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磋】《文学的哲学——发生学札记》
皮亚杰在他的《发生认识论原理》的“引论”中提出：“传统的认识论只顾到高级水平的认识，换言之，即只顾到认识的某些最后结果。因此，发生认识论的目的就在于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从最低级形式的认识开始，并追踪这种认识向以后各个水平的发展情况，一直追踪到科学思维并包括科学思维。”
他所倡导和实践的发生学方法，不只要研究对象的“起源”，还要研究对象的“发展”；他所指出的传统认识论的局限，在我们现当代的文学研究中也是很突出的。我们研究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对于“什么是文学”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往往认为答案不言而喻，无须再去加以辨析。但是，研究者对于“什么是文学”的理解，只是今人的观念，是到今天为止的“最后结果”，并不是起源期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也不是两千多年来各个历史时期文学家和文论家的认识。这样，就难免造成研究的一些盲区，造成研究的某些片面性。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作为学科核心概念的“文学”，都是一个现代才产生的新概念。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说，“Literature（文学）”是14世纪才出现在英文里的，其含义是通过阅读得到的高雅知识；英国词典编撰的开创者约翰逊的《英语字典》给这个词的释义是“学问、文字技巧”，那和它在今天的学术内涵有很大差别。
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文学评论（literary criticism）”这条说：“虽然几乎所有文学评论都是在20世纪写出来的，但是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首先提出的问题仍然受到优先考虑。”这里就产生了问题：既然近几百年才有“文学”这个专门术语，更晚才有这个词语所传达的现代概念，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才可以说“柏拉图的文学思想”或者“亚里斯多德的文学观念”呢？
或者我们也可以认为，在什么意义上才可以说“孔子的文学思想”或者“孟子的文学观念”呢？这个长期被许多人当做不言自明的问题，需要认真重新探究，要从起源时期着手，找到文学观念的源头，并且循此追踪，了解它其后的嬗变、转换。
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瑞典语：Carl XVI Gustaf，全名卡尔·古斯塔夫·富尔克·休伯特斯，1946年4月30日－）在他的《文学的哲学》中指出：“文学史上不断变化的文学风格都是潜在于一切文学里的哲学变化的结果。哲学家视其为哲学著作，文学家视其为文学史或文学理论著作，一本薄薄的小书竟能有这样大的容量，这本身就值得深思，值得研究。”
斯洛伐克汉学家玛利安·高利克在他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的引论中指出：“本书采用的是与众不同的结构主义和比较文学方法，剔除并脱离了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实际的玄学成份。”
因此，以上的论述关于文学（语文）的学习和方法论，体现了哲学渗透的主要思想（结构主义和发生学方法论）是研究文学的主要意义——即：文学的哲学。
“文学的哲学”对于我国现代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及相关的教学工作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甚至可以说不少东西填补了有关方面的空白。
因此，以上的论述关于文学（语文）的学习和方法论，体现了哲学渗透的主要思想（结构主义和发生学方法论）是研究文学的主要意义——即：文学的哲学。
“文学的哲学”对于我国现代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及相关的教学工作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甚至可以说不少东西填补了有关方面的空白。
发生学视角对于“文学的哲学”研究和“文学文论史”的研究十分重要。历史上文学的哲学研究试图重现对象早已消逝的状况，绝对的、毫不走样地“重现”或“重建”是不可能的，“文学的哲学”在历史上的叙事能够做到的，是后代研究者与他们的前辈的“对话”。既然是对话，就不能是单向的，而应该是双向的，不能够只是言说，还必须倾听，要突破重重阻隔倾听前辈的声音。
历来的文学家是在各自所处时代思潮背景下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论著述，能够设身处地了解他们的文学观念，才能够深切体会他们为什么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才能对他们为什么那样选取和处理题材，选择和创造体式、技法，才能够对文学文论家理论的切入角度和所创设的术语的蕴涵，等等，作出合理的阐释。
