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程民生教授


四、官民利益冲突时政权对私产的保护
面对巨额私有财产和无主财产，官方能够保持公正维护民众利益，那么面对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时，官方的立场如何，不仅是一个法理问题、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道德问题。在很多正常情况下，我们看到宋代朝廷通常是以民众的利益为先，乃至不惜牺牲官方利益。


1.公共设施与民间田宅
水利等公共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必然涉及附近民田，但宋代法令严禁因此毁坏民田。如维护黄河大堤即不准侵挖民间土地：“黄河诸埽修护堤道不得侵掘民田等罪，虽该德音降赦，并不原减”。即使是黄河大堤那样至关重大的公共安全设施，维修时动用堤旁民田之土也是犯罪行为，而且要严惩主管官员，即使逢德音赦免罪犯时也不宽恕，简直与“十恶不赦”接近了。一直到元祐六年（1091），河北路都转运司申诉惩处太重，请求将“其不原减、原免之文，并乞删去。”才得到减轻。[1]


水利设施的修建，可以说无法不占用民田，所谓：“大凡开沟渠，岂有不犯民田哉!若不犯民田而能开之者，虽史起复生，亦不知计之安出。” [2]官方一般采用购买的方式解决问题。如熙宁年间，保州庞村一带泉水密布，官方计划扩大沟渠以发展水利，“所有侵占民田，欲乞比视侧近田土，优给其直收买，委为利便。”[3]要修建水利设施，先高价购买所占民田。


有时也有不赔偿或赔偿不够者，引起民众大批上诉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朝廷只得妥协。如元祐七年（1092），因黄河水威胁到北京大名府，水利部门要在大名之北筑堤，新堤全长17余里，“凡民冢之当道者一百六十余所，桑枣诸木八十余本，庐井九区，当尽撤毁，期有日矣。魏人号诉于外台者，足相踵也。虽人知其非，莫有敢言者。”朝廷经重新勘察，认为水患并不严重，不必修建新堤，竟取消此役。“魏人闻诏，鼓舞相庆。”[4]


2.皇家、官府设施及活动与民间利益
皇陵的修建是皇家大事也是朝廷神圣的政务，势必占用大片民田。凡用民田，都是官方购买，而且多是高价。如天圣元年(1023)，河南府报告说：巩县因建造宋真宗的永定陵，“占故杜彦珪田十八顷，凡估钱七十万”。宋仁宗诏令“特给百万。”[5]占用民田地18顷，估价钱700贯，而宋仁宗将价格提高到1000贯，显然已不是市场价了。绍圣元年(1094)，三省报告：“永裕陵三里内系禁山，而民坟一千三百余，当迁去，以便国音。”宋哲宗表示担忧：“坟墓甚众，遽使之迁，得无扰乎?不迁可也。宜再问太史，不(害)[迁]亦无所害，则毋令迁。如于国音果非便，多给官钱，以资改(藏)[葬]之费。”[6]皇帝的意思是：迁徙1300多座坟墓实在扰民，能不迁就不迁，如果真的对皇家风水不利，则须多支迁葬费用以赔偿。


大中祥符七年(1014)，宋真宗要建造“恭谢天地坛”，占用开封18户民田，“诏给直外，赐钱三十万，仍蠲其租。[7]朝廷除了支付价钱外，还另加30万钱的赏赐，并蠲免这些人家的税收。绍兴二十八年(1158)，安定下来的南宋朝廷开始扩建皇城，增展出故城13丈，“凡民所占，以隙地偿之，每楹赐钱十千，为改筑之费。”[8]拆迁的居民房屋，每间由官方支付10贯为补偿。次年，位于绍兴府的攒宫破土作新城门，梓宫所经由道路，因民居狭隘临时撤毁，“每楹赐钱二十千，为迁徙之费。”[9]每楹20贯是朝廷支付的拆迁赔偿费 。


景德年间?州官衙迁建新址，?州路转运使薛颜报告说“城中创造官舍或侵民田。”宋真宗诏令：“所侵民田具顷亩以闻，当除租给直。”[10]占用的民田既要免除租税，也要赔偿价钱。政和年间，宋徽宗指示各地修建州县社稷等坛，同时有明确要求，“不得侵占民居及不必増广侈华”，“是致地狭者未敢修此”。[11]既缺官有土地，宁可不修也不能占用民间土地。


