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难产”与东林党（二）

前面说了这么多东林党，现在回到南明册立新君的问题上来。有了前面的介绍，相信大家能更好的理解东林党在后面的表现。

当时的南京官员中，虽然派系甚多，但在立谁为新君的问题上，大体形成了“拥福派”和“拥潞派”。“拥福派”以路振飞、刘城、李清等人为代表，主张按照宗法制度与继承惯例，立福王朱由崧为皇帝，尽快稳定人心。“拥潞派”以钱谦益、吕大器、高弘图等人为代表，竭力主张国家需要贤明的君主，必须“立贤”，贤者何人？是潞王朱常淓。

明末清初的文人们，常以弘光王朝迅速败亡为由，痛斥立福王为错。但事实上，福王不贤，潞王亦不贤，从后来潞王在杭州的表现来看，他恐怕还不如福王。而且，以钱谦益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大造舆论，反对福王拥戴潞王，真是出于国家着想吗？显然不是，钱谦益等人劝吕大器时就说的很清楚：“潞王，穆宗之孙、神宗犹子，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福恭王，昔者觊觎天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势必翻三案以报私雠，视吾辈俎上肉矣。”（《南疆绎史》勘本卷十）

由此可见，东林党人坚决不让福王登基，并非是“为国立贤”，而是因为福王朱由崧是万历皇帝与郑贵妃之孙，老福王朱常洵之子。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前文已有提到，包括东林党人在内的大臣们竭尽全力皇帝死磕，最终使得老福王朱常洵没能当上太子，与皇位失之交臂。而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更是让东林党人与郑贵妃、老福王等人交恶。在东林党人们看来，如果福王朱由崧登上皇位，就会清算东林党，使自己成为“俎上肉”。说到底，也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罢了。姑且不论福王朱由崧是否“记仇”，高呼为国尽忠、为民谋福的东林党人，在这一事件中的自私表现，就足以证明其品行了。

在册立新君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就是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史可法在最初时倾向于立福王朱由崧，但立即遭到了东林党的强烈反对。江苏本就是东林党的发源地与大本营，东林党人们纷纷上书“立贤”，让身为东林党大佬左光斗高徒的史可法十分为难。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史可法决定与另一位实权派人物，凤阳总督马士英仔细商议此事。商议的结果，是既不立福王，也不立潞王，而是迎接桂王继位。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结果，其实只能用三个字形容——“和稀泥”。福王血统近，但反对者众多，潞王被东林党拥戴，但血统较远，也不乏反对者，惠王信佛，不问世事。挑来挑去，也就只剩桂王了。不得不说，这一做法是误国的。福王潞王就在淮安，近在咫尺，桂王远在广西，接到南京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乱世之中，不确定因素很多，谁能保证桂王一定能来顺利继位，倘若途中延误，又该怎么办？

古代官僚们行事，也就这样了。至少就目前看来，皇帝“难产”的问题总算是解决了。可是，很快又出现了极为突然和诡异的变故，最终将福王送上了皇位，也给南明造成了重大影响。

五、弘光初立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司徒琳在其著作《南明史》中总结了明朝覆灭的两大根源，一、文武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二、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在这里，我们来谈谈“文武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的问题。

武将在明朝是一个历经波折的群体，在明朝开国之初，武将地位极高。但开国皇帝朱元璋生怕掌握兵权的武将造反作乱，不仅设计了一套约束武将的制度，而且大量杀戮开国功臣，对武将打击极大。之后，随着天下承平日久，文官集团逐步掌握了政治大权。大致从明朝景泰年间到弘治年间，明朝形成了以文官监管节制武将的制度。文官对武将逐渐拥有了监督、考核、赏罚的权力，尤其是总督、巡抚，由朝廷派往地方，权力很大。军队的后勤，诸如军饷、军粮、兵器，也由文官负责管理发放。这种“以文制武”的制度，有效地防止了武将权力膨胀、造反作乱的可能，但也导致武将地位日趋低下，文武矛盾不断加深。

“以文制武”的体制是有前提的，即天下大体太平，朝廷对地方拥有绝对的权威。而到了明朝晚期，随着战事的增多以及朝廷内部党争的激烈，“以文制武”的局面逐渐被打破。至明末崇祯年间，天下大乱，军阀横行的局面已经相当严重。等到了南明，“以文制武”的体制可以说已经崩溃，武将拥兵自重、飞扬跋扈，而昏庸腐朽的文官集团却毫无办法。

