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救援靠山屯的那可怜的五个连，国军开始行动，其中的87师已经由农安出打到蒿子站一带。但是88和87都没有成功，皆不能越雷池一步。
国军这一步走了一招臭棋，靠山屯的国军应当果断放弃，本就是断后部队，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应该再试图救援。
10日，靠山屯5各连1300余人被全歼。
也就是10日，共军电令1纵向西急进，以此切断国军向农安的退路。
而71军见靠山屯的己方部队被全歼，71军开始撤退。但此时的71军就好比两条腿陷入泥地里，想脱身已经没那么容易了。
此时1纵2师在惠德以西成功堵住后退的71军 ，并在四道沟将其特务团、工兵营、运输营、88师直属队歼灭。
12日，1师赶到郭家屯，姜家屯一带，正好撞上救靠山屯未果南下的国军，于是1师和88师在郭家屯、姜家屯、孟家城子激战一天，终在18时时88师大部分被歼灭。
国军是想不到1师能这么快的，梁必业是这样说的：“饭不吃，觉不睡，连夜就往那儿赶。飘风扬雪的，边走边啃干粮，渴了就抓把雪。敌人也知道土八路铁脚板厉害，可它哪知道我们这么不要命呀！那时我３０多岁，正是好时候。”
这确实是不知道土八路的铁脚板有多厉害（先有１师三下江南一昼夜１４０里。接着，２师创一昼夜１５０里。秋季攻势中，２３师一昼夜走１８５里。辽沈战役中，１６师一昼两夜２５０里），要不然曾琪也不会想天亮再走。
而87师则被2纵、6纵生吞活剖，加上88师一部共7000余人被歼灭。
此时，国军有生力量已经被消灭殆尽。剩下的新一军虽然保存较为完整，但已经不可能其较大的作用。
见此，林彪决定进攻农安。

为解农安之围，杜聿明只得调热河12军54师、南满新六军22师两个师的兵力协同新一军进至农安、德惠地区。同时还下令小丰满水电站开匣放水，以阻止林彪北返。
杜聿明估计想，哼，每次我走你来打，我来打你就跑，我这次看你怎么跑！就算你跑了也冻死你丫的！
别的不说，这招确实把共军冻的够呛。
曾经的四野战士、现在的老人是这样说的：
国民党打开小丰满水库放下的洪水，把两里宽的江面都漫平了。雾气腾腾，几里外就能看见。
江边柳丛和芦苇结满霜挂，江面蒙蒙，看不真切。顺江而下的冰块撞击着，嘁哩喀嚓的，像妖魔鬼怪磨牙。前面部队有的过去了，有的正在过。有的脱了裤子，有的没脱。浅处没膝，深处没腰。
水下是原来的冰层。棉衣泡水像铅砣似的，滑倒自己很难爬起来。十几辆满载弹药粮食的大车陷在江心里，牲口冻僵了，淹死了。
干部战士以班为单位，互相拉扯扶架着。冰块能躲就躲，躲不开就用刺刀挑，用枪托砸。炮弹不时在江中爆炸，溅起水柱。看着江水，有些发怵，可来不及犹豫。下到江里，水凉砭骨，也能忍着。好歹上岸了，就冻得不行了。棉裤硬梆梆，两条腿有水桶粗，只能一步一步挪。
有的上岸就抽筋了，冻僵了。我是骑马过去的。上岸就组织部队，拖拉拽架那些不能动弹的，不马上弄起来就完了。咱们过来了，国民党就没这劲头。没有北满又打又拉，南满就够呛了。松花江若不封冻，北满部队也不能那么跑来跑去连打带拉，老天爷帮了大忙。
也就是这时候，南边的肖劲光趁机向梅河口、海龙、新宾、柳河全面进攻，并以主力围困驻守通化的52军195师。
杜聿明无法，又只得将新六军和13军主力调到南满，以解通化之围。
此役杜聿明以以新一军、71军对决林彪3个纵队，虽说人数不占优势。但是直接被林彪吃下两个师，可以说杜聿明是完败的，根本不是林彪的对手。
至此，三下江南结束。

