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诠释活动的复杂性是同诠释对象和诠释者内在心理活动本身的复杂性紧密联系的。但是，传统诠释学由于深受传统认知论和逻辑学的影响，同时深受理性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的影响，总是一方面把诠释的对象设想成为理性和语言所能够掌握和表达的事物，同时另一方面又把理性和语言的表达能力及其精确度加以夸大。与此同时，传统方法论又把各种比喻当做不精确的表达法而加以排斥。

实际上，现实世界和日常生活本身，除了存在着一些可被认识和被表达的事物以外，还同时存在大量不可被认识，也不可被表达的因素；既存在确定不移的因素，也存在大量偶然的、含糊不清的和杂乱的因素。所有这些不可被认识和不可表达的因素，实际上一直同那些被认识和被表达的事物混杂在一起，不但存在于客观的对象中，也隐藏在人的情感活动和认识活动中，影响着人类认识活动本身，同时也影响人的生存和人的命运，影响人类文化的发展。

因此，问题不是简单地否认那些不可表达的因素，也不是将它们简单地等同于或归结为可表达的东西；而是深入研究其特征及其与可认识、可表达事物的复杂关系。

原籍德国的美国神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家蒂利希在研究人的生存和文化问题的时候，曾经深刻地指出：
人的思想、生活和行为方式中，有时出现“不顾一切”的状态和现象。理性和正常逻辑是无法解释和处理的。蒂利希把这种状况及其处理方式称为“‘不管……’的模式”。例如，“不管是死是活，我也要……”；“不管是真是假，我也相信……”如此等等。不但在诸如宗教信仰和爱情生活等充满着非理性因素起作用的领域中，而且在认知和科学活动中，都同样可能出现这类“不管……”的模式。它显示出人类生活不同领域中的复杂现象，使人经常出现无法说明和难以避免的固执态度和情绪，而这些固执和不顾一切的态度，是事物和生活本身训练人类的自然结果，使人学会进行必要和适当的反应。

评论：后现代哲学的多元性和指导性！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象征形式的广泛流通起着根本的、越来越大的作用的世界中。在所有社会中，象征形式——语言陈述，姿势，行动，艺术作品，等等——的产生与交流是且始终是社会生活的普遍的特点。但是，由于现代社会受早期现代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推动而到来，象征形式的流通的性质和范围呈现一种具有质的不同的新现象。技术手段结合面向资本积累的机构而发展，使得象征形式能以迄今无与伦比的规模生产、再生产和流通起来。

整个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报纸、小册子和书籍以不断增大的数量生产出来；从19世纪以来，生产与流通手段的扩大伴随着欧洲等地读写文化水平的显著提高，所以印刷物可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阅读。通常称为大众传播的这些发展因象征形式的电码化与传输的进展而得到进一步的推动，这种进展使我们获得作为20世纪晚期特点的电子电信的各种形式。今天，在许多西方工业社会中，成年人每周平均花25至30小时看电视——这不包括他们另外花在下面活动上的时间：听收音机或音响、读书看报看杂志以及消费大规模跨国界传媒产业的其他产品。而且，当今之世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不受到大众传播机构和机制所触及，因此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不向大众媒介象征形式的流通开放。

尽管大众传播在现代世界的意义日益增长，它的性质与含义却在社会与政治理论文章中较少受到注意。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忽略是由于学科分工所致：社会与政治理论家们甘愿（我认为是错误的）把大众传播的研究留给传媒与传播研究专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忽略也是由于今天许多理论家所专注的种种问题都经由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性“叙事”文本所呈现。

根据后现代哲学原理，事物并不是按我们脑子里所想像的轨迹去发展，未来充满变数和未知。有句话说的好，“如果事情都是理所应当地发生，那还有什么乐趣可言！”
一个毫无用处的人能在突然间身居要职、笨鸟先飞遭枪打、经验的丰富度与成功不相关、财富多了让人难受….面对这些毫无逻辑的现象，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怀着乐观的情绪，去期待将要发生的所有未知事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飞来横福，焉知非祸？要打消患得患失的心态，在吃喝拉撒这些基本问题解决后，一切矛盾都显得无所谓，所有令人快乐的事情不过如此。

