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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大敌方的兵力、虚报战果，甚至掩败为胜，在古代战争中是常见的现象。早在三国时就有「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之说，宋朝当然也不能例外，早在宋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就有大臣直言：

「侦逻边事，罢用小臣。用之，则边情有所隐而不尽知也」
「奏失利则未必尽言，报大捷则不足深信」

可见当时边报不实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宋朝对官员「赏重于罚，威不逮恩」，姑息迁就，就算临阵畏敌避战的大罪也不重罚。在此种大环境下，必然助长官员的弄虚作假之风。就连被宋廷列为中兴十三战功之一，著名的韩世忠大仪镇之战绩，经王曾瑜先生多方考证就系典型的虚报夸大战功。而就算万一事败，处罚也微不足道，如元符二年钟传等人虚报战功事败：

「勘会钟传统领两路大军出界，元奏斩获三千五百二十级，今勘得共实获二百九十级，外有三千三百三十级系虚冒」

战绩虚报了十几倍之巨，结果主犯仅仅被贬官了事，不久后又得重用。即使如此，被坐实虚报战功的罪名并被记录下来也只是凤毛麟角。实际上宋朝史料里记载的敌方兵力及斩获，常常不加分辨地直接引用自前方官员发给朝廷的奏报，如：”某某言敌兵多少”，”某某报斩首多少”等，这实际上就反映了宋廷对这类官员的报告听之任之的态度。这类前方官员的一面之词充斥着宋代的战争史料。更有甚者，某些史料在编撰过程中还有人为进行粉饰的成份，进一步加重了战绩的浮夸程度。
下面本文就将对宋辽战争中的几个代表性的战例进行分析考证，以辨明宋军战绩中的真伪。

我们首先以发生在宋太宗雍熙三年的土墱寨伏击战作为引子。田锡-贺卢汉贇奏胜捷表、长编、武经总要分别记载如下：

「代州驻泊副部署卢汉贇等差高班内品李延遇入奏，契丹贼军入界打劫，寻于土镫寨杀下蕃贼，斫到首级二千余个，活捉到契丹五百余人，马一千余匹，及杀下北大王男一人、监军一人」
「副部署卢汉赟畏懦，保壁自固。知州给事中张齐贤选厢军二千出正之右••••••齐贤先伏步卒二千於土墱寨，掩击，大败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帐前舍利一人，斩首二千余级，俘五百余人，获马千余匹」
「齐贤先伏步卒二千于土磴寨，掩击，大败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帐前舍利一人，斩数百级，获马千余」

可以看到，长编里基本上照搬了卢汉赟自己向朝廷奏报的斩获数字，斩俘计2500余人。而到武经总要中战绩则大为缩水了，仅有数百级。
造成这个差别的原因耐人寻味。不同于前者官员自己奏报中宣称的战绩数字，后者的数字可能代表有不同的来源途径。因为此战实际上是张齐贤打的，而向朝廷报功的卢汉赟则畏战不出，本人实际根本没有参战。所以很有可能斩首数百的数字就是来源于张齐贤，这或许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较真实的战绩。实际上张齐贤带领2000厢军能斩获几百级已然可以说是军事奇迹了。
可惜相关此战的信息太少，很难对其进行进一步细化分析。所以我们还是得找寻记载更细致丰富的战例，才能通过对战役过程的考证分析来辨别战绩的真伪。

（二）徐河之战
端拱二年，也就是端拱元年辽军大规模入侵的次年，宋朝方面又记录了一次宋军大胜，就是徐河之战。
对于这次战役，辽国方面则没有记载。那么我们就只能单看宋人对此战的描述，以下按宋史尹继伦传：

