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社会的仇女／厌女症（Misogyny）与仇男／厌男症（Misandry）
《谈谈男权社会的仇女／厌女症（Misogyny）与仇男／厌男症（Misandry）》
——原贴于2016年女权主义贴吧发表，本贴为重新补发
——原贴于2016年女权主义贴吧发表，本贴为重新补发
仇女／厌女症（Misogyny）
Misogyny，仇女／厌女症，指的是对女性的仇恨或者强烈偏见。厌女症的存在是为了合理化和维持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地位，也就是说，女人“活该”在社会的资源非配体系中，永远占据弱势地位———因为她们“素质低”或者道德上“自甘堕落”。
“厌女症”（misogyny），按琼·史密斯（Joan Smith）的说法，广泛存在于各类意识形态和文学艺术之中，表现为对女性及一切与女性相关的事物和意义的厌恶，以至于“把妇女尤其是妇女的性当作死亡与痛苦，而不是生命与快乐的象征”。
Misogyny，仇女／厌女症，指的是对女性的仇恨或者强烈偏见。厌女症的存在是为了合理化和维持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地位，也就是说，女人“活该”在社会的资源非配体系中，永远占据弱势地位———因为她们“素质低”或者道德上“自甘堕落”。
“厌女症”（misogyny），按琼·史密斯（Joan Smith）的说法，广泛存在于各类意识形态和文学艺术之中，表现为对女性及一切与女性相关的事物和意义的厌恶，以至于“把妇女尤其是妇女的性当作死亡与痛苦，而不是生命与快乐的象征”。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厌女症：
也许这是一般中国人并不熟悉的说法。但是厌女症所包含的内容却是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了。比如“国骂”的“你口口妈口口逼”，则把无数中国人的母亲都直截了当地作为辱骂的对象。还有这几年网络流行的“撕口逼”“死口妈”等针对女性身份的语言暴隔力。显然，在对中华文明的现代传承与光大发扬中，对掺杂于其中的那些厌女症的顽劣成分，毫无疑问是必须彻底批判和清除的。
首先，厌女症集中体现为一种权力话语，即以语言和谈论的方式对女性的人格进行大肆贬低，表现的是父权制对女性的极度蔑视。在许多典籍中，女性被描绘成愚蠢、只求官能满足，情感幼稚、喜怒无常，不能节制、喜好性事，精于欺骗、狡诈，易堕落等等。这些似乎都是女性与生俱来的缺陷，也成为女性天生比男性低级的根据。当然，做这样描绘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等级秩序，巩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
在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中，厌女症的例证绝非鲜见。如在中国封建社会，婴儿一旦降生，便立即有了性别等级的区分，若生的是个男孩，便是“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珍贵的美玉）”，而女孩是“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瓦制的线捻）”。东汉才女班昭对此的解释是，女人一生下地，即给她如此这般的教训，是为了“使她将来永不致有出位之思”，即明白自己是个“主下之人”。显然，“璋”、“瓦”之分亦即男贵女贱之分。延至今日，偶尔还可见有人因生子而在家户门上贴出“弄璋之喜”，相反却不会有贴出“弄瓦之喜”的。这充分表明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厌恶女性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女子卑贱，既不能承宗启后，又要勤加管教约束，一有错误就是父母祖宗的羞辱，谁又愿意生女孩呢？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绝大多数女性一出生就遭人厌恶，民间流传的说法是：“生男如虎，生女如鼠”。