前面说了那么多册立之争，似乎都是文官集团的内部斗争。接下来，武将、宦官之类的人也该出出场了。

马士英与史可法商议妥当，准备迎接桂王登基。南京的官员们也基本无异议，毕竟吵了这么久，事情也该解决了。东林党本就是借拥戴潞王反对福王，既然福王不会登基，他们也就不闹了。然而这个看似大团圆的结局，却被武将和宦官无情打破。

卢九德，时任凤阳守备太监，曾经伺候过老福王朱常洵，与福王一家关系密切。他当然希望福王朱由崧当皇帝，但这事通过文官，估计没戏，也只能找武将了。当时南明倚重的武装力量，主要是四位总兵的军队，这里简要介绍一下这四位总兵：

一、高杰，陕西米脂人，是李自成的同乡加同事（一起造反）。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与李自成关系变僵，高杰是个头脑灵活的人，感觉自己的处境不妙，就投降了明朝官军。明末乱世之中，农民起义军中的将领甚至是头目，向官军投降十分常见（不少人投降之后又反了）。但高杰的投降却让李自成气得直跳脚，因为高杰不仅自己投降了，还勾搭走了李自成的老婆邢氏。投降之后，高杰加入官军，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中屡立战功（也打过败仗），最终升为总兵。1644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大军浩浩荡荡杀向北京，北方各地的明朝将领，除极少数拼死抵抗外，大多投降了。高杰因为“夺妻之恨”，自然不会向李自成投降（找死啊！）不过，他也没有按照命令去与李自成死拼，而是先按兵不动，等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后带兵往南方逃窜，最终在南明有了立足之地。

二、黄得功，辽东开原卫人，年少从军，在明末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屡立战功，先后消灭多股农民起义军，还一度打得张献忠落荒而逃，官至总兵，也成为了南明的重要将领。

三、刘良佐，山西大同人，早期活动不祥，曾经辗转多地与农民起义军作战，积累战功升任总兵。崇祯十年，刘良佐联合另一位总兵牟文绶，一举击溃农民起义军罗汝才部，声威大振。后又与黄得功联手击败张献忠。北京城破后，刘良佐也投入南明麾下。

四、刘泽清，山东曹县人，早期活动不祥。他与后金（清朝的前身）军队、农民起义军都打过仗。刘泽清为了狡诈，不仅虚报战功，而且在李自成横扫中原之际，向朝廷谎称自己坠马受伤，以此为借口拒不增援，保存实力。不久之后，刘泽清率军队南下避祸，沿途烧杀劫掠，与土匪强盗无异。就这么一个自私自利的败类，居然也成了南明的军事支柱之一，可见当时南明之脆弱。

另外，在崇祯年间与农民军血战多年的左良玉，率军盘踞在武昌一带，日后他对弘光王朝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不是啥好的影响）。

介绍完这几位“军爷”，再说回册立新君。卢九德为了能让福王当上皇帝，出面联络了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位总兵，让他们出头拥戴福王上位。三位总兵十分热心，因为之前册立新君都是文官在定夺，轮不到他们武将说话。卢九德出面打招呼，无异于天上掉馅饼。要知道，只要能顶住压力，把本来已经不可能登基的福王扶上皇位，那自己可就成了“天子恩人”，能赚取丰厚的政治资本，以后自然不怕没好处。于是，三位总兵立即表态，拥戴福王，并且要出兵以武力护送福王朱由崧去南京登基。

这下，可就苦了马士英了，马士英身为凤阳总督，是这三位“军爷”的监军。就“以文制武”来说，三位总兵应该怕马士英才对，要搁在以前，也确实如此。可前面说了，总督的监军权力，是来源于皇帝和朝廷的。现在么，皇帝没有，朝廷……有还是没有，好像也说不太清楚（有也没有权威了）。兵荒马乱的年代，有枪就是草头王，更何况军阀横行的局面早已形成。作为一个官场老油条，马士英很清楚，这几位“军爷”得罪不得。于是，他也马上表态：“拥戴福王！”

而此时，史可法还蒙在鼓里，他写信给马士英说福王朱由崧“七不可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史可法这一举动，实在是授人以柄，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说实在的，太监和军人的办事效率比文官高多了，他们先让马士英写信给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明确说拥戴福王，韩赞周将书信给官员们看，官员们大为震惊，之前不是说好了……但是这些官员并无兵权，眼见武将们拥戴福王，也就不敢吱声了，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其实文官们也没理）。

