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海经》研究的对话 作者：刘宗迪
你上面提到的那些地名，肃慎、北狄、犬戎等确属历史上实有的地名，但这些地名都见于《海外内经》，而《海外内经》中的地理学内容大多是秦、汉人窜入的，不足为训。西周之国，见于《大荒西经》，在提到后稷的时候提到西周之国，其实，《大荒西经》对应于月令古图的秋季场景，这一记载在古图中对应的画面原是表现秋天的丰收庆典。丰收庆典上自然要祭祀谷物之神，即后稷。据我的考证，后稷最初并非周人的始祖，而只是农耕民族普遍尊祀的谷物之神，由于周人将社稷仪式从民间庆典变成国祀，因此，后稷就从农事祭礼中的谷神变成了周人的始祖神。《大荒经》所据古图中描绘了秋收庆典上对后稷之神的祭祀场景，述图者但知后稷为周祖，不知后稷为谷神，因此就想当然地把图中的后稷之神视为周祖，将描绘着后稷之神的场景视为西周之国。
除了诸如此类后人窜入和述图者误解的地名之外，大部分既见于《海经》又见于史籍的地名，最初正是出自《海经》，而它们原本并非真正的地名，只是对月令古图中特定场景的误解而已。比如说，所谓“苍梧之野”、“苍梧之国”，不过是指图画中描绘着一棵苍苍郁郁的大树，而“交趾国”（交胫国）不过是指画面中两腿交叉的人物形象，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形形色色的所谓“方国”，在《海经》本文中不过是作者从其对古图的地理学误解出发而想象捏造。但是，这部著作一旦流传后世，被后人实为一部信而有征的地理书（甚至相信它是大禹分画九州的产物），随着边疆的开拓，地理视野的扩展，人们就相信它们来到了《海经》所描述的海外、大荒，于是，就根据《海经》的地名为这些新开之地命名。这样一来，原本无中生有的地名就在现实地理中得到了落实。这一过程特别发生于秦始皇时代和汉武帝时代，因为秦皇、汉武都是致力于开疆拓土的一代雄主。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汉武帝对昆仑山的命名。这在贵刊今年第3期上刚刚发表的拙文《昆仑原型考》中已经做了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必罗嗦了。
廖：前人用历史文献中的地名证明《海经》为真，你却反过来用《海经》中的地名证明历史文献中的地名是无中生有，这个翻案文章做得干脆利落。
刘：要翻案，谈何容易。因为，要命的是，那些原本在虚无飘渺间的山川方国一旦被好事者坐实于现实地理，《海经》地理于是就“有案可稽”，《海经》之作为信而有征的地理书就铁案如山，因此，历代正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都把《山海经》列为史部地理类。留给后世《山海经》研究者的就只有一个任务，继续把《海经》中的地名、族名一一在现实世界中加以落实，从郭璞开始，直到毕沅、吴承志、郝懿行，所从事的无非是这一工作，就是把《海经》中的神话地理落实为历史地理、现实地理。
因此，可以说，《海经》作为一部地理书完全是误解的产物，完全是凭空捏造，但是，它却对中国古典政治地理学产生了真实的影响，成为后世人们理解天下地理和证明王道一统的“真实”依据。它对后世地理观的影响完全可以与《禹贡》相比，如果说，《禹贡》是古人建构华夏礼仪之邦、天子之国地理的主要依据，那么，《海外经》就是古人想象华夏周边、蛮夷世界的主要依据，《禹贡》版图终结的地方，就是《海经》世界开始地方。把《禹贡》和《海经》对比，不难发现，《禹贡》的天下地理观已经体现了《海经》的影响，《禹贡》九州中，渺远之地的地名就有出自《海经》的，比如昆仑、弱水、黑水、积石、流沙、三危等等。其实，对中国古代地理学和天下观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大九州说”，就是出自《海经》的地理模式，对大九州说的系统阐述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和《淮南子·地形训》，把它们与《海外经》对比一下，其中的渊源关系一目了然。“大九州说”是战国时代齐国稷下学者邹衍提出来的，这暗示了《海经》与稷下学派的关系，这涉及《海经》的地域文化渊源问题，说来话长，今天来不及详表。
除了诸如此类后人窜入和述图者误解的地名之外，大部分既见于《海经》又见于史籍的地名，最初正是出自《海经》，而它们原本并非真正的地名，只是对月令古图中特定场景的误解而已。比如说，所谓“苍梧之野”、“苍梧之国”，不过是指图画中描绘着一棵苍苍郁郁的大树，而“交趾国”（交胫国）不过是指画面中两腿交叉的人物形象，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形形色色的所谓“方国”，在《海经》本文中不过是作者从其对古图的地理学误解出发而想象捏造。但是，这部著作一旦流传后世，被后人实为一部信而有征的地理书（甚至相信它是大禹分画九州的产物），随着边疆的开拓，地理视野的扩展，人们就相信它们来到了《海经》所描述的海外、大荒，于是，就根据《海经》的地名为这些新开之地命名。这样一来，原本无中生有的地名就在现实地理中得到了落实。这一过程特别发生于秦始皇时代和汉武帝时代，因为秦皇、汉武都是致力于开疆拓土的一代雄主。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汉武帝对昆仑山的命名。这在贵刊今年第3期上刚刚发表的拙文《昆仑原型考》中已经做了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必罗嗦了。
