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那篇《文德皇后庙的存在及性质》（http://tieba.baidu.com/p/3773444942）小文发出后，大家讨论比较热烈，也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讨论线索和方向，特别是有吧友找到了南朝关于女性入宗庙的相关史料与文章。我在学习之后，把我的一些新的想法简单总结如下。

一、南朝七庙情况

南朝宋和齐的开国皇帝均将其已经去世的原配夫人祔于宗庙的单独一室，并将其计入七庙之列。详见以下链接：

http://www.docin.com/p-364023574.html

《宋书》志6：宋武帝初受晋命为宋王，建宗庙于彭城，依魏、晋故事，立一庙。初祠高祖开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东安府君、皇考处士府君、【武敬臧后】，从诸侯五庙之礼也。既即尊位，及增祠七世右北平府君、六世相国掾府君为七庙。

《南齐书》志1：太祖为齐王，依旧立五庙。即位，立七庙，广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阴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为七庙。

这一现象到了南朝梁的时候，发生了变化，梁武帝萧衍在称帝前立五庙的时候，是将其原配夫人加进去了的，“乃建台，于东城立四亲庙，并【妃郗氏】而为五庙”，但是，萧衍称帝后立庙时，又把郗氏排除在外，仅立六亲庙，“始自皇祖太中府君、皇祖淮阴府君、皇高祖济阴府君、皇曾祖中从事史府君、皇祖特进府君，并皇考，以为三昭三穆，凡六庙”。（《隋书》志2）

南朝陈的情况比较模糊，姑且不论。

将开国皇帝已经去世的原配夫人列入七庙的原因，史家并无定论，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提出一种观点：

古者夫妻同一主，……但臧后是宋武帝元配，不知何以得为一世？……其时武帝见存，而臧后已没，故即以充一世数。盖五庙之制，原应奉其先之有功者一人为百世不迁之太祖，其下则高曾祖祢四亲，是为五庙。刘氏之先既无有功者可奉为太祖，但有四亲而已，惟武帝有大功，当比周文武世室，而身又见存，遂以臧后充数。

对于这种观点，我不完全同意。因为如果是单纯为了凑数，那这种做法只能满足开国皇帝这一代的需要，由于没有百世不迁的太祖，等到开国皇帝去世的时候，他那个六世祖的神室就需要迭毁，同时，他原配夫人的神室也要毁，原配夫人的神主就得配祔于开国皇帝的神室，这样一来，不就又变成了六亲庙了吗？即便开国皇帝真的如愿以偿，自己凭借功德成了那个百世不迁的太祖，那也需要等到N多年以后，自己脱离三昭三穆的序列，成了百世不迁的太祖以后，才又恢复为七庙。这种充数，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

我认为，不能完全排除充数七庙的可能，但这只是原因之一，其中应该还有开国皇帝个人的一些考量。

还要强调一点，这种让女性入七庙的做法，在当时就遭到了部分贵族的批评，比如负责编修《南齐书》的齐梁皇族萧子显就有一段评价：

夫妻道合，非世叶相承，譬由下祭殇嫡，无关庙数，同之祖曾，义未可了。【若据伊尹之言，必及七世，则子昭孙穆，不列妇人。若依郑玄之说，庙有亲称，妻者言齐，岂或滥享】？

另外，南朝梁武帝先将其夫人郗氏列入五庙，称帝后又将其排除，只立六亲庙，估计也与当时对女性入宗庙的批评有关。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批评与反对，直到唐太宗贞观年间修撰隋书的时候依然存在。比方说魏征、长孙无忌等人主持修撰的《隋书》志2对宋齐宗庙制度的记载为：

晋江左以后，乃至宋、齐相承，始受命之主，皆立六庙，虚太祖之位。

对照《宋书》和《南齐书》来看，这显然是不对的，宋和齐的“始受命之主”立的都是七庙，而不是六庙。

《隋书》如此闪烁其词的记载，其实也是对女性入宗庙的一种温和的、间接的批评与否定。

二、唐武德年间宗庙情况

再具体到唐朝。唐朝开国时只立四亲庙，“武德元年五月，备法驾迎宣简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祔于太庙，始享四室”（《旧唐书》志5），这一做法与隋文帝类似，“宗庙未言始祖，又无受命之祧，自高祖已下，置四亲庙”（《隋书》志2）。