皇家活动通常声势浩大，难免骚扰民间，首先考虑尽可能减少损害，凡有损害一律赔偿。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在往泰山封禅前，宋真宗诏：“东封路并禁采捕，……修建行宫不得侵占民田。扈驾步骑辄蹂践苗稼者，御史劾之。兖州户民供应东封外，免今年徭役及支移税赋。”[12]大中祥符三年宋真宗前往汾阴祭祀地祗，事先又诏：“汾阴路禁弋猎，不得侵占民田，如东封之制。”[13]后来宋真宗前往亳州朝拜奉元宫，“诏所过顿、递侵民田者，给复二年”，[14]即免除两年的赋税徭役。庆历三年（1043），侍御史赵及等报告：“太庙旁接民居而间有哭声相闻，请徙其民远庙壖。”有诏指示：“遇有祠事，预令禁之。”[15]宋仁宗比臣僚们开明，根本不考虑拆迁太庙周围居民的动议，采用了最简单的办法解决问题：每逢有祭祀活动，事先通知百姓不要大哭就是了。隆兴二年（1164）宋孝宗要出城检阅部队，对宰执交待：“朕以今月十七日幸门外大教场……仍令临安府修固桥道，不得折毁民间屋宇。[16]


以上史实体现了宋代在一般情况下、一定程度上，私人财产、私人利益比公共财产、公共利益乃至皇家利益具有优先性。前文提到的于私地内得宿藏物者平分，官地得者却归私，也是具体表现：官地的权益不及私地，官也不与民争利。官方、皇家无论出于什么主观愿望和目的，客观效果无疑是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

五、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法
作为国家意志，宋代对于私有财产的立法保护，通常与官有财产地位相等，在刑法中通常并列处于同等法律地位，偶有不同也不涉及权益。主要体现在对侵犯私有财产行为的惩罚，以打击、威慑经济犯罪。有关律令很多，在此仅举数例。


保护农田方面。如盗耕田地罪：“诸盗耕种公私田者，一亩以下笞三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荒田减一等，强者各加一等，苗子归官主。”[17]不经主家允许耕种私田，会遭到笞30至徒1年半的刑罚；如是荒田罪减一等，如是强制耕种罪加一等；所种庄稼归原主。


保护住宅、财物方面。如放火罪：“诸故烧官府廨舍，及私家舍宅若财物者，徒三年。赃满五匹，流二千里，十匹绞。”这是沿袭唐代的律令，入宋修订时加重：“今后有故烧人屋舍、蚕簇及五榖财物积聚者，首处死，随从者决脊杖二十。”[18] 而且“不在自首之例”，[19]即自首也不减轻惩治。强盗罪更重：“诸强盗（谓以威若力而取其财，先强后盗、先盗后强等。若与人药酒及食，使狂乱取财亦是。即得阑遗之物，殴击财主而不还，及窃盗发觉弃财逃走，财主追捕，因相拒捍，如此之类，事有因缘者非强盗）不得财徒二年，一尺徒三年，二匹加一等，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杀伤奴婢亦同，虽非财主，但因盗杀伤皆是）。其持仗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五匹绞，伤人者斩。”[20]无论用何种方式抢劫私有财产，即使未遂也判处2年徒刑，赃物达到10匹即处死；如携带武器未遂也判流放，赃至5匹即处死。太平兴国三年（978），殿直霍琼即“坐募兵劫民财，腰斩。”[21]为防范夜间入室盗窃，法律禁止夜入人家，并给与主人可将其当场打死的权力：“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若知非侵犯而杀伤者，减斗杀伤二等。其已就拘执而杀伤者，各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加役流。”[22]无故夜入人家，处以笞40之刑，如果主人将其按强盗当场打死无罪，属于正当防卫，此即格杀勿论。但如明知无侵犯意图而杀伤者，按减斗杀伤二等治罪，已经将其捆绑控制后又打死或打伤，按斗殴打死、打伤治罪。
保护马牛等牲畜方面。如“诸故杀官私马、牛，徒三年，驼、骡、驴，减三等，因仇嫌规避而谋杀，各以盗杀论。若伤残致不堪用者，依本杀法（马、牛仍许人告），三十日内可用者，减三等。”这是故意杀死的刑罚，如果是杀死并据为己有的盗杀，刑罚更重：“诸盗杀官私马、牛，流三千里，三头匹者，虽会赦配邻州（累及者，不以赦前后准此），驼、骡、驴，徒二年，知盗情而买、杀者，各依杀己畜法。”杀他人的狗也是犯罪：“诸故杀犬者，杖七十”，“诸盗杀犬者，杖八十。”[23]