这种对女性的厌恶，还表现为在父权制文化统治下，对女性的物化的推进，并逐渐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女性是“货”、是“物”，不仅仅体现在她们可以为男性传宗接代，是生儿育女的机器，还体现在把女色置于与淫声、狗马、畋猎同一序列的奢侈性消费品之中，并且在历代为有权势、贪图声色犬马享乐的男性津津乐道。而就在女性沦为男性玩物的同时，父权制文化又构建了女色具有媚惑作用的看法，即认为女人是诱惑男人的狐媚子，导致了男人的贪色和淫乱，所以是具有很高危险性的一种“物品”。
这些厌女症的表现，还扩大到了政治、特别是涉及到国家政权的稳固方面，于是演变成了把女色妖魔化、邪恶化的女人祸水论，即把社会危机的发生、政权的覆没都统统归之为因女色而遭到了扰乱破坏。女人于是便成为一切坏事的原因，更是以色祸国的罪恶源头。对此，还有一种“倾城倾国，亡国亡天下”的说法，即女人越是美丽动人，危险性也就越大。
据《古烈女传》记载，武王灭商之后，为警戒世人，竟把纣王妃妲己的头割下挂在城墙头，并插上了小旗，上书“祸商者，此女也”。《尚书》就曾对帝王发出劝勉，要求“惟王不迩声色”，以避免女色迷惑了君主。而若是君主耽于其中，就可能使这些坏女人得到了干政的机会，继而将造成社会混乱和国家覆灭。
《诗经》对此的描述则是：“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儒学创始人孔子，更是把女与德对立起来，提出君子必须“戒之在色”，“好德不好色”。
《礼记》也有“好田（狩猎）好女者亡国”的告诫，警示诸侯们切不可因靠近女色而丢掉了江山。
林林总总，不难看出，一方面是父权制对女性变本加厉的贬低和压迫；另一方面，则是大言不惭地把江山社稷之乱统统归咎于女性干政或女色扰乱，而目的就在竭力掩饰父权制及其文化本身的淫乱、荒谬与堕落。道貌岸然而内在庸俗、猥琐、自私，正是深深嵌在父权制文化之中必须彻底批判、彻底清除的糟粕。
随着封建社会的演进与衰败，厌女症的程度愈演愈烈，甚至对女性由厌发展到惧和恨，以至宋代程朱理学提出的灭欲说，竟然吸收了来自佛学的拒斥女色诱惑的妙方。这就是，正人君子们若要抵制女色，且把面如桃花的美女们看成是如臭皮囊、枯髑髅一般极为可怕的样子，就可使自己免于诱惑，以加强修养达到无欲无念的至高境界。
在这类观念的影响下，社会更加剧了对于妇女的鄙视和压制。而妇女的处境也愈加悲惨，她们本身更自轻自贱，自认天生有罪，自甘处于受压迫的地位。但是，即便如此，皇上后宫三千，有权势者妻妾成群，文人雅士狎妓成风，又何曾消停过呢？然而，历史自是历史。不论父权制及其厌女症曾经如何寻找借口、如何推卸责任、如何把妇女打入十八层地狱，该消亡的仍要消亡，该生长的仍要生长。自秋瑾发出“难道我辈生来不是人？”的呐喊，反对父权制、争取女性尊严的浪潮已不可遏制。厌女症固然顽劣，至今也未完全消亡，但在滚滚历史车轮下，它必定要被碾得粉碎。
也许这是一般中国人并不熟悉的说法。但是厌女症所包含的内容却是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了。比如“国骂”的“你口口妈口口逼”，则把无数中国人的母亲都直截了当地作为辱骂的对象。还有这几年网络流行的“撕口逼”“死口妈”等针对女性身份的语言暴隔力。显然，在对中华文明的现代传承与光大发扬中，对掺杂于其中的那些厌女症的顽劣成分，毫无疑问是必须彻底批判和清除的。
首先，厌女症集中体现为一种权力话语，即以语言和谈论的方式对女性的人格进行大肆贬低，表现的是父权制对女性的极度蔑视。在许多典籍中，女性被描绘成愚蠢、只求官能满足，情感幼稚、喜怒无常，不能节制、喜好性事，精于欺骗、狡诈，易堕落等等。这些似乎都是女性与生俱来的缺陷，也成为女性天生比男性低级的根据。当然，做这样描绘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等级秩序，巩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
在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中，厌女症的例证绝非鲜见。如在中国封建社会，婴儿一旦降生，便立即有了性别等级的区分，若生的是个男孩，便是“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珍贵的美玉）”，而女孩是“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瓦制的线捻）”。东汉才女班昭对此的解释是，女人一生下地，即给她如此这般的教训，是为了“使她将来永不致有出位之思”，即明白自己是个“主下之人”。显然，“璋”、“瓦”之分亦即男贵女贱之分。