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第一次北伐小议
宋太宗在位期间的重大军事灾难，除了两次北伐，还有陈家谷杨业之殁与君子馆刘廷让之败。败仗通常会带来过度的批评，当一个军事独裁者频繁遭遇失败，那么专业或不实的指责便会多到无法厘清。
宋太宗第一次伐辽，是宋朝军事的转折点之一。起先凯歌高唱，岐沟关、涿州纳降，兵抵幽州，但经高梁河交战，便大败而归。关于这一次北伐，曾瑞龙《经略幽燕》已作了详细的描述与评论，但某些看法我并不赞同。本文拟在简述战役经过之余，在曾瑞龙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
宋太宗第一次伐辽，是宋朝军事的转折点之一。起先凯歌高唱，岐沟关、涿州纳降，兵抵幽州，但经高梁河交战，便大败而归。关于这一次北伐，曾瑞龙《经略幽燕》已作了详细的描述与评论，但某些看法我并不赞同。本文拟在简述战役经过之余，在曾瑞龙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
促师夺燕
平定北汉后，宋军还师至镇州，太宗提出要北伐契丹。攻克太原后尚未犒赏，故而部将大抵不愿北伐，但也没有明言反对。唯一发表了观点的殿前都虞候崔翰，恰是赞同北伐的。他说：“此一事不容再举，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也。”[1]
宋军方历白马岭、太原两胜，士气正高，正是崔翰所说的“破竹之势”。此外，由于宋军集结于镇州，比从开封发兵近了不少，可以达成行动的突然性。这样的条件，一旦错过便可能再不会出现。
这时进行北伐，似乎有一个良好的借口。按照辽史记载，在正月乙酉，曾派遣使宋朝，询问讨伐北汉之事，丙申日带回了宋太宗强硬的宣称：“河东朔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如果辽国发兵阻挠，则不惜与之开战。而辽国在二月收到北汉求救后，仍然出兵援汉。[2]
这一说法是待商榷的。从乙酉至丙申共计十二天，辽国使者无论如何是来不及往返开封的。那么是否会是又过了一个甲子，为七十二天？辽军的第一批援军出发于五十二天后的二月丁卯，等使者归报宣言，已成既定事实，这样的宣称也就欠缺“警告”的性质了。
宋朝记载中采用历法比辽国历法的干支要快三日。在本文中提到的日期以双方各自历法为准。《长编》记载太宗于二月丁丑会见了契丹使者，此时他已发兵离开开封，会见地点在赵州临城县。[3]如果这正是辽史中挞马长寿参与的出使，那么辽使在出发的第五十二天才见到了太宗，又在二十天后回报景宗，似可解释为出为太宗的警告，长寿急于通报。
然而，按辽史说法，景宗在三月丙戌加强了幽州的防御。[5]丙戌在丙申前，如果挞马长寿出使共七十二天，则此时尚未得到太宗的警告。故而七十二日之说错误，太宗在临城县接见的使者也不是他，而辽军在三月的戍守正是景宗对太宗警告的回应。除了长寿出使始末日期记载错误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可能：长寿至雄州，接待官员已事先受到太宗指示，代答了相关事务。
曾瑞龙认为，宋方的宣称并不够明确，“不然则战”一句可能被辽人理解成不惜在北汉局部战争上大动干戈。自雄州和议以来，宋辽在河东的交手并不少，既然契丹发兵救汉，那么与之交战也无须多言。不过，“和约如旧”指的并不是雄州和议，而是开宝八年三月辽国遣使讲和一事。就在开宝九年党进、潘美等讨伐北汉时，辽军再度插手了。虽然宋军退兵或多或少与此有关，但并无与辽军交战的记载，太祖对于是否要和不顾和约而增援的辽军交战，态度并不明确。[4]因此，挞马长寿带回的信息，的确表意不明。
景宗在三月派遣奚底等将戍幽州。又据《辽史·耶律撒合传》，撒合是三月派往幽州将领中的一员，其原因正是被描述为应对来犯的宋军。[5]由此可见，至少景宗并没有对宋方警告理解为只在河东交战，只是宋军在平定太原后不久就大举突击幽州，超出了他的预料。如果太宗公开过辽军来援就全面开战的意图，那么他提出伐辽正是对既定计划的执行，众将不敢反对也就自然而然了。
宋军从进入边境到兵抵幽州，只用了四天时间，沿途只在涿州遭遇过一定规模的抵抗。最先赶到涿州并击溃敌军的，是率领骑兵的傅潜与孔守正。傅潜此时为御前东西班指挥使，属于班直。孔守正为日骑东西班指挥使，属上四军之一的日骑军。在孔守正传中称“守正与傅潜率御前东西班分两阵驰击之”，似乎是说孔守正率领的也是班直，这就有些奇怪了。不过这也并非一定是记载差误，此前孔守正劝降岐沟关，稍作停留后又再次赶到部队前端，或许他统领的日骑军需要休整，才没有出战。随后高怀德与刘廷翰会合了孔守正，追击敌军。[6]
快速的攻势使得辽军反应不及，并促成幽州周边统治瓦解，汉民、伪军甚至渤海人大量响应。[7]这样看来，突袭幽州确实是很犀利的战略。
但曾瑞龙提出了更深层次的看法。他认为这一战略属于五代遗绪，只适用于对付军心不稳、实力较弱的小国，太宗与崔翰并未意识到辽这样的大国不会纵深突进而无回转之地。但我想他这里搞错了，他是这么说的：
如他指出，五代常见纵深突进是因为胜利者争取赶在失败者重整战力前彻底摧毁对手，但太宗的突袭并不会形成这种主战役获胜后“在对手未能恢复战力时插入其政治重心”的情况，原因是浅显的：这一路没有辽军主力。在兵抵幽州之前，宋军虽在白马岭达成了一次胜利，但已过去较长时间；在涿州的小胜则无足轻重。而幽州也不是辽国的政治重心，兵临城下不会造成军心崩溃。与其说太宗小看了辽国国力，不如说正是因为看到了辽军的强大而要在援军到来前抢先封锁周边甚至拿下幽州。
平定北汉后，宋军还师至镇州，太宗提出要北伐契丹。攻克太原后尚未犒赏，故而部将大抵不愿北伐，但也没有明言反对。唯一发表了观点的殿前都虞候崔翰，恰是赞同北伐的。他说：“此一事不容再举，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也。”[1]
宋军方历白马岭、太原两胜，士气正高，正是崔翰所说的“破竹之势”。此外，由于宋军集结于镇州，比从开封发兵近了不少，可以达成行动的突然性。这样的条件，一旦错过便可能再不会出现。
这时进行北伐，似乎有一个良好的借口。按照辽史记载，在正月乙酉，曾派遣使宋朝，询问讨伐北汉之事，丙申日带回了宋太宗强硬的宣称：“河东朔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如果辽国发兵阻挠，则不惜与之开战。而辽国在二月收到北汉求救后，仍然出兵援汉。[2]
这一说法是待商榷的。从乙酉至丙申共计十二天，辽国使者无论如何是来不及往返开封的。那么是否会是又过了一个甲子，为七十二天？辽军的第一批援军出发于五十二天后的二月丁卯，等使者归报宣言，已成既定事实，这样的宣称也就欠缺“警告”的性质了。
宋朝记载中采用历法比辽国历法的干支要快三日。在本文中提到的日期以双方各自历法为准。《长编》记载太宗于二月丁丑会见了契丹使者，此时他已发兵离开开封，会见地点在赵州临城县。[3]如果这正是辽史中挞马长寿参与的出使，那么辽使在出发的第五十二天才见到了太宗，又在二十天后回报景宗，似可解释为出为太宗的警告，长寿急于通报。
然而，按辽史说法，景宗在三月丙戌加强了幽州的防御。[5]丙戌在丙申前，如果挞马长寿出使共七十二天，则此时尚未得到太宗的警告。故而七十二日之说错误，太宗在临城县接见的使者也不是他，而辽军在三月的戍守正是景宗对太宗警告的回应。除了长寿出使始末日期记载错误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可能：长寿至雄州，接待官员已事先受到太宗指示，代答了相关事务。
曾瑞龙认为，宋方的宣称并不够明确，“不然则战”一句可能被辽人理解成不惜在北汉局部战争上大动干戈。自雄州和议以来，宋辽在河东的交手并不少，既然契丹发兵救汉，那么与之交战也无须多言。不过，“和约如旧”指的并不是雄州和议，而是开宝八年三月辽国遣使讲和一事。就在开宝九年党进、潘美等讨伐北汉时，辽军再度插手了。虽然宋军退兵或多或少与此有关，但并无与辽军交战的记载，太祖对于是否要和不顾和约而增援的辽军交战，态度并不明确。[4]因此，挞马长寿带回的信息，的确表意不明。