保护农作物方面。如偷食瓜果蔬菜罪：“称瓜果之类，即杂蔬菜等皆是。若于官私田园之内，而辄私食者，坐赃论。其有弃毁之者，计所弃毁，亦同辄食之罪，故云亦如之。持将去者，计赃准盗论，并征所费之赃，各还官主。……强持去者，谓以威若力强持将去者，以盗论，计赃同真盗之法，其赃倍征，赃满五匹者免官。”[24]另如毁坏器物、庄稼罪：“弃毁官私器物，谓是杂器财物，辄有弃掷毁坏。及毁伐树木、稼穑者，种之曰稼、敛之曰穑，麦禾之类，各计赃准盗论。即亡失及误毁，谓亡失及误毁官私器物、树木、稼穑者，各减故犯三等，谓其赃并备偿。若误毁失私物，依下条例，偿而不坐。”[25]毁坏财物按盗窃财物论处，如果是过失毁坏，有官私差别：毁坏官方财产者，减三等治罪，并赔偿；毁坏私有财产者，只赔偿不治罪。此外还专有保护桑柘的法令：“诸因仇嫌毁伐人桑柘者，杖一百，积满五尺，徒一年，一功徒一年半（于本身去地一尺，围量积满四十二尺为一功），每功加一等，流罪配邻州。虽毁伐而不至枯死者，减三等。” [26]罪责是决杖100至流放。


保护商品、货物方面。如在运输船中发生责任事故致使货物损失，船家负有刑事责任：“诸船人行船、茹船、写漏、安标宿止不如法者，若船栰应回避而不回避者，笞五十。以故损失官私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三等。其于湍碛尤难之处，致有损害者，又减二等。监当主司各加一等。卒遇风浪者勿论。”[27]为人保管货物而私自使用也入刑法：“受人寄付财物而辄私费用者，坐赃论，减一等，一尺笞十，一匹加一等，十匹杖一百，罪止徒二年半。诈言死失者，谓六畜财物之类，私费用而诈言死及失者，以诈欺取财物论，减一等，谓一尺笞五十，一匹加一等，五匹杖一百，五匹加一等。”[28]都是为了防止私有财产受到代管者的损害。


保护债权方面。如欠债不还罪：“欠负公私财物，乃违约乖期不偿者，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谓负三十匹物，违二十日笞四十，百日不偿，合杖八十。百匹又加三等，谓负百匹之物，违契满二十日，杖七十，百日不偿，合徒一年。各令备偿。若更延日，及经恩不偿者，皆依判断及恩后之日，科罪如初。”另一方面也维护欠债人的合法权益：“公私债负，违契不偿，应牵掣者，皆告官司听断。若不告官司，而强牵掣财物若奴婢、畜产，过本契者，坐赃论。”[29]有债务纠纷应由官方判决并执行，私自强行拿走财物、奴婢、畜产价值超过债务数额，超出部分按赃物治罪。


保护家庭财产方面。如禁止不经家长同意私自乱用财物：“若卑幼不由尊长，私辄用当家财物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分家必需公正、均平：“诸应分田宅者，及财物，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违此令文者，是谓不均平。谓兄弟二人均分百匹之绢，一取六十匹，计所侵十匹，合杖八十之类，是名坐赃论，减三等。”[30]法律规定的可谓明确具体。

六、政权对私有财产权的剥夺
公法对私有财产权的确认与保护主要是通过规范和控制公权力。私有财产权在本质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拥有财产；二是抵制非法剥夺，核心价值在于防范专制权力的侵犯。[31]具体到宋代，政权对私有财产权的剥夺分两个方面，一是依法剥夺，二是非法剥夺。