廖：前人用历史文献中的地名证明《海经》为真，你却反过来用《海经》中的地名证明历史文献中的地名是无中生有，这个翻案文章做得干脆利落。
刘：要翻案，谈何容易。因为，要命的是，那些原本在虚无飘渺间的山川方国一旦被好事者坐实于现实地理，《海经》地理于是就“有案可稽”，《海经》之作为信而有征的地理书就铁案如山，因此，历代正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都把《山海经》列为史部地理类。留给后世《山海经》研究者的就只有一个任务，继续把《海经》中的地名、族名一一在现实世界中加以落实，从郭璞开始，直到毕沅、吴承志、郝懿行，所从事的无非是这一工作，就是把《海经》中的神话地理落实为历史地理、现实地理。
因此，可以说，《海经》作为一部地理书完全是误解的产物，完全是凭空捏造，但是，它却对中国古典政治地理学产生了真实的影响，成为后世人们理解天下地理和证明王道一统的“真实”依据。它对后世地理观的影响完全可以与《禹贡》相比，如果说，《禹贡》是古人建构华夏礼仪之邦、天子之国地理的主要依据，那么，《海外经》就是古人想象华夏周边、蛮夷世界的主要依据，《禹贡》版图终结的地方，就是《海经》世界开始地方。把《禹贡》和《海经》对比，不难发现，《禹贡》的天下地理观已经体现了《海经》的影响，《禹贡》九州中，渺远之地的地名就有出自《海经》的，比如昆仑、弱水、黑水、积石、流沙、三危等等。其实，对中国古代地理学和天下观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大九州说”，就是出自《海经》的地理模式，对大九州说的系统阐述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和《淮南子·地形训》，把它们与《海外经》对比一下，其中的渊源关系一目了然。“大九州说”是战国时代齐国稷下学者邹衍提出来的，这暗示了《海经》与稷下学派的关系，这涉及《海经》的地域文化渊源问题，说来话长，今天来不及详表。
廖：你的意思是说，《海经》的世界地理原出捏造，但古人却信以为真，并依据这无中生有的地理书为大地命名，从而是《海经》的神话地理变成了现实地理，这使后世学者相信《海经》地理确凿可据，并进一步把《海经》地理坐实于现实地理。这很有意思，《海经》作者把天书误解为地书，《海经》的谬种流传又让人把虚误认为实，误解变成现实，现实又反过来将误解变成真理，沧海变成桑田，很有些历史沧桑的意味。
刘：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的荒谬感，谬误成为真理，真理变成常识，历史中的人就一直沉浸在这常识化的谬误之中而习焉不察，你得费很大的力气才能破除这种历史的迷雾。
廖：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学术史问题。由于知识背景的变迁，战国学者把月令古图误解为地图，并据此捏造出了一部虚无飘渺的《海经》。他在终结了一个古老的学术传统，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学术传统，他终结的是一个华夏先民源远流长的时间知识传统，开启的是战国以降的对专制国家的天下地理观形成深远影响的空间知识传统。《海经》就像一个学术史上的里程碑，两条道路在这里交接。由此而上，通过对《海经》发生学的研究，可以揭示出华夏先民的原始历法制度、月令习俗和时间观念；循此以下，通过对《海经》效果史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对华夏地理观以及此种地理观在大一统的专制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这确实是一个很富于想象力也很富于诱惑力的学术话题。
刘：当年我想把《山海经》作为博士研究题目时，钟敬文先生曾嘱说，《山海经》够你研究一辈子的，当时听了这话很不以为然，心想《山海经》又不是六艺五经、佛藏或道藏，不就是薄薄的几页书吗？我把它读通了，弄清了它讲的什么意思，也就完事大吉了。现在看来，先生果有先见之明。不说全部《山海经》，就光《海经》这半部《山海经》的文化渊源及其学术史效应，也够一个学者钻研一生了，因此，我在博士后研究中继续了《海经》研究这一课题，博士后研究以博士论文中对《海经》的历法月令知识背景的考察为出发点，对《海经》其书的历史文化渊源做了全面的考察，揭示了《海经》与东夷文化和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之间的学术渊源关系。不过，话说回来了，我确实也不想把自己的一生全都“献给”《山海经》研究事业，一味地钻故纸堆，什么时候钻得出来呀。