先锋派文学家阿兰·罗布·格里耶曾说：“如果我们到人生中去寻找意义，我们将一无所获。世界既非有意义的，也非荒诞的，它只是存在而已。”认清存在不为意识所动，就不应该期待努力会有好结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哲学给出的指导性就是所谓的“叙事哲学”。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思想家，也是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主要代表之一的理查德·罗蒂说：“当哲学以一种生动的叙事形式出现时，它就达到了最佳状态。”
在我看来，叙事的哲学文本是对与常识或日常语言所建立的联系并不关心，而是要告诉我们的是精神的本质或存在的意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希望能够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直觉，还包括关于我们自己是谁的感觉，以及我们认为要思考的最重要的东西的看法。“叙事哲学”从其语义本身来说，就是所谓的“解释哲学”，“解释”意味着阐释，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手里拿上话筒，就可阐释；所以，福柯说：“话语即权力”，因为只有权力最有阐释权。
很显然，“权力的游戏”就是后现代哲学的表面性，个人的外在自主权就在其整个社会属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外在的权力”决定了人的社会地位、精神状况等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具有深度的东西。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后现代哲学的“权力”视角彰显了人本形态的“自由”，而这样的“自由”是复杂的。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是集社会、文化、历史、气质、品味、思想心态以及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于一身的复杂新事物。它在内容方面的这种非同构性和复杂性，使后现代主义同时地兼有历史性、社会性、文化性、思想性和生活性，因而它也可以同时成为历史范畴、社会范畴、文化范畴、思想范畴和生活范畴。

后现代文化内容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使其成为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心理学以及美学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学科进行科际研究的跨学科领域，同时又成为文学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们以及对“后现代”发生深刻影响的思想家，包括了不同派别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和政治学家等各个学科和领域内的学者以及文学艺术领域的著名作者们。显然，这是一群包括各个领域和各种思想观点的复杂理论队伍。
例如，米歇·福柯从来未曾说过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但他本人的思想、写作态度和生活风格，不仅同“后现代主义者”相类似，而且直接成为他同时代的“后现代主义者”的启蒙者和鼓舞者。作为米歇·福柯的亲密朋友，德勒兹同样也对后现代思潮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德勒兹也和米歇·福柯一样，自己从来没有认定是“后现代主义者”；同时，他的研究领域和批判方向也是多方面的，以至于人们很难把他说成一个专业的哲学家。人们只能从他的多种多样批判当代西方社会和文化的著作中，发现他在哲学领域之外的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文学艺术、美学、语言学和科学理论等方面，都具有深刻的造诣。因此，他也可以说是多才多艺的当代思想家。而他对于后现代思潮的发展的影响，也是多方面和跨领域的。

被人们称为“解构”思想家的德里达，也从未宣称是“后现代主义者”。但他的“解构”策略和方法，他对于语言论述和整个西方传统方法论所进行的“解构”，简直成了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社会的方法论基础，同时也是后现代主义者进行自由创造的重要原则和新策略。严格说来，德里达本人也不只是一位哲学家。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所受到的教育，本来就是多学科和多领域的。后来，在德里达的相当多的著作中，他所论述的问题和批判的范围，涉及哲学、语言学、文字学、图形学、符号学、人类学、教育学、建筑学、美学、法学以及文学艺术的许多重要问题。也正是他在这些多领域的“解构”，不仅为后现代文学评论和艺术评论以及美学，而且也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最好的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准备。

言说是一切行为的范式，文字是一切现象的载体；而这两者结合就是所谓的语言；人类的文化形式、历史演进、政治命运、科学方法也和语言一样，具有同构性。也就是说，语言指定了意识形态的模式，只要有语言就有意识形态。
具体的研究，海德格尔也曾提出了“语言即思”的哲学命题，而如此观点就颠覆了传统的说话者和语言之间的“说与被说”关系，而把说话者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定义为一种“应合者与说”的关系。“应合者与说”的关系不再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主客体对立关系，而是一种说话者主体和对象主体（语言）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两者相互对话、相互理解。
福柯说：“话语是真理、知识和权力的集中表现，是生活主体和对象能够相互交融的地方”。
在语言学界有这样一个共识：话语是有等级的。最低层次的话语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交往话语。它们一经说出便消逝，几乎对公共社会生活没有任何影响。真正对社会文化生活有影响的是代表社会主流叙事的法律、政治、宗教、哲学、科学、文学和生态文本。这些文本除了它们自身的表述之外，还不停地被人评述或者评说。这些文本自身的叙事以及其所招致的各种评述使得其背后所代表的制度意识不停地被强化，从而成为真正对社会生活有影响的强势或者“威权”话语。但话语作为权力对社会主体的支配性不是绝对的，受到诸多因素的形塑和限制，而这样的形塑和限制直接就构成了知识的客观性。

作为后现代思潮组成部分的当代女性主义，涵盖了包括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和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而且，当代女性主义者即使是在探讨某一个专门领域的问题时，也不再遵循传统分类学和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从不限定在该专门领域中，而是自由自在地、以打破旧文化分类和传统二元对立区分法为己任，从事跨领域和多学科的探讨，使女性的问题彻底走出“男/女二元区分和对立”思考模式，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向传统文化挑战的重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