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对科学化思维的反思？

当代中国学术话语早已从科学化思维转向了现代性思维。后者相对于前者的进步是，它对于我们追求已久的科学化有了一种自觉的反思与反省，而不再是一味地赞成，不再主张不计一切后果（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后果意识）地去追求。而在反思、批判性地考察当代哲学时，我们会用什么关键词展开这种反思呢？

现代性思维追求“基础主义”，挖掘“本质主义”，坚信“普遍主义”，坚持“表象主义”，高扬“理性主义”，倡导“中心主义”。现代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当代经验实证主义的危机。

现代性观念在各种同样来自西方的“解构”和“后现代”的思潮中，就被强烈地抵制和对抗，并据称已经被“超越”了，但不仅各种“对抗”、“抵制”和“超越”都是现代性本身的逻辑遗产，而且更重要的是，种种迹象表明，人们时至今日可能仍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传统对于我们的规定性的主宰力量达到了何种程度，所以“超越”之说恐怕太过于轻巧和自以为是了。

西方现代性历史的源头为人们所熟知，它起始于对于社会生活和人的生存的超越性维度的删除或置换：删除是对于超验天国的摒弃，置换是将对于上帝崇拜置换为对于“人性”自身的自我崇拜。与此相伴随的，是有机性的社会生活组织的解体，与原子化的个体社会的诞生。这样，一方面是原子化的个体，另一方面是悬浮在生活世界上空或陷落于个体心灵当中的抽象人性“观念”。“个体”是观念与精神生活关注的客体和对象，反过来，“观念”也是个体所注视和占有的一种对象、客体。

现代性所蕴含的是一种比之以往完全不同的实存秩序：
即是对人本主体性秩序的经验，也并不等同于对于某个客体的知识，而是说这种经验自身就是一种延异——这是就以下意义而言的：
人类通过知觉朝向自在于生存的意义，某种生命基础的活力来体验“在场的原现象”作为有秩序的自我。更进一步说，在对意指一个对象的这种经验的解构中不会出现终点。活力既不是一个对象，也不是它的意向性。人本主体性与其基础的关系也不是那些（ 能够成为把握了真理的）陈述的一个对象。不如说，人与其基础的关系是这活力本身，以及人本主体性对这活力的在场性的表态。无论我们可以将那种对象化语言的文本推至多远，为了保持向作为“非对象性实在”（客观知识）的秩序的经验敞开，我们都必须通过否定来一次次化解这种语言的文本。经验秩序的“非对象性”（客观）特征不允许有任何关于中心主义的所谓先验“知性的认识”。

从哲学史上，我们发现所谓的“本体”都是对形而上的经验产生“物象化”的秩序，自从亚里士多德起，人们将存在的生命本质代入到秩序设想中——实为对象化的“体”，虚为语言化的“质”。如此关于这样的“体质”的本真文本和理论知识，将西方带入了今天的“破坏性”历史。从而由启蒙运动引发了根本性转折，对自由和浪漫的需求，从而体现了“人文主义”——现代性的“人性”。