《海经》对华夏地理学的效果史研究确实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但一涉及历史地理学的问题，就不由得人脑袋变大，因此，目前只好敬而远之。现在主要还是侧重于向上追溯的问题，即复原《海经》背后的月令古图，并据此重建华夏上古时间知识传统。我们前面说过，由于口头传统和知识背景的终结，因此，导致《海经》的作者误解了月令古图，从而中断这幅古图依托于其中的那一源远流长的时间知识传统。其实，这一传统并没有终结，我们可以说，由于《海经》作者的误解，割裂了《海经》与月令历法传统的关联，从而导致对《海经》的误解，但是，就这种古老的时间知识传统本身而言，它并没有断裂，相反，还被战国学者发扬光大，从中阐发出包罗万象、牢笼宇宙、贯通历史的月令体系和阴阳五行学说。
刘：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的荒谬感，谬误成为真理，真理变成常识，历史中的人就一直沉浸在这常识化的谬误之中而习焉不察，你得费很大的力气才能破除这种历史的迷雾。
廖：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学术史问题。由于知识背景的变迁，战国学者把月令古图误解为地图，并据此捏造出了一部虚无飘渺的《海经》。他在终结了一个古老的学术传统，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学术传统，他终结的是一个华夏先民源远流长的时间知识传统，开启的是战国以降的对专制国家的天下地理观形成深远影响的空间知识传统。《海经》就像一个学术史上的里程碑，两条道路在这里交接。由此而上，通过对《海经》发生学的研究，可以揭示出华夏先民的原始历法制度、月令习俗和时间观念；循此以下，通过对《海经》效果史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对华夏地理观以及此种地理观在大一统的专制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这确实是一个很富于想象力也很富于诱惑力的学术话题。
刘：当年我想把《山海经》作为博士研究题目时，钟敬文先生曾嘱说，《山海经》够你研究一辈子的，当时听了这话很不以为然，心想《山海经》又不是六艺五经、佛藏或道藏，不就是薄薄的几页书吗？我把它读通了，弄清了它讲的什么意思，也就完事大吉了。现在看来，先生果有先见之明。不说全部《山海经》，就光《海经》这半部《山海经》的文化渊源及其学术史效应，也够一个学者钻研一生了，因此，我在博士后研究中继续了《海经》研究这一课题，博士后研究以博士论文中对《海经》的历法月令知识背景的考察为出发点，对《海经》其书的历史文化渊源做了全面的考察，揭示了《海经》与东夷文化和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之间的学术渊源关系。不过，话说回来了，我确实也不想把自己的一生全都“献给”《山海经》研究事业，一味地钻故纸堆，什么时候钻得出来呀。
《海经》对华夏地理学的效果史研究确实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但一涉及历史地理学的问题，就不由得人脑袋变大，因此，目前只好敬而远之。现在主要还是侧重于向上追溯的问题，即复原《海经》背后的月令古图，并据此重建华夏上古时间知识传统。我们前面说过，由于口头传统和知识背景的终结，因此，导致《海经》的作者误解了月令古图，从而中断这幅古图依托于其中的那一源远流长的时间知识传统。其实，这一传统并没有终结，我们可以说，由于《海经》作者的误解，割裂了《海经》与月令历法传统的关联，从而导致对《海经》的误解，但是，就这种古老的时间知识传统本身而言，它并没有断裂，相反，还被战国学者发扬光大，从中阐发出包罗万象、牢笼宇宙、贯通历史的月令体系和阴阳五行学说。
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是不会轻易完结的，时下由于以福科为代表的后现代史学观的影响，大家似乎都对历史的断裂性津津乐道，其实，对于历史来说，连续性才是其基调，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厚重的文献史料和悠久的史学传统的国度更其如此，而像历法月令这样一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传统，更不是轻易就会断裂的。《尚书》中的《尧典》、《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逸周书》中的《周月解》、《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吕氏春秋》中的《十二月记》、《礼记》中的《月令》和《淮南子》中的《时训解》，就是典型的月令文献，它们可以说一脉相承，而其中的文句多有合辙押韵者，就暗示了其中不少内容原是口头流传的。其实，《诗经》还为我们保存一篇完整的口头月令，就是《豳风》中的《七月》。正是依据这些传世的月令文献，我们才有可能揭示出《海经》背后的那幅久已埋没的月令古图。不过，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因为我们揭示了《海经》背后的这幅月令古图的真相，我们方才认识到，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些传世月令文献虽然大都是战国及其以后的成书的，但是，它们确实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口头知识传统的孑遗，《海经》背后月令古图的“再现”，为我们重建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追溯其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重估这一知识在上古华夏学术史上地位，提供了一份足资凭据、弥足珍贵的史料，其对于古代学术史研究的意义绝不亚于一堆古代简帛的出土。
