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思考：如何对历史文献进行考证、辨伪？
1. 文物及发现地佐证
这种是最简单的。如果一本书被发现在汉代古墓，且没有被盗挖痕迹，那就可以确认此书至晚成书于汉代。这类证据是最有利最直接的，被此方法认定的书籍，经常被用来考证其他古籍的真伪。比如清华竹简，就被用来研究先秦文献、四书五经的真伪。
2. 写作方式
不同年代的写作有着不同的方式。比如词语、语法、字体等等。先秦时期语言远没有后世丰富，很多时候要用很多的通假字，如果发现的所谓先秦古籍出现了先秦之后才被创造出来的字，那自然就可以轻松辨伪。同样，很多语法也随着时代变迁，这点似乎在研究古代诗词，特别是诗经的时候更有用。字体也是一项辨别标准，大篆出现在楚国典籍上，那就很有疑问；瘦金体出现在汉朝典籍，那就绝不可能是真的。当然这类情况一般比较少，水平太低劣了。更何况因为一些古代大量书籍都是通过抄录，其中一些错误可能是偶然原因引起。
3. 写作内容
第一是书中涉及的专属名词，比如地名，人名。人名一般不会有问题，但地名很容易出问题，因为很多地名都一直在变动。比如明朝的文献不会称南京为集庆路，清朝的文献也不会说北直隶南直隶，出现这样的错误就可以轻松判断其为伪作。此方法在西方更为常见。
年号也是一种重要方法，很多伪作在年号更迭的时候会出现错误，但这种错误极难出现在真迹上。比微博上马伯庸德国人质疑所谓的隋炀帝墓，主要的质疑点就在于年号上。
一些因为皇帝名字而采取的避讳也可以被当做考据证据。例如在清朝，为避康熙讳，要将玄字缺点或者写为元字。
其次是书中具体描述的内容。这种在古籍考证中很常见。比如著名的《古文尚书考》，作者就是运用寻找“其所出”证伪。比如如果所谓的汉朝书籍中的思想或者段落，出自后世书籍，那这本书就是伪造的。就是靠这种方法，清朝学者判断古文尚书是伪作。但这种方法也有问题，有人质疑，比如先秦书中出现了道教思想，但谁能证明先秦人就没有诞生类似的思想？又怎么证明后世的道教思想不是来自于此书？
4. 文物和其他古籍
古籍之间可以互相考证，比如之前说过的清华竹简，就因为其中的《说命》等段落和古文尚书不一样，对古文尚书的真伪给了最终一击。
其他文物也能起到类似作用。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辉煌壮烈，但西方学术界一直在怀疑荷马史诗的内容的真实性。是荷马本人所著还是后人冒名，是真真实历史还是故事传说，其中记述的内容是否为真？一直到近代发现特洛伊古城遗址，才消除了对荷马史诗的质疑。
5. 其他科学手段
这类比较少见，也多出自偶然。一个例子就是曾有古籍无法判断年代，但其中提到某月某日有彗星如何如何，天文学家就通过天文资料找到了在这颗彗星并计算其轨迹，得到这颗彗星可以被观测到的时间点，也就判断了此书的年代。这种方法，由于中国历史资料的详尽，曾用来反过来研究天文学和帮助西方史料进行断代。
这种是最简单的。如果一本书被发现在汉代古墓，且没有被盗挖痕迹，那就可以确认此书至晚成书于汉代。这类证据是最有利最直接的，被此方法认定的书籍，经常被用来考证其他古籍的真伪。比如清华竹简，就被用来研究先秦文献、四书五经的真伪。
2. 写作方式
不同年代的写作有着不同的方式。比如词语、语法、字体等等。先秦时期语言远没有后世丰富，很多时候要用很多的通假字，如果发现的所谓先秦古籍出现了先秦之后才被创造出来的字，那自然就可以轻松辨伪。同样，很多语法也随着时代变迁，这点似乎在研究古代诗词，特别是诗经的时候更有用。字体也是一项辨别标准，大篆出现在楚国典籍上，那就很有疑问；瘦金体出现在汉朝典籍，那就绝不可能是真的。当然这类情况一般比较少，水平太低劣了。更何况因为一些古代大量书籍都是通过抄录，其中一些错误可能是偶然原因引起。
3. 写作内容
第一是书中涉及的专属名词，比如地名，人名。人名一般不会有问题，但地名很容易出问题，因为很多地名都一直在变动。比如明朝的文献不会称南京为集庆路，清朝的文献也不会说北直隶南直隶，出现这样的错误就可以轻松判断其为伪作。此方法在西方更为常见。
年号也是一种重要方法，很多伪作在年号更迭的时候会出现错误，但这种错误极难出现在真迹上。比微博上马伯庸德国人质疑所谓的隋炀帝墓，主要的质疑点就在于年号上。
一些因为皇帝名字而采取的避讳也可以被当做考据证据。例如在清朝，为避康熙讳，要将玄字缺点或者写为元字。
其次是书中具体描述的内容。这种在古籍考证中很常见。比如著名的《古文尚书考》，作者就是运用寻找“其所出”证伪。比如如果所谓的汉朝书籍中的思想或者段落，出自后世书籍，那这本书就是伪造的。就是靠这种方法，清朝学者判断古文尚书是伪作。但这种方法也有问题，有人质疑，比如先秦书中出现了道教思想，但谁能证明先秦人就没有诞生类似的思想？又怎么证明后世的道教思想不是来自于此书？
4. 文物和其他古籍
古籍之间可以互相考证，比如之前说过的清华竹简，就因为其中的《说命》等段落和古文尚书不一样，对古文尚书的真伪给了最终一击。
其他文物也能起到类似作用。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辉煌壮烈，但西方学术界一直在怀疑荷马史诗的内容的真实性。是荷马本人所著还是后人冒名，是真真实历史还是故事传说，其中记述的内容是否为真？一直到近代发现特洛伊古城遗址，才消除了对荷马史诗的质疑。
5. 其他科学手段
这类比较少见，也多出自偶然。一个例子就是曾有古籍无法判断年代，但其中提到某月某日有彗星如何如何，天文学家就通过天文资料找到了在这颗彗星并计算其轨迹，得到这颗彗星可以被观测到的时间点，也就判断了此书的年代。这种方法，由于中国历史资料的详尽，曾用来反过来研究天文学和帮助西方史料进行断代。
附赠一篇福利，来源未知：