延至今日，偶尔还可见有人因生子而在家户门上贴出“弄璋之喜”，相反却不会有贴出“弄瓦之喜”的。这充分表明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厌恶女性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女子卑贱，既不能承宗启后，又要勤加管教约束，一有错误就是父母祖宗的羞辱，谁又愿意生女孩呢？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绝大多数女性一出生就遭人厌恶，民间流传的说法是：“生男如虎，生女如鼠”。
这种对女性的厌恶，还表现为在父权制文化统治下，对女性的物化的推进，并逐渐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女性是“货”、是“物”，不仅仅体现在她们可以为男性传宗接代，是生儿育女的机器，还体现在把女色置于与淫声、狗马、畋猎同一序列的奢侈性消费品之中，并且在历代为有权势、贪图声色犬马享乐的男性津津乐道。而就在女性沦为男性玩物的同时，父权制文化又构建了女色具有媚惑作用的看法，即认为女人是诱惑男人的狐媚子，导致了男人的贪色和淫乱，所以是具有很高危险性的一种“物品”。
这些厌女症的表现，还扩大到了政治、特别是涉及到国家政权的稳固方面，于是演变成了把女色妖魔化、邪恶化的女人祸水论，即把社会危机的发生、政权的覆没都统统归之为因女色而遭到了扰乱破坏。女人于是便成为一切坏事的原因，更是以色祸国的罪恶源头。对此，还有一种“倾城倾国，亡国亡天下”的说法，即女人越是美丽动人，危险性也就越大。
据《古烈女传》记载，武王灭商之后，为警戒世人，竟把纣王妃妲己的头割下挂在城墙头，并插上了小旗，上书“祸商者，此女也”。《尚书》就曾对帝王发出劝勉，要求“惟王不迩声色”，以避免女色迷惑了君主。而若是君主耽于其中，就可能使这些坏女人得到了干政的机会，继而将造成社会混乱和国家覆灭。
《诗经》对此的描述则是：“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儒学创始人孔子，更是把女与德对立起来，提出君子必须“戒之在色”，“好德不好色”。
《礼记》也有“好田（狩猎）好女者亡国”的告诫，警示诸侯们切不可因靠近女色而丢掉了江山。
林林总总，不难看出，一方面是父权制对女性变本加厉的贬低和压迫；另一方面，则是大言不惭地把江山社稷之乱统统归咎于女性干政或女色扰乱，而目的就在竭力掩饰父权制及其文化本身的淫乱、荒谬与堕落。道貌岸然而内在庸俗、猥琐、自私，正是深深嵌在父权制文化之中必须彻底批判、彻底清除的糟粕。
随着封建社会的演进与衰败，厌女症的程度愈演愈烈，甚至对女性由厌发展到惧和恨，以至宋代程朱理学提出的灭欲说，竟然吸收了来自佛学的拒斥女色诱惑的妙方。这就是，正人君子们若要抵制女色，且把面如桃花的美女们看成是如臭皮囊、枯髑髅一般极为可怕的样子，就可使自己免于诱惑，以加强修养达到无欲无念的至高境界。
在这类观念的影响下，社会更加剧了对于妇女的鄙视和压制。而妇女的处境也愈加悲惨，她们本身更自轻自贱，自认天生有罪，自甘处于受压迫的地位。但是，即便如此，皇上后宫三千，有权势者妻妾成群，文人雅士狎妓成风，又何曾消停过呢？然而，历史自是历史。不论父权制及其厌女症曾经如何寻找借口、如何推卸责任、如何把妇女打入十八层地狱，该消亡的仍要消亡，该生长的仍要生长。自秋瑾发出“难道我辈生来不是人？”的呐喊，反对父权制、争取女性尊严的浪潮已不可遏制。厌女症固然顽劣，至今也未完全消亡，但在滚滚历史车轮下，它必定要被碾得粉碎。
新闻媒体中的厌女症
第一，关于女性的新闻不值得报道或者以尊重、严肃和专业的态度报道，这些新闻应该是娱乐性的。这个原则决定了，大学女毕业生一年比一年难找工作不是新闻，但富二代校园征婚就是新闻。
第二，很多社会问题源自女性的“堕落”。只有极为少数的女大学生从事口口性口口交口口易或结交已婚、富有男士，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群体做这些事的比例高于其他群体，但常常被媒体极致放大；而有着丰富社会资源的已婚男性何以能够肆意而为，而只需付出极低的成本，却没有人关心。说得不好听，女大学生群体简直是厌女症媒体的集体“意淫”对象，但这种“意淫”从不包含其学业能力。在网络搜索“女大学生”，相关的网页大多是关于“裸”、“包口口养”、“卖口口淫”等等。
