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摄政王致书于史老先生文几》大致内容如下：


闯贼李自成攻入北京，逼死崇祯皇帝。吴三桂向我大清求援，我们念在两国友谊源远流长，所以出兵相助。我大清跟闯贼，那是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啊！可就是为了替你们大明崇祯皇帝报仇，才出兵痛击闯贼，话说你们该怎么谢我们来着？


我大清入关之后，优待原来明朝的贵族官员，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真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反观你们呢？皇帝被闯贼逼死，不拼死相救、尽忠而死，反而贪图富贵，在南京另立皇帝，搞“伪朝廷”，跟我大清相抗衡。你们根本就是一帮不忠之臣，良心大大的坏了。史老先生你是名流，不用我教你怎么做忠臣吧？


我大清雄师即将南下，你们肯定打不过，要是识相赶紧投降，我们也自然会给你们优待。要是你们还不识时务，敢抵抗，通通死啦死啦的！


说实话，我还是挺佩服多尔衮的，能这样一本正经的说瞎话。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史可法的回信。

《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大致内容如下：


我们已经接到了贵国出兵帮助吴三桂击败闯贼的消息。对于大清的慷慨相助，我们大明臣子真的是打心眼里感激啊！历史上，回纥曾经帮助唐朝平定叛乱，我们衷心希望大清能像回纥助唐那样帮助我们大明。等闯贼被消灭了，我们大明自然是少不了给你们大清的好处的，不仅会馈赠大量财物，还愿意与你们永结同盟、世代友好。


我大明皇位代代相传，在目前的皇帝之前，就已经传了十六代了，真是名正言顺的正统。现在我们大明的皇上，是神宗皇帝的孙子，光宗皇帝的侄子，崇祯皇帝的堂兄，继位名正言顺、天与人归。皇上到南京时，百姓夹道欢迎。祭告太庙时，天上飘着紫色的祥云。不久之后，长江上又突然出现一批木材，正好给我们修建新宫殿。这些“祥瑞”，可都是天意啊！


愿大清能顺天应人，帮助我们大明消灭闯贼，我们感激不尽、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多尔衮的信咄咄逼人、恫吓之意昭然若揭，史可法的信客气委婉、胆怯之态跃然纸上，两相对比，实在是让人扼腕叹息。这次“书信交锋”之后，多尔衮对弘光君臣的消极与怯懦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吞并江南、一统天下之志也更加坚定了。

十八、弘光王朝的军力概况


弘光王朝虽然实行“借虏平寇”的保守消极策略，但随着局势的变化，也并非完全没有振作之举，高杰北伐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讲高杰北伐之前，有必要先梳理一下弘光王朝的军力情况。


弘光王朝的军队数量，各种史料的记载出入很多。尤其是左良玉的“楚镇”，有“八十万之众”的说法，实在是太夸张了。关于弘光王朝军队数量和军饷情况，当时的工部工科都给事中李清的记载，可信度很高。


“上即位后，楚镇及四镇频以匮告，而司兵惟务姑息，不知汰无用， 核虚名。楚镇兵五万余，需银一百八万；四镇兵各三万，需饷二百四十万， 本色一百万。五镇不足恃，且还为我虞。居重驭轻，有京营六万，需饷一百二十万，锁上游，控江北，复有江督、安抚、芜抚、文武操江、郑鸿逵、郑彩、黄斌卿、黄蜚、卜从善等八镇，共兵十二万，计饷二百四十万。合之七百余万，而川、楚、东、豫督、抚、镇不与焉。”（《三垣笔记》卷下）


需要指出的是，李清所记的，是弘光朝廷发军饷的“定额”。乱世之中的军阀部队往往“超编”，各个军镇的实际军队数量，应该更多一些，但也不太可能多出太多。

朱由崧在武将的拥戴下坐上皇位，自然投桃报李，给四位武将加官进爵。封高杰为兴平伯，驻守徐州、泗州一带；封刘良佐为广昌伯，驻守凤阳、寿州一带；封刘泽清为东平伯，驻守淮安、庐州一带；封黄得功为靖南侯，镇守滁州、和州一带。