但是《册府元龟》有一条记载，似乎提供了不同的看法，这条记载就在【视膳悲催的“西宫娘娘”】的后面，《册府元龟》卷27、帝王部、孝德：

（贞观）三年正月戊午，帝有事於太庙。至太穆皇后神主，悲恸呜咽，伏地不能兴。

据此看，当时太穆皇后的神主也在太庙之内，考虑到唐朝建立时，李渊原配夫人窦氏（太穆皇后）已经去世，那么，李渊是否为了凑五庙之数、借鉴南朝的经验将窦氏列入了宗庙呢？

我个人认为不是。首先，史书记载武德立宗庙时，均记载为四亲庙，除上文所引《旧唐书》礼志的记载，还有《旧唐书》高祖本纪可为佐证：

（武德元年六月）己卯，备法驾，迎皇高祖宣简公已下神主，祔于太庙。追谥妃窦氏为太穆皇后，陵曰寿安。

记载的十分明确，祔于太庙的神主并没有太穆皇后。

那么，《册府元龟》的记载又该如何解读呢？

查《旧唐书》志5记载：

《曲台礼》云：“别庙皇后，禘祫于太庙，祔于祖姑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肃明、元献、昭德之比。昭成、肃明之崩也，睿宗在位。元献之崩也，玄宗在位。昭德之崩也，肃宗在位。【四后于太庙未有本室，故创别庙，当为太庙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入飨】。

也就是说，那些本人去世、夫君在位的皇后，暂时立神主于别庙，等到禘祫祭祀的时候，再奉其神主入太庙接受祭祀。

那么，太穆皇后是否属于这种情况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的就是判断贞观三年正月的这次祭祀，是否属于“禘祫”。

所谓“禘祫”的确切含义，众说纷纭，我个人理解，合祭祖先为“祫”，分祭祖先为“禘”，祫祭为大，禘祭为小，不知道是否有道理。

唐朝关于“禘祫”的严格规定是：三年一祫，以孟冬（十月）。五年一禘，以孟夏（四月）。（《旧唐书》志5）

就此看，春正月哪个也挨不上。但是，我在《通典》礼典中查到一条记载，是说高宗上元三年（公元676年），有司讨论祫享，太学博士史玄璨根据《春秋》的相关记载，得出以下结论：

新君二年当祫，明年春禘於群庙。……以此定之，则新君二年祫，三年禘。

据此看，直到高宗上元年间，人们仍然认为，新君即位后，需要在新君二年举行祫祭，三年春举行禘祭。

查《资治通鉴》可知，太宗贞观三年春正月和高宗永徽三年春正月，均在太庙举行祭祀活动，结合《通典》的记载，很可能是禘祭。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认为，贞观三年正月，太穆皇后的神主是因为举行“禘祭”，根据“别庙皇后，禘祫于太庙”的礼制，临时奉入太庙接受祭祀的。这与高祖立四亲庙的记载并不冲突，据此，高祖李渊并未借鉴南朝的做法将太穆皇后迁入宗庙，而是借鉴了隋朝的做法只立四亲庙。

三、贞观九年宗庙改制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高祖李渊去世，同年七月，太宗皇帝借此调整宗庙制度，当时就有人提出增立至七庙，如谏议大夫朱子奢就提出此项建议，详见《旧唐书》志5：

宜依七庙，用崇大礼。若亲尽之外，有王业之所基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为始祖。倘无其例，请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虚位。将待七百之祚，递迁方处，庶上依晋、宋，傍惬人情。

也就是说，朱子奢建议，扩建为七庙，如果确有百世不迁的“王业之所基者”，就尊为始祖，如果没有，就虚位以待。

此外，房玄龄还提出“以凉武昭王为始祖”，但遭到反对，“左庶子于志宁议以为武昭王非王业所因，不可为始祖；上从之”。（《资治通鉴》贞观九年）

因此，贞观九年宗庙改制的结果是，“于是增修太庙，始崇祔弘农府君及高祖神主，并旧四室为六室”（《旧唐书》志5），亦即由武德年间的四庙增加为六庙。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朱子奢已经提出要增加为七庙了，但最终的结果只是增加为六庙。如果太宗当时想要凑七庙之数，或者太宗自认为自己就是那个百世不迁之祖，那他应该全盘同意朱子奢的建议，直接增修至七室，留出太祖之室虚位以待，等着以后自己的神主慢慢的升进去，但是太宗没有这么做，只是命令增修至六室，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太宗对于凑足七庙之数也好、对于自己成为百世不迁之祖也罢，都不是看得很重的。

四、贞观十年后宗庙再次临时改制

直到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长孙皇后去世后，唐朝的宗庙制度再次修改，临时增加为七庙。