虽然有着看似共同的目标，但实际上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学科性质相差很远。历史学研究的是史料，最基本的史料就是文献，亦即文字信息。所以文字发明之前的历史和未被文字记录的历史，自然是历史学研究的短板。考古学研究的是实物，是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有形的、能观测到的东西，包括遗迹、人工遗物和自然遗物。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就是绝大多数遗存本身没有文字，考古材料不能自己说话，只能被人代言；而且并非所有的人类活动都能产生有形的遗存，历史上的语言、哲学概念和信仰体系、重大而迅速的政治事件等很可能未留下任何形式的考古证据。站在实证史学的立场，史料的主要问题是真实性，或者说是史料的形成过程问题；而考古材料的真实性可以由严格的发掘程序来保证，更多时面临的是如何解释的问题。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了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方法差异极大，即使是研究同一领域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也基本是分工合作的状态，很少有人能兼通两者。
如果根据文献材料在复原历史中的作用，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历史（History）三个时代，那么：史前考古没有当时的文献材料，后世文献材料对史前的描述主要是神话与传说，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因此史前考古与文献的相关度很低。而历史时期拥有大量且多方面的文献材料，考古虽然仍能对文献有所增补，但考古研究主要是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以文献材料为主要依归。原史考古与文献之间则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文献为考古提供线索，考古则检验文献的正确性，并在文献所提供的框架之上进行更深一层的复原。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历史学取向的学术课题，其中考古材料是为预设的年代框架服务的，虽然不排除很多遗址的考古工作借工程的东风有了极大进展，但最根本的目的仅仅是使年表精细化。
具体来说，三皇五帝仅有“史影”的价值，如果文献中没有这些符号，丝毫不影响我们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历史的理解。任何为三皇五帝建立具体年表的做法都是荒谬的（原因详后），于考古研究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传说中大禹建立夏王朝，通常被国内学术界视为史前和历史的分界点，对这之后的研究往往刻意追求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的整合，这其中的问题相当多。如有学者（许宏、刘莉：《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文物》2008年第1期）已指出的：
中国上古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途径，是将见诸后世文献的王朝编年作为考古学研究和解释的蓝本。这些研究尽管重视的文献版本不同，但作者显然都相信其中一种编年应当是正确的。这一方法有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其对涉及早期王朝世系性质的某些基本问题缺乏严格的审验，而这些世系来源于口传历史而非可靠的成文编年史。
……
这一重建夏商世系的总体取向存在的一个明显的缺陷，是混淆了编年史和口传世系间的差异。前者旨在确切记录真实历史事件的时间序列，而后者则无法得出绝对的时间框架，因为它“有意显示和传达那些被认为是重要的事件，而绝对年代则从不，也不可能是其记录中之一项”。这两类信息往往作为完整的信仰系统出现于古代文献，因为古人并不把它们看作是分隔的实体。然而，对于现代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神话、传说和历史是需要区别对待的。
如前所述，尽管甲骨文是中国包含一个王朝的时间序列在内的最早的文字记录，但它们没有提供一个关于各王在位时间跨度的年谱。由于甲骨文用于记录祭祀仪礼的过程，贞人没有必要有意留下确切的各王在位的时间长度，或者这类信息被认为是不重要的而不必加以记录。吉德炜指出，只有到了殷墟晚期，关于王年的确切记录才出现于祭祀周期，但似乎即使这时商人自己对其以前各王在位的长度也没有明确的观念。因此，商是否记录下了一个确切的商王世系且将其传给其后的王朝，还是值得怀疑的，更不必说推定的更早的夏世系了。最早见于战国至汉代文献的夏和商的世系不是史学意义上的编年史，宗谱中的早期国王更像是在其后演变过程中被创造、编辑和改进而来的。因此，不少文献中夏和商的王系应理解为口传的世系。尽管在公元前两千纪的后半商和其他同时期人群中可能有关于夏人的口头传说，夏也很可能是早于商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但在没有夏当时的文字材料发现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王朝的夏的存在还无法得到证明。