这四镇总兵名为大明将领，实为军阀头目，拥戴朱由崧登基之后，他们成为了“天子恩人”，更加飞扬跋扈，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各个军镇将领不仅向朝廷索要巨额军饷，还在自己的防区驻地鱼肉百姓、搜刮钱财，防区驻地的赋税也留作自用，不上交朝廷。黄得功接到朝廷旨意，有时因为“看不惯”，竟会将诏书撕裂。刘泽清不仅傲慢无礼，还频频干预朝政，提出大量无理要求，朝廷没有足够的实力，往往只得顺从他的意思。


“京师陷，泽清走南都，福王以为诸镇之一，封东平伯，驻庐州。时武臣各占分地，赋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问。与廷臣互分党援，干预朝政，排挤异已，奏牍纷如，纪纲尽裂，而泽清所言尤狂悖。王初立，即援靖康故事，请以今岁五月改元，又请宥故辅周延儒助饷脏银。都御史刘宗周劾诸将跋扈状，泽清遂两疏劾宗周，且曰：‘上若诛宗周，臣即卸职。’朝廷不得已，温诏解之。又请禁巡按不得拿访追脏，请法司严缉故总督侯恂及其子方域，朝廷皆曲意从之。”（《明史》卷二百七十三列传第一百六十一）


史可法自请就任督师之后，成为了“四镇”的顶头上司，但他与其他的文官一样，也对蛮横的军阀头目们毫无办法。

十九、高杰北伐


1644年年末至1645年年初，高杰在史可法的督促下率军北伐。弘光王朝之所以发起此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是有着多重原因的。


第一，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之后，迅速西撤，而清军也忙于追击大顺军，并没有很快接管大顺军撤出的大量地盘。当时的山东和河南两省，基本处于权力真空状态，很多地区落入了形形色色的地方势力手中。这些地方势力大多由原明朝的官吏和士绅地主组成，他们大多倾向明朝，这对弘光王朝向北扩张势力是十分有利的。


第二，在接到多尔衮的“恐吓信”之后，南明使团也派人禀报说清方态度傲慢，根本无心议和通好。这让史可法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外策略，他加强了战备，并表示：“今和议不成，惟有言战。”（《史可法集》卷二）



虽然史可法等高级官员还是主张避免直接挑衅清军，所以北伐打的是“击灭流贼”的旗号。但从明军的进军路线来看，也是想趁清军在河南、山东等地立足未稳，将这些地区的清军赶走或是消灭，恢复中原。

不过高杰不信邪，依然率领大军北上。1645 年正月初十日，高杰率军逼近睢州，高杰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戎马半生、历经无数风浪，竟然会在小小的睢州丢了命。

当时的睢州，在许定国手中。许定国本是明朝将领，一生历经波折，曾经被崇祯皇帝下令逮捕入狱，后又被放出“戴罪立功”。早在崇祯年间的后期，他就已经是盘踞在睢州一带的军阀头目。许定国手下虽然也有一万人左右，但大多是些散兵游勇，战斗力极弱。清军入关之后，大顺军西撤，河南很快陷入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的状态。河南西部仍然有部分大顺军，北部一些地区被清军占领，东南部有不少“明军”（多为地方军阀）。在复杂的局面中，许定国不思报效国家，而是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军队和地盘。他“刀削豆腐两面光”，一面向南明弘光王朝表忠心，一面与清朝暗通款曲。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明朗，许定国被清军凌厉的攻势所吓倒，倒向了清朝。他不仅派人向清朝表达投降之意，还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入清军大营，以此来表示自己的“忠诚”。

高杰率军逼近睢州后，派人送信给许定国，让他跟随自己北伐。许定国不敢北上攻打清军，又害怕高杰，于是很希望清军能对他施以援手。不过，当时清军忙于跟大顺军作战，根本不来支援许定国。许定国急得直跳脚，思来想去，只好设计杀害高杰。


关于许定国杀害高杰的具体情况，《三垣笔记》、《绥寇纪略》、《豫变纪略》等多种书籍史料都有记载，内容各有不同。我在这里“综合”一下，简单向大家说明。


高杰安排大军北上，只带了数百随从亲兵到睢州。一到睢州后就受到了许定国的“热烈欢迎”。许定国在城中大摆宴席款待高杰及其随从亲兵，并召集了一批妓女作陪。高杰毫无防备，与随从亲兵们喝的烂醉如泥，于1645年正月十二日（另一说法为正月十三日）被许定国派兵杀害。

