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道德哲学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引起了全人类的高度关注和警惕。作为哲学伦理学工作者，我们可以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反思这场肆虐人类的疫情，并加以理性分析和科学应对。

人类和自然共享一个地球，人类本应有道德责任和义务保护自然环境，爱惜野生动物和植物，但人类为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自我贪欲的满足，不断去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一些人认为，人类凭借科学理性可以穷尽宇宙的一切奥秘，这种信念是“培根—笛卡尔式”的理想，即科学就是对所有的自然和社会现象作“终极说明”，并且自信地认为，万物的一切应该臣服于人类的利益，服务于人类的需求。大自然是供人类不断开发和利用的资源库，或者是任凭人类任意打扮和雕琢的无生命的客体。但这种盲目自信，在自然的地震、海啸、飓风、传染性病毒等面前，会瞬间黯然失色。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

从道德境界的角度来看，这种道德观念，实质是一种“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把人当作自然界的唯一主体，其他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只是具有低级生命体征或无生命体征的客体。实际上，人类来自大自然，人类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大自然面前，任何民族、族群、人种都应当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人类是自然生物链上最高级的物种。但人类不能为了自我欲望的满足，不遵守大自然生物链的平衡原则，肆无忌惮地去破坏大自然。人类应该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保护自然界的一切，与大自然和谐共处。这是自然的道德要求，是环境正义的原则要求，也是人类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这种以人类为事物的中心的学说被称作人类中心主义，也称人类中心论，这一学说认为人不仅是自然的中心，也是自然界一切事物的目的，自然界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应当按照人类的价值观去解释。人类中心主义曾经在历史上起到过积极作用，其主张解放人性，追求人的自由、平等与价值，帮助人们摆脱中世纪神学统治，将人从天国拉回人间。但是，随着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们为了追求更好更舒适的生活，为了经济的发展，在自我贪婪的欲望中，肆无忌惮地去破坏原本整体和谐的大自然。1992年世界众多科学家联名发表《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指出：“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这种“人类—自然”两元分离的思维模式，一直盘旋在现代一些人的道德记忆中。

如果说人类中心主义具有致命的自负流弊，那么，非人类中心主义是否就具有道德上的正义？非人类中心主义是应对人类中心主义而产生的一种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大自然自身具有内在的价值，人类应该赋予大自然应有的伦理地位和道德权利，人类应当把道德共同体，从人与人的范围，拓展到大自然和整个生态系统；认为人们应当在伦理上进行一次彻底的“伦理革命”或“道德革命”，让自然的一切存在物享受道德主体的地位和道德资格，从而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但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一样，只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倘若将大自然的一切存在物都纳入道德共同体范围，那么人们就连踩死一只蚂蚁，拍死一只苍蝇，甚至是杀死自己豢养的一头猪，都应该承担道德责任。人们在大自然面前，将失去主体性和能动性，面临较大的危险。

恩格斯在回顾18、19世纪的科学发现之后，曾经这样说：“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恒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希腊哲学的伟大创立者的观点：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失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恩格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对流动的处于永恒变化的自然做了正确的解答。因此，我们既不要痴迷于人类中心主义，也不要沉溺于非人类中心主义，而是要坚持辩证的有机的自然观。同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应该在科技伦理和道德原则的框架内进行，而不是凭借人类的无节制的所谓自由意志，以“去道德化”的立场为所欲为。

人类在向大自然索取物资与资源的时候，应当尊重自然，服从自然和社会的环境正义法则。这是人类智慧的一种体现。

歌德的《浮士德》中最有创建和最富成果的观念之一是，文化上的自我发展理想与导致经济发展的现实社会运动两者之间存在着联系，哥德相信，在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典型的现代理想得到实现之前，这两种形式的发展必定会走到一起，必定会融合为一体。”“浮士德和我们都将发现，现代人转变自身的唯一途径就是根本转变他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物质的、社会的和道德的世界。歌德的主人公成为英雄的途径是，将受压抑的人的巨大能量释放出来，不仅仅是他自身的能量，而且还有他所触及的一切东西的能量，最后是他周围的社会的能量。”“但是，他所开创的各种伟大发展——理智的、道德的、经济的、社会的——最终都将使人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就是浮士德与魔鬼的关系的含义：人的力量只有通过马克思所谓的——魔鬼——，即可能以可怕的力量爆发出来而人类根本无法加以控制的各种令人恐惧的黑暗能量，才能得到发展。”《浮士德》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仅仅把普通人心中的焦虑和忧愁讲了出来，还创建性的洞察到人类社会的一些本质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卢梭、马克思、圣西门等无数的哲学家社会学家都曾研究的母题，而歌德却用一种诗意的浪漫将他明确的表述出来——发展是一种社会的主旋律，而人的发展终将跟社会的发展统一，同时这种发展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也就是创造和毁灭这一辩证关系在个人和社会发展当中是一种核心的动力。就如浮士德想要建造自己的海市蜃楼的时候，必须要会坏掉那对老夫妻的旧家园。而这种毁灭也给浮士德自己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不仅仅是惋惜和对一种旧式田园的怀念，还因为听到了自己为自己奏起的挽歌。
一个创造者，或者说一个发展者的宿命，就是去破坏之后的创造，一旦旧世界破坏掉了，发展者跟着也就灭亡了，因为他已经失去了自身存在意义的根基。
就此，歌德深入了现代性的本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创造着毁灭者过去，而在毁灭了过去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而新的创造者又会适时的出现。但在这个涌动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是完全舒适的，旧的田园牧歌注定要遭到毁灭，而创造者毁灭过去的同时也毁灭了自身，新的创造者重复着同样的宿命。
这也正是我们每一个身处现代性当中的人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的兴奋和无助。我们兴奋于不断创造的可能性，而无助于随时可能遭到毁灭打击的那种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