总之，要论古人之文，就要知古人之文心，知古人的文学观念，知古代文学观念的起源和演变。结构主义思想和发生学视角的介入，有助于文学史研究和文论史研究避免以今例古，而把从今天理论立场的审视和对于对象本来的真实的考察恰当地结合起来。
人类文学观念的发生存在共同规律，各个文化共同体内文学观念的发生又各有其特殊情况，具有某些各自的独特规律。文学，是主体（主观）性很强的一种精神活动。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学有各自独特的文学性，文学民族性的根源在于其各自不同“文学的哲学”的发生史。
“文学”这一现代术语是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到中国的，经历百年曲折历程，学者们越来越感觉到源自西方的学科构架与本土实际的扞格抵牾，觉悟到既不能用外来框架切割有悠久传统的中国文学思想，也不能原封不动沿用古人言说方式。建构新的本土文学理论体系，需要对本土文学观念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清晰的了解和科学的阐释。
所以，“文学的哲学”的发生史研究，是当代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研究创新的必要前提。发生学方法的运用，体现了学者文化本土意识的觉醒和高扬。中国学者赵景来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2003年第六期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研究述要》中对于国内哲学史界有关于“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他提出了：“需要区别两个东西：一是在‘哲学’被引入中国前的那些后来被纳入‘哲学’类别的学术和思想，二是在‘哲学’被引入中国后人们明确地在‘哲学’名号下对那些思想和学术所做的阐释和发挥。”
在艺术史界也论及“艺术”及其分支概念如何合理运用，例如， 著名艺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在《读书》杂志2006年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并不纯粹的“美术”》中提出了：“‘美术’一语是近代的舶来品，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和含义，是否能够用来概括中国传统艺术实在值得重新考虑”。
引用赵景来和巫鸿的“话”，是想说明中国文学史和文论史学科在这方面的努力将开启崭新的成果。
引用赵景来和巫鸿的“话”，是想说明中国文学史和文论史学科在这方面的努力将开启崭新的成果。
研究“文学的哲学”的发生史，主要的不在于词源学的探讨。古人虽然没有关于文学的与今天同样明确精密的概念，却早有运用语言（话语）进行的审美的、艺术的活动。我们说古人的文学观念，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文学观念，孔子、孟子的文学观念，指的是，他们的语言（话语）中，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活动有关系的内容；如果和我们今天理解的文学活动无关，即使他们的语言（话语）含有“文学”字样，也不属于“文学的哲学”的发生史讨论的范围。
文学是在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产生的，是分工、分化的产物。人类的审美活动、艺术活动，经过极其漫长的进化，才从生产劳动、巫术、祭祀、游戏中分化出来，逐渐具有独立形态。文学，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演化，逐渐从艺术活动的整体中分化，与乐、舞分离，逐渐具有独立形态。
当其还不具有独立性或独立性还微乎其微的时候，艺术美学观念是潜在于实用的意识，潜在于宗教神学观念，潜在于训练后代的文化教育观念之中，而“文学的哲学”观念又是潜在于艺术美学观念之中。在文学具有较为明显的独立性之后，“文学的哲学”观念也常常潜在于文学活动及其产品之中。“文学的哲学”观念的明确表述，知性的主观形态的“文学的哲学”观念，乃是在文学高度发展之后的事。研究“文学的哲学”发生史，需要梳理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文学观念。
例如：古文（易学）中所论述的“观乎天文”，正是潜在于巫术、占卜、祭祀活动中的文学观念，而儒学的“观乎人文”则是潜在于礼乐活动之中，潜在于早期艺术活动中的文学观念。
社会分工的结果是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对立，社会上层和下层对文学各有其诉求。上层劳心者掌握了话语权，他们的文学观留下了大量文献记载。下层劳力者的文学观当其滋生之时就缺少代言人，更难以留下构成系统的记载；但这并不等于下层的文学观对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没有发生过影响。仅就艺术趣味的变化而言，下层的力量往往大过上层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