杀害高杰之后，许定国深知高杰的军队会来报复，不敢逗留，立即率领自己的乌合之众一路北逃投靠清朝去了。高杰虽然蛮横凶残，但他治军确实很有一套，平日里对手下将士们不错。听闻“老大”被杀，高杰军队的将士们怒气冲天。他们怀着为主帅报仇的渴望，以及劫财劫色的私心，气势汹汹杀奔睢州而来。许定国逃的快，躲过一劫，睢州及其周边地区的百姓悲剧了。狂性大发的高杰军将士们，将睢州一带的百姓屠杀殆尽。睢州城内尸山血海，简直成了人间地狱。



史可法听闻高杰被杀的消息，流泪叹息：“中原不可复矣！”他急忙赶到高杰军营处理“善后事宜”，立高杰的儿子高兴平为世子，任命高杰的外甥李本深为提督，高杰的部将李成栋为徐州总兵。高杰的妻子邢氏知道儿子年幼难以服众，恰好史可法又没有儿子。于是她提出让高兴平拜史可法为义父，希望借用史可法的官职和威望来稳定军心。但史可法拒绝了这一提议，转而让高兴平拜太监高起潜为义父。史可法的这一举动非常不妥当，高杰本人和高杰手下的不少将士以前都参加过农民起义军，是“流贼”出生，为明朝效力本来就有疏离感和自卑感。史可法的做法让高杰军将士们觉得受了歧视与侮辱，大寒高杰军将士之心。


高杰被杀之后，其属下将士们义愤填膺、磨拳擦掌，打算北上找许定国算账。此时清军主力还在陕西与大顺军激战，在河南和山东的兵力十分薄弱，北方不少还在抗清的“义兵”（地方武装）也在盼着明军北上。应该说，这正是南明恢复中原的好时机。正所谓“哀兵必胜”，史可法如果趁此机会北上，或许能大有作为。但是高杰死后，史可法六神无主、归心似箭，在没有任何追兵的情况下，率领高杰军一路南逃，一直逃回扬州一带。至此，高杰为北伐作出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左右有言使公惧，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当时流传的这首诗，辛辣的讽刺了史可法的胆怯与狼狈。

更糟糕的是，高杰死后，南撤的高杰军将士们再次陷入到了内斗的漩涡之中。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都想吞并高杰留下的军队和地盘。之前就与高杰有仇的黄得功甚至率兵直驱扬州而来，试图压服群龙无首的高杰军，又差一点引起“内战”。马士英也插了一手，派人到高杰军中加以牵制。最终还是史可法再一次出来东奔西走“和稀泥”，才让高杰军稳定下来。


经过这一系列事件，高杰军将士们既领略了史可法的胆怯与无能，更看透了弘光王朝的内斗与脆弱，军心大变，为后来这支军队齐刷刷降清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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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左良玉“清君侧”与清军南下


1645年三月，李自成率“大顺”残部到达荆襄一带，与原本驻扎在这一地区的大顺军大将白旺及其手下七万大军会合。不过，此时的李自成已经被清军打的丧失了信心，他不听白旺固守襄阳、承天、德安、荆州的建议，而是决定率军东下，灭掉相对较弱的南明弘光王朝，先占领江南富庶之地再作打算。



李自成率军东下，把镇守武昌的左良玉架到了火山口上，面对李自成的大军，他陷入了极度矛盾之中。左良玉和李自成也算是熟人了，打了很多年的仗，互有胜负。应该说，左良玉因为与李自成积怨很深，加上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在李自成东下之初还是尽守土之责的。他一面连续派人上疏弘光朝廷告急，一面调兵遣将抵御大顺军。但左良玉与弘光朝廷的矛盾也很深，具体情况前文已经说了，这里就不重复了。如果左良玉与弘光王朝关系好，那他或许会尽力对付李自成，但在他与弘光朝廷矛盾重重的情况下，他根本不愿意为弘光朝廷抵挡李自成。而弘光朝廷对左良玉的态度也很耐人寻味，马士英等人希望这个飞扬跋扈、不听指挥的军阀头目与李自成打个两败俱伤，所以对左良玉的求援反应冷淡。江西总督袁继咸倒是带了一支军队前来支援，不过实力十分有限，对左良玉的帮助不大。