1. 依法剥夺
宋代官府依法对私有财产权的剥夺，主要是《籍没法》的运用。籍没是将犯罪人的全部财产乃至家属一律充公的刑罚，适用对象主要是性质严重的犯罪：“国家立法，唯胥吏犯枉法、自盗赃罪至流以上者乃许籍没。” [32]例如淳熙年间，知湖州长兴县茹骧“坐赃免真决，编管台州，仍籍没家财。”[33]后来有所扩大，如：“诸以铜钱出中国界者……三贯配远恶州，从者配广南；五贯绞，从者配远恶州。知情引领、停藏、负载人减犯人罪一等，仍各依从者配法。以上并奏裁，各不以赦降原减。……其犯人并知情引领、停藏、负载人名下家产，并籍没入官。”[34]所有与携带铜钱出国有关者一律籍没家产，可谓从重惩治。


像宋代所有法令一样，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因人、因时而异。籍没的实行比较随意，有从宽返还者，有纠正返还者，更有从严滥用者。


从宽返还者，如宋真宗时代州民李绪“有罪，亡入敌境，州捕其家属赴阙。”宋真宗说：“闻绪本边民，颇有赀蓄。傥行籍没之法，则绪无由归，况其罪亦未合縁坐。”立即将其遣还本州。[35]这里的籍没包括将其家属一起没官，皇帝认为籍没会断绝其悔过返乡的后路，况且其罪不应当连带家属，因而不实行籍没。


纠正返还者，如宋仁宗初权相曹利用被贬并籍没家产，后来皇帝“察知利用非罪，尝还其己没财产”。但一直到宋神宗时还没有归还完毕，“尚有在京屋租、河阴、荥泽等县田，为西太一宫、洪福、奉先、慈孝等寺常住，及入左藏库金银杂物”，其孙内殿崇班宗奭请求“尽给还”。宋神宗诏“以开封府界户绝田二十顷赐曹利用家，自今毋得更有陈乞。”[36]最后这20顷地属于赔偿。嘉祐年间，荣州官盐井“岁久澹竭，有司责课如初”，承包盐井的民户无法缴纳课额，被官府强制执行，“民破产籍没者三百余家。”三司官员陈希亮为他们仗义执言，朝廷“还其所籍”。[37]嘉定二年（1209）诏：“民以减会子之直籍没家财者，有司立还之。”[38]此为大规模的全国性纠正。


籍没之刑一般来说并非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在当时是合法的，在现代也是合法的，即使当代西方一些国家仍有此刑。问题在于滥用，就属于非法了。


宋代地方官的财政压力很大，由于籍没可以使地方政府迅速获得大批财物，财政危机得以缓解，所以动辄实行籍没法。这种行径至南宋尤甚，宋孝宗时中书舎人崔敦诗指责道：“籍没家财，固有成法。近来州县利其所入，遂有桀黠之人，妄乱指陈，以投其意,。或称为强盗窝藏，或称非嫡嗣户绝，或侵折场务之本，或负欠豪强之财，不问何如，便皆拘籍。朝为富室，暮为穷民。且人之得罪，岂能无寃，资财既为官司之破除，田产亦为势力之贱售，后虽辨雪，难复再还，纵使多词，终成无益，子孙穷困，骨肉散亡，干阴阳之和，害忠厚之政。” [39]其后，真德秀也痛陈：“至若籍没之行，尤多滥及,盖有胥吏利其多赀而因以倾夺者矣,有闾巷平时睚眦而因以中伤者矣。夫估籍之祸，甚于刑诛。刑诛虽酷，痛止其身；赀财一空，尽室沟壑。今乃不量其重轻而骤施之，亦岂朝廷立法之本意耶。”[40]滥用籍没，对地方官而言是生财之道，对地方而言是一大公害，影响恶劣。


上述官吏或逼迫无奈，或狭私报复，或嫉妒仇富，滥用籍没虽气势汹汹，主观上并不理直气壮。另有出于“正义”“高尚”者，颇为自得。此即“抑夺兼并之家以宽细民”之举。[41]如南宋后期，屡任地方官的吴渊“所至，好籍没豪横，惠济贫弱。”[42]籍没富豪财产的目的是为了以此救济贫民。为了这部分人的利益而强行剥夺另一部分人，即使其动机是善意的，也将导致恶行，使人不敢富裕的恶劣影响更严重。所谓：“以财掇祸，宁若速贫，此何等气象耶!”[43]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遭到摧残。