对此，我刚开始以为文德皇后去世时，并没有立即进入宗庙，而是如上文所引《曲台礼》的记载，暂立别庙。

但是，在深入细读史书后，我认为有必要修改我最初的看法，文德皇后应该是在去世后直接进入了宗庙，而不是另立别庙。

查《唐会要》卷三十三，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下敕时，说的很明白，“【殷荐祖考】，以崇功德，比虽加以诚洁，而庙乐未称”，也就是说，要定的是“祖考”们的庙乐，那自然是宗庙庙乐无疑。许敬宗奏议时，直接说“【七庙观德】，义冠于宗祀”，“七庙观德”出自《尚书》的“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很明显就是指的宗庙。

因此，文德皇后去世后直接进入宗庙，应该是可以确定的。

至此，唐朝的宗庙临时增加至七庙。之所以说是“临时”，是因为文德皇后的神室，在太宗神主升祔宗庙之后，就不能单独存在了，需要配祔太宗的神室，那时，唐朝的宗庙就又变回六庙了。

五、对贞观十年文德皇后进入宗庙的分析

文德皇后进入宗庙，与南朝宋、齐开国皇帝原配夫人进入宗庙，有何不同呢？

个人认为，有以下不同：

第一，是太宗的身份。太宗虽然建立了赫赫功业，但毕竟不是开国皇帝，诸如南朝宋齐的开国皇帝，他们的功业确实超过了其祖宗，但太宗前面是有高祖李渊的，而李渊是有开国之功的，太宗在开国时期功劳再大，从当时伦理来看，不管是讲父子之情还是君臣之义，太宗都应该避居高祖之下。高祖尚且没有将太穆皇后迁入宗庙，太宗却将文德皇后迁入宗庙，其所承受的压力自然要更大。

第二，是太宗当时所处的环境。上面已经分析，女性进入七庙，自南朝宋齐这么干开始，直到太宗贞观年间修撰隋书时，社会舆论一直是持一种反对态度的，史书要么直接批评，要么闪烁其词，羞于提及，南朝梁在这件事情上的反复，也可能与此有关。太宗在明知道此事的情况下，仍然决定将文德皇后迁入宗庙，决策更为不易。

第三，是太宗的动机，上文已经分析，贞观九年高祖去世的时候，太宗是有增修七庙、虚太祖之位而待之的机会的，但是太宗放弃了，只增修至六庙，这就说明，太宗迁文德皇后入宗庙，其主要的动机并不是凑七庙之数，至于到底是什么，还是留给大家评说。

六、文德皇后庙与太宗文皇帝庙并存的原因

从史料记载来看，文德皇后庙在太宗去世后的一段时期内是单独存在的，并不与太宗文皇帝庙混同。据《旧唐书》记载，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八月庚子，太宗文皇帝神主祔于太庙”，同年，定宗庙庙乐为“《崇德》之舞”。

但是，据《册府元龟》卷569记载：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五月，有司奏言：“文德皇后庙乐请停《光大》之舞，唯进崇德之舞。”从之。

从《册府元龟》的这条记载来看，文德皇后庙乐停用《光大》之舞发生在永徽三年五月，也就是说，自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八月至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五月，文德皇后庙乐（《光大》之舞）与太宗文皇帝庙乐（《崇德》之舞）是并存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经过吧友的共同讨论，大致找出以下几点可能的原因：

第一，高宗可能是遵从《论语》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太宗去世于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而文德皇后庙乐停用《光大》之舞发生在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五月，恰好是三年。个人认为，目前来看，这种解释相对有道理。

第二，永徽三年五月可能有大合祭，文德皇后的庙乐如果在合祭时与太宗的不同，于礼不妥。这种解释也有道理，但是，从唐朝的祭祀制度上看，暂时没有找到充分依据，据上文的分析，高宗时期，较大规模的祭祀，是禘、祫，而依据的是“新君二年当祫，明年春禘於群庙”，高宗永徽二年丧毕，当年就应该举行祫祭，永徽三年春举行禘祭，而有司上奏发生于永徽三年的五月，从时间上看，太晚了。亦或是有司通过实际的祭祀活动发现了这个问题，进而于五月上奏？亦未可知。

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细读《册府元龟》的那条记载，有司奏请的是停掉文德皇后庙的《光大》之舞，唯进《崇德》之舞，并没有说要毁文德皇后的神室，对此，《旧唐书》志8记载的更明确：

后文德皇后庙，有司据礼停《光大》之舞，惟进《崇德》之舞。

据此看，文德皇后的神主配祔于太宗文皇帝神室，可能还在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五月以后，到底发生于何时，也欢迎大家继续补充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