左良玉多与东林党人来往，尤其与黄澍关系很不错。这个黄澍搞出了“打马案”，在南京与马士英交恶之后，对弘光朝廷更是怨毒满腹。弘光三案，尤其是“北来太子案”的爆发，让黄澍等人找到了借口。他们天天在左良玉面前叫嚷“太子”是真的，弘光皇帝朱由崧和首辅马士英等人迫害“太子”和东林党的“正人君子”们，煽动左良玉起兵造反。左良玉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在煽动下逐渐倾向于造反，似乎是想在临死前攻占南京，过一把皇帝瘾。

1645年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假称接到“太子”密旨，率军前往南京救“太子”，并讨伐马士英等“奸臣”——“清君侧”。大军乘船东下，杀向南京。更为缺德的是，临走之前，左军将士们趁机在武昌烧杀劫掠，让武昌百姓深受其害。



其实，此时的左良玉垂垂老矣、重病缠身。此次出师虽然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但自古以来，提出“清君侧”这三个字就相当于在额头上贴上了造反的标签。左良玉的军队本就鱼龙混杂，不少是明末的“流贼”，出于利益才黏合在一起，并不愿意为左良玉拼命。左军将士们深知造反风险极大，要是失败了全家性命堪忧，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离心离德，可谓毫无战心。不过，弘光朝廷的官员们在当时是意识不到这些的。左军东下的消息传到南京，南京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无论“忠臣”还是“奸臣”，“君子”还是“小人”，一个个都原形毕露，吓的屁滚尿流，不少人甚至连官都不当了，赶紧拖家带口细软跑。


不少与左良玉关系密切的官员也反对左良玉的做法。湖广巡抚何腾蛟被左良玉劫持到船队中，但他坚决反对左良玉的“清君侧”，趁看守的士兵松懈之际，跳水逃走。左军一路烧杀劫掠，到达九江后，江西总督袁继咸也被左良玉“请”到军中，左良玉自然是逼着袁继咸跟着自己一起“清君侧”，袁继咸坚决不从，不仅苦劝左良玉放弃“清君侧”，还苦口婆心地对左良玉手下的将士们反复讲道理，希望他们停止祸国殃民的行为。身在重病中的左良玉开始犹豫，一些左军将领也为之动容，袁继咸被允许回到九江城。袁继咸回城之后，严令手下将士严防死守，绝对不能让左军进城。但遗憾的是，袁继咸的部将张世勋已经同一些左军将领私下勾结，于夜间在城中纵火，九江城顿时大乱，左军将士趁乱进城烧杀劫掠，袁继咸又一次被“请”到了左良玉军中。此时的袁继咸万念俱灰，投水自尽，被救起后，左良玉再三表示，自己对弘光皇帝“忠心一片”，只不过是讨伐马士英等“奸臣”罢了，袁继咸才勉强放弃了寻死的念头，留在左军之中。

就在左军打算继续东下之际，又出了一件大事——左良玉死了。1645年四月四日，身患重病的一代大军阀左良玉于战船中吐血而亡，留下个一个混乱不堪的烂摊子。左良玉死后，其统帅地位由其子左梦庚继承。左梦庚深知造反这种事，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于是，他指挥大军继续东下，依旧向南京杀来。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左良玉东下之后不久，又传来了清军南下的消息。多尔衮早有灭明之心，早在1644年十月，清军大体上平定了山西之后，多尔衮就下令兵分两路，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等人率领西征大顺，另一路由豫亲王多铎等人率领南征大明。后来因为大顺军在怀庆打败清军，多尔衮才急令多铎率军向西，与阿济格两路夹击大顺军，让南明弘光王朝逃过一劫。