「端拱中，威虏军粮馈不继，契丹潜议入寇。上闻，遣李继隆发镇、定兵万余，护送辎重数千乘。契丹将于越谍知之，率精锐数万骑，将邀于路。继伦适领兵巡徼，路与寇直。于越径趋大军，过继伦军，不顾而去。继伦谓其麾下曰：“寇蔑视我尔。彼南出而捷，还则乘胜驱我而北，不捷亦且泄怒于我，将无遗类矣。为今日计，但当卷甲衔枚以蹑之。彼锐气前趣，不虞我之至，力战而胜，足以自树。纵死犹不失为忠义，岂可泯然而死，为胡地鬼乎！”众皆愤激从命。继伦令军中秣马，俟夜，人持短兵，潜蹑其后。行数十里，至唐河、徐河间。天未明，越去大军四五里，会食讫将战，继隆方阵于前以待，继伦从后急击，杀其将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皮室既擒，众遂惊溃。于越方食，失箸，为短兵中其臂，创甚，乘善马先遁。寇兵随之大溃，相蹂践死者无数，余党悉引去」

可以看出，此战其实就是一次宋军护粮队配合边境巡检，与前来截粮的辽军之间发生的一次战斗。宋军主力是李继隆带领的1万镇、定州护卫部队，这没什么疑问。问题在于此战辽军的实力，按尹继伦传所称为「数万」，而宋史李继隆传、范廷召传，以及宋朝事实类苑分别给出的辽军兵力数字各不相同，而且差异巨大：

「二年冬，送刍粟入威虏军，蕃将于越率骑八万来邀王师，继隆所领步骑裁一万」
「二年，转殿前都虞候、领凉州观察使、镇州副都部署，大破契丹三万众于徐河」
「端拱中，或言威虏军粮运不续，虏乘其虚，将欲窥取。朝廷亟遣大将李继隆发镇、定卒万余，护送刍粮数千辎车，将实其廪。虏谍报之，率精锐万余骑邀于中道」

分别为8万、3万、1万，再算上那个模糊的「数万」，在宋方记载中，关于此战辽军兵力已经出现了四种不同的说法。我们都知道，把敌人数量说得多些，打胜了也有光彩，所以夸大敌人数量的做法很常见，考虑到这个普遍规律，这个最小的数字1万可能是最接近事实的。而且就此战的性质而言（打劫辎重粮草），辽军没可能特别动员大军而来，其实就以这1万的数字而论，其中水份有多少都很难说。
至于这个辽将”于越”多半也是不实的。按辽史记录下来的，当时有”于越”称号的有两人：一个是阿鲁勃，另一个是耶律休哥。阿鲁勃其人不详，耶律休哥在其本传中亦无载此事。事实上打劫粮草这类战斗，一般由低级将官执行，如：「小校曷主遇宋辎重，引兵杀获甚众，并焚其刍粟」。
如果要说辽史是刻意掩败不提此战，也很难圆其说。因为辽史中对宋军更重要的败仗都有记，如白马岭之败，满城之败、甚至辽景宗亲征败归都有记载，反而要对一次劫粮行动的失败进行遮掩，实在是毫无道理。辽史中对此战只字未提，并不是刻意掩败，更可能是由于此战的性质和规模均太不起眼，这类所谓的败仗就像边境劫掠被宋军逐走一样不值一书。
实际上，认为此战不值一书的并非只有辽人。作为此战主要参战人物之一的李继隆，其生前友人杨亿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便对此战一字未提。按墓志铭的立场来说，会悉数墓主生前功绩，不惜美化夸大。杨亿在君子馆和唐河等战役上就极力美化李继隆，但是却竟然压根不提徐河之战这档事。杨亿作为当时的人，又是李继隆的好友，可谓了解当时的实情。但显然在杨亿看来，即使以墓志铭的特殊立场而言，此战仍然够不上载入墓志铭的资格。真实的徐河之战其渺小程度也由此可见一斑了。
综上，徐河之战是辽军一次规模极小的劫粮行动，被宋军边检和护粮队粉碎。但宋朝出于自雍熙北伐后累年败战无功，所以将一场小到不起眼的边境小胜有意夸大为一场大胜，以图挽回些的颜面。这其实倒和韩世忠大仪镇之战有异曲同工之处。