景宗在三月派遣奚底等将戍幽州。又据《辽史·耶律撒合传》，撒合是三月派往幽州将领中的一员，其原因正是被描述为应对来犯的宋军。[5]由此可见，至少景宗并没有对宋方警告理解为只在河东交战，只是宋军在平定太原后不久就大举突击幽州，超出了他的预料。如果太宗公开过辽军来援就全面开战的意图，那么他提出伐辽正是对既定计划的执行，众将不敢反对也就自然而然了。
宋军从进入边境到兵抵幽州，只用了四天时间，沿途只在涿州遭遇过一定规模的抵抗。最先赶到涿州并击溃敌军的，是率领骑兵的傅潜与孔守正。傅潜此时为御前东西班指挥使，属于班直。孔守正为日骑东西班指挥使，属上四军之一的日骑军。在孔守正传中称“守正与傅潜率御前东西班分两阵驰击之”，似乎是说孔守正率领的也是班直，这就有些奇怪了。不过这也并非一定是记载差误，此前孔守正劝降岐沟关，稍作停留后又再次赶到部队前端，或许他统领的日骑军需要休整，才没有出战。随后高怀德与刘廷翰会合了孔守正，追击敌军。[6]
快速的攻势使得辽军反应不及，并促成幽州周边统治瓦解，汉民、伪军甚至渤海人大量响应。[7]这样看来，突袭幽州确实是很犀利的战略。
但曾瑞龙提出了更深层次的看法。他认为这一战略属于五代遗绪，只适用于对付军心不稳、实力较弱的小国，太宗与崔翰并未意识到辽这样的大国不会纵深突进而无回转之地。但我想他这里搞错了，他是这么说的：
如他指出，五代常见纵深突进是因为胜利者争取赶在失败者重整战力前彻底摧毁对手，但太宗的突袭并不会形成这种主战役获胜后“在对手未能恢复战力时插入其政治重心”的情况，原因是浅显的：这一路没有辽军主力。在兵抵幽州之前，宋军虽在白马岭达成了一次胜利，但已过去较长时间；在涿州的小胜则无足轻重。而幽州也不是辽国的政治重心，兵临城下不会造成军心崩溃。与其说太宗小看了辽国国力，不如说正是因为看到了辽军的强大而要在援军到来前抢先封锁周边甚至拿下幽州。
兵临城下
幽州城北驻扎着万余辽军，为北院大王耶律奚底（耶律隆运传中作五院糺详稳）、统军使萧讨古、乙室王耶律撒合所领，正是三月派往幽州戍防的部队。由于力量悬殊，丁卯（即宋历庚午）辽军很快被太宗亲自指挥击退了。奚底和萧讨古承受了较重损失，撒合则保全了军队。[5][6]辽军撤退至城北约二十里的清河北岸。[8]
到达幽州的第三天，六月壬申，宋军四面攻城。耶律学古一军赶在围城之前进入城中，成为了守城的重要力量，正是宋军不能迅速克城的重要因素。[9]负责守卫幽州的，本该是南京留守韩匡嗣，但实际他的儿子韩德让权任南京留守，代替了他的职位。战后论功行赏时，耶律学古的职位是“权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提拔为“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他是受诏才支援幽州，那么此前并不负责幽州防务，故“权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是命令他增援时授予的。[10]姗姗来迟的耶律沙、耶律斜轸部，在宋军的挤压下，只能退出幽州周边的平原。
宋军参战兵力并不明确，据曾巩所说，伐北汉有十余万人，那么之后不久的伐辽，也应在十万以上。[11]如此大规模的部队，前后各部距离很远，前后行军速度也可能有差异。所以到了壬申日，后续部队才全部到达，留出了让学古进城的空隙。起初参与击破奚底的，除了太宗及其御营，还应包括行军序列靠前的其他部队。前面提到参与涿州作战的，有孔守正、傅潜、高怀德与刘廷翰，傅潜属太宗御营，自不必说，其余三人的部队也应当较早到达了幽州。骑兵不擅长攻城，但行动迅速，追击奚底至清河对峙的，很可能便是骑兵。此后这部分兵力成为了用以防范、封锁援军的监视部队。孔、傅、高、刘四将均有统属骑兵的经历，但却没有蛛丝马迹能够表明到底是谁负责这一任务。[12]
辽军的兵力更无从证实，有一种说法声称休哥请求十万救兵。[13]如果仅指休哥与同时出发的耶律抹只的兵力，则很可能失于夸大，但这一说法中，休哥请救幽州时正值景宗丧失坚守意志之刻，当为派遣耶律学古、耶律沙、斜轸等部之前，故所请之救兵包括了前后多批援军，十万就显得合理了。
辽军的总兵力或许与宋军相当，但因为仓促集结，陷入了批次投入的窘境。然而幽州要塞不易攻陷，又有学古带兵入城，援军不必冒险在不利的情况下出战，从容等待后续部队发动总攻。对于宋军而言，敌人在短期之内不会对己方有威胁，便该抓紧攻城。太宗频繁督战，甚至试图挖地道进城，幽州城内人心不安，岌岌可危，但在耶律学古的作用下坚持了下来。[14]
《战争艺术概论》指出，在围攻要塞时，进攻方必须控制要塞出口，以防要塞部队对进攻方造成威胁。援军到来时应该让监视部队与围攻部队合力攻击，并尽远地实施追击。[15]
太宗在清河一带以一军对峙辽援军，封锁其入援路线，以主力围攻幽州，终于被集结好的援军击溃，似是反面教材。故而有一种观点认为宋太宗将主力攻城过于冒险，应该优先打击早到的援军。当辽军分批到达时，逐个击破的办法是很容易想到的，但具体到事实，便不是那么容易了。辽军于清河隔河对峙，之后又退入了德胜口。德胜口位置不详，但大底可以确定为山口，即下图标注出的地带：
当辽军扼守山口，退入山中，便很难对其扩大打击。负责封锁入援道路的宋军并未因此放弃进攻的机会，但结果是被斜轸击败了。[16]
太宗的突袭虽然赢得了十余日的时间，在辽军完成集结前攻城，但顿兵坚城下，太原之功未赏，士气问题日益暴露。曹翰部下掘地出蟹，于是在将领中散布幽州“不可进拔”的谶言，反映出他战意低迷的心理状态；参与攻城的孟玄喆的墓志铭则称“众怠莫克”，士兵的斗志也很低沉，也无怪乎太宗多次亲自督战了。[17]
但若将军队士气低迷贵为主要的战败原因，这也是不准确的。幽州之役失败的直接原因是高梁河会战的败北，《孟玄喆墓志铭》中却对会战只字不提，改将“众怠莫克”作为遽旋之由。其性质与《长编》中“士卒疲頓，轉輸回遠，復恐契丹來救，遂詔班師”一致，无非是为太宗讳败。[17]但既然否认有过会战，那如何解释失败呢？故而夸大某些次要因素，用一个比较体面的理由自圆其说。何况，太宗阻击斜轸、耶律沙时所带的部队是经过休整的御营，这与城下士气低迷也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既然不能先打垮援军，又不能拖延时间等待敌军求战，太宗便选择了尽快攻击幽州，争取在辽军完成集结前攻克城池。但或许是他过于心急，又或许是对周边地理不熟悉，将曹翰的预备队投入了攻城战。在长编中只是提到曹翰与米信“率兵屯城之東南隅，以備非常”，但在宋史曹翰传中则称掘出蟹时已参与攻城，“又从征幽州，率所部攻城东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献”，故而曾瑞龙指出，曹翰本是预防紧急情况的预备队，但被派去攻城，掘地出蟹则表明他可能在挖地道。
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的战术错误，结果是当休哥绕道袭击时，宋军没有一支可以前去阻击的部队。
幽州城北驻扎着万余辽军，为北院大王耶律奚底（耶律隆运传中作五院糺详稳）、统军使萧讨古、乙室王耶律撒合所领，正是三月派往幽州戍防的部队。由于力量悬殊，丁卯（即宋历庚午）辽军很快被太宗亲自指挥击退了。奚底和萧讨古承受了较重损失，撒合则保全了军队。[5][6]辽军撤退至城北约二十里的清河北岸。[8]