至此，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篇结束，明天上总结篇。

自顶

如果说四平之后，蒋介石的停战令是东北战争局势的转折点的话，那么三下江南、四下临江则是是这个转折点的具体表现。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自1946年12月7日开始，1947年4月3日结束。整整打了一个冬季，历时3个月半。国军损失的正规军达4万多人，加上地方部队，损失达五万余人。
自己思考了很久，我觉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对于TG的意义，就是实际上取得了自我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如果别的书籍、或者帖子也有和我一样的观点，只能说所见略同了）。
四平之后，虽蒋介石提出休战，TG也确实靠着这段时间发展了一段时间。但是这种发展是不固定的、不稳定的、非主动的。这种形式的发展的长久，取决于蒋介石什么时候想打仗，主动权在蒋介石手上。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胜利之后，关于发展的时间、空间的决定权则转到了TG手上。
我拿一下小村庄解释：
当共军的发展时间、空间是不稳定的时候，共军对于这座小村庄的基本政权也是不稳定的。在战争的拉锯中村子可能会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这种情况下，村子能提供的兵源、粮食都是不稳定的。如此一来，共军很可能被打成游击队。
当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胜利之后，TG的发展在时间、空间上稳定了之后。这座小村子的兵源、粮食也会稳定的供给。而很重要的土改，也是稳定性的保持着，农民不会再失去土地，能安心的发展生产。

我们再从“先南后北”、“南拉北打”的战略角度上谈这四个人关于这场战役的得失。之所以要从这个战略上来解释是因为我看到有说三下江南时败仗的帖子，这也算是一种反驳吧。（还有一些帖子是说解放军用人海战术的，大家看到可以推进他们来看我的帖子的战术篇，我自认为战术篇写的很明白）
先说失天时的杜聿明，杜聿明选择冬季作战，可谓未战先败。南满的战役一起，林彪便挥师南下，使得杜聿明首尾不顾、顾此失彼。完完全全的被动挨打，失去主动权。而杜聿明对于战争艺术的操纵，则完全没有四平之前的样子。观杜聿明在南满的军事行动时，每次布兵，都是分兵而进。刘玉章对于这个问题比喻的很清楚，说这是把拳头掰开，弄成了五个手指头。观其种种，可谓名将风范尽失，被林彪、肖劲光轮着痛殴，实在可叹。
再说孙立人，孙立人在大的战略是错误和天时的不利局面下（指国军太注重一城一地的得失以及冬季作战），仗打成这样子，我觉得是可以不负首要的责任的。
不过次要的责任也是要负的，观其林彪三下江南，除开第二次林彪南下，在惠德久攻不下之外，其余皆是攻城略地，孙立人根本抵挡不住。部队行军皆是靠公路铁路行军，完全没有隐秘性。也正是孙立人在北满被林彪吊打，才使得杜聿明每次南满打到一半，都要分兵救援孙立人。可以说“南攻北守”战略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孙立人的失败（看一篇网文，说孙立人三次挫败林彪的攻势，差点把林彪打出国境，大家看网文真的不要什么都瞎信）。
林彪，三下江南可谓是林彪自四平之后意气风发的一仗。三次南下，不仅成功的保住了南满的根据地，同时还大量的歼灭了国军的部队，直接把71军打残。自己对决孙立人、杜聿明、陈明仁丝等国军大将毫不落下风，可以说是打的相当之精彩。
肖劲光，四保临江的总指挥，和林彪南北向配合。愣是把杜聿明相当完美的“先南后北”打成“劁猪割耳朵”。一人对决国军郑洞国、赵公武、杜聿明、刘玉章等将军人置死地而后生，打了完美的四次保卫战，表现的相当之圆满，总算满足了他一直主军事的心愿。毕竟肖劲光在延安的时候，虽说是留守兵团司令，但是干的尽是开荒地、种菜、织布这种事。做的是全职奶爸，对于主军的心愿一直未能满足。