（三）瀛洲西之战
宋真宗咸平二年十月，辽主再度亲征宋朝。宋真宗委任傅潜为镇州、定州、高阳关三路兵马都部署，统辖三路重兵抗击辽军。
为方便后文论述，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三路宋军的兵力及分布，按王德用和武经总要所言：

「咸平、景德中，边兵二十余万，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之地，致虏兵轶境，遽有澶渊之师」
「咸平、景德岁，契丹南牧，三路重兵会合，中军阵步骑常满十万人，前阵骑士满三万人」

王德用说的「边兵二十余万」，当是包括了厢军等卫戍部队或非战斗人员，而武经总要所言步骑十三万，比较明确是指野战部队。那么这十三万野战军在咸平二年是如何分布的呢？

「潜屯於定州，缘边城堡悉飞书告急，潜麾下步骑凡八万余」
「去岁傅潜以八万骑屯中山」

「八万骑」当为「八万步骑」之误，也就是说三路部署傅潜手里直接掌握着镇、定两路8万多人，驻扎于定州。而三路中最后一路，高阳关路的军队由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直辖，受三路都部署傅潜节制，驻扎于高阳关。康保裔手里有多少兵力，史料无直接记载，不过有了武经总要提供的三路总兵力，再减去傅潜的镇定8万多人，高阳关路大致也就是有4万多野战部队。以上就是宋军三路主力的兵力和分布情况。
接下来就进入战事正题了：

「敌破狼山诸寨，悉锐攻威虏，两昼夜不胜，遂引兵略宁边军，入祁、赵，大纵抄劫，游骑出邢、洺间，百姓惊扰，携挈老幼争入城郭，镇、定路不通者逾月」

辽军除了10月末攻边境处的遂城不下外，一如端拱元年时的情况，如入无人之境，攻宁边军，随即深入到祁州、赵州，沿途大肆劫掠，其游骑出没于镇、定、邢、洺各州。这一个多月间，宋军统帅傅潜只坚壁守城，按兵不出，三路十几万宋军主力对敌军肆无忌惮的劫掠破坏坐壁上观。

辽军进军路线图1：






时间进入到12月，宋真宗自己也坐不住了。2日，真宗自京师出发，15日抵达大名府亲自督战，其御前随驾大军「横亘数十里」。在这前后，真宗收到了三个捷奏：

「己未（12月10日），知冀州张旻遣使驰奏，败契丹於城南，杀千余人，获马百匹。（蔚昭敏正传云：昭敏为贝冀行营都监，契丹以五千骑突至冀州城南，昭敏帅所部兵与战，败之，得其器甲，贼遁去，而我师不失一人。真宗闻之喜。按实录此捷以十二月己未到行在，后八日丁卯，乃书内殿崇班蔚昭敏为都监，恐捷时昭敏未为都监也。当考。）」
「甲子（15日），次大名府•••••威虏军言契丹来寇，出兵击败之，杀其酋帅」
「丁卯（18日），左侍禁、合门祗候卫居实自府州驰骑入奏：驻泊宋思恭与知州折惟昌、钤辖刘文质等引兵入契丹五合川，破黄太尉寨，尽杀敌众，焚其帐千五百余所，获战马牛羊万计，铠甲、弓剑千事」

不过宋朝君臣心里也都很清楚，这些奏报来自个别的知州、知军之流，而非三路的都部署。不过是地方卫戍部队打了些无关痛痒的小仗（其实以前方官员的节操，可信度也存疑，比如那破敌5000自己不损失1人云云）。其中的两个还是远离主战场的边境地区战斗。
宋军的三路重兵主力却依然铁打不动地趴在城里冬眠，丝毫没有出击和辽军主力决战的意思。所以，宋朝后方的君臣依然是忧心如焚，时至12月27日，钱若水、李宗谔等分别上书说到：

