动辽沈战役，将国民党军队压缩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实行长围久困的战术，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并特派张冲前往东北前线，专门做滇军的策反工作。同时，另从延安派彝族党员潜入长春，利用亲属关系在滇军的高级将领中策反。长春被围期间，张冲曾专门写劝降诗，连同自己的照片，用宣传弹射入长春城内，使驻防滇军军心大动。至11月，滇军弟子在60军军长曾泽生、副军长陇耀(彝族)的率领下起义，解放军得以进入长春城内，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在万般无助之下率部放下武器，长春易帜。


长春一战，乃辽沈战役的重中之重，对毛泽东来说，是掌握在股掌之间的，他在这年的6月发电给东北前线指挥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三人时说：“长春胜利将给你们尔后南下作战逐一攻克各个大城市开辟道路，各个大城市的攻克将从长春战役取得经验。”足见在长春被攻克之前他早已是胸有成竹地胜利在握，这与张冲的延安之行不无关联，使他对长春守军内情了如指掌。正是滇军的存在，使他决定将长春作为突破口，作为攻敌样板。
辽沈战役的胜利，使东北野战军成为共产党的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装置，也使东北成为共产党的坚实稳固的战略后方，国、共两党的军事力量对比在极短的时间里发生巨大变化。以此为依托，解放军锐不可挡，势如破竹，一举拿下平津战役、淮海战役，长驱直入，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全国，最后将国民党赶出大陆。应该说，驻防长春的滇军是国民党坚固军事大盘上的一丝裂缝，共产党正是在这里插下第一个楔子，乘胜追击，将这个军事大盘劈成四崩五裂。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后来曾专门面谢张冲，对滇军事宜给予高度评价。政府曾为此拍了一部电影《兵临城下》，再现攻克长春时滇军的这段史实。然而，这一历史细节以及滇军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头所扮演的角色，却被湮没在历史的浩浩烟海之中，完全被国、共两边的史家所忽略。


回首遥望，彝族一直是中国历史大舞台上的角色之一，绝非卷伏于山角旮旯、徘徊在历史主线之外的默默无闻者，它与其他民族一道共同演绎着中华文明的沧桑史。它自身的历史跌宕起伏，源远流长，说不尽也道不完，若编纂一部《彝人演义》，不用凭空杜撰，历史本身不乏精彩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