这此总的战役，国军的问题是很多的。刘玉章在南满的战事中，就曾作了以下原则：
一、要打有把握的仗，不可盲目的好大喜功。这条13军89师犯了，落得个被全歼的下场。
二、行军迅速自能保密，使共谍得后我而到之情报，失去时效。113团被梁兴初伏击，就是没有实行这条原则。
三、宿营位置要巧妙变换，黄昏进入宿营地，入夜后即密移他处，移动须向横的方向，避免直线的纵的方向，使共先获的情报失实，无法捉摸。这个国军基本做不到，特别是北满孙立人部，基本上都是各自固守一点，谈何宿营位置要巧妙变换？
四、攻击时，须形成绝对优势之兵力，时间选定于拂晓之前，务求一举成功，避免胶着；得手后，立即脱离，不可留连，否则防共以百里奔袭之技，短时内，可能以优势将我形成包围。这个国军也基本做不到，我们就拿最近的三下江南来说，几乎每次都是共军一个师打国军几个营。
五、万一受匪包围，不得已而突围时，应向匪后方薄弱处突击，并乘机扰乱匪后方秩序，相机绕道或钻隙潜回。突围时基本成了溃兵，加上共军穿插迂回，很难集中形成战斗力。但是这点一些部队还是做到，如高丽城子被围的195师就成功突围。
六、随时作应变的准备，状况危急时，必须镇静坚定，如有援军可待，即奋斗到底。万不得已时，向指定地点化整为零，利用夜暗集合;总须有个办法，绝不可束手无策。这个就不得而已了，尚未看到什么资料国军被围后能化整为零成功突围，欢迎大家补充。
七、注意搜索警戒，尽可能避开大道及着明地物。这个也别提了，新一军基本上都是朝公路走的，以至于林彪一打一个准。
在包围南满的三次战役中，国军皆是被动挨打。完美没有打出主动性，部队只布置在某个地点内坚守，坐等林彪来打，丝毫没有肖劲光的影子。
不仅战略战术上国军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士兵的战斗力、意志力也不比以往，像虎师22师，小心翼翼，好歹尚能保全。像25师这样的，则被共军生吞活剥，陨落在新开岭里。

此时的国军，已经隐隐有溃败的味道，或者说已经有腐烂的味道。
我们可以从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为什么说国军已经有一些溃兵的味道。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例子中来解释，为什么卫立煌打死都不肯廖耀湘兵团西进支援锦州，说西进必败。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廖耀湘十多万人马为什么会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
一次进临江保卫战，共军房天静和另一个战士两个人歼灭了国军一个班，并打垮国军一个排。
二次临江保卫战，共军王永泰仅一个人便歼灭国军38人，同时另一个3人战斗小组则歼灭国军62人。
三次临江保卫战，共军高荣福同其他三个战术追击10余里，歼灭国军10余人。陈树堂赤手空拳夺抢歼灭国军60余名，
四次临江保卫战，吴煊一个排的兵力突击入国军之中，配合主力歼灭国军一个营。
......
战斗力意志力的下降几乎是直线的。

而国军的将领，也是矛盾重重，直接损害了军队的建设和前途。如杜聿明和孙立人两人彻底闹翻，随后孙立人离开东北。
事情是这样的：
在长春的西面、公主岭的西北方，有一个地方叫承德。这个地方直接面对共军的占领区，算是中长铁路至四平段的前哨阵地，因此杜聿明将新一军30师90团调到此地驻守。
孙立人驻守怀德之后，认为：“怀德周围没有什么可布防的小据点，我们通往长春、公主岭的公路途中也没据点增援。最关键的，它是沙土地带，一交战，沙土工事土崩瓦解；且这里物产不足，屯军太多，就会缺少粮食吃。因此，怀德不宜也无须驻屯大军。”
杜聿明则坚持自己的观点：“你考虑的太多啦，怀德不驻守大军，我们就要看共军打到长春来啦！”
但是孙立人也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怀德仅驻守一个排作为前哨就行。
孙立人还是考虑的相当的周到的，而且仅一个团，也算不上什么大军。共军一旦围起来，能用几个师围你。
最后杜聿明同意了孙立人的看法，将90团撤回。
这原本很美满，部下谏言，杜聿明纳谏。
可是1947年，林彪三下江南时，将局面打的一团糟。杜聿明不再认可“用一个排作为前哨”的观点，重新将90团部署到怀德。4月时，孙立人为加强长春的守卫力量，又将怀德的90团调回长春。
杜聿明很不高兴，当场要求孙立人将部队部署到怀德，可是孙立人不听。
老大不开心的杜聿明也没办法，也算是再次纳谏，就随孙立人了。
林彪三下江南结束之后，国名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召开战役检讨会。既然是检讨会嘛，自然是检讨战役的得失。
在会议开始不久，杜聿明便指责孙立人在惠德解围之后，孙立人没有遵照长官部的部署行动，整个战役只完成解围效果，没有完成歼敌效果。
当时的情况是自惠德战役之后，蒋介石要求孙立人过江，杜聿明不给。因此这个部署应该是在蒋介石下令过江之前的部署。
孙立人自然是不服气的：“上级指挥官只能授予下级指挥任务，不能限制其行动。完成解围任务后如何行动，完全是我自己的事。”
杜聿明则不吃他这一套，说：“你违背了作战纲要。”
孙立人一听，直接退席以示抗议。
杜聿明被气的不轻，心想老子他娘的差点被林彪俘虏了就是你这厮不听指挥的，林彪三下江南，也没见你打出个鸟来，还他妈退席！
但是见孙立人走的果断，也只会嘟囔道：“孙某人长期是高调做事，但就是没做几件好事！”
会后，杜聿明马上派参谋赵家骧到南京，直接向蒋介石告状。
最后的结果是孙立人被调出东北。
可以说这是蒋介石自己的损失，也加剧了东北局势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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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用我小号顶一下自己的帖子，结果切换完了以后，自己刷上前排的帖子就不知道被刷到哪里去了。可见历史吧很活跃啊