紧接着，“拥福派”先在凤阳皇陵立誓（凤阳为明太祖朱元璋老家），然后立即带兵出发，武装拥簇着福王朱由崧经浦口到南京，史可法欲哭无泪，也只能在浦口加入了“拥福派”的队伍……

公元1644年五月初三，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就任监国，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正式登基为帝。至此，“难产”了许久的皇帝总算是出来了，南明弘光王朝正式拉开序幕。

@小白忉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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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飞到2026


三位大吧好，本人原创拙作，不知是否能授予精品。

魏国公徐弘基首先发难，指责史可法“拥立无功，可杀”。其实，傻子都明白，朱由崧不可能杀掉史可法。徐弘基之所以如此，不过是以史可法为政治标靶，来向新的统治者表示忠心而已。另一位诚意伯刘孔昭（明朝开国名臣刘伯温后人），在福王入南京后，高呼拥戴福王，扬言说若福王不登上大位，就“大家一起死”，可谓拼命做政治秀。福王登位之后，刘孔昭自认“拥戴有功”，要求进入内阁掌权，文官们以勋贵入内阁并无先例为由，加以制止。刘孔昭当即表示：“即我不可，马瑶草（马士英字瑶草）何不可？”朱由崧于是召马士英进入内阁。

由于马士英在当时和后世都被斥为“奸臣”，所以很多人觉得是马士英想当首辅，故意安排刘孔昭“表演”。但我认为，刘孔昭虽然是渴求权力的政治小丑，但他自恃名门之后，极为轻狂，倒也未必能受马士英摆布。马士英当然是有政治野心的，但作为一个城府极深的老官僚，他也深知史可法名望很高，夺权恐怕并不会如此心急。所以刘孔昭的话或许真的只是一句气话。

马士英获得重用，根本在于他见风使舵，与宦官武将联手，拥戴朱由崧上位，让朱由崧心怀感激，可以说是必然的。但倘若没有勋贵插手搅局，弘光王朝的政局变动恐怕不会来的如此之快、如此之猛。

无论如何，勋贵的搅局造成了马士英进入内阁的结果。史可法深知自己在册立新君的问题上“站错了队”，朱由崧不会信任自己，更糟糕的是，自己写的“七不可立”信落入马士英手中，对自己非常不利。心灰意冷之下，史可法“自请督师”，离开了政治中心。

七、坏蛋是怎样炼成的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之后，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演变，最终出现了内阁首席大学士，即内阁首辅这一“无名之相”。内阁首辅拥有极大的权力和极高的地位，因此首辅之位成为了无数人争夺的对象。

到了南明弘光时期，马士英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波折之后，终于登上了首辅之位。对于这位马首辅，无论明末清初还是后世，都是骂不绝口、经久不息。究其原因，除了马士英主政时期，弘光王朝腐败严重、不思进取、文恬武嬉之外，当数马士英任用了一个他的老朋友——阮大铖。这个阮大铖，历来也是被无数人怒骂。虽然他也确实不是好人，甚至可以说是个疯狂的恶棍，但我倒要深扒一下，给大家详细说说，阮大铖是怎样从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变成臭名昭著的大坏蛋的。

阮大铖的一生，真的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唉，说多了都是泪啊！”阮大铖这个人，虽然被很多东林和复社一系的人称为“阉党余孽”，他也确实一度投靠过阉党，但如果追根溯源，在投靠阉党之前，阮大铖也曾经是一名“光荣”的东林党党员，是东林党名人高攀龙的弟子。

虽然官运亨通，但阮大铖成了东林党的“叛徒”，处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中十分为难，加上他也看不惯阉党和东林党的争权夺利，因此不久之后就辞官回乡。阮大铖很有才华，尤其擅长创作戏曲，在江南名气很大。辞官之后，阮大铖“以戏会友”，结交了不少朋友。

崇祯皇帝继位之后，阮大铖希望能被重新起用，于是写了两份奏章。一份的意思是：阉党不是好东西；另一份的意思是：阉党和东林党都不是好东西，天启四年后魏忠贤乱政，天启四年前东林党乱政。阮大铖将这两份奏章交给他的朋友杨维垣，让他观察政治形势、见机行事，哪份对阮大铖有利就向朝廷递交哪份。悲剧就此注定，阮大铖大概没搞清楚，这个杨维垣，与东林党矛盾极深。因此，他很快就将阮大铖的第二份奏章呈交朝廷。这下，朝廷炸锅了，阮大铖可谓捅了马蜂窝。