为了维护私有财产和法律的尊严，朝廷采取许多措施禁止、严惩官员滥用籍没法。绍兴二十六年（1155）四月，秘书少监杨椿报告：“近年两降赦文，籍没田产之人，并令所属具情犯条法申提刑司，审覆得报方许拘籍。而所至犹有不遵赦令者，盖縁未曾立法断罪故也。望诏有司申严行下，如是违法籍没罪人财产，及不先申提刑司审覆得报，便行拘籍者，科以某罪，监司不觉察者，降一等。”要求在原有制度以外再立法惩处。[44]五月，朝廷颁布了具体刑罚：“财产不应籍没而籍没者，徒二年，即应籍没而不申提刑司审覆，及虽申而不待报者，杖一百；监司不觉察者，减一等。著为令。”[45]滥用籍没的官员徒2年，不按制度报提刑司复审以及不待批复便实行籍没的官员决杖100，转运司等监司负连带责任，罪减一等。成为定制的法令不可谓不严，暂时遏制了滥用籍没之风，一些违法官员也被处分。如宋孝宗时，前任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知绍兴府钱端礼“籍人财产至六十万缗，有诣阙陈诉者，上闻之，与旧祠。侍御史范仲芑劾端礼贪暴不悛，降职一等。”[46]钱端礼前此曾任提举洞霄宫的闲差，因滥用籍没，被罢去知府职务，贬为提举洞霄宫并降职一等。但至南宋中后期，滥用籍没之风卷土重来，而且愈演愈烈，朝廷不得不屡屡颁布禁令：
嘉泰四年（1204）：“禁州县挟私籍没民产。”[47]
绍定二年（1229）诏：“户绝之家，许从条立嗣，不得妄行籍没。”[48]
绍定五年（1232）诏：“诸路监司、郡守，今后齐民犯罪，不许妄行籍没。法当籍者，先具情节，取旨施行。违者越诉。”[49]
先是禁止地方官挟私籍没，其实并不具操作性；继之允许户绝之家依法立嗣，不得随便籍没，但范围有限；又规定慎用籍没，事先须上报皇帝批准，否则民户允许越级上诉，等于将籍没判决权收归皇帝。此后史籍罕见有关记载，或许得以遏制。但以南宋后期的混乱与腐败政局而言，也不可乐观。

2.非法剥夺
私有财产权的最大危害来自公权力。与依法剥夺以及滥用籍没比较起来，宋政府以及各级官吏对民间私有财产的非法剥夺更普遍、更严重，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和个别时期内属于常态，甚至可以说是制度化，这是专制体制的本性决定的。笼统地说，就是官府通过加重赋税剥削等手段巧取豪夺。


例如，宋太宗时，“关辅之民，数年以来，并有科役，畜产荡尽，室庐顿空。”[50]宣和年间，尚书左丞宇文粹中揭露道：“赋敛岁入有限，支梧繁伙，一切取足于民。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蚕织皆废；山东频遭大水，而耕种失时；他路取办目前，不务存恤。谷麦未登，已先俵籴；岁赋已纳，复理欠负。”[51]残酷的剥削导致富户大多破产，民不聊生。绍兴年间，监明州比较务杨炜悲愤地控诉说：历代“衰世掊克之法，略以尽行，剥肤椎髄，无所不至，膏血无余，不知何出乎！”[52]对人民的剥削不择手段。宋孝宗时，中书舎人崔敦诗在《论州郡掊克疏》中指出：“当今州县之吏，颇成掊克之风”，除了籍没外，还有“科罚之禁”：“近来州县乃出巧谋，其有富室豪家懦子弱弟，既捃拾以负犯，遂恐吓以刑名，徐令有司开道所欲，或仓库城隍之未备，或舎馆学校之未全，逼使缮修，悉令出备，类多竭产，仅得赔偿，实出胁持，俾称情愿。破上户为下户，坏富民为贫民”；又有“受纳之弊”:“今日已极。徒缘费用之广，须资赋入之赢，纵有宽容，宁无艺极。今乃年年增长，第第加添，不恤过多，悉期取足。……是以公私规图，上下克剥，合入米一石，今有至二石而可输；合用钱一文，或有至两文而未已。”[53]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敲骨吸髓式的剥削，有官吏个人行为，也有地方政府行为，更有朝廷行为。朝廷行为表现在制度方面。例如南宋朝廷新增的版帐钱即是：“版帐钱者，自渡江军兴后诸邑皆有，惟浙中尤甚，率皆无名，凿空取办。”[54]朝廷只管收税，如何增收听任地方，只要结果，不问手段。如此，“州县之吏固知其非法，然以版帐钱额太重，虽欲不横取於民，不可得已”；绍兴二年（1132）为了供给韩世忠的部队，新增月桩钱，“当时漕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科，既有偏重之弊，于是郡县横敛，铢积丝累，江东、西之害尤甚。”[55]明知非法，也无可奈何。朱熹也说：“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州县多取于民，监司知之当禁止，却要分一分！此是何义理！”[56]朱熹认为当时最恶劣的事就是上级官府明知非法剥削民户不对，不但不制止反而要分一杯羹，等于鼓励州县实行苛捐杂税了。