国统区经济篇
在国民党失败的原因里，国统区经济上的失衡，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个人觉得，如果国军经济上能保持正常，那么解放战争不止三年那么短。
总 抗战结束之后，国名党政府拥有外汇9亿美元、黄金600万两（约4亿美元）以及接收的日伪才资产约10亿美元。
可以说，这是比较丰厚的家底。
1946年，国民党政府全年支出为8至10万亿元，收入仅为2万亿美元。
到1947年2月时，黄金储备已经用去了三分之二。
到1947年10月，黄金、美元储备只剩下3亿美元。
到1947年时支出更多，达100万亿元，但是收入仅为13万亿元。财政的赤字达支出总数的90%左右。
为此，国名党政府决定靠发纸币来解决这个问题。
1946年6月，国名党政府财政部长余鸿钧说：“从一月到五月，政府已将本年度预算总额二万五千亿元，用去了一万五千亿元，而同期的税收只有二亿五千万元，均为支出的六分之一，巨额的赤字，由发行弥补。”
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总额已达66396亿元，此时500万面额的纸币问世。
纸币已经不是钱，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1947年6月，国名党政府印刷的1万元纸币，兑换成港币仅能兑换2元四角。而一万元的冥币的价格是港币4元8角，这也就是说，人用的纸币已经不达鬼用的纸币值钱。
据美联社的估计，以抗战前夜的物价为标尺。到1947年7月，上涨了6万倍，年底达到14.5万倍；
我们可以更加直观的看这个涨幅意味着什么：
法币100元，在1937年可以买两头牛。
1938年可以买一头牛。
1941年可以买一只猪。
1943年可以一只鸡。
1945年能买一条鱼。
1946年能买一个鸡蛋。
1947年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
经济的入不敷出和物价的飞涨，国名党政府的税收制度也开始调整，税收的种类开始增多。据1946年9月16日南京的《大道报》报告，浙江绍兴一县，非法摊派达276种。
税收的增多，已经征兵的增加，粮食开始减产，到1947年3月，粮食产量仅为抗日战争前的63%。
也就是在这挡头，发生了中山陵哭陵事件。
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境，国名党政府也试图过通过改革来解决。
为此，国名党政府颁布 《财政紧急处分令》，并颁布金元劵。
但一切对于经济的恢复并没有什么用，反而加剧了经济的恶化。原因就是《财政紧急处分令》的其中一条：“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金银和外汇，登记人民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这句话的意识就是你家里的金子、银子不再是你自己的了，你必须上交国家。当然了，也不是白交，国家会给相应的金元劵给你。
饮鸩止渴
根据美国白皮书估计，1947年中国私人持有的外汇、黄金约值5亿美元，到1948年10月底，国名党政府成功的兑换了价值达2亿美元的黄金、外汇。
可以说，这算是比较成功的。蒋经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杨子建业公司的问题上，蒋经国也失败了。
这预示着，国统区的经济彻底扑街。
最后的最后，用一个小故事结束这个番外篇：
1948年9月18日，这天或许刮风、或许下雨、或许风雨交加、或许雨雪交加。在这天，立法委员刘列同本着有事找领导的精神急忙忙的跑去找蒋介石。
找到蒋介石后，刘列同说：“总统，关于金圆卷的事，想你知道的很多。今天有一个六合人王叔铭到我家哭诉，大吵大闹，好像发疯。他说他在民国20年间，拿白花花两千银元在在中南银行，8月23日取本息，共得金圆卷3角3分，这下把他气得几乎都疯了（这事儿谁都疯），银行里怎么算法有一定之规，但他无论如何要收回他的两千现洋，没有利息也无所谓。”
蒋介石听到后，把脸拉的老长，表示很生气。
这个刘列同也不是个吃草的，于是又再说了句。
蒋介石闻言，气的拂袖而走。
而国民党经济上奔溃的原因，则比较多，其中有很重要的原因是官僚资本主义和贪巫。而这良种都在接收上集中体现，因此就集中在接收来说：