第三，“美女”准入制度。新闻中出现的女性，有一大类别，那就是美女。尽管媒体的审美标准也不算苛刻，但不管报道对象是企业高管、人口口大口口代口口表，还是学者或运动员，不管她们的职业身份、能力表现跟美不美有没有关系，新闻照例要突出“美女”二字，顺带描述衣着长相，不知道是为了说服编辑，还是要吸引读者。这种“美女准入制度”暗含的原则，就是———女性唯有年轻貌美，才有在公共领域展示的价值。
第四，女性只能是新闻中的客体。从上一条美女原则出发，大量女性被排斥在新闻报道的范围之外。农村女性、底层女性、老年女性在新闻中极少出现，尽管她们的权益状况最值得担忧，最应该被社会“看门狗”———记者们关心，但她们出现在新闻中时，经常是作为悲伤、无力、被动的受害者形象出现，甚至很少有她们的声音出现。
第五，妇德陪审团。而对那些相当主动，也不底层的女性，譬如一些女性的中产阶级或“成功职业女性”，媒体的报道则往往“溢出”公共领域，去追问她们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异性关系，是不是好妻子好母亲等等。这些关于成功女性的报道似乎要告诉我们：女人若不是贤妻良母，再表现杰出也白搭。与此相对照的是男性———没有人要求男性成功的同时扮演成功的家庭角色。这看起来很“合情合理”；但媒体是否应该反思，是否真的做到了毫无偏见。而在与性有关的侵害事件中，首先被拿出来质疑的是受害者的道德。见过最令人发指的例子，是一起奸杀案件中，记者详尽地描述两位女受害人生前如何爱打扮、交游广阔、回家很晚。
第一，关于女性的新闻不值得报道或者以尊重、严肃和专业的态度报道，这些新闻应该是娱乐性的。这个原则决定了，大学女毕业生一年比一年难找工作不是新闻，但富二代校园征婚就是新闻。
第二，很多社会问题源自女性的“堕落”。只有极为少数的女大学生从事口口性口口交口口易或结交已婚、富有男士，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群体做这些事的比例高于其他群体，但常常被媒体极致放大；而有着丰富社会资源的已婚男性何以能够肆意而为，而只需付出极低的成本，却没有人关心。说得不好听，女大学生群体简直是厌女症媒体的集体“意淫”对象，但这种“意淫”从不包含其学业能力。在网络搜索“女大学生”，相关的网页大多是关于“裸”、“包口口养”、“卖口口淫”等等。
第三，“美女”准入制度。新闻中出现的女性，有一大类别，那就是美女。尽管媒体的审美标准也不算苛刻，但不管报道对象是企业高管、人口口大口口代口口表，还是学者或运动员，不管她们的职业身份、能力表现跟美不美有没有关系，新闻照例要突出“美女”二字，顺带描述衣着长相，不知道是为了说服编辑，还是要吸引读者。这种“美女准入制度”暗含的原则，就是———女性唯有年轻貌美，才有在公共领域展示的价值。
第四，女性只能是新闻中的客体。从上一条美女原则出发，大量女性被排斥在新闻报道的范围之外。农村女性、底层女性、老年女性在新闻中极少出现，尽管她们的权益状况最值得担忧，最应该被社会“看门狗”———记者们关心，但她们出现在新闻中时，经常是作为悲伤、无力、被动的受害者形象出现，甚至很少有她们的声音出现。
第五，妇德陪审团。而对那些相当主动，也不底层的女性，譬如一些女性的中产阶级或“成功职业女性”，媒体的报道则往往“溢出”公共领域，去追问她们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异性关系，是不是好妻子好母亲等等。这些关于成功女性的报道似乎要告诉我们：女人若不是贤妻良母，再表现杰出也白搭。与此相对照的是男性———没有人要求男性成功的同时扮演成功的家庭角色。这看起来很“合情合理”；但媒体是否应该反思，是否真的做到了毫无偏见。而在与性有关的侵害事件中，首先被拿出来质疑的是受害者的道德。见过最令人发指的例子，是一起奸杀案件中，记者详尽地描述两位女受害人生前如何爱打扮、交游广阔、回家很晚。
平权/人权运动中的厌女症：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末的民权运动，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唤起对于种族问题的重视，与此平行的女权运动，也通过大量的街头运动、政治论述与文化创作，来唤起社会对于工作场所和公共领域中女性所受歧视的重视。1969年“石墙事件”爆发，标志着之前还较为零散和地下的同性恋权益运动，也正式进入公众政治舞台，成为积极争取权益、呼吁社会意识的政治力量。