到达幽州的第三天，六月壬申，宋军四面攻城。耶律学古一军赶在围城之前进入城中，成为了守城的重要力量，正是宋军不能迅速克城的重要因素。[9]负责守卫幽州的，本该是南京留守韩匡嗣，但实际他的儿子韩德让权任南京留守，代替了他的职位。战后论功行赏时，耶律学古的职位是“权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提拔为“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他是受诏才支援幽州，那么此前并不负责幽州防务，故“权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是命令他增援时授予的。[10]姗姗来迟的耶律沙、耶律斜轸部，在宋军的挤压下，只能退出幽州周边的平原。
宋军参战兵力并不明确，据曾巩所说，伐北汉有十余万人，那么之后不久的伐辽，也应在十万以上。[11]如此大规模的部队，前后各部距离很远，前后行军速度也可能有差异。所以到了壬申日，后续部队才全部到达，留出了让学古进城的空隙。起初参与击破奚底的，除了太宗及其御营，还应包括行军序列靠前的其他部队。前面提到参与涿州作战的，有孔守正、傅潜、高怀德与刘廷翰，傅潜属太宗御营，自不必说，其余三人的部队也应当较早到达了幽州。骑兵不擅长攻城，但行动迅速，追击奚底至清河对峙的，很可能便是骑兵。此后这部分兵力成为了用以防范、封锁援军的监视部队。孔、傅、高、刘四将均有统属骑兵的经历，但却没有蛛丝马迹能够表明到底是谁负责这一任务。[12]
辽军的兵力更无从证实，有一种说法声称休哥请求十万救兵。[13]如果仅指休哥与同时出发的耶律抹只的兵力，则很可能失于夸大，但这一说法中，休哥请救幽州时正值景宗丧失坚守意志之刻，当为派遣耶律学古、耶律沙、斜轸等部之前，故所请之救兵包括了前后多批援军，十万就显得合理了。
辽军的总兵力或许与宋军相当，但因为仓促集结，陷入了批次投入的窘境。然而幽州要塞不易攻陷，又有学古带兵入城，援军不必冒险在不利的情况下出战，从容等待后续部队发动总攻。对于宋军而言，敌人在短期之内不会对己方有威胁，便该抓紧攻城。太宗频繁督战，甚至试图挖地道进城，幽州城内人心不安，岌岌可危，但在耶律学古的作用下坚持了下来。[14]
《战争艺术概论》指出，在围攻要塞时，进攻方必须控制要塞出口，以防要塞部队对进攻方造成威胁。援军到来时应该让监视部队与围攻部队合力攻击，并尽远地实施追击。[15]
太宗在清河一带以一军对峙辽援军，封锁其入援路线，以主力围攻幽州，终于被集结好的援军击溃，似是反面教材。故而有一种观点认为宋太宗将主力攻城过于冒险，应该优先打击早到的援军。当辽军分批到达时，逐个击破的办法是很容易想到的，但具体到事实，便不是那么容易了。辽军于清河隔河对峙，之后又退入了德胜口。德胜口位置不详，但大底可以确定为山口，即下图标注出的地带：
当辽军扼守山口，退入山中，便很难对其扩大打击。负责封锁入援道路的宋军并未因此放弃进攻的机会，但结果是被斜轸击败了。[16]
太宗的突袭虽然赢得了十余日的时间，在辽军完成集结前攻城，但顿兵坚城下，太原之功未赏，士气问题日益暴露。曹翰部下掘地出蟹，于是在将领中散布幽州“不可进拔”的谶言，反映出他战意低迷的心理状态；参与攻城的孟玄喆的墓志铭则称“众怠莫克”，士兵的斗志也很低沉，也无怪乎太宗多次亲自督战了。[17]
但若将军队士气低迷贵为主要的战败原因，这也是不准确的。幽州之役失败的直接原因是高梁河会战的败北，《孟玄喆墓志铭》中却对会战只字不提，改将“众怠莫克”作为遽旋之由。其性质与《长编》中“士卒疲頓，轉輸回遠，復恐契丹來救，遂詔班師”一致，无非是为太宗讳败。[17]但既然否认有过会战，那如何解释失败呢？故而夸大某些次要因素，用一个比较体面的理由自圆其说。何况，太宗阻击斜轸、耶律沙时所带的部队是经过休整的御营，这与城下士气低迷也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既然不能先打垮援军，又不能拖延时间等待敌军求战，太宗便选择了尽快攻击幽州，争取在辽军完成集结前攻克城池。但或许是他过于心急，又或许是对周边地理不熟悉，将曹翰的预备队投入了攻城战。在长编中只是提到曹翰与米信“率兵屯城之東南隅，以備非常”，但在宋史曹翰传中则称掘出蟹时已参与攻城，“又从征幽州，率所部攻城东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献”，故而曾瑞龙指出，曹翰本是预防紧急情况的预备队，但被派去攻城，掘地出蟹则表明他可能在挖地道。
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的战术错误，结果是当休哥绕道袭击时，宋军没有一支可以前去阻击的部队。
会战败北
宋方的史料对决战大底故意简略甚至隐去，所幸辽史的记载可以窥探过程一二。辽军最初出战的是耶律沙，宋军除去参与攻城的，还有太宗的御营、负责封锁德胜口的监视部队，可能还有米信的预备队，或者其他失于记载的部队。
太宗与之于幽州西北的高梁河交战，并将其击退，但随后遭到了斜轸与休哥对其两翼的横击，此时已经是晚上。耶律沙此前白马岭战败，但高梁河之战却上被景宗认为是将功赎罪，那么他被击退必非大败，甚至可能是预先策划好的诈败。[18]曾瑞龙认为斜轸诈为奚底败军、击败宋人监视部队一事正是攻击太宗御营之前，得以杀出通路赶来参战。从斜轸横击太宗来看，应也达成了突然性，故这一想法有一定道理，备为一说。最值得玩味的是休哥的动向。他以三万精骑连夜从小路包抄到战场的南面，袭击了宋军的侧翼，成为了致胜的关键。他命令人持两炬，虚张声势，或许也对动摇宋军起到了较大作用。[13]抹只“将奚兵翊休哥击败之”，他率领的是奚族步兵，配合了休哥的攻击，但既然不属于三万精骑，应该与耶律沙或斜轸在一处。
作为机动性较差的一方，无论是打算在敌人集结后撤退还是迎战，宋军都必须提前准备。但休哥与耶律抹只的这一批援军何时到来，太宗并不清楚。也许他认为敌军唯一的道路是和先前的耶律沙、耶律斜轸等一样会师于德胜口，但休哥从山中绕道，突然出现在宋军的侧翼。除此之外，太宗局部兵力明显劣势。宋军的主力正在攻城，太宗身边的部队，或许足以对付耶律沙甚至斜轸等，但显然未能抵挡预料之外的休哥。
造成这一结局，根源在于太宗的情报缺失，对休哥的情况的一无所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在哪里出现；疏于了解周边可能行军的小路，也是一个失误。休哥不与斜轸会合，本也面临着兵力分割的问题，倘若被曹翰、米信拦截，不能迅速投入到太宗御营的侧翼，反将对宋军有利。当然，即使遭到阻击，战斗的结果仍然是不可预知的，并不能断言即可扭转败局。
有一个细节可以看出太宗对辽军集结时间可能的误估。太宗在抵达城下后，本拟用半个月制造攻城礟具，实际上只用了八天便完成了。[19]这说明太宗最初期待的落城时间在十五日之后，照这么说，他所预估的辽军总攻时间，更在此后。但是辽历癸未（宋历丙戌），也就是在他到幽州的第十三天，辽军便完成集结，并将他击败了，大大地早于他的预料。
过去，认为宋军在经历太原之战后师老兵疲的说法屡见不鲜，但他们忽视了辽军匆忙赴援，同样面临疲敝的问题。而太宗用以迎击援军的御营，在打败奚底后并未投入攻城，阻击援军时已得到了休整。又有认为此时已值秋天，正所谓“秋高马肥”，天时利于辽军。高梁河会战时间为七月初七甲申，尚未凉爽，正是不利于辽军作战的时节。参考蒙古养马之法，战马春夏饱食，须经秋天落膘后才适合作战。真正利于辽军作战的，是十月以后至来年二月间。[20]从结果推出反面，非黑即白，脱离军事活动本身的辩证规律，并不可取。
太宗在此战中负伤，不得不先行撤退。其乘坐驴车而不骑马，则可能是大腿伤势造成。[21]辽方对高梁河之战的斩首宣称为万余级，天亮后对尚未撤退的围城宋军进行攻击，声称“所杀甚众”。但此役中休哥身负三箭，可见交战激烈，其胜利也并不容易，辽军可能也有不小的损失。曾瑞龙还指出，在同年冬天的满城会战，正面战场就有八万宋军，可见宋军兵员损失不应很大。[22]
但也如他所说，这一战产生了一个深远影响，即皇帝亲征这一指挥模式的退出。在后来瓦桥关之战，太宗也曾亲征赴援，未至前线辽军便退去了；但等到更重要的雍熙北伐，他便安居开封了。或许是早年的箭伤使他不便鞍马，又或许是经历高梁河之战，使他开始对自己的军事身份进行转变。