「陛下躬擐甲胄，驻於魏郡，已逾旬浃，戎捷未至」
「今秋陛下推毂命将，委以北面之事，精兵锐旅，悉萃中山，缘边诸城，皆受其节度。选任非不至也，权位非不重也，告戒非不丁宁也，处置非不专也。及匈奴犯塞，河朔骚动，冀、赵之地，生民罹灾，田园一空，老幼四散，以至严冱之月，舆驾亲征，曾不闻出一人一骑为之救援，即不知深沟高垒，秣马厉兵，欲安用哉？臣以为临军易帅，拔卒为将，正在此时也；有功者赏於朝，不用命者戮於市，亦在此时也••••••今驻跸全魏，咫尺疆埸，旦夕望有捷奏」

他们均言迟迟没有等来前方大战的奏报，指责中山（定州）的宋军主力按兵不动，到此时仍然不曾派出过「一人一骑」与辽军交战，任由辽军主力在赵州、冀州一带疯狂劫掠破坏。
相比定州宋军，高阳关方面的宋军显得略微积极些，宋史李重贵传记到：

「咸平二年，契丹南侵，议屯兵杨疃，张凝领先锋遇敌，重贵率策应兵酣战，全军而还」

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至少曾派部下张凝领先锋出击过，还安排了李重贵策应其撤退。虽然像是以少量兵力所作的试探行动，遇敌后又退了回来，但好歹这是宋军三路重兵中唯一支出击过的部队。王安石文集-故赠左屯卫大将军李公神道碑铭也记到：

「契丹内侵，真宗狩于魏，大将恃城，千里闭逃，保裔以其属出。公提少卒，所战辄破。寇搏我疾，孤坚弗支，举军陷焉，乃以义死。当是时，十二月五日也」

这段应当就是描述康保裔派遣属下先锋张凝出击这件事。由随行的这位李公阵亡日期看，高阳关宋军的这次行动是在12月5日左右。可是这种浅尝则止的试探攻击于事无补，难以对辽军构成实质威胁。
此时（12月27日）的宋朝朝野已经是群情汹涌，大臣们对宋军不作为的纵敌行为极度不满，声言厉色地控诉宋军统帅违诏不战，坐视生民涂炭，要求斩将换帅。如钱若水进言到：

「今则傅潜领数万雄师，闭门不出，坐看敌人俘掠生民，上则辜委注之恩，下则挫锐师之气，盖潜辈不能制胜，朝廷不能用法使然也。军法曰：临阵不用命者斩。今若申明军法，斩潜以徇」

不过躲在城里避而不战也不是一点作用没有，此时的宋军三路重兵夸张点说连毛都没有蹭掉过一片。正因双方主力仍未发生过大规模会战，宋朝的大臣们此时对宋军仍然有所期待，对当前战局也仍抱乐观态度。如孙何言到：

「虽镇、定道路已通，而德、棣烽尘未息••••••且蕃寇西畏大兵，北无归路，余孽尚或稽诛，奔突亦宜预备。大河津济，处处有之，亦望量屯劲兵，扼其要害，则单于系颈，不日可俟矣」

他所说的「西畏大兵」即是指西方傅潜的8万镇定大军，「北无归路」当是指北方高阳关康保裔的4万大军，东南则是黄河天堑（所以他建议要把守好各处渡口）。辽军主力被夹在这西、北、东三面，及南面宋真宗的御前大军之间。依孙何所说，辽帝和他的大军已经成瓮中之鳖：「单于系颈，不日可俟」。
对于两支各方面综合水平对等的军队来说，孙何的看法或许是正确的。不过问题就在于，在各方面宋军都要逊于辽军。战后的当年就有大臣们谈及宋军军纪败坏、战斗力低下的状态：