各个政治运动和理论之间既有交叉又有冲突，而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运动内部也充满了多元性、争议与矛盾；女同性恋及其研究、运动和理论，与这些纷繁复杂的理论和运动，从1970年代至今，一直在不断的结盟、借鉴、批判中，形成了复杂而充满活力的关系。女同性恋与女权主义这样自然的亲近关系，使得“比利提斯的女儿”（Daughters of Bilitis，美国早期重要的女同性恋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戴尔·马丁（Del Martin），在1970年撰文声明与同性恋运动分道扬镳，而拥抱与女权主义理论和运动的结盟。
马丁指责当时的同性恋平权运动由男性及男性的“兄弟情谊”（brotherhood）为主导，十五年来都在忽视和排斥女性的诉求，而她们在同性恋运动社群中找不到的“接受、平等、爱与友谊”，正可以在女权主义运动中找到。（Martin 1970） 马丁的声明代表了一群在同性恋运动中发现自己被忽视和噤声的失望的女同性恋者，她们在女权主义中找到了同盟，因为女权主义恰恰强调女性在整个社会环境中的被忽视和噤声的地位；在女权主义阵营里，不同性取向的女性可以共同反对对于女性的压迫，寻求女性的独立自主与政治声音。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末的民权运动，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唤起对于种族问题的重视，与此平行的女权运动，也通过大量的街头运动、政治论述与文化创作，来唤起社会对于工作场所和公共领域中女性所受歧视的重视。1969年“石墙事件”爆发，标志着之前还较为零散和地下的同性恋权益运动，也正式进入公众政治舞台，成为积极争取权益、呼吁社会意识的政治力量。
各个政治运动和理论之间既有交叉又有冲突，而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运动内部也充满了多元性、争议与矛盾；女同性恋及其研究、运动和理论，与这些纷繁复杂的理论和运动，从1970年代至今，一直在不断的结盟、借鉴、批判中，形成了复杂而充满活力的关系。女同性恋与女权主义这样自然的亲近关系，使得“比利提斯的女儿”（Daughters of Bilitis，美国早期重要的女同性恋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戴尔·马丁（Del Martin），在1970年撰文声明与同性恋运动分道扬镳，而拥抱与女权主义理论和运动的结盟。
马丁指责当时的同性恋平权运动由男性及男性的“兄弟情谊”（brotherhood）为主导，十五年来都在忽视和排斥女性的诉求，而她们在同性恋运动社群中找不到的“接受、平等、爱与友谊”，正可以在女权主义运动中找到。（Martin 1970） 马丁的声明代表了一群在同性恋运动中发现自己被忽视和噤声的失望的女同性恋者，她们在女权主义中找到了同盟，因为女权主义恰恰强调女性在整个社会环境中的被忽视和噤声的地位；在女权主义阵营里，不同性取向的女性可以共同反对对于女性的压迫，寻求女性的独立自主与政治声音。
仇男／厌男症（Misandry）
Misandry仇男/厌男症，指对男性／男孩的仇视或厌恶，它可以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如：性向歧视，物化男性，针对男性的暴力，对男性的贬低排斥等等。
社会排斥男性，他们从事最危险的职业，并且被视为可以牺牲的。男人有着低于女性的寿命，高于女性的自杀率。
Warren Farrell表示，自古以来最危险的职业，军人，都是由男性担任，而父系社会规则并没有牺牲女人来造福男人。从两性寿命差异以及两性自杀率差异来看，父系社会规则到底造福了谁已经再明显不过了。
西方激进派女权主义也被指责为男性仇视。但有一项研究很有意思，在一项对女权主义者和非女权主义者的研究中，人们发现，非女权主义者其实比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女性对男性更加不友好，火药味更浓。比如华媒：《调查称日本三成妻子盼夫去死 有何隐情》
Misandry仇男/厌男症，指对男性／男孩的仇视或厌恶，它可以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如：性向歧视，物化男性，针对男性的暴力，对男性的贬低排斥等等。
社会排斥男性，他们从事最危险的职业，并且被视为可以牺牲的。男人有着低于女性的寿命，高于女性的自杀率。
