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经典叙事学可以分为修辞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后现代叙事学，空间叙事学，跨媒介叙事学，其中尤以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为代表的修辞叙事学的研究最为繁荣。詹姆斯费伦的修辞叙事学继承布斯对于隐含作者的研究，详细阐述了“不可靠叙述”和“双重聚焦”等叙事技法与“伦理取位”之间的互动和姻联。修辞叙事学这些方法的运用对于重新认识小说中的叙事研究有开创性的意义，尤其是对第一人称叙事为主的小说，可以对其中的不可靠叙事进行重新审视，更加清晰的区分其中的叙事圈套。

在对现实的方方面面进行概念化时，有些文类比其他文类要更合适，每个文类都拥有确定的选择原则，即文类就是看待世界的“图式”，每个文类都有自己看待现实和概念化现实的方式方法。
早期叙事学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孵化下形成，它的起步虽然轰轰烈烈，但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已显得有点难以为继。导致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或可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来形容：对20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文论界来说，结构主义是一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思想风暴，那些昨天还在鼓吹结构主义的人，眨眼之间便成了后结构主义的中坚人物；叙事学在今天的人们眼里已不是哪个“主义”的附庸，但当时这门学科却被许多人称为“结构主义叙事学”，事实上结构主义也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一旦脱落了这个“推进器”，叙事学的前行速度必然会大打折扣。当然更为深刻的原因，还在于一味倡导语言学模式带来的叙事语法研究之弊。我们不妨这样来提出问题：一种理论或一门学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能为自己研究的对象提供解释，叙事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叙事现象，但是一些经典叙事学家却傲慢地声称结构分析不是“阐释的侍女”，“叙事学的目的就是做分类和描述工作”，这不啻是将叙事学幽禁在高高的象牙塔之内。西方学者喜欢用“工具箱”来形容一门学科使用的理论，平心而论，经典叙事学的“工具箱”其实并不是对阐释全无帮助，只不过一些人苦心营构的理论过于复杂，导致其沉重的“工具箱”只有那些理论上的大力士才能拎得起来。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不少研究小说的西方学者将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意识形态研究，转向了文本外的社会历史环境，将作品视为一种政治现象，将文学批评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反对小说的形式研究或审美研究，认为这样的研究是为维护和加强统治意识服务的。在这种“激进”的氛围下，叙事学研究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申丹
【申丹，叙事学家，当今能够称之为“文匠”的人物，中国人文理论界真正的“大V”。她是全球最大的同行评议学术论文索引摘要数据库艺术与人文领域类被引用学者排名第一。她出生于书香门第及名门之后，现为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1958年生于湖南长沙，母亲张文庭是钱钟书的学生。1977年恢复高考，申丹是第一批进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学习的学生。1982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深造。1987年学成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等职。1992年，被破格提拔为教授！次年成为博士生导师。申丹公公是我国著名西方语言学学者李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