罄竹难书的事实表明，宋政权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多有发生，破坏了私人财产的稳定性，在有的时间和地点相当严重，近乎公开的抢夺，将私有财产当做可以任意攫取的官方外财。“今或指民业为官物……今乃视民财如外府，而百计渔取矣”。[57]此时，私有财产权在政权的暴虐下显得毫无意义，私有财产权的核心价值丧失殆尽。


同时还有两点应指出：一是这种行径尽管是政府行为，但朝野上下都知道是非法的，受到舆论的指责，一些典型事件在皇帝的干预下得到纠正，也即法理上是禁止非法剥夺私有财产的；二是宋政权非法施暴的非常时期毕竟少于正常时期，也即两宋时期，多数情况下民间私有财产权有基本保障，否则宋代社会经济就不可能发展和繁荣发达。这两个基本判断，保证我们的研究不至于走向偏激。

结语
像开篇的疑虑一样，本文的结语也颇踌躇。宋政府一方面竭力维护私有财产权，一方面又粗暴地掠夺私有财产，如此矛盾，其实正是专制统治者的两面性。前者的呵护培植是为了发展巩固，后者的杀鸡取卵是为了应急救命。他们深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而财惟民本，财固民安，私有财产又是社会存在、稳定和发展的基石，是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朝廷之根本在州县，州县之根本在田里……田里贫则国家贫，田里富则国家富，田里之财即国家之财也。在州县得数十润屋之民，乡井有所丐贷，官府有所倚办。……使田里之间等是穷户，则自救不赡，焉能佐公上之急哉!” [58]但在体制决定下，专制的蛮横，统治者的贪婪，势必加重剥削。何况宋代外患频繁，养兵立国，军费巨大且具有爆发性、紧迫性，许多政府行为的横征暴敛都与应付军费有关。正如朱熹所说：“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59]因此说宋政权对私有财产的非法施暴具有时代特点和历史原因。维持国家暴力机器，不得不采用暴力手段。


宋代私有财产权比较完全地体现在民间，体现在个体之间。 民间私有财产权是政权赋予的，古代民间私有财产权的确认来自政权，这一确认是统治的基础，极大稳定并促进了社会发展。总的来说，宋代私有财产权仍处于萌芽状态，或者说是一棵随时可以被政权砍伐的大树，是社会文明发展阶段性的产物。民间私有财产权充分利用官方的制度政策，在强权施虐的时间和空间的间隙顽强发展，显示出斑斑亮点在阴霾中的宝贵。私有财产权不容他人侵犯，但官方可以侵犯，这是所有问题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国式私有财产权的特点。与其说是私有财产权，不如说是财产使用权更接近真相。私有财产权最大敌人是无限膨胀的公权力，在蛮横的专制体制下，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权。宋代的私有财产权如同一件瓷器，就其形状而言可谓精致优雅，就其质地而言有针扎不进水泼不入的坚固；但就其性质而言却十分脆弱，一遇政权的铁锤便粉身碎骨，严重者因此导致统治基础解体。法令与制度的冲突，政策与实施的冲突，本意与本性的冲突，平常与非常的冲突，大多都属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社会基础不稳的根本原因。专制集权的强暴是阻碍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


究其根本原因，恐怕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在作祟、发酵。这是大一统政治结构中固有的病根，公是有歧义的公，私是有歧义的私。皇帝的私有财产权与民间的私有财产权是对立的统一，相对一致时则民间私有财产权巩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实际上也维护了皇帝的私有财产权；一旦社会物质财富出现短缺，皇帝的私有财产权便与民间私有权对立，必然以公的名义维护前者，剥夺后者，民间私有财产权的全面崩溃，最终导致皇帝私有财产权消亡。
全文刊于《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引用时请注明出处！！图片来源于网络，若涉版权事宜，请及时告知。