「夫今之所患，患在士卒骄惰。臣自知府以来，见侍卫、殿前两司送到自边亡命军卒，人数甚多。臣试讯之，皆以思亲为言，此盖令之不严也。平时尚敢如此，况临大敌乎」
「在营兵士多非精锐，在库甲仗少有坚完••••••士卒不惯行阵，将帅不知战守，加以士卒骄而将帅鄙，致昨来傅潜辈临事而苟且，遇敌而进退」

宋军从纪律、装备、训练，到将帅素质各方面都不容乐观，无怪乎主帅傅潜甘愿要当缩头乌龟而不敢一战。所以辽军表现得如此骄狂也就不是毫无原由的了，实在是看透了宋军的无能和虚弱。孙何那个多面围剿辽军的美好愿望，压根缺乏现实基础，没过多久就将被宋军的拙劣表现完全破灭。

辽军进军路线图2：

至12月末1月初，在多方施加的强大压力之下，宋军三路统帅傅潜终于是挺不住了，只得勉强拨给范廷召等人步骑1万自定州出击。范廷召等人于是向高阳关路方面寻求援助。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随即亲自领兵前往。
此时，辽军主力也正从南方冀州附近向北运动。早先高阳关宋军的试探性出击，无疑让轻松惬意地劫掠了一个多月的辽军提高了警觉，于是辽军开始回头关注高阳关方向，看看是否能寻机痛打这支敢冒头的宋军。

辽军进军路线图3：






宋、辽两军一南一北，相向而行，最终双方在瀛洲附近地区相遇。康保裔到达瀛州西南的裴村时，范廷召部的后队已经与辽军先锋接战。辽史、长编、续通鉴、宋史荆嗣传、宋史范廷召传分别有如下记载：

「（耶律隆庆）为先锋，至瀛州，遇宋将范庭召列阵以待。隆庆遣萧柳击败之，逃入空墅，围而尽殪」
「范廷召自中山分兵击敌，求援於高阳关都部署马军都虞候彰国军节度使康保裔。保裔即领兵赴之，至瀛州西南裴村，而廷召后阵已与敌遇，使来趣兵，保裔选精锐与之。会日暮，约以诘旦合战，及夕，廷召潜师以遁」
「壬午（1月4日），至瀛州西南裴村，廷召约以诘朝合战。及夕，廷召潜师遁，保裔不之觉」
「廷召徙高阳，命嗣以兵二千为殿。过平敌城，辽众十余万来，嗣屡出战，及桑赞、秦翰来援。夜二鼓，敌再至，嗣曰：彼不利夜战，我当破其砦，以趣大军。即与赞、翰合势，戒所部望敌炬火多处并力冲之，诘旦，至瀛州」
「廷召与战瀛州西，斩首二万级，逐北至莫州东三十里，又斩首万余」

到这里，记载中出现了分歧。辽方说自己的先锋耶律隆庆歼灭或至少是击溃了范部。而宋方则给出了自相矛盾的两种说法：
说法一：范廷召等人在1月4日日落时分逃跑了。
说法二：范廷召等和康保裔一起在瀛州西与辽军决战，斩首两万，并向北追到莫州东，又斩杀一万多辽兵。
那么宋方的哪种说法更接近事实真相呢？
说法一和辽史的说法基本一致，范廷召部非败即逃。实际上从宋史荆嗣传的这段描写中，我们已经大致能获知范部在1月4日战斗的细节。
按孙何所言，我们已经知道在12月27日之前「镇、定道路已通」，辽军游骑已经从镇、定州离开，转向它处。范廷召部从定州出发后，想来没有遭遇过什么袭扰，一路安稳地走过平敌城（也就是平虏城，日后改名肃宁，位于瀛洲西50里）。这估计给宋军造成了假象，认为辽军尚远，所以放松了警惕，行军队列拉得很开。然而，实际上辽先锋军已就在左近了。辽军放宋军前队走过，先从殿后的荆嗣部下手，这也正合长编中「廷召后阵已与敌遇」的描述。宋军当时处于行进状态，桑赞、秦翰所部在荆嗣队伍的前方，得到后卫荆嗣遭袭的消息后才匆忙赶回去援救。
关于当日白天战斗的结果，宋史的描述在此嘎然而止，突然没了下文，后面直接就写到「夜二鼓，敌再至」，一下跳到了当夜的情形。不过事后，长编中有条记载透露到：