Warren Farrell表示，自古以来最危险的职业，军人，都是由男性担任，而父系社会规则并没有牺牲女人来造福男人。从两性寿命差异以及两性自杀率差异来看，父系社会规则到底造福了谁已经再明显不过了。
西方激进派女权主义也被指责为男性仇视。但有一项研究很有意思，在一项对女权主义者和非女权主义者的研究中，人们发现，非女权主义者其实比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女性对男性更加不友好，火药味更浓。比如华媒：《调查称日本三成妻子盼夫去死 有何隐情》
对Misandry这一词汇的评价
社会学家Allan G. Johnson表示，所谓的仇男／厌男症不过是消灭女权主义的借口而已。它是一种将注意力从女权主义转向男性的手段，并且用来巩固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
Johnson还说仇女症和仇男症没有可比性，因为主流文化并没有形成能和女性厌恶相提并论的男性厌恶。人们总是把男性作为单独的个体和男性作为一群拥有特权的，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混淆在一起。
Johnson表示，就目前社会上的女性压抑，女性贬斥和男性特权，以及男性不断强化两者来看，每个女人在某个时刻都会或多或少的厌恶甚至仇视男性。
人类学家David D. Gilmore表示，仇女／厌女症是全世界都存在的现象，而仇男症并不能和仇女症相提并论。Gilmore同时表示，女人并不讨厌／仇视男人本身，而是厌恶男人所扮演的传统角色，但女性仇视则不同，女人被仇视就是因为她是女人。
Marc A. Ouellette也比较了仇女症和仇男症，并表示仇男症并没有像仇女症那样系统化，结构化，以及从古至今不断延续。
社会学家Allan G. Johnson表示，所谓的仇男／厌男症不过是消灭女权主义的借口而已。它是一种将注意力从女权主义转向男性的手段，并且用来巩固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
Johnson还说仇女症和仇男症没有可比性，因为主流文化并没有形成能和女性厌恶相提并论的男性厌恶。人们总是把男性作为单独的个体和男性作为一群拥有特权的，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混淆在一起。
Johnson表示，就目前社会上的女性压抑，女性贬斥和男性特权，以及男性不断强化两者来看，每个女人在某个时刻都会或多或少的厌恶甚至仇视男性。
人类学家David D. Gilmore表示，仇女／厌女症是全世界都存在的现象，而仇男症并不能和仇女症相提并论。Gilmore同时表示，女人并不讨厌／仇视男人本身，而是厌恶男人所扮演的传统角色，但女性仇视则不同，女人被仇视就是因为她是女人。
Marc A. Ouellette也比较了仇女症和仇男症，并表示仇男症并没有像仇女症那样系统化，结构化，以及从古至今不断延续。
批评女权仇男的人可能患有厌女症而不自知
大部分的女权运动者都会把目标设定在男女平等及两性尊重，坚持“解放女性也是在解放男性”，让男女两性和跨性别者都能从大一统的父权、夫权思维中摆脱，获得一个更宽容的生活环境，英国女演员艾玛·沃森发起的“他为她”（He For She）活动就是很典型的个案。[1]
而在和男性朋友的相处中，也往往能得到“他视角”的启益。某位自诩为“妇女之友”的男性友人曾经说：“你们觉不觉得作为一个生长在大都市里、生活水平在小康之上的现代女权主义者，已经被这个社会宠坏了？”[1]
“声讨公共交通咸猪手是很正确的事，但是那个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标题是不是太过激了？我们好心提醒女孩不要穿得太招摇，要懂得保护自己，还被你们骂成猥琐男！还有，现在我是真的不敢夸人，指不定怎么样就犯了众怒：说你们女孩子娇滴滴的别干重体力活吧，你们不高兴，可是要真的把你们当男人使，你们也不高兴，还有呢，现在夸女人有母性都是错的，赞美妈妈最伟大就成了直男癌了，提倡生二胎就变成压迫女性了。”
他哀怨地做出了总结：“你们这些女人其实一点都不弱，我们这些男的现在才是弱势群体。”[1]
先按下想要评理的冲动，换位思考一下，男性出现这样的思想言论一点都不出奇。相反，让男性产生这种误解的根源十分的清晰。如果一个人对于男女平等的所有意见都只在于让女人能活下来、有口饭吃、有份活儿干（同时也对家庭付出她们的经济贡献）、养儿育女（承担大部分育儿责任），那他必然会惊诧于新时代都市女性的狂飙。[1]