古代中国不是惟一为远古王系所困扰的社会。苏美尔、埃及、玛雅和许多其他文明都有文字记载来证明他们深远而感人的历史，这些历史记载源自口头传说。据Henige对许多古代王朝王室世系的系统研究，一系列纪年上的扭曲变形可以出现在对口头传说社会的王系、宗谱和其他关于历史时间跨度推测的处理上。宗谱可以通过压缩被缩短，在这种情况下，被记住的只有最早的开国的几代和最近立为嫡嗣的四至六代。与此形成对比且更为普遍的是，宗谱也会被人为地延长。在王系中，可以看到对既往时间长度的夸大的描述。
有充足的例证可以说明王系在时间上被扭曲的情况。例如，苏美尔的王系成文于公元前2100年，记述了到那时为止统治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朝的顺序。它列出了前后相继的约115个统治者的名字，但实际上，这些王分属于不同的城市国家，其中许多是同时存在而非先后关系。由于年代上的扭曲，苏美尔的王系把本来600余年的历史时期拉长为一个超过1900年的统治期。公元前一世纪玛雅早期纪念碑上的文字，把其王室的具有重要宗教仪式内容的日历始点追溯到公元前3114年，而这比最早的农业群落出现于这一地区早了1000年。许多玛雅纪念碑刻铭的主要目的是赞扬统治者和他们的世系，所以一个以世系的连续性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具有特定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背景的贵族活动的悠久历史被编造出来。印加和阿兹特克的国君也重写了他们的历史和信仰系统，强调他们与太阳神的神圣联系，以证明他们政治、经济、军事扩张的正当性。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历史文献都是政治宣传，但统治者确有明显的政治动机去制造和操纵王系和宗谱。任何对历史的阐述都包含了当代社会的需求。没有理由相信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在创作王室宗谱时对于这样的政治动机具有免疫的功能。事实上，Henige所讨论的口传历史中许多类型的扭曲变形也见于夏商年谱，它们似乎是传说与史实、口传历史和历史记载的混合物。甲骨文和后代文献中某些早期君主的名字可能的确是经若干世代口口相传的真实人物。但这些王系并非王朝历史完整的记述或确切的序列，被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后的历史学家安排给夏商王朝的各种时间跨度，不应被当作等同于编年史的时间框架。利用这些文献材料进行与考古学的整合研究之前，我们需要首先搞清它们为何又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注释略）
虽然有着看似共同的目标，但实际上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学科性质相差很远。历史学研究的是史料，最基本的史料就是文献，亦即文字信息。所以文字发明之前的历史和未被文字记录的历史，自然是历史学研究的短板。考古学研究的是实物，是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有形的、能观测到的东西，包括遗迹、人工遗物和自然遗物。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就是绝大多数遗存本身没有文字，考古材料不能自己说话，只能被人代言；而且并非所有的人类活动都能产生有形的遗存，历史上的语言、哲学概念和信仰体系、重大而迅速的政治事件等很可能未留下任何形式的考古证据。站在实证史学的立场，史料的主要问题是真实性，或者说是史料的形成过程问题；而考古材料的真实性可以由严格的发掘程序来保证，更多时面临的是如何解释的问题。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了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方法差异极大，即使是研究同一领域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也基本是分工合作的状态，很少有人能兼通两者。
如果根据文献材料在复原历史中的作用，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历史（History）三个时代，那么：史前考古没有当时的文献材料，后世文献材料对史前的描述主要是神话与传说，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因此史前考古与文献的相关度很低。而历史时期拥有大量且多方面的文献材料，考古虽然仍能对文献有所增补，但考古研究主要是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以文献材料为主要依归。原史考古与文献之间则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文献为考古提供线索，考古则检验文献的正确性，并在文献所提供的框架之上进行更深一层的复原。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历史学取向的学术课题，其中考古材料是为预设的年代框架服务的，虽然不排除很多遗址的考古工作借工程的东风有了极大进展，但最根本的目的仅仅是使年表精细化。