「先是，范廷召、桑赞所将边兵，临敌退衄，有上封请罪之者」

这条记载证明了范廷召和桑赞所部当时临阵脱逃，外加宋军随后连夜逃向瀛州城的窘迫状况，再对照辽史「逃入空墅，围而尽殪」的描述，宋军在当日白天的战斗中败北是毫无悬念的，甚至败得很惨，仓惶中就连派人去通知一下友军自己脱离战场的消息都做不到。
不用说，仗打成这个样子，那所谓的斩得两万辽兵首级毫无疑问是掩败的托词罢了。此外按辽史，这仗是耶律隆庆的先锋军打的，辽先锋军有多少兵力前文已经阐述过。宋史所言「辽众十余万来」和那「斩首二万级」一样，显系为掩败而夸张敌势。
范部战败的真正原因并非是由于敌我兵力相差悬殊，而是由于辽军在战场上占据着主动，战术上达成了突然性。宋军处于行进中，各部距离拉得很开，待到后部遭袭，仓促回援应战，以致一败涂地。当然，如前文所述，宋军低下的素质无疑是促成这场惨败的更深层原因。一支纪律松弛、训练不足、指挥无方的军队，一旦遭突袭，必然调动不灵，乱作一团、临阵脱逃的场面完全在意料之中。不幸中的万幸，辽先锋军兵力不足，且恐怕对临近的康保裔大军有所顾忌，才使范部得以部分逃脱，免遭全军覆没的下场。


范部1月4日之战过程示意图：

于是，这支康保裔本来要与之携手抗敌的友军提前遁走，没能留下来协助他。至于为什么当初范廷召派使者到康保裔军营求援时，康保裔没有即刻领兵前往？这可能是由于两军之间的距离太远，我们现在并不清楚两军间的实际距离是多少，只知道求援使者抵达康保裔营地时已经快天黑了，所以康保裔决定第二日前往。但这个决定已经被后事证明极不明智，时不我待，辽军显然比宋军更能把握战机。等到第二日，康保裔的面前不再有友军，他要面对的也不再只是辽军的先锋，而是赶到战场的辽军主力。他的最终命运也就此被敲定：

「（辽圣宗）次瀛州，与宋军战，擒其将庚昭裔、宋顺，获兵仗、器甲无算」
「迟明，敌骑围之数重••••••救兵不至，保裔没焉」
「三年正月六日（甲申），戎人寇河间，王师不利，高阳关都总管康保裔力战数十合，援兵不至，保裔没於阵」

次日黎明，辽主率辽军主力抵达，康保裔孤立无援，随即遭全歼。宋军三路重兵中的一路，高阳关路的主力部队连同其主将一起被辽军葬送于瀛州西。
至此，我们可以认定，根本不可能发生前述说法二中的场景。因为即使范部在1月4日战斗中坚持了下来，没有连夜逃跑，显然也不可能在主力康部全灭的情况下，还能够败敌斩级，再追击辽军。这与其他所有史料的记载相矛盾，更不现实，简直是天方夜谭。
关于范廷召的这个「斩首二万级」，宋长编的作者李焘称在实录中都未见记载，所以就连他本人都不予取信，言：

「已去廷召血战等字，斩级二万亦削去。兼实录、廷召传殊略，疑正传颇有所增饰耳」

因为是出自范廷召的本传，可能是有人在撰写过程中为范廷召涂脂抹粉。其实范廷召自己当时的奏报中也没敢称自己在瀛州西斩了二万级，「逐北至莫州东」更谈不上，他只是自称1月9日在莫州东追上并大败辽军。不过，范廷召所宣称的这个莫州东追击战又是否真实可信呢？