“中国女权还不够发展吗？你们还想要什么呢？”这句来自很多同阶层以及低阶层男性的心声，潜台词其实是：“你们这些女人得到的还不够多吗？”固然可以严苛地指责他们是沙文者，是直男癌患者，是这个男权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其中很多人的偏见不过来源于无知，尤其是相对处于社会阶层底部的男性。因为生存环境和教育因素的问题，他们对城市中产女性的隔膜和敌意相当符合其逻辑心境——却无法明白，自己所受的压力并非来自于女性，而更多的来自于不平衡的地域政治经济制度。[1]
用大白话来形容：在这个男权社会中，男性精英站在金字塔尖，男女中产则居于中坚，其中又以男性地位更高，底层男性的各项权利比中产女性要低，但是又高于底层女性，底层女性是阶级性别双重压迫的直接领受人。即便是相对更有话事权的中产女性，她们身上明显也带着双重压迫的痕迹：一面要秉持着男女平等的大观念，同男人一起站上职场打拼，但在生理特征上被视为弱者；另一面，她们又被告知必须参与到家庭劳动中去，如果为了工作而忽视了家庭，那她很可能遭受到一种社会性的攻击——许多人都会告诉她，她不是一个“好妻子”、“好妈妈”，她的人生是不完整的。[1]
美国前国务院高官安玛丽斯劳特在《大西洋月刊》上的访问表示，认为“女人可以同时拥有家庭和事业”的观念并不现实。“为什么所有的杂志都在告诉女人，她们必须平衡家庭和事业，不然就会成为失败者。而她们的高管丈夫却理所当然地可以为事业放弃陪伴家庭的时间？”这当然是极不公平的。[1]
来自《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以及2015年联合国妇女峰会报告的调查男女出生性别比的差距虽然有所缩小，但却远未平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的千万男光棍问题便可见一斑。而在进一步消除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同时，女性在政治赋权上受到压迫的问题也同样严峻。[2]
报告指出，经济参与与机会项目（薪酬、参与度和高技能就业），中国女性的世界排名为76；教育成果考察（获取基本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此项排名为89；政治赋权考察（在政治机制中的参与度）此项排名为72，在数据提高的基础上，这些排名与前年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在最新的全球男女平等排名中，中国女性的世界排名为87，比起前年足足下降18位，呈现出急速恶化的现象。这是相当令人忧虑的现实，它意味着在全球社会共同推行男女平等的时代潮流中，中国社会却有逆流的趋势。[1]
结合近两年整个社会悄然兴起的“剩女论”、“伟大母亲论”和依旧层出不穷的各种歧视事件来看，中国女性受歧视的主要方向产生了一个微妙的转变：从公开转向私密，从刚性转向软性。[1]
无视女性身上遭受到的歧视和虽内容不同却广泛存在的社会压迫，以打太极拳的姿态指责其中的一方伸张权益的行为是“狮子大开口”这种推卸责任的说法，不过也只是厌女症的可见病灶罢了。在一个远还不平等的环境里，如果有人还认为女性已经逆袭，那恰恰体现出女性处在何等糟糕的环境。任何一个弱势群体迈向公平正义的每一个脚步，都能令强势群体产生对方要求过多的错觉，这在心理学中已被证实为是一种常见普遍的心态人格缺陷。[1]
参考资料：维基百科
1. 现在男性才是弱势群体？还是他们厌女而不自知？ ．澎湃新闻．2015-08-11[引用日期2015-11-23]
2. 全球男女平等排名：北欧占前五 中国排87 ．财新网．2014-10-29 [引用日期2015-11-23]
大部分的女权运动者都会把目标设定在男女平等及两性尊重，坚持“解放女性也是在解放男性”，让男女两性和跨性别者都能从大一统的父权、夫权思维中摆脱，获得一个更宽容的生活环境，英国女演员艾玛·沃森发起的“他为她”（He For She）活动就是很典型的个案。[1]
而在和男性朋友的相处中，也往往能得到“他视角”的启益。某位自诩为“妇女之友”的男性友人曾经说：“你们觉不觉得作为一个生长在大都市里、生活水平在小康之上的现代女权主义者，已经被这个社会宠坏了？”[1]
“声讨公共交通咸猪手是很正确的事，但是那个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标题是不是太过激了？我们好心提醒女孩不要穿得太招摇，要懂得保护自己，还被你们骂成猥琐男！还有，现在我是真的不敢夸人，指不定怎么样就犯了众怒：说你们女孩子娇滴滴的别干重体力活吧，你们不高兴，可是要真的把你们当男人使，你们也不高兴，还有呢，现在夸女人有母性都是错的，赞美妈妈最伟大就成了直男癌了，提倡生二胎就变成压迫女性了。”