清军将大顺军逐出陕西之后，再次腾出手来对付南明。英亲王阿济格率军经陕西商洛、河南邓州，进入湖北襄阳、荆州、武昌等地，直到江西九江一带，一路对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残部穷追猛打，准备在消灭大顺军之后东下灭明；豫亲王多铎率军出陕西潼关，经洛阳、商丘一线，再向南攻取泗州、扬州，最终进攻南京；固山额真准塔也率军从山东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向江苏杀来。此次清军兵分三路、气势汹汹，抱定灭明之心，让南明弘光王朝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之中。

在左军东下，清军南下的危急时刻，弘光皇帝朱由崧召集群臣商讨对策，马士英在朝堂上大叫道：“尔辈东林，犹藉口防江，欲纵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犹可议款，若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臣已调良佐兵过江南矣。宁死北，无死逆。”（《三垣笔记》卷下）马士英与左良玉矛盾很深，因此将左良玉视为头号威胁，也可以理解。不过，要说弘光朝廷对清军完全不设防，也不尽然。面对两大强敌，弘光朝廷下令：“上游急，则赴上游；敌急，则御敌。”（《南渡录》卷五）军阀头目们本就各怀私心、不听指挥，对这种模糊的命令，自然推诿敷衍，使战局更为不利。


所幸，黄得功还对大明忠心耿耿，他在荻港、铜陵等地率军拼死奋战，打败了外强中干的左军。左军兵败之后，不敢再与黄得功交锋，基本龟缩于九江一带。到了1645年五月，多铎路清军南下，阿济格部清军也在再度击败大顺军之后到了九江一带。黄澍眼见大势已去，彻底撕下了“忠臣”的面具，劝左梦庚向清军投降。左梦庚在其劝说下，于五月十三日率军投降了清军。在明末称雄一方的“楚镇”左氏军阀，至此宣告终结。


左梦庚投降后，清朝既优待又猜防，将他编入汉军正黄旗，除了跟随英亲王阿济格率军攻打降而复叛的姜瓖之外，再未被起用，最终于1654年病逝。值得一提的是，江西总督袁继咸在被左军裹挟到清军大营之后，拒绝清朝的高官厚禄，坚决不降清，在1646年被清朝杀害。左梦庚与袁继咸，降将与忠臣的鲜明对比，真是高下立判。

二十一、史可法殉国


面对左军东下和清军的三路进攻，督师史可法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一面多方奔走调兵，一面要求入京面见皇帝禀明军情。史可法在听说了黄得功击败左军的消息后，认为左军可以招抚，而清军则是更凶恶的敌人。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招抚左军能否行得通，是很难说的。


马士英不让史可法进京面圣，而是让他火速料理军务。在不少文人学者的口中，这又成为了马士英的一大“罪状”。他们认为，马士英怕史可法进京面圣之后影响自己的地位。我想说的是，这个说法明显存在的偏见，是比较扯淡的。马士英因为“拥戴之功”，一直深受皇帝朱由崧信赖，是其心腹重臣。而史可法不过是一个在册立新君时“站错了队”，被排挤出朝的失意官员。要说史可法去见一见皇帝，就能影响马士英的政治地位，是很难说得通的。大敌当前，史可法即便进京见了皇帝，恐怕也难以挽救危局，甚至还浪费时间。马士英调集大量军队对付左军，导致弘光朝廷对清军的防御空虚，是比较有争议的做法，但他让史可法火速料理军务，应该说还是为国家考虑的，不应该肆意抹黑。


弘光王朝两线作战的弊端很快暴露无疑。由于黄得功、刘良佐等人的军队被调去对付左军，大片地区没有足够的兵力防守，清军的南下进攻异常顺利，一路上几乎没遇到过像样的抵抗。各地守军将领各怀私心、或逃或降，以致清军先后占领徐州、盱眙等地，于四月十三日到达泗州，泗州明军逃走，清军不战而得以顺利渡过淮河。

面对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史可法束手无策，只得带兵前往扬州。到了扬州之后，史可法急令各地军队前来增援，但应者寥寥。尤其恶劣的是，原高杰的部将李本深等人，率部分高杰军旧部在扬州一带劫掠一番之后逃走，原高杰部将李成栋也趁乱逃离高邮。这些高杰军旧部，对史可法和弘光朝廷失望透顶，在关键时刻临阵脱逃，不久之后就投降了清军。刘良佐也见风使舵，率军投降。刘泽清曾经率军路过扬州，但他根本没有保家卫国之心，并不参加扬州城防，一路南逃而去，在扬州失陷之后，刘泽清也率部降清。