太宗经过太原、幽州两战后，得马四万二千匹，也非毫无收获。北汉投降时，只有兵三万，户三万五千余。北汉势穷若此，能提供的马匹数量有限，这些马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白马岭之战以及幽州之役的战利品。后来宋朝在满城会战获马一万，战果不如满城的白马岭则应不逾此数。[23]从太原与白马岭两战获得的马匹，事先可以运送开封，幽州之役所得则会因战败而有一定损失。假如宋军损伤惨重，那么这一部分马匹数量便不多了，很难想象太原与白马岭两战获马接近四万二千，侧面反映出此战的损失并不是很大。
宋方的史料对决战大底故意简略甚至隐去，所幸辽史的记载可以窥探过程一二。辽军最初出战的是耶律沙，宋军除去参与攻城的，还有太宗的御营、负责封锁德胜口的监视部队，可能还有米信的预备队，或者其他失于记载的部队。
太宗与之于幽州西北的高梁河交战，并将其击退，但随后遭到了斜轸与休哥对其两翼的横击，此时已经是晚上。耶律沙此前白马岭战败，但高梁河之战却上被景宗认为是将功赎罪，那么他被击退必非大败，甚至可能是预先策划好的诈败。[18]曾瑞龙认为斜轸诈为奚底败军、击败宋人监视部队一事正是攻击太宗御营之前，得以杀出通路赶来参战。从斜轸横击太宗来看，应也达成了突然性，故这一想法有一定道理，备为一说。最值得玩味的是休哥的动向。他以三万精骑连夜从小路包抄到战场的南面，袭击了宋军的侧翼，成为了致胜的关键。他命令人持两炬，虚张声势，或许也对动摇宋军起到了较大作用。[13]抹只“将奚兵翊休哥击败之”，他率领的是奚族步兵，配合了休哥的攻击，但既然不属于三万精骑，应该与耶律沙或斜轸在一处。
作为机动性较差的一方，无论是打算在敌人集结后撤退还是迎战，宋军都必须提前准备。但休哥与耶律抹只的这一批援军何时到来，太宗并不清楚。也许他认为敌军唯一的道路是和先前的耶律沙、耶律斜轸等一样会师于德胜口，但休哥从山中绕道，突然出现在宋军的侧翼。除此之外，太宗局部兵力明显劣势。宋军的主力正在攻城，太宗身边的部队，或许足以对付耶律沙甚至斜轸等，但显然未能抵挡预料之外的休哥。
造成这一结局，根源在于太宗的情报缺失，对休哥的情况的一无所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在哪里出现；疏于了解周边可能行军的小路，也是一个失误。休哥不与斜轸会合，本也面临着兵力分割的问题，倘若被曹翰、米信拦截，不能迅速投入到太宗御营的侧翼，反将对宋军有利。当然，即使遭到阻击，战斗的结果仍然是不可预知的，并不能断言即可扭转败局。
有一个细节可以看出太宗对辽军集结时间可能的误估。太宗在抵达城下后，本拟用半个月制造攻城礟具，实际上只用了八天便完成了。[19]这说明太宗最初期待的落城时间在十五日之后，照这么说，他所预估的辽军总攻时间，更在此后。但是辽历癸未（宋历丙戌），也就是在他到幽州的第十三天，辽军便完成集结，并将他击败了，大大地早于他的预料。
过去，认为宋军在经历太原之战后师老兵疲的说法屡见不鲜，但他们忽视了辽军匆忙赴援，同样面临疲敝的问题。而太宗用以迎击援军的御营，在打败奚底后并未投入攻城，阻击援军时已得到了休整。又有认为此时已值秋天，正所谓“秋高马肥”，天时利于辽军。高梁河会战时间为七月初七甲申，尚未凉爽，正是不利于辽军作战的时节。参考蒙古养马之法，战马春夏饱食，须经秋天落膘后才适合作战。真正利于辽军作战的，是十月以后至来年二月间。[20]从结果推出反面，非黑即白，脱离军事活动本身的辩证规律，并不可取。
太宗在此战中负伤，不得不先行撤退。其乘坐驴车而不骑马，则可能是大腿伤势造成。[21]辽方对高梁河之战的斩首宣称为万余级，天亮后对尚未撤退的围城宋军进行攻击，声称“所杀甚众”。但此役中休哥身负三箭，可见交战激烈，其胜利也并不容易，辽军可能也有不小的损失。曾瑞龙还指出，在同年冬天的满城会战，正面战场就有八万宋军，可见宋军兵员损失不应很大。[22]
但也如他所说，这一战产生了一个深远影响，即皇帝亲征这一指挥模式的退出。在后来瓦桥关之战，太宗也曾亲征赴援，未至前线辽军便退去了；但等到更重要的雍熙北伐，他便安居开封了。或许是早年的箭伤使他不便鞍马，又或许是经历高梁河之战，使他开始对自己的军事身份进行转变。
太宗经过太原、幽州两战后，得马四万二千匹，也非毫无收获。北汉投降时，只有兵三万，户三万五千余。北汉势穷若此，能提供的马匹数量有限，这些马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白马岭之战以及幽州之役的战利品。后来宋朝在满城会战获马一万，战果不如满城的白马岭则应不逾此数。[23]从太原与白马岭两战获得的马匹，事先可以运送开封，幽州之役所得则会因战败而有一定损失。假如宋军损伤惨重，那么这一部分马匹数量便不多了，很难想象太原与白马岭两战获马接近四万二千，侧面反映出此战的损失并不是很大。
另一种假设
上一段的推论，建立在两个前提下：太宗缺乏对辽军集结速度的了解，以及假定他并无迎击辽援军总攻的打算。
这一说法基本脱胎于曾瑞龙提出的太宗采用了不合时代的突袭战略之说，其中仍有值得补充与商榷处。太宗以突袭战略为主要的胜利手段，但若不考虑奇袭不下的情况该怎么做，就有悖常理了。
他对辽军集结速度并非无可参考：后周世宗伐关南时，正式攻击辽国的时间是四月壬辰攻打乾宁军；最迟得知辽军到幽州，则是五月丙午日，即得乾宁军后第十四日，故而太宗不当将休哥这一批次援军到幽州外的时间估计得太晚。[24]如此，他将完成礟具制造的时间预订在十五日，则与辽援军交战亦在其计划之中。同时这也说明，围城部队士气低落而未能迅速克城，也并非意外。
在这一假定下，一经细究即可发现，太宗对自己在战役中的定位并不正确。他虽然多番亲自督战攻城，但当斜轸、耶律沙发起救援，又亲自带兵阻挡，实际上他将自己布置在随时应对援军的预备队上。但是，无论休哥是和斜轸会合还是分兵，阻援不当仅以这样一个预备队去执行。
太宗身为皇帝，是最高统帅，可以调动宋军所有资源，退而言之，即使他不知休哥、抹只已至，或许御营与清河一军足以抵挡耶律沙与斜轸等，更好的做法也应该是趁此机会集中部队对敌军进行打击。但他计不出此，脱离了正在围城的主力，投入在得胜口方向较远的战斗，终于把自己陷入了不能调动资源的孤立境地。
笔者认为，太宗应另安排一支随时赴援得胜口的预备队，这支预备队可以为宋军的调集争取时间，而自己居中调度。当确认斜轸是在大规模反击后，立即放弃围城，只留下警戒部队监视城里的耶律学古、韩德让，此外留有支兵力应备意外，集中力量攻击耶律沙和斜轸。
此时休哥忽然出现在南面，留在城下的预备队与警戒部队或许会被击退，围城可解，礟具可烧，但只需充分抵抗。当太宗主力打败斜轸便可回击休哥，击退两支援军，落城便很容易了。战斗的结果受诸多方面影响，太宗虽持兵力优势，是否能及时打败斜轸、城下部队是否能达成足够抵抗，虽不足假定，但如此的布置，将比他单携御营迎击援军有利得多。
上一段的推论，建立在两个前提下：太宗缺乏对辽军集结速度的了解，以及假定他并无迎击辽援军总攻的打算。
这一说法基本脱胎于曾瑞龙提出的太宗采用了不合时代的突袭战略之说，其中仍有值得补充与商榷处。太宗以突袭战略为主要的胜利手段，但若不考虑奇袭不下的情况该怎么做，就有悖常理了。
他对辽军集结速度并非无可参考：后周世宗伐关南时，正式攻击辽国的时间是四月壬辰攻打乾宁军；最迟得知辽军到幽州，则是五月丙午日，即得乾宁军后第十四日，故而太宗不当将休哥这一批次援军到幽州外的时间估计得太晚。[24]如此，他将完成礟具制造的时间预订在十五日，则与辽援军交战亦在其计划之中。同时这也说明，围城部队士气低落而未能迅速克城，也并非意外。
在这一假定下，一经细究即可发现，太宗对自己在战役中的定位并不正确。他虽然多番亲自督战攻城，但当斜轸、耶律沙发起救援，又亲自带兵阻挡，实际上他将自己布置在随时应对援军的预备队上。但是，无论休哥是和斜轸会合还是分兵，阻援不当仅以这样一个预备队去执行。