他哀怨地做出了总结：“你们这些女人其实一点都不弱，我们这些男的现在才是弱势群体。”[1]
先按下想要评理的冲动，换位思考一下，男性出现这样的思想言论一点都不出奇。相反，让男性产生这种误解的根源十分的清晰。如果一个人对于男女平等的所有意见都只在于让女人能活下来、有口饭吃、有份活儿干（同时也对家庭付出她们的经济贡献）、养儿育女（承担大部分育儿责任），那他必然会惊诧于新时代都市女性的狂飙。[1]
“中国女权还不够发展吗？你们还想要什么呢？”这句来自很多同阶层以及低阶层男性的心声，潜台词其实是：“你们这些女人得到的还不够多吗？”固然可以严苛地指责他们是沙文者，是直男癌患者，是这个男权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其中很多人的偏见不过来源于无知，尤其是相对处于社会阶层底部的男性。因为生存环境和教育因素的问题，他们对城市中产女性的隔膜和敌意相当符合其逻辑心境——却无法明白，自己所受的压力并非来自于女性，而更多的来自于不平衡的地域政治经济制度。[1]
用大白话来形容：在这个男权社会中，男性精英站在金字塔尖，男女中产则居于中坚，其中又以男性地位更高，底层男性的各项权利比中产女性要低，但是又高于底层女性，底层女性是阶级性别双重压迫的直接领受人。即便是相对更有话事权的中产女性，她们身上明显也带着双重压迫的痕迹：一面要秉持着男女平等的大观念，同男人一起站上职场打拼，但在生理特征上被视为弱者；另一面，她们又被告知必须参与到家庭劳动中去，如果为了工作而忽视了家庭，那她很可能遭受到一种社会性的攻击——许多人都会告诉她，她不是一个“好妻子”、“好妈妈”，她的人生是不完整的。[1]
美国前国务院高官安玛丽斯劳特在《大西洋月刊》上的访问表示，认为“女人可以同时拥有家庭和事业”的观念并不现实。“为什么所有的杂志都在告诉女人，她们必须平衡家庭和事业，不然就会成为失败者。而她们的高管丈夫却理所当然地可以为事业放弃陪伴家庭的时间？”这当然是极不公平的。[1]
来自《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以及2015年联合国妇女峰会报告的调查男女出生性别比的差距虽然有所缩小，但却远未平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的千万男光棍问题便可见一斑。而在进一步消除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同时，女性在政治赋权上受到压迫的问题也同样严峻。[2]
报告指出，经济参与与机会项目（薪酬、参与度和高技能就业），中国女性的世界排名为76；教育成果考察（获取基本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此项排名为89；政治赋权考察（在政治机制中的参与度）此项排名为72，在数据提高的基础上，这些排名与前年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在最新的全球男女平等排名中，中国女性的世界排名为87，比起前年足足下降18位，呈现出急速恶化的现象。这是相当令人忧虑的现实，它意味着在全球社会共同推行男女平等的时代潮流中，中国社会却有逆流的趋势。[1]
结合近两年整个社会悄然兴起的“剩女论”、“伟大母亲论”和依旧层出不穷的各种歧视事件来看，中国女性受歧视的主要方向产生了一个微妙的转变：从公开转向私密，从刚性转向软性。[1]
无视女性身上遭受到的歧视和虽内容不同却广泛存在的社会压迫，以打太极拳的姿态指责其中的一方伸张权益的行为是“狮子大开口”这种推卸责任的说法，不过也只是厌女症的可见病灶罢了。在一个远还不平等的环境里，如果有人还认为女性已经逆袭，那恰恰体现出女性处在何等糟糕的环境。任何一个弱势群体迈向公平正义的每一个脚步，都能令强势群体产生对方要求过多的错觉，这在心理学中已被证实为是一种常见普遍的心态人格缺陷。[1]
参考资料：维基百科
1. 现在男性才是弱势群体？还是他们厌女而不自知？ ．澎湃新闻．2015-08-11[引用日期2015-11-23]
2. 全球男女平等排名：北欧占前五 中国排87 ．财新网．2014-10-29 [引用日期2015-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