在东林党人的眼中，情况是这样的：邪恶的大太监魏忠贤，为了权力，纠集了一批官员中的人渣败类，祸乱朝纲、陷害忠良。而忠于皇上、为国为民的东林党人们，与以魏忠贤为首的“恐怖组织”阉党展开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一批东林党人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左光斗、杨涟等）。终于等来了“英明神武”的崇祯皇帝，铲除魏忠贤、打击阉党，让天下（其实是东林党）重见光明。

而现在，有一个叫阮大铖的老兔崽子（年纪不小了），居然上书说我们东林党跟阉党是一丘之貉，都不是啥好东西，真是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良心大大的坏了。东林党人们本就喜欢拉帮结派、惹事生非，现在阮大铖居然主动跳出来找抽，他们自然不会放过。很快，弹劾阮大铖的奏章犹如雪花般飞入皇宫。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东林党大呼小叫、喊打喊杀，但崇祯皇帝对阮大铖并不感兴趣，毕竟不过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说是阉党好像都还不太够资格，你们吵什么吵？不过，崇祯皇帝也在记录阉党名录罪行的《逆案》中给了阮大铖一个位置，以“交结近侍又次等”位列《逆案》第五等，永不叙用。

阮大铖本想重新出山，结果落了个“永不叙用”，赔本赔大了。不过他是江南大地主，非常有钱，终日吃喝玩乐写戏曲，倒也不亦乐乎。由于东林党势力太大，阮大铖希望与东林党和好，但却因此惹恼了东林党的分支机构——复社，再次惹来大麻烦。

复社在明朝崇祯二年由张溥等人创立，原本只是一个学术组织，但由于其成员大多是东林党人，因此也很快卷入到政治斗争之中。崇祯年间的首辅温体仁，对复社这类民间的政治组织极为反感，利用政治权力打击复社势力。复社于是花钱贿赂了朝中的司礼监太监，在一系列的“暗箱操作”之下，扳倒了温体仁，让周延儒再次当上首辅。阮大铖在其中出钱不少，让周延儒感恩戴德。

阮大铖本以为自己能就此东山再起，但复社中的大量东林党人，十分“记仇”，决心再次打击阮大铖。东林党历来的攻击手段都是写奏章弹劾，而这次，复社成员更进一步，用了新的斗争形式——贴“大字报”。崇祯十二年，复社召开大会，由顾杲（顾宪成之孙）、黄宗羲（黄尊素之子）带头，发表了《留都防乱公揭》，公有142人签名，矛头直指阮大铖，扬言“为国除奸”、“以塞天下乱臣贼子之胆”。

复社成员众多，吴伟业、陈子龙、吴昌时、杨以任、马世奇、方以智、陈定生、冒辟疆、侯方域、吴应箕等众多的文人才子都是复社成员，所以《留都防乱公揭》一经公布后影响极大。阮大铖一时间臭名远扬，成了过街老鼠，他的朋友们大多离他而去，当时在南京要是有谁被说认识阮大铖，简直比死了亲爹还难受。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阮大铖在南京是实在待不下去了，他灰溜溜的逃进南京郊外的牛首山“隐居”了起来。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著名戏曲学家阮大铖，就这样躲入深山当人猿泰山了。以目前的形势，自己出山是不可能了，于是阮大铖向周延儒推荐了自己的好朋友马士英，让他做官。这为日后弘光王朝激烈的党争埋下了伏笔。

实事求是的说，阮大铖固然有政治投机行为，但当时的他，并没有对国家和人民做过什么坏事，无非是得罪了东林党而已。东林党以狭隘的门户之见出发，把阮大铖视为大奸大恶之徒，大肆诋毁攻击，所制造出来的舆论压力几乎能把人逼死，实在是害人害己，最终将自己和弘光王朝都送上了绝路。

其实对于一个读书人而言，死或许并不那么可怕，身败名裂、众叛亲离才真是锥心刺骨，让人痛不欲生。“不杀尽东林，不成世界”，阮大铖站在高山之巅，发出了歇斯底里的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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