太宗身为皇帝，是最高统帅，可以调动宋军所有资源，退而言之，即使他不知休哥、抹只已至，或许御营与清河一军足以抵挡耶律沙与斜轸等，更好的做法也应该是趁此机会集中部队对敌军进行打击。但他计不出此，脱离了正在围城的主力，投入在得胜口方向较远的战斗，终于把自己陷入了不能调动资源的孤立境地。
笔者认为，太宗应另安排一支随时赴援得胜口的预备队，这支预备队可以为宋军的调集争取时间，而自己居中调度。当确认斜轸是在大规模反击后，立即放弃围城，只留下警戒部队监视城里的耶律学古、韩德让，此外留有支兵力应备意外，集中力量攻击耶律沙和斜轸。
此时休哥忽然出现在南面，留在城下的预备队与警戒部队或许会被击退，围城可解，礟具可烧，但只需充分抵抗。当太宗主力打败斜轸便可回击休哥，击退两支援军，落城便很容易了。战斗的结果受诸多方面影响，太宗虽持兵力优势，是否能及时打败斜轸、城下部队是否能达成足够抵抗，虽不足假定，但如此的布置，将比他单携御营迎击援军有利得多。
其他一些问题
按《辽史·耶律虎古传》的记载，在前一年虎古出使宋朝时即看出宋朝有灭汉之意，但景宗与韩匡嗣并没有采信。[25]宋太宗是在次年二月才正式发兵，辽国君臣是否能有这样的敏锐，在正月就遣使问伐汉之事？
在太平兴国三年的辽使记载有两次，第一次为十月初贺寿，第二次为十一月贺来年新年。这两次使者名字均无耶律虎古，因而无从确定虎古参与的是哪一次，而这一年冬天因预备北伐而取消了贡举。[26]于是存在一种可能，虎古参与了乾明节贺寿，而第二次使者察知了即将伐汉的确切情报，辽景宗便收到了更进一步消息。
韩匡嗣为子代职后，留在了景宗身边，方能力沮虎古说辞。太宗来袭时他既不在幽州，也就没有参与战役。
在一些文章中，如《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从联丽制辽到联金制辽》（梁利），认为宋朝在此战役中联合了高丽。第一次北伐是太宗在镇州提出，随后进行的突袭，断不可能要求远在天边的高丽给予支援。《中朝关系史》一书将第二次北伐时的情况张冠李戴，而《从联丽制辽到联金制辽》一文则是误读了宋史太宗本纪“四年春正月丁亥，命太子中允张洎、著作佐郎句中正使高丽，告以北伐”，此处北伐指的是伐汉而非伐辽。
幽州城可能并非正对四方。在长编记载中，崔彦进负责攻城北面，但在宋史崔彦进传中，则说他攻城西北。无独有偶，在围攻太原时，长编与崔彦进传称曹翰攻城西，但曹翰传称攻城西北。[27]太原城可能是将正对四方的图形顺时针转动一些角度，而幽州城逆时针转动，所以方位的说法模棱两可。
关于辽使挞马长寿是否能十二日往返开封，有人提出过疑问。长途速度主要是交通工具接替条件决定的。宋朝当时的最快传递速度为急脚递，一日四百里，这是建立在递卒接力、日夜兼程的条件上跑出来的。如果使用马递，则一日通常只有三百里，这是因为马匹的接力距离更长。[28]长寿归去时可能急于通报，来路则不应以最快速度，甚至应该一直使用使团自己的马匹，所以速度更不及一日三百里。周世宗北伐时，辽使曾以一日七百里的速度通知北汉出兵。[28]但主要路程在辽国境内，马匹数量充足，更换方便，可以让马高速奔驰。且事出军情，或许也要日夜兼程了。开封到幽州，以现在的通路条件，来去已有两千六百里，即使辽境内可以更快，到草原辽帝身边又须翻越燕山，还得算上使团等待与接见的时间，十二日实在来不及。
关于太宗亲征是否得当，《经略幽燕》已有精辟讲解，且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故不赘述。
按《辽史·耶律虎古传》的记载，在前一年虎古出使宋朝时即看出宋朝有灭汉之意，但景宗与韩匡嗣并没有采信。[25]宋太宗是在次年二月才正式发兵，辽国君臣是否能有这样的敏锐，在正月就遣使问伐汉之事？
在太平兴国三年的辽使记载有两次，第一次为十月初贺寿，第二次为十一月贺来年新年。这两次使者名字均无耶律虎古，因而无从确定虎古参与的是哪一次，而这一年冬天因预备北伐而取消了贡举。[26]于是存在一种可能，虎古参与了乾明节贺寿，而第二次使者察知了即将伐汉的确切情报，辽景宗便收到了更进一步消息。
韩匡嗣为子代职后，留在了景宗身边，方能力沮虎古说辞。太宗来袭时他既不在幽州，也就没有参与战役。
在一些文章中，如《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从联丽制辽到联金制辽》（梁利），认为宋朝在此战役中联合了高丽。第一次北伐是太宗在镇州提出，随后进行的突袭，断不可能要求远在天边的高丽给予支援。《中朝关系史》一书将第二次北伐时的情况张冠李戴，而《从联丽制辽到联金制辽》一文则是误读了宋史太宗本纪“四年春正月丁亥，命太子中允张洎、著作佐郎句中正使高丽，告以北伐”，此处北伐指的是伐汉而非伐辽。
幽州城可能并非正对四方。在长编记载中，崔彦进负责攻城北面，但在宋史崔彦进传中，则说他攻城西北。无独有偶，在围攻太原时，长编与崔彦进传称曹翰攻城西，但曹翰传称攻城西北。[27]太原城可能是将正对四方的图形顺时针转动一些角度，而幽州城逆时针转动，所以方位的说法模棱两可。
关于辽使挞马长寿是否能十二日往返开封，有人提出过疑问。长途速度主要是交通工具接替条件决定的。宋朝当时的最快传递速度为急脚递，一日四百里，这是建立在递卒接力、日夜兼程的条件上跑出来的。如果使用马递，则一日通常只有三百里，这是因为马匹的接力距离更长。[28]长寿归去时可能急于通报，来路则不应以最快速度，甚至应该一直使用使团自己的马匹，所以速度更不及一日三百里。周世宗北伐时，辽使曾以一日七百里的速度通知北汉出兵。[28]但主要路程在辽国境内，马匹数量充足，更换方便，可以让马高速奔驰。且事出军情，或许也要日夜兼程了。开封到幽州，以现在的通路条件，来去已有两千六百里，即使辽境内可以更快，到草原辽帝身边又须翻越燕山，还得算上使团等待与接见的时间，十二日实在来不及。
关于太宗亲征是否得当，《经略幽燕》已有精辟讲解，且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故不赘述。
注释：
[1]长编卷二十：
丁未，次鎮州。初，攻圍太原累月，饋餉且盡，軍士罷乏。會劉繼元降，人人有希賞意，而上將遂伐契丹，取幽薊，諸將皆不願行，然無敢言者，殿前都虞候崔翰獨奏曰：「此一事不容再舉，乘此破竹之勢，取之甚易，時不可失也。」上悅，即命樞密使曹彬議調發屯兵。
[2]景宗下：
乾亨元年春正月乙酉，遣挞马长寿使宋，问兴师伐刘继元之故。丙申，长寿还，言“河东朔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二月丁卯，汉以宋兵压境，遣使乞援。诏南府宰相耶律沙为都统、冀王敌烈为监军赴之；又命南院大王斜轸以所部从，枢密副使抹只督之。
[3]长编卷二十：（二月）丁丑，見於臨城縣。
[4]太祖三：（开宝八年三月）己亥，契丹遣使克沙骨慎思以书来讲和。
景宗一：（保宁八年九月）壬午，汉为宋人所侵，遣使求援，命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敌烈赴之。戊子，汉以宋师压境，遣驸马都尉卢俊来告。冬十月辛丑，汉以辽师退宋军来谢。
[5]景宗下：（三月）丙戌，汉遣使谢抚谕军民，诏北院大王奚底、乙室王撒合等以兵戍燕。
耶律撒合传：乾亨初，宋来侵，诏以本部兵守南京，与北院大王奚底、统军萧讨古等逆战，奚底等败走，独撒合全军还。
[6]长编卷二十：丙寅，次金臺頓，契丹據有之地也。……（丁卯）東西班指揮使衡水傅潛與孔守正先至涿州，擊契丹敗之，生擒五百餘人。……庚午，遲明，次幽州城南，駐蹕於寶光寺。契丹萬餘眾屯城北，上親率兵乘之，斬首千餘級，餘黨遁去。
太宗一：丙寅，次金台顿，募民为乡导者百人。
傅潜传：即位，隶殿前左班，三迁东西班指挥使。……又从征范阳，先到涿州，与契丹战，生擒五百余人。翌日，上过其所，见积尸及所遗器仗，嘉叹之。师旋，擢为内殿直都虞候。上对枢密言：“潜从行有劳，赏薄。”