「丁亥（1月9日），范廷召等引兵追契丹，至莫州东三十里，大破之，斩首万余级，获所掳老幼数千，鞍马兵仗不可胜纪，余众遁逃出境」
「 十二日，高阳关贝冀路总管范廷召遣寄班侍禁郭筠驰骑入奏：今月九日，领兵追契丹至莫州东三十裏，大破之，斩首万余级，获所虏老幼数万，鞍马、器仗不可胜纪，余寇遁逃出境」

首先注意一点，其中的「获所掳老幼」有的史料称「数千」，有的则称「数万」，暗示了其战果数字可能不实。再按此事是发生在1月6日（亦或5日，1月6日也可能是行宫收到败报的日子）康保裔部覆灭的3~4日后。可是事实上在瀛州西歼灭康部之后，辽军并没有退往北面的莫州，而是走了反方向经德州、棣州渡黄河攻掠淄州、齐州。贝冀行营副部署王荣追辽军的事也证实了这点：

「保裔没焉。敌遂自德、棣济河，掠淄、齐而去」
「王荣受诏以五千骑追敌。荣无将才，但能走马驰射。性恇怯，数日不敢行，伺敌渡河而后发，敌剽淄、齐者数千骑犹屯泥沽。荣不欲见敌，乃以其所部略界河南岸而还，昼夜急驰，马不秣而道毙者十有四五」

也就是说这个胆小鬼王荣坐等劫掠后回程的辽军几天时间，眼巴巴候着辽军主力渡河走完，才敢发兵”追赶”，最后在东北边境的泥沽寨处发现还有几千辽军驻扎在那里没走，他就以把马都跑死的速度亡命奔逃回来了。
辽军南下渡黄河攻掠淄、齐等州，然后再返回，可说是不紧不慢的退走。明显不是如范廷召所奏那样，瀛州西歼灭康部后仅3~4日，即在北退莫州时被追上击败「遁逃出境」。由此可见，范廷召这个莫州东大捷多半也是子虚乌有。

辽军进军路线图4：




说完范廷召的那份奏报，我们再看宋史张凝传和秦翰传里的相关描写。相比范廷召传可说又有了新的发展，其内容分别是：

「凝与范廷召于莫州东分据要害，断其归路。契丹宵遁，凝纵兵击之，尽夺所掠生口资畜」
「（秦翰）败契丹于莫州东，追斩数万，尽夺所掠老幼」

总览当时史料撰写而成的长编，只提到了张凝在康保裔部覆灭后，全军退屯一事，完全没有「于莫州东分据要害，断其归路」这一情节。康保裔传和李重贵传中有具体记载：

「康保裔大阵为敌所覆，重贵与凝赴援，腹背受敌，自申至寅，疾力战，敌乃退。时诸将颇失部分，独重贵与凝全军还屯」

可以看出，张凝等在高阳关主力康保裔部覆灭后，很艰难才从乘胜的辽军手中脱离战场。以他「高阳关路铃辖领先锋」的薄弱兵力，在如此险恶的战局下，才刚捡回条命，如何马上又返身跑回去？而且与范廷召传说法还不一致，追击战改编成了阻击战。可如前文所述，辽军此时根本没有北退莫州，而是继续南下深入，又何来的「断其归路」呢？所以，结论是不言自明的。
再看秦翰传，记载「追斩数万」，可见莫州东之战的这个斩首数并非实数，只是个战后人为添改出来的数字罢了，毫无真实性可言。
其实，就算范廷召等真的在莫州东追上并击败了辽军，那所谓的辽军也只可能是些拉在主力后面，打家劫舍的游骑罢了，根本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战果。故续通鉴考异言及莫州东之战时也说到：

「路振”祭战马文”具言王荣恇怯之状，是诸将之畏葸纵敌，宋人亦自言之矣。廷召累败之余，何以遽能大捷？不过邀其辎重，小有斩获而已。真宗亲驻大名，耻于无功而还，藉是为文饰耳」