具体来说，三皇五帝仅有“史影”的价值，如果文献中没有这些符号，丝毫不影响我们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历史的理解。任何为三皇五帝建立具体年表的做法都是荒谬的（原因详后），于考古研究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传说中大禹建立夏王朝，通常被国内学术界视为史前和历史的分界点，对这之后的研究往往刻意追求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的整合，这其中的问题相当多。如有学者（许宏、刘莉：《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文物》2008年第1期）已指出的：
中国上古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途径，是将见诸后世文献的王朝编年作为考古学研究和解释的蓝本。这些研究尽管重视的文献版本不同，但作者显然都相信其中一种编年应当是正确的。这一方法有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其对涉及早期王朝世系性质的某些基本问题缺乏严格的审验，而这些世系来源于口传历史而非可靠的成文编年史。
……
这一重建夏商世系的总体取向存在的一个明显的缺陷，是混淆了编年史和口传世系间的差异。前者旨在确切记录真实历史事件的时间序列，而后者则无法得出绝对的时间框架，因为它“有意显示和传达那些被认为是重要的事件，而绝对年代则从不，也不可能是其记录中之一项”。这两类信息往往作为完整的信仰系统出现于古代文献，因为古人并不把它们看作是分隔的实体。然而，对于现代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神话、传说和历史是需要区别对待的。
如前所述，尽管甲骨文是中国包含一个王朝的时间序列在内的最早的文字记录，但它们没有提供一个关于各王在位时间跨度的年谱。由于甲骨文用于记录祭祀仪礼的过程，贞人没有必要有意留下确切的各王在位的时间长度，或者这类信息被认为是不重要的而不必加以记录。吉德炜指出，只有到了殷墟晚期，关于王年的确切记录才出现于祭祀周期，但似乎即使这时商人自己对其以前各王在位的长度也没有明确的观念。因此，商是否记录下了一个确切的商王世系且将其传给其后的王朝，还是值得怀疑的，更不必说推定的更早的夏世系了。最早见于战国至汉代文献的夏和商的世系不是史学意义上的编年史，宗谱中的早期国王更像是在其后演变过程中被创造、编辑和改进而来的。因此，不少文献中夏和商的王系应理解为口传的世系。尽管在公元前两千纪的后半商和其他同时期人群中可能有关于夏人的口头传说，夏也很可能是早于商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但在没有夏当时的文字材料发现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王朝的夏的存在还无法得到证明。
古代中国不是惟一为远古王系所困扰的社会。苏美尔、埃及、玛雅和许多其他文明都有文字记载来证明他们深远而感人的历史，这些历史记载源自口头传说。据Henige对许多古代王朝王室世系的系统研究，一系列纪年上的扭曲变形可以出现在对口头传说社会的王系、宗谱和其他关于历史时间跨度推测的处理上。宗谱可以通过压缩被缩短，在这种情况下，被记住的只有最早的开国的几代和最近立为嫡嗣的四至六代。与此形成对比且更为普遍的是，宗谱也会被人为地延长。在王系中，可以看到对既往时间长度的夸大的描述。
有充足的例证可以说明王系在时间上被扭曲的情况。例如，苏美尔的王系成文于公元前2100年，记述了到那时为止统治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朝的顺序。它列出了前后相继的约115个统治者的名字，但实际上，这些王分属于不同的城市国家，其中许多是同时存在而非先后关系。由于年代上的扭曲，苏美尔的王系把本来600余年的历史时期拉长为一个超过1900年的统治期。公元前一世纪玛雅早期纪念碑上的文字，把其王室的具有重要宗教仪式内容的日历始点追溯到公元前3114年，而这比最早的农业群落出现于这一地区早了1000年。许多玛雅纪念碑刻铭的主要目的是赞扬统治者和他们的世系，所以一个以世系的连续性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具有特定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背景的贵族活动的悠久历史被编造出来。印加和阿兹特克的国君也重写了他们的历史和信仰系统，强调他们与太阳神的神圣联系，以证明他们政治、经济、军事扩张的正当性。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历史文献都是政治宣传，但统治者确有明显的政治动机去制造和操纵王系和宗谱。任何对历史的阐述都包含了当代社会的需求。没有理由相信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在创作王室宗谱时对于这样的政治动机具有免疫的功能。事实上，Henige所讨论的口传历史中许多类型的扭曲变形也见于夏商年谱，它们似乎是传说与史实、口传历史和历史记载的混合物。甲骨文和后代文献中某些早期君主的名字可能的确是经若干世代口口相传的真实人物。但这些王系并非王朝历史完整的记述或确切的序列，被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后的历史学家安排给夏商王朝的各种时间跨度，不应被当作等同于编年史的时间框架。利用这些文献材料进行与考古学的整合研究之前，我们需要首先搞清它们为何又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