孔守正传：太平兴国中，累迁日骑东西班指挥使。太宗亲征晋阳，守正分主城西洞屋，领步卒大呼先登，继与内侍蔡守恩等率骑兵力战，晋军遂溃。从征范阳，至金台驿，诏与刘仁蕴先趋岐沟关。时城未下，守正夜超垣，度鹿角，临机桥，以大军将至，说关使刘禹使降。禹解悬桥，守正遂入城，抚谕其军民，以城守属綦廷朗，而已赴行在。时契丹兵在涿州东，守正与傅潜率御前东西班分两阵驰击之，逐北二十余里，降其羽林兵数百人。继与高怀德、刘廷翰合兵追之至桑乾河，契丹自是不敢近塞。
长编此处作金臺“頓”，归师时又言金台“驛”，又宋史孔守正传为“驿”，太宗一作“顿”，当考。
[7]长编卷二十：
戊辰，上次涿州，判官劉原德以城降，命供奉官張懷訓領其兵。
己巳，次鹽溝頓，民有得契丹之馬來獻，賜以束帛。
渤海酋帥大鸞河率小校李勳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騎與范陽軍民二百餘人皆來降，召見，賜錢帛，以大鸞河為渤海都指揮使。
（癸酉）幽州神武廳直并鄉兵四百餘來降。村民奪得契丹馬二百餘匹來獻。
幽州山後八軍瓷薼務官三人以所受契丹牌印來獻。
（乙亥）薊縣民百餘人以牛酒迎犒王師，各賜衣服錢帛，遣使隨村墅安撫居民。
（丁丑）幽州諸縣令佐及鄉民百五十人來降。
秋七月庚辰，契丹建雄節度使順州劉延素與官屬十四人來降。
壬午，契丹知薊州劉守思與官屬十七人來降。
[8]长编卷二十：契丹萬餘眾屯城北，上親率兵乘之，斬首千餘級，餘黨遁去。
太宗一：契丹军城北，帝率众击走之。
景宗下：丁卯，北院大王奚底、统军使萧讨古、乙室王撒合击之。战于沙河，失利。己巳，宋主围南京。
耶律隆运传：宋兵取河东，侵燕，五院糺详稳奚底、统军萧讨古等败归，宋兵围城，招胁甚急，人怀二心。
耶律斜轸传：是年秋，宋下河东，乘胜袭燕，北院大王耶律奚底与萧讨古逆战，败绩，退屯清河北。
读史方與纪要卷十一：清河，府北二十里。源出昌平州一亩泉，流经双塔店，合双塔河入府境，东南流经此，又东会沙河，入白河。
[9]长编卷二十：壬申，部分諸將攻城，定國節度使宋偓南面，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北面，彰信節度使劉遇東面，定武節度使孟玄喆西面。命宣徽南院使潘美知幽州行府事。
[10]韩匡嗣传：初，景宗在藩邸，善匡嗣。即位，拜上京留守。顷之，王燕，改南京留守。
耶律隆运传：寻复代父守南京，时人荣之。
景宗下：辛丑，耶律沙遣人上俘获，以权知南京留守事韩德让、权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知三司事刘弘皆能安人心，捍城池，并赐诏褒奖。
耶律学古传：乾亨元年，宋既下河东，乘胜侵燕，学古受诏往援。……以功遥授保静军节度使，为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
[11]曾巩《元丰类稿》卷四十九：太宗伐刘继元，驾前之兵盖十余万。
[12]高怀德传：行周卒，召怀德为东西班都指挥使、领吉州刺史，改铁骑都指挥使。太原刘崇入寇，世宗讨之，以怀德为先锋虞候。高平克捷，以功迁铁骑右厢都指挥使、领果州团练使。……恭帝嗣位，擢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江宁军节度，又为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
刘廷翰传：宋初，预平上党、维扬，迁铁骑都指挥使、领廉州刺史。
掩护围攻部队通常有两种做法，一是建立工事，二是设立监视部队。详见《战争论》第七篇第十七章。
[13]契丹国志卷六景宗纪：先是宋师自并幸幽，乘其无备。帝方猎，急归牙帐，议弃幽蓟，以兵守松亭、虎北口而已（又作北岸口）。時耶律遜寧號于越，呼為「舍利郎君」，北朝親近無職事者呼為之。請兵十萬救幽州。竝西山薄幽陵，人夜持兩炬，朝舉兩旗。選精騎三萬，夜從他道自宋軍南席卷而北。
江休復《雜志》：太宗自并幸幽，乘敵無備。契丹主方獵，遁歸牙帳，議棄燕薊，以兵守松亭、虎北口而已。于越時為舍利郎君，契丹國中，親近無職事者呼為舍利郎君，請兵十萬救幽州。並西山，薄幽陵，人夜持兩炬，朝舉兩旂。選精騎三萬，夜從他道，自官軍南，席卷而北。
[14]长编卷二十：
癸酉，移幸城北，督諸將攻城。
丁丑，上乘步輦至城下，督諸將攻城。
辛巳，上復至城下，督諸將攻城。
癸未，幸城西北隅，督諸將攻城。
耶律学古传：始至京，宋败耶律奚底、萧讨古等，势益张，围城三周，穴地而进，城中民怀二心。学古以计安反侧，随宜备御，昼夜不少懈。适有敌三百余人夜登城，学古战却之。会援军至，围遂解。
[15]战争艺术概论第二十六节《边境及其靠要塞和筑垒线的防御 围攻战》
[16]耶律斜轸传：斜轸取奚底等青帜军于得胜口以诱敌，敌果争赴。斜轸出其后，奋击败之。
[17]长编卷二十：軍士掘土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水物而陸居，失其所也。且多足，敵救將至之象。又蟹者，解也，其班師乎！」
柳开《河东先生集》卷一五：晋平，上促师夺燕。公环卫燕壁西偏。众怠莫克，遽旋。
长编卷二十：甲申，上以幽州城踰旬不下，士卒疲頓，轉輸回遠，復恐契丹來救，遂詔班師。
[18]耶律沙传：沙与战于高梁河，稍却；遇耶律休哥及斜轸等邀击，败宋军。宋主宵遁，至涿州，微服乘驴车，间道而走。上以功释前过。
景宗下：癸未，沙等及宋兵战于高梁河，少却；休哥、斜轸横击，大败之。
[19]长编卷二十：詔索癔具八百，期以半月成。右龍武將軍頓邱趙延進督工造之，八日而畢。上親按試，甚悅。
[20]黑鞑事略：霆尝考鞑人养马之法。自春初罢兵后，凡出战归，并恣其水草，不令骑动，直至西风将生，则取而之，执于帐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经月膘落，而日骑之数百里，自然无汗，故可以耐远而出战。寻常正行路时，并不许其吃水草，盖辛苦中吃水草，成膘而生病。此养马之良法，南人反是，所以多病也。
曾瑞龙《经略幽燕》：（辽军）出征的理想季節大約是十月至次年二月,很少超過四個月。
另参考刘艳敏、张国庆《气候环境对辽代契丹骑兵及骑战的影响》。
[21]太宗中箭事，虽没有直接记载，只有一本并不靠谱的王铚《默记》提到，但后来曾掀起衣服让寇准看“足创”，很可能正是传闻中大腿中箭之伤。
长编卷三十八：初，參知政事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上足創甚，自發衣以示準曰：「卿來何緩！」
[22]休哥传：追杀三十余里，斩首万余级，休哥被三创。明旦，宋主遁去，休哥以创不能骑，轻车追至涿州，不及而还。
景宗下：甲申，击宋馀军，所杀甚众，获兵仗、器甲、符印、粮馈、货币不可胜计。
赵延进传：辽人扰边，命延进与崔翰、李继隆将兵八万御之，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
太宗当夜已经逃走，“明旦”可能是指休哥得知情报的时间，也可能是指高琼，因为当夜高琼假扮太宗安定军心。
[23]长编卷二十一：上既平太原，遂觀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匹。
长编卷二十：北漢平，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戶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兵三萬。
太宗一：丙午，镇州都钤辖刘廷翰及契丹战于遂城西，大败之，斩首万三百级，获三将、马万匹。
[24]《旧五代史》世宗六：壬辰，至乾宁军。
《新五代史》周本纪第十二：夏四月壬辰，取乾宁军。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四：丙午，宴诸将于行宫，议取幽州。诸将以为：“陛下离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虏骑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