清军很快赶到，于四月十八日兵临扬州城下。此时扬州的城防兵力十分薄弱，主力是总兵刘肇基部和兵部主事何刚的忠贯营，外加一些散兵游勇，总人数不到万人。由于清军是分批到达，刘肇基认为应该趁清军主力未到之际出城一战挫其锐气，史可法不同意。扬州城西门外地势低，而且树木茂密，扬州城内的将领们屡屡劝史可法派人毁掉这些树木，方便守城，史可法却因为这一带是功臣墓地，也不同意。大难临头，身为督师的史可法依旧如此迂腐，实在是可悲可叹。四月二十一日，甘肃镇总兵李棲凤和监军道高歧凤带领四千兵马入城，不过两人并不是来增援，而是希望说服或者劫持史可法投降。史可法坚决拒绝了他们的劝降，这两个败类眼见扬州城内还有一些军队，硬要劫持史可法估计得把小命搭进去，不敢逗留，转而勾结城内的部分军队出城降清。史可法优柔寡断的性格再次铸错，竟然不敢加以制止，而是听之任之。倘若史可法有魄力杀掉这两个败类，截留他们带来的军队，也能加强扬州城防力量。


多铎在进攻扬州之前，多次派人送信给史可法，劝其投降，均被史可法严词拒绝。多铎眼见劝降无望，调兵遣将兵围扬州。不过由于用于攻城的红夷大炮尚未运到，清军在扬州城下暂时休息，并没有攻城。史可法除了向朝廷“血疏告急”之外，面对围城的清军毫无办法，一点夜袭之类的行动都没有，让清军在扬州城外从容休整、养精蓄锐，简直就是坐以待毙。

四月二十四日，清军红夷大炮运到，用大炮轰城，大军随即猛攻。史可法也下令开炮，指挥明军浴血奋战，杀伤部分清军。然而由于实力悬殊，明军力战不支，到了四月二十五日，清军攻破扬州。淮扬总督卫胤文、总兵刘肇基、兵部主事何刚、扬州知府任民育等一批文官武将或战死或自尽，为大明流尽最后一滴血。史可法率军突围不成，被清军俘虏。多铎亲自出面，赞扬史可法竭力报国，并表示只要史可法投降，定有高官厚禄，可大富大贵。史可法毫无惧色，依旧严词拒绝。多铎见劝降不成，随即下令将史可法杀害。




史可法是一个长期被捧在神坛之上的争议人物，很多人歌颂他的气节，不少人诟病他的能力。我觉得，史可法是生错了时代，他为官清廉、勤于政务、为国尽忠，他才具平庸、优柔寡断、误国误民。像史可法这样的人，在太平年间，或许能成为一个好官，但风云变幻、纷繁复杂的乱世，真的不适合他。我敬他的气节，也叹他的能力。史可法，悲哉、痛哉！

二十一、扬州十日


杀掉史可法之后，多铎凶恶的目光，恶狠狠地扫视着繁华的扬州城，他随即下令屠城。清军屠城的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扬州是清军南下灭明以来遇到的第一座拼死抵抗的城市，清军试图用血淋淋的屠杀来威慑汉人，摧垮汉人们反抗的意志。之后多铎发布的《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文告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昨大兵至维扬，城内官员军民婴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将祸福谆谆晓谕，迟延数日，官员终于抗命。然后攻城屠戮，妻子为俘。是岂予之本怀，盖不得已而行之。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


第二，乱世之中，清军的供给相当匮乏紧张，而扬州是一座繁华的大都市，拥有大量的人口和财富。大规模的屠城烧杀、奸淫掳掠，正好可以满足清军邪恶的欲望，提振清军的“士气”。


屠杀令下达之后，清军犹如挣脱了锁链的猛兽，在扬州疯狂地抢劫、强奸、杀人。扬州百姓及逃难至扬州的大量难民被屠杀殆尽，由于屠杀持续十日之久，因此史称“扬州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