“人性”的现代性舞台是由马基雅维里奠定基石的。马基雅维里放弃了“人应当如何生活”的古典政治哲学问题，而将关注点聚集于“人实际上如何生活”，这等于彻底告别“人性”视野之外或之上的价值目标、超越维度和彼岸性关怀，仅只关注“此在”式的生存，为“人性”的出场做好了准备；霍布斯将人的自然性和“自然状态”看成是某种需要被克服的低级的野蛮性，某种无辜的动物性，由此而来的人性内容只是一种“自我保存”欲望和权利，所以，霍布斯进一步抽空了“人性”的道德内容，压低了“人性”的价值标尺；卢梭好像是以某种对于“自然状态”的返回的方式，赋予了“人性”以一个空洞的“无限可完善性”，但实际上却一方面彻底隔断了人性与自然的联系，另一方面又消解了人性之实质性的善、恶区分，将人性之善仅仅归之于理性的普遍性（普遍意志）；康德陶醉于卢梭的这个思路，实现了自然律与道德律的彻底分立，道德和政治法则彻底取决于一个“理性”的形式普遍性或普遍性形式……关于“人性”的这种现代理解方式，终于在黑格尔这个现代性思想集大成者这里也达到最高潮——作为自我信仰的“理性”体系，达成了自我循环的现代“人性”观念。原本属于“外部”性的启蒙理性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进展”：黑格尔虽然处处指责康德的形式主义，但他自己不过只是以理性的形式本身为“内容”，以理性自身的形式作为理性思维的思想内容、思维客体。黑格尔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首先就在于他的体系在形而上学的基本前提上登峰造极，这一前提就是理性与世界的根本上的同一性：黑格尔不仅像古希腊哲学那样认可这一同一性的本体论层面，而且也毫不犹豫地将它做成认识论层面的同一性；或者说，黑格尔是“批判”地接受了康德等人代表的近代哲学“成就”，将“同一性”的本体论层次和认识论结果既区分又统一起来，认识论所认知的本体存在就是理性和思维自身，而认知性的理性和思维本身，就是世界的实体和“本体”；而这种区分，总体上又只是理性自身的内部区分和环节，现实早已被吸收到理性和思维实体的内部，思维与存在的区分只是思维实体内部的一个语言的情境表达。

在黑格尔那里，没有了实质性的恶，或者说，实质性的善、恶，仍然只是处于黑格尔体系的外部与彼岸的东西，黑格尔的体系总体上也只能是现实世界的寓言，用理性和思维的形式编织的一个现实世界的寓言或戏剧。这里于是只有理性思维本身的“辩证”循环，留给我们的，仍然只是一个“有可能”是实质性的恶的“恶”的概念。

消灭了实质性的“恶”，使得关于“人性”的思想方式也得以绝对化。黑格尔早就说过，绝对理念就是现今时代的神，他那个时代的神，只不过这是一个没有恶魔和敌手的神，它唯一的敌人就是它自己的“辩证法”、“辩证的”对立面，或者说，就是“辩证法”这一它自身的“敌对性”戏剧或游戏。将恶等同于恶的可能性，一方面似乎将敌人和敌对性的领域无限放大，但另一方面实际上又消灭了真正的敌对性。黑格尔哲学的真正死角，其实就是在像“恶”这样的地方。现实性、实质性的善，与黑格尔的体系同型同构，就是理性形式、理性体系的自我合目的性，理性自身的形式被价值化，被赋予了某种价值。但作为“纯粹的否定性”的“恶”，不是“自我”（作为“纯粹的否定性”的“恶”的概念，是黑格尔体系实际上的动力原点，黑格尔从一个颠倒的意义将它赋予“自我”，从他自身的意义上是合理的。），而是对这种构成自我合目的性的理性和思维体系的抵制和拒绝。然而“辩证法”就是能够将“非理性”的领地和敌对性不断地理性化，不断地带入思维对象和思维主体的辩证循环和“对象化的语言游戏”，于是这里就有了黑格尔体系的“辩证”展开。总之，我们在黑格尔这里，可以看到“人性”怎样以理性的名义自我神圣化，但又“自编自演”地形式化为一个无以复加的复杂、精巧的“人性”戏剧，同时将实质性的善、恶消弥得无影无踪。黑格尔重要性就在于他在几个方向上，都达到一种论证上的极致，并且将它们统一为一个整体：“人性”概念的自我戏剧化，不仅是“人性”的思维游戏的绝对化的完成，也是“人性”神学的完成。因此在黑格尔这里，“绝对理念”终于成为“绝对人性”的理念，一种由人的思想和思维编织的“绝对人性”的伪宗教也得以最后完成，它通过的人的“思想”仪式，完成对于“人性”自身的自欺欺人式的膜拜。它可能以各种简单化、庸俗化的方式，为直至今天的各式各样的“人性”主张提供原型和范本。只不过，黑格尔起码还承认恶，至少承认恶的可能性，而后来的更加温情脉脉的自由主义者，连这样的可能性都不忍心看到了，于是这里就有了直至今天的自由主义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