[25]耶律虎古传：
（保宁）十年，使宋还，以宋取河东之意闻于上。燕王韩匡嗣曰：“何以知之？”虎古曰：“诸僣号之国，宋皆并收，惟河东未下。今宋讲武习战，意必在汉。”匡嗣力沮，乃止。明年，宋果伐汉。帝以虎古能料事，器之，乃曰：“吾与匡嗣虑不及此。”
[26]长编卷十九：
冬十月癸丑朔，契丹遣太僕卿耶律諧里、茶酒庫副使王琛來賀乾明節。
……
戊寅，契丹遣使蕭蒲骨只等來賀來年正旦。
是冬，諸州貢舉人並集，會將親征河東，罷之。自是，每間一年或二年乃置貢舉。
太宗一：冬十月癸丑朔，契丹遣使来贺乾明节。……戊寅，契丹遣使来贺正旦。
[27]长编卷二十：
（太原之役）河陽節度使崔彥進攻其城東面，彰德節度使李漢瓊城南面，桂州觀察使曹翰城西面，彰信節度使劉遇城北面。遇以次當攻其西面，而西面直北漢主宮城，尤險惡。翰欲與遇易地，自言我觀察使班宜在節度使下，遇弗可，翰必欲易之，議久不決。上慮將帥不協，乃諭翰曰：「卿智勇無雙，城西面非卿不能當也。」翰始奉詔。
（幽州之役）壬申，部分諸將攻城，定國節度使宋偓南面，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北面，彰信節度使劉遇東面，定武節度使孟玄喆西面。
崔彦进传：四年正月，遣将征太原，分命攻城，以彦进与郢州防御使尹勋攻其东，彰德军节度李汉琼、冀州刺史牛思进攻其南，桂州观察使曹翰、翰林使杜彦圭攻其西，彰信军节度刘遇、光州刺史史珪攻其北。彦进督战甚急，太祖嘉之。晋阳平，从征幽州，又与内供奉官江守钧率兵攻城之西北。
曹翰传：太平兴国四年，从征太原，为攻城南面都部署。与崔彦进、李汉琼、刘遇三节度分部攻城，翰攻东北，而刘遇攻西北，与刘继元直，城尤险固，遇欲与翰易处，翰言：“观察使班次下，当部东北。”遇坚欲易之，数日不决。上虑诸将不协，遣谕翰曰：“卿智勇无双，西北面非卿不能当也。”翰乃奉诏。
[28]梦溪笔谈卷十一：驿传旧有三等，日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时。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
长编卷三百六十六：又遞鋪文字，事干軍機及非常盜賊，急脚遞日行四百里，馬遞日行三百里。
长编卷四百五十七：赦降入馬遞，日行五百里。事干外界或軍機，及非常盜賊文書入急脚遞，日行四百里。如無急脚遞，其要速并賊盜文書入馬遞，日行三百里。
哲宗元祐年间有过赦令一日五百里的马递特例，仁宗时有过“馬舖每一晝夜行五百里，急腳遞四百里”之说（宋会要辑稿方域10之22），应也是特殊情况。另参见曹家齐《威权、速度与军政绩要》。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四：契丹主遣使者日驰七百里诣晋阳，命北汉主发兵挠周边，闻上南归，乃罢兵。
[1]长编卷二十：
丁未，次鎮州。初，攻圍太原累月，饋餉且盡，軍士罷乏。會劉繼元降，人人有希賞意，而上將遂伐契丹，取幽薊，諸將皆不願行，然無敢言者，殿前都虞候崔翰獨奏曰：「此一事不容再舉，乘此破竹之勢，取之甚易，時不可失也。」上悅，即命樞密使曹彬議調發屯兵。
[2]景宗下：
乾亨元年春正月乙酉，遣挞马长寿使宋，问兴师伐刘继元之故。丙申，长寿还，言“河东朔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二月丁卯，汉以宋兵压境，遣使乞援。诏南府宰相耶律沙为都统、冀王敌烈为监军赴之；又命南院大王斜轸以所部从，枢密副使抹只督之。
[3]长编卷二十：（二月）丁丑，見於臨城縣。
[4]太祖三：（开宝八年三月）己亥，契丹遣使克沙骨慎思以书来讲和。
景宗一：（保宁八年九月）壬午，汉为宋人所侵，遣使求援，命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敌烈赴之。戊子，汉以宋师压境，遣驸马都尉卢俊来告。冬十月辛丑，汉以辽师退宋军来谢。
[5]景宗下：（三月）丙戌，汉遣使谢抚谕军民，诏北院大王奚底、乙室王撒合等以兵戍燕。
耶律撒合传：乾亨初，宋来侵，诏以本部兵守南京，与北院大王奚底、统军萧讨古等逆战，奚底等败走，独撒合全军还。
[6]长编卷二十：丙寅，次金臺頓，契丹據有之地也。……（丁卯）東西班指揮使衡水傅潛與孔守正先至涿州，擊契丹敗之，生擒五百餘人。……庚午，遲明，次幽州城南，駐蹕於寶光寺。契丹萬餘眾屯城北，上親率兵乘之，斬首千餘級，餘黨遁去。
太宗一：丙寅，次金台顿，募民为乡导者百人。
傅潜传：即位，隶殿前左班，三迁东西班指挥使。……又从征范阳，先到涿州，与契丹战，生擒五百余人。翌日，上过其所，见积尸及所遗器仗，嘉叹之。师旋，擢为内殿直都虞候。上对枢密言：“潜从行有劳，赏薄。”
孔守正传：太平兴国中，累迁日骑东西班指挥使。太宗亲征晋阳，守正分主城西洞屋，领步卒大呼先登，继与内侍蔡守恩等率骑兵力战，晋军遂溃。从征范阳，至金台驿，诏与刘仁蕴先趋岐沟关。时城未下，守正夜超垣，度鹿角，临机桥，以大军将至，说关使刘禹使降。禹解悬桥，守正遂入城，抚谕其军民，以城守属綦廷朗，而已赴行在。时契丹兵在涿州东，守正与傅潜率御前东西班分两阵驰击之，逐北二十余里，降其羽林兵数百人。继与高怀德、刘廷翰合兵追之至桑乾河，契丹自是不敢近塞。
长编此处作金臺“頓”，归师时又言金台“驛”，又宋史孔守正传为“驿”，太宗一作“顿”，当考。
[7]长编卷二十：
戊辰，上次涿州，判官劉原德以城降，命供奉官張懷訓領其兵。
己巳，次鹽溝頓，民有得契丹之馬來獻，賜以束帛。
渤海酋帥大鸞河率小校李勳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騎與范陽軍民二百餘人皆來降，召見，賜錢帛，以大鸞河為渤海都指揮使。
（癸酉）幽州神武廳直并鄉兵四百餘來降。村民奪得契丹馬二百餘匹來獻。
幽州山後八軍瓷薼務官三人以所受契丹牌印來獻。
（乙亥）薊縣民百餘人以牛酒迎犒王師，各賜衣服錢帛，遣使隨村墅安撫居民。
（丁丑）幽州諸縣令佐及鄉民百五十人來降。
秋七月庚辰，契丹建雄節度使順州劉延素與官屬十四人來降。
壬午，契丹知薊州劉守思與官屬十七人來降。
[8]长编卷二十：契丹萬餘眾屯城北，上親率兵乘之，斬首千餘級，餘黨遁去。
太宗一：契丹军城北，帝率众击走之。
景宗下：丁卯，北院大王奚底、统军使萧讨古、乙室王撒合击之。战于沙河，失利。己巳，宋主围南京。
耶律隆运传：宋兵取河东，侵燕，五院糺详稳奚底、统军萧讨古等败归，宋兵围城，招胁甚急，人怀二心。
耶律斜轸传：是年秋，宋下河东，乘胜袭燕，北院大王耶律奚底与萧讨古逆战，败绩，退屯清河北。
读史方與纪要卷十一：清河，府北二十里。源出昌平州一亩泉，流经双塔店，合双塔河入府境，东南流经此，又东会沙河，入白河。
[9]长编卷二十：壬申，部分諸將攻城，定國節度使宋偓南面，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北面，彰信節度使劉遇東面，定武節度使孟玄喆西面。命宣徽南院使潘美知幽州行府事。
[10]韩匡嗣传：初，景宗在藩邸，善匡嗣。即位，拜上京留守。顷之，王燕，改南京留守。
耶律隆运传：寻复代父守南京，时人荣之。
景宗下：辛丑，耶律沙遣人上俘获，以权知南京留守事韩德让、权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知三司事刘弘皆能安人心，捍城池，并赐诏褒奖。
耶律学古传：乾亨元年，宋既下河东，乘胜侵燕，学古受诏往援。……以功遥授保静军节度使，为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
[11]曾巩《元丰类稿》卷四十九：太宗伐刘继元，驾前之兵盖十余万。
[12]高怀德传：行周卒，召怀德为东西班都指挥使、领吉州刺史，改铁骑都指挥使。太原刘崇入寇，世宗讨之，以怀德为先锋虞候。高平克捷，以功迁铁骑右厢都指挥使、领果州团练使。……恭帝嗣位，擢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江宁军节度，又为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
