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磋】《文学的哲学——发生学札记》
胡适《白话文学史》中记载：“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妓，弹唱的，说书的，都是文学史上的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条通例。”
下层社会创造的文学形式被上层采用，他们的文学趣味，他们对文学形式的敏锐感觉，却多半没有得到理论的提炼与系统阐述。“文学的哲学”发生史的研究者需要千方百计钩沉索隐，对社会下层的文学观做发掘整理。这种研究因为材料匮乏困难很大，除了文献的搜寻，可以参照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办法，用当今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内透露的民间文学观念，作为旁证。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具体的学术工作可做。
“诗言志”贯穿于“文学的哲学”发生发展的几个阶段，贯穿于其“潜在”的和“显在”的各种形态；原始时期，“诗所言之志只能是集体意志”，则诗言志也可以是社会下层所拥有的观念，因此，把它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哲学”发生的“标本”，是很恰当的。“诗言志”在不同时期含义确实有很大的区别，在《尚书·尧典》中，诗与歌、声、律平列，它还不具备独立形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的“诗以言志”，《庄子·天下》的“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的“诗是言其志也”，这些地方，“诗言志”是婉曲地表达思想、意愿的修辞方式，这种修辞方式的广为流行，证明诗可以离开乐舞，以其文辞内容成为人们交流工具。
汉儒将“志”与“情”分开并对立起来，则是让诗服从于统治（权利）阶级意识形态的轨范。由此引出论断：“中国古代‘诗’的观念是一个历史建构过程”。这是对“文学的哲学”意义的探讨和发生学方法的良好的运用。
“文学的哲学”发生史研究，既是中国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史研究创新的必要前提，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学精神确立发展的坚实基础；发生学方法要求严密的实证性，也要求高度的思辨性，因此，中国文学发生史和中国“文学的哲学” 发生史是值得耕耘的学术园地。
近年来，学术界对充当中国现代诸学科关键词的汉字新语给予了较多关注，试图追溯这些汉字新语的源流，考察作为现代中国人思维纽结的新概念的生成机制、发展规律，彰显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演进轨迹。这种研究所采用的“历史文化语义学”方法，在国外已颇流行，介绍到国内的名著有米歇尔·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丹尼·卡瓦拉罗的《文化理论关键词》、奈杰尔·拉波特和乔安娜·奥弗林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等。
【注解（补充）：语义学—— 语义学semantics，研究自然语言中词语意义的学科。也可以指对逻辑形式系统中符号解释的研究。语义学（Semantics），也作“语意学”，是一个涉及到语言学、逻辑学、计算机科学、自然语言处理、认知科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的一个术语。语义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语言的意义，这里的自然语言可以是词，短语（词组），句子，篇章等等不同级别的语言单位。结构主义语义学是从20世纪上半叶以美国为主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而来的，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词汇的意义和结构，比如说义素分析，语义场，词义之间的结构关系等等。语义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语言意义表达的系统，不涉及具体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