廖：哦，说到这里，你倒提醒我了，我们今天谈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但看样子你的谈兴尚浓，说实话，我也兴犹未尽，你的《山海经》研究确实敞开了一个别开生面、意蕴丰富的学术视野，不过，我们的刊物毕竟是有篇幅限制的，我们还是长话短说吧，结束我们的谈话之前，请你简单地归纳一下你的《山海经》研究的意义。
刘：第一，这一研究第一次揭示了《海经》这部神秘古籍的真相，证明其所据古图并非地图，而是以图画形式写照四时历法月令的月令图，从而为我们正确理解《海经》的奥秘奠定了基础。
第二，这一研究证明《海经》也并非荒诞无稽的神话，在其荒怪记载的背后是一幅渊源有自的月令古图，对于我们了解上古文化、学术和科学是一份珍贵的史料。
第三，这一研究从《海经》与上古历法月令制度的关系出发，揭示了诸如扶桑、十日并出、三足乌、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等一系列“神话故事”的文化原型，尤其是揭示了昆仑山和西王母神话的中土文化渊源。
我尤其看重第二点，即《海经》的史料价值。古代学者对《山海经》——包括《海经》的史料价值是深信不疑的，但这种信念却建立在对此书的误解之上，因为他们衷心相信《海经》是信而有征的地理书。现代学者受西方学术的影响，从神话学的角度看待和理解《海经》，其史料价值遭到了怀疑。尽管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考》中证明了《大荒经》中关于王亥的记载可以与殷商卜辞相互印证，胡厚宣先生对于《大荒经》四方神和四方风与殷商卜辞、《尧典》中相关记载的对比研究更为学术界所艳称，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导致学术界对《海经》可靠性的全面认识，《海经》仍一直被当成一个可疑的异数，被排斥在古史研究的史料集之外。但愿本人的研究能彻底改变《海经》的这种不幸的命运，我深信，一旦《海经》的史料价值得以确认，上古文明史研究中的不少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廖：看了你的文章，再听了你这一番话，我也要对《山海经》刮目相看了。
刘：如此，吾愿足矣。
廖：哦，说到这里，你倒提醒我了，我们今天谈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但看样子你的谈兴尚浓，说实话，我也兴犹未尽，你的《山海经》研究确实敞开了一个别开生面、意蕴丰富的学术视野，不过，我们的刊物毕竟是有篇幅限制的，我们还是长话短说吧，结束我们的谈话之前，请你简单地归纳一下你的《山海经》研究的意义。
刘：第一，这一研究第一次揭示了《海经》这部神秘古籍的真相，证明其所据古图并非地图，而是以图画形式写照四时历法月令的月令图，从而为我们正确理解《海经》的奥秘奠定了基础。
第二，这一研究证明《海经》也并非荒诞无稽的神话，在其荒怪记载的背后是一幅渊源有自的月令古图，对于我们了解上古文化、学术和科学是一份珍贵的史料。
第三，这一研究从《海经》与上古历法月令制度的关系出发，揭示了诸如扶桑、十日并出、三足乌、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等一系列“神话故事”的文化原型，尤其是揭示了昆仑山和西王母神话的中土文化渊源。
我尤其看重第二点，即《海经》的史料价值。古代学者对《山海经》——包括《海经》的史料价值是深信不疑的，但这种信念却建立在对此书的误解之上，因为他们衷心相信《海经》是信而有征的地理书。现代学者受西方学术的影响，从神话学的角度看待和理解《海经》，其史料价值遭到了怀疑。尽管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考》中证明了《大荒经》中关于王亥的记载可以与殷商卜辞相互印证，胡厚宣先生对于《大荒经》四方神和四方风与殷商卜辞、《尧典》中相关记载的对比研究更为学术界所艳称，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导致学术界对《海经》可靠性的全面认识，《海经》仍一直被当成一个可疑的异数，被排斥在古史研究的史料集之外。但愿本人的研究能彻底改变《海经》的这种不幸的命运，我深信，一旦《海经》的史料价值得以确认，上古文明史研究中的不少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廖：看了你的文章，再听了你这一番话，我也要对《山海经》刮目相看了。
刘：如此，吾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