刘廷翰传：宋初，预平上党、维扬，迁铁骑都指挥使、领廉州刺史。
掩护围攻部队通常有两种做法，一是建立工事，二是设立监视部队。详见《战争论》第七篇第十七章。
[13]契丹国志卷六景宗纪：先是宋师自并幸幽，乘其无备。帝方猎，急归牙帐，议弃幽蓟，以兵守松亭、虎北口而已（又作北岸口）。時耶律遜寧號于越，呼為「舍利郎君」，北朝親近無職事者呼為之。請兵十萬救幽州。竝西山薄幽陵，人夜持兩炬，朝舉兩旗。選精騎三萬，夜從他道自宋軍南席卷而北。
江休復《雜志》：太宗自并幸幽，乘敵無備。契丹主方獵，遁歸牙帳，議棄燕薊，以兵守松亭、虎北口而已。于越時為舍利郎君，契丹國中，親近無職事者呼為舍利郎君，請兵十萬救幽州。並西山，薄幽陵，人夜持兩炬，朝舉兩旂。選精騎三萬，夜從他道，自官軍南，席卷而北。
[14]长编卷二十：
癸酉，移幸城北，督諸將攻城。
丁丑，上乘步輦至城下，督諸將攻城。
辛巳，上復至城下，督諸將攻城。
癸未，幸城西北隅，督諸將攻城。
耶律学古传：始至京，宋败耶律奚底、萧讨古等，势益张，围城三周，穴地而进，城中民怀二心。学古以计安反侧，随宜备御，昼夜不少懈。适有敌三百余人夜登城，学古战却之。会援军至，围遂解。
[15]战争艺术概论第二十六节《边境及其靠要塞和筑垒线的防御 围攻战》
[16]耶律斜轸传：斜轸取奚底等青帜军于得胜口以诱敌，敌果争赴。斜轸出其后，奋击败之。
[17]长编卷二十：軍士掘土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水物而陸居，失其所也。且多足，敵救將至之象。又蟹者，解也，其班師乎！」
柳开《河东先生集》卷一五：晋平，上促师夺燕。公环卫燕壁西偏。众怠莫克，遽旋。
长编卷二十：甲申，上以幽州城踰旬不下，士卒疲頓，轉輸回遠，復恐契丹來救，遂詔班師。
[18]耶律沙传：沙与战于高梁河，稍却；遇耶律休哥及斜轸等邀击，败宋军。宋主宵遁，至涿州，微服乘驴车，间道而走。上以功释前过。
景宗下：癸未，沙等及宋兵战于高梁河，少却；休哥、斜轸横击，大败之。
[19]长编卷二十：詔索癔具八百，期以半月成。右龍武將軍頓邱趙延進督工造之，八日而畢。上親按試，甚悅。
[20]黑鞑事略：霆尝考鞑人养马之法。自春初罢兵后，凡出战归，并恣其水草，不令骑动，直至西风将生，则取而之，执于帐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经月膘落，而日骑之数百里，自然无汗，故可以耐远而出战。寻常正行路时，并不许其吃水草，盖辛苦中吃水草，成膘而生病。此养马之良法，南人反是，所以多病也。
曾瑞龙《经略幽燕》：（辽军）出征的理想季節大約是十月至次年二月,很少超過四個月。
另参考刘艳敏、张国庆《气候环境对辽代契丹骑兵及骑战的影响》。
[21]太宗中箭事，虽没有直接记载，只有一本并不靠谱的王铚《默记》提到，但后来曾掀起衣服让寇准看“足创”，很可能正是传闻中大腿中箭之伤。
长编卷三十八：初，參知政事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上足創甚，自發衣以示準曰：「卿來何緩！」
[22]休哥传：追杀三十余里，斩首万余级，休哥被三创。明旦，宋主遁去，休哥以创不能骑，轻车追至涿州，不及而还。
景宗下：甲申，击宋馀军，所杀甚众，获兵仗、器甲、符印、粮馈、货币不可胜计。
赵延进传：辽人扰边，命延进与崔翰、李继隆将兵八万御之，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
太宗当夜已经逃走，“明旦”可能是指休哥得知情报的时间，也可能是指高琼，因为当夜高琼假扮太宗安定军心。
[23]长编卷二十一：上既平太原，遂觀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匹。
长编卷二十：北漢平，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戶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兵三萬。
太宗一：丙午，镇州都钤辖刘廷翰及契丹战于遂城西，大败之，斩首万三百级，获三将、马万匹。
[24]《旧五代史》世宗六：壬辰，至乾宁军。
《新五代史》周本纪第十二：夏四月壬辰，取乾宁军。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四：丙午，宴诸将于行宫，议取幽州。诸将以为：“陛下离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虏骑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
[25]耶律虎古传：
（保宁）十年，使宋还，以宋取河东之意闻于上。燕王韩匡嗣曰：“何以知之？”虎古曰：“诸僣号之国，宋皆并收，惟河东未下。今宋讲武习战，意必在汉。”匡嗣力沮，乃止。明年，宋果伐汉。帝以虎古能料事，器之，乃曰：“吾与匡嗣虑不及此。”
[26]长编卷十九：
冬十月癸丑朔，契丹遣太僕卿耶律諧里、茶酒庫副使王琛來賀乾明節。
……
戊寅，契丹遣使蕭蒲骨只等來賀來年正旦。
是冬，諸州貢舉人並集，會將親征河東，罷之。自是，每間一年或二年乃置貢舉。
太宗一：冬十月癸丑朔，契丹遣使来贺乾明节。……戊寅，契丹遣使来贺正旦。
[27]长编卷二十：
（太原之役）河陽節度使崔彥進攻其城東面，彰德節度使李漢瓊城南面，桂州觀察使曹翰城西面，彰信節度使劉遇城北面。遇以次當攻其西面，而西面直北漢主宮城，尤險惡。翰欲與遇易地，自言我觀察使班宜在節度使下，遇弗可，翰必欲易之，議久不決。上慮將帥不協，乃諭翰曰：「卿智勇無雙，城西面非卿不能當也。」翰始奉詔。
（幽州之役）壬申，部分諸將攻城，定國節度使宋偓南面，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北面，彰信節度使劉遇東面，定武節度使孟玄喆西面。
崔彦进传：四年正月，遣将征太原，分命攻城，以彦进与郢州防御使尹勋攻其东，彰德军节度李汉琼、冀州刺史牛思进攻其南，桂州观察使曹翰、翰林使杜彦圭攻其西，彰信军节度刘遇、光州刺史史珪攻其北。彦进督战甚急，太祖嘉之。晋阳平，从征幽州，又与内供奉官江守钧率兵攻城之西北。
曹翰传：太平兴国四年，从征太原，为攻城南面都部署。与崔彦进、李汉琼、刘遇三节度分部攻城，翰攻东北，而刘遇攻西北，与刘继元直，城尤险固，遇欲与翰易处，翰言：“观察使班次下，当部东北。”遇坚欲易之，数日不决。上虑诸将不协，遣谕翰曰：“卿智勇无双，西北面非卿不能当也。”翰乃奉诏。
[28]梦溪笔谈卷十一：驿传旧有三等，日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时。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
长编卷三百六十六：又遞鋪文字，事干軍機及非常盜賊，急脚遞日行四百里，馬遞日行三百里。
长编卷四百五十七：赦降入馬遞，日行五百里。事干外界或軍機，及非常盜賊文書入急脚遞，日行四百里。如無急脚遞，其要速并賊盜文書入馬遞，日行三百里。
哲宗元祐年间有过赦令一日五百里的马递特例，仁宗时有过“馬舖每一晝夜行五百里，急腳遞四百里”之说（宋会要辑稿方域10之22），应也是特殊情况。另参见曹家齐《威权、速度与军政绩要》。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四：契丹主遣使者日驰七百里诣晋阳，命北汉主发兵挠周边，闻上南归，乃罢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