接受部分今晚再更，主要是我在修改。
修改的原因一是第一次写的太粗，需要修。
第二是他妈的关于贪巫的词是敏感词，我又得改。

而国民党经济上奔溃的原因，则比较多，其中有很重要的原因是官僚资本主义和贪巫。而这良种都在接收上集中体现，因此就集中在接收来说：
其实接收这个政策，是对的。
但是过程和结果却是错的。
就像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一样，原本是好的口号和政策，实行的过程和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这个接收，实行的过程和结果也是灾难性的。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对于日占区日伪的企业以及日伪财产的接收问题，成了头等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被蒋介石交到了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部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的地质学家
翁文灏（hao）手里。
随后，翁文灏拟出了《行政院各部会暑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这个章程里面的一条规定，开启了后面的群魔乱舞：
行政院各部会暑局为办理接收收复区直属各机关及事业机关，可派遣特派员或直接委员；对于接收机关较多事业较巨者，可分区派遣特派员，该区内各机关、事业单位的接收委员，应受特派员指导;特派员之办公地点，应以各区收降军事长官驻地为原则；特派员及接收委员，一律由各部会暑局呈行政院核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派遣，并受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之指导监督。
这个计划出，重庆就炸开了锅。各方人马开始在接收名单人员里安插自己的人物，争的好不热闹。不仅如此，蒋介石自己也横插一脚，决定军方也要主持接收。
因此，后来的接收就是政治系、特务系、军方系、党系四方大抢特抢，抢的头破血流。像宋子文这厮，身为外戚，也不顾吃相难看不难看了。
第一轮接受的是沦陷区的国民党特务，这批人占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在正式的接收大员到来之前，就是开始选择油水最多的对象开始接收。
第二轮是航空司令部、海军部、后勤总部，战时运输局和前线部队。这些混帐仗着现代化机器和地利之便，以闪电战进入收复区，劫夺现金、物资、生产机构、仓库、住宅等。
待由陆军总司令部到达开始正式“劫收”时，已是第三轮了。
不仅接收的次数多，接收的机构也多的流油：
在京、沪、平、汉等大城市，抗战胜利后雨后春笋般冒出40多个各不相属的接收机关，各种服饰的接收人员怀揣着盖有各种大印的封条沿街张贴，有的还在门口放上两个枪兵。
这拨刚走，那拨又到，撕去别人的，贴上自己的。有的一张门扇上贴著10多张封条，有的干脆破门而入，先是金银现钞，接著是贵重物品，后来有的连灯泡也没了。
可谓是人过留声、雁过拔毛。
如果这些接收全部落入政府的腰包还好，但是事实上大部分都是落入了私人的腰包。在北京有敌伪房产1万4千余所，被接收的只有380余所（就是真正收到政府手里的）。南满铁路在沈阳房产1千2百栋，最后只剩下两栋（这也贪的太厉害了）。
武汉180多座工厂，劫收过後，能开工的只有30多座。
长沙和岳阳有3千4百多辆汽车和100多吨汽车零件，10多个劫收单住抢红了眼，势均力敌，算是没有被劫分。可监守自盗，最后几乎全成废车废料。
当时的情况十分杂乱，不仅日伪的财产会被接收，普通的老百姓也会被敲诈勒索，搞得人人自危。
而且接收对于经济的损害也是巨大的，主要是被接收的企业大都落到了官僚的手里，形成了所谓的官僚资本主义。
正是以上的种种，加剧了国统区经济的崩溃。