意思是宋人把一场微不足道的小胜，宣扬成所谓的”大捷”，对整个战役的失败进行粉饰。
综合以上论述，史料中瀛州西、莫州东之斩获皆是虚假不实的，作假者或是前线将官，或是后世修史者。
这里最后再回头特别提一下这个王荣，宋真宗对这种懦将居然也「不问」，毫不加惩处。当然，导致整个战局靡烂的主要责任人：顿兵不战，坐看康保裔全军覆灭的三路统帅傅潜最后也没什么大处罚，当时群臣都要求杀他，然而真宗最后仅将其流放了事，没过几年又再起用。所以如王荣这般畏敌如虎却毫不受处罚也就理所当然了。包庇纵容到如此程度，必将导致将官们虚报夸大战绩时更有恃无恐。

（五）瀛洲围城战
景德元年九月，辽军开始了宋辽战争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入侵。十月丙戌，辽军围攻瀛州城不下。宋会要辑稿和长编记到：

「北面上言：虏众急攻瀛州••••••虏为城兵所杀者三万余人，伤者倍之，围遂解」
「北面部署奏：契丹自瀛州遁去，其众犹二十万」

这次也不例外，宋方史料又一次直接引用了前方官员的一面之词，这通说辞中宣称辽军在瀛洲城下达30万之众，而且在攻城战中死伤达三分之一强！
且不说总数30万这个骇人听闻的数字，攻城伤亡达到三分之一已经很不可思议了，瀛州并非什么必占之地，辽军也向来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从来都是：

「所过郡邑，攻不能下者，则俘取村墅子女，纵火大掠，辇金帛而去」

集中兵力野战歼灭宋军有生力量才是辽军一贯的打法。更不用说辽军攻城一贯驱赶敌国平民为肉盾先行：

「驱掠老幼，运土木填壕堑；攻城之际，必使先登，矢石檑木并下，止伤老幼」

所以辽军根本不可能为攻击一个固定据点付出三分之一伤亡的代价。
而观后续辽军的攻势，兵锋依旧犀利，一路败天雄、破德清，主力直驱澶州城下，毫无大败之后的疲弱之象。反观宋军却龟缩不出，哪里有重创敌人的迹象？

「当时守城不敢出，敌兵堂堂直抵澶渊，几至渡河，为京师患」
「伏起断其后，天雄兵不能进退••••••天雄兵复得还，存者什三四。敌遂陷德清。知军、尚食使张旦及其子三班借职利涉、虎翼都虞候胡福等十四人并死之。契丹既陷德清，是日，率觽抵澶州北，直犯大阵，围合三面」
「庚午，攻破德清军。壬申，（辽圣宗）次澶渊」

稍后在澶州北城下的最后决战中，据宋史和武经总要都称辽军主力不过是数万之数：

「李继隆分为驾前东西面都排阵使，军于北门外。辽骑数万骤至城下」
「李继隆为驾前排阵使，赴澶州，陈兵城北•••••戎马数万来犯」

这和宋军北面部署报称的数字差距甚远。由此可见，先前北面部署奏报的辽军达30万众，死伤达三分之一强，完全是前方将官夸大其词谎报军功。

至此，正文论证完毕。本文通过列举分析了宋辽战争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战役，论证了史料所录宋军战绩中的很多虚假成份，或张大敌势，或夸大战果，或掩败为胜，种种弄虚作假的行径不一而足。正是由于宋朝对官员的极度宽纵、外加军政上的腐败，使得宋代战史中的虚假不实现象相比历代更为严重和普遍。本文中所举的战例，仅是宋军虚假战绩的冰山一角。所以，当我们在研读宋代战史时，对史料记载不可盲目取信。最好能通过各方迹象来考察战史的真实性，以尽可能还原当年战争的本来面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