[1]《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15，第8228页。
[2]《宋会要辑稿·食货》7之10，第6119页。
[3]《宋会要辑稿·食货》4之4至5，第6033页。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4，元祐七年六月末，第11315～11316页。
[5]《宋会要辑稿·礼》29之32，第1337页。
[6]《宋会要辑稿·礼》37之35，第1576页。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2，大中祥符七年二月壬午，第1866页。
[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0，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己未，第2975页。
[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0，绍兴二十九年十月戊寅，第3059页。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景德三年六月丙子，第1405页。
[11]郑居中《政和五礼新仪·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7册第28-29页。
[12]《宋会要辑稿·礼》22之4，第1113页。
[13]《宋史》卷7《真宗纪二》，第144页。
[14]《宋史》卷8《真宗纪三》，第155页。
[1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辛卯，第3459页。
[16]《宋会要辑稿·礼》9之11，第665页。
[17]窦仪《宋刑统》卷13《占盗侵夺公私田》，第203页。
[18]窦仪《宋刑统》卷27《失火》，第436-437页。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80《烧舍宅财物》：“诸故烧有人居止之室者，绞；无人居止舍宅若积聚财物（蚕簇同积聚），依《烧私家舍宅财物律》，死罪从及为首而罪不至死，各配千里，从者配邻州”。（第915页）
[19]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80《烧舍宅财物》，第916页。
[20]窦仪《宋刑统》卷19《强盗窃盗（监主自盗）》，第300页。
[21]《宋史》卷4《太宗纪一》，第57页。
[22]窦仪《宋刑统》卷18《夜入人家》，第290页。
[23]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79《杀畜产》，第889-890页。
[24]窦仪《宋刑统》卷27《食官私瓜果》， 第441页。
[25]窦仪《宋刑统》卷27《弃毁官私器物树木》，第442页。同卷《弃毁亡失备偿》（第444页）载：“诸弃毁、亡失及误毁官私器物者，各备偿。”
[26]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80《采伐山林》，第911-912页。
[27]窦仪《宋刑统》卷27《官船私载物行船茹船不如法》，第433页。
[28]窦仪《宋刑统》卷26《受寄财物辄费用》，第411页。
[29]窦仪《宋刑统》卷26《公私债负》，第412页。
[30]窦仪《宋刑统》卷12《卑幼私用财（分异财产、别宅异居男女）》，第197页。
[31]魏盛礼、赖丽华：《私有财产权法学论》，《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6年6期。
[32]真德秀《西山文集》巻12《按奏宁国府司户钱象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189页。
[33]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67《刑考六》，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018页。
[34]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29《铜钱金银出界》，第410页。
[3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咸平五年二月己卯，第1116页。
[3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9，元丰元年五月丁亥，第7076～7077页。
[37]《宋史》卷298《陈希亮传》，第9920页。
[38]《宋史》卷39《宁宗纪三》，第752页。
[39]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108， 崔敦诗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0页。
[40]真德秀《西山文集》巻3《轮对札子》，第1174册第41页。
[41]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第655页。
[42]元·张铉《至大金陵新志》卷13下之上《吴柔胜传》，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862页。
[43]《宋会要辑稿·职官》79之29，第5240页。
[4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巻172，绍兴二十六年四月戊子，第2833页。
[4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巻172，绍兴二十六年五月丁巳，第2841页。
[46]《宋史》卷385《钱端礼传》，第11831页。
[47]《宋史》卷38《宁宗纪二》，第737页。
[48]《宋史全文》卷31，绍定二年五月甲辰，第2162页。
[49]《宋史全文》卷32，绍定五年五月戊戌，第2178-2179页。
[5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至道三年正月辛卯，第860页。
[51]《宋史》卷179《食货志下一》，第4362页。
[5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巻125，绍兴九年正月乙未，第2040页。
[53]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108，崔敦诗奏，第1405页。
[54]俞文豹《吹剑录外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5册第492页。
[55]《宋史》卷179《食货志下一》，第4369页。
[5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11《论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16页。
[57]孙梦观 《雪窗集》卷2《孔子对季康子问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1册第92页。
[58]《宋会要辑稿·职官》79之28至29，第5239页。
[59]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10《论兵》，第2708页。



【编辑】仝相卿
【来源】《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