至此，国统区经济篇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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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逝去的女飞行员、共和国战士安息。

陈诚，在我看来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人。这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实体书上对他的评价一般都比较高、比较正面，对于他的持肯定的态度。但是在网络上，宣传他的帖子不多，甚至基本没有。
而我写的帖子，也很快的将要写到陈诚，因此，便趁着这个机会，给他来个小传。
也不能说是小传吧，毕竟小传是要从头写到尾的。因此这算是陈诚的小故事篇。
而鉴于我前面所说，陈诚的才华不在军事上，因此这个小故事主要写陈诚在任职湖北省主席时期主要的政治活动。
1940年9月1日，陈诚回任湖北省政府主席，驻施恩行政。为了安心致力于六战区和省政府的工作，同时辞去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之职。
此时的湖北省共辖71个市、县。但是除去沦陷的市、县外，实际上是有31市、县。
早在陈诚回任湖北省主席之前，陈诚便订了《湖北省政府施政要旨》10条，对于湖北省的建设作了总体上的分类和设想。
1941年6月，也就是陈诚任湖北省主席一年之后，陈诚主持制定了《湖北建设计划大纲》，在这份大纲中，指出了建设湖北的三大要义：
1，为在本省建设中彻底奉行吾人所信仰之三民主义，以一切工作准绳。
2，为严格遵照中央所定之国策与命令，使湖北在神圣之抗战建国大业中，完成其省区肩负之职责。
3，为依据全省实际需要，拟定方案，逐步实施，务期各项之建设，皆能本一贯之计划，次第推行。
在这份大纲中，指出了建设湖北的三个总的任务：
1，开发资源，增进生产，以提高全省人民经济生活之水准。
2，加强训政，推行自治，以提高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之水准。
3，普及教育，倡导学术，以提高全身人民文化生活之水准。
这个计划以五年为一期，可以说是国民党版本的五年计划。在这个五年计划中，先是规定出了每个行业五年内必须达到的标准。对于各个行业的经费分配，工业为40%，农业为30，矿业为10%，交通为10%，文化为10%。
可以看得出，陈诚对于工业，是很希望能够建设起来的。我们平心而论，这和建国之后的TG人是一样的，都想在中国建设起强大的工业。
同时大纲还规定：
经济建设的最高原则，为民生主义，即由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平均地权，以达民生主义之目的。
政治建设之最高原则为民权主义，即由实施训政，完成地方自治，开始宪政，以达民权主义之目的。
文化建设之最高原则为心理建设，其目的在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化教育，并按本省之实际需要，培植建设新湖北之人才。
这个大纲计划在五年内，举办冶金、电气、机械、化学、粮食、被服、居室、行动、印刷等各类工厂100所。
扩大稻米、麦类、杂粮、油料、甘蔗、棉、烟草、桑等作植物面积1170万亩。推广稻、麦、麻、糖、烟草、棉花良种种植面积1196万亩。
新建铁路1678公里，各类公路19250公路。
新建小学41763所、中学215所、大学5所。
可以看得出，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是实际上，却是比较难以建设得起来的，原因如下：
1，战争的牵制。
2，派系斗争的牵制。
3，腐拜的牵制。
4，蒋介石的牵制。
5，综合国力的牵制。

在行政建设中，陈诚还实施了县制改革，强化县下各级行政机构，提高了工作效率。值得一提的事陈诚对行政公文都进行了改革（记忆里朱元璋还是谁，某个大臣写给他的奏章言之无物的写了差不多一万字才写到正文，惹得皇帝大怒），要求每篇公文为基本三段，第一段写行政动机，第二段写自己的意见、办法或办理经过，第三段写希望受文关知道或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