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
对于历代在中原逐鹿的那些或成或败的英雄，我们都可在这条规律下检讨其成败得失之由。下面，我将从不同历史时期在中原逐鹿中或成或败的英雄们中间选取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分析他们在中原经营的成败得失与他们对中原局势的判断，以使我们对 中 原 地 理 形 势 及 其 战 略 地 位 能 有 一 个 更 深 入 的 认 识 。在经历了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之后，西汉再度统一天下，汉高祖刘邦欲定都洛阳，手下群臣多山东人，主张立都洛阳，说：“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渑，倍（背）河，向伊、洛，其固亦足恃也。”[1]这时，齐人娄敬谒见刘邦，说，陛下欲都洛阳而与周室比隆，但是，陛下取天下与周室不同，周积善累德十有余世，国人争随之，诸侯自归之，遂以灭商，“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营洛邑，以为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故周之盛时，天下和洽，诸侯四夷莫不宾服，效其贡职。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惟其德薄也，形势弱也。”而汉取天下，是靠武力征战，天下伤痍至今未复，不能与周室相比，因此，不如入都关中。“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2]张良认为“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3]支持娄敬立都关中的建议。刘邦遂未都洛阳而入都关中。此时天下实已粗定，娄敬、张良等人对 中 原 洛 阳 的 看 法 尚 且如此，若天下纷乱，则中原更不足恃。西汉的统一后来果然受到前期异姓诸侯王、中期同姓诸侯王的挑战，西汉政权均能转危为安。从西汉几次平叛的情况来看，西汉都关中，的确收到了“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4]的效果。
东汉末，四方群雄割据，曹操据中原。曹操立足中原，东有吕布、陶谦，西有马超、韩遂，北有袁绍、公孙赞，南有张绣、袁术、刘表、孙权。实赖曹操纵横捭阖之才，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历尽艰险，苦心经营，才扫平群雄，统一北方。曹操据中原以经略四方，着实不易，与他同时代的诸葛亮就曾经说过：“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 几 败 伯 山 ， 殆 死 潼 关 ， 然 后 伪 定 一 时 耳 。” [ 5 ]自西晋的统一瓦解后，历史经历了几百年的动荡，其间，英雄迭起，逐鹿中原，每一方的力量消长、政权更迭或彼此征伐攻战，都会波及中原地区。这期间，北方地区也完成过几次短暂的统一，但每一次的统一瓦解之后，局势都会变得更加复杂，中原地区的局势也变得更加混乱，更加动荡。灭亡西晋的是匈奴刘汉。晋永嘉五年（311年）六月，刘汉攻克洛阳。刘汉大将王弥率先进入洛阳，他对后到的始安王刘曜说：“洛阳，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宫室，不假修营，宜白主上自平阳徙都之。”[6]刘曜认为天下未定，洛阳四面受敌，不可守，遂不用王弥之策，焚洛阳宫室而去。刘曜不赞成王弥徙都洛阳的建议，固然有他与王弥矛盾的因素，但也的确出于他对中原形势的判断，后来他代刘汉而建前赵，即徙都关中。王弥不知此，骂刘曜：“屠各子，岂有帝王之意邪？”[7]他本人屯兵项关（今河南项城附近），盘桓中原 ， 欲 以 “ 徐 观 天 下 之 势 ” [ 8 ] 不 多 久 便 被 石 勒 兼 并 。
石 勒 所 建 立 的 后 赵 政权完成了十六国时期北方的第一次统一。后赵的统一不久就瓦解了，北方地区又发生动荡。后赵强盛时曾将陇西的氐、羌十余万户迁至河北，其中，氐人苻洪率其族人据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羌人姚弋仲率其族人据滠头（今河北枣强东）。石虎死后，河北大乱，苻、姚等人均有自立之志。晋永和六年（350年）苻洪击败了前来进犯的姚襄，乃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他对博士胡文说：“孤率众十万，居形胜之地，冉闵、慕容俊，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数中。孤取天下，有易于汉祖。”[9]苻洪军师将军、原后赵降将麻秋对苻洪说：“冉闵、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乱，未可平也，不如先取关中，基业已固，然后东争天下，谁敢敌之？”[10]洪深然之。麻秋欲兼并其众，趁饮宴之机鸩杀苻洪。苻洪中毒将死，对其子苻健说：“吾所以未入关者，以为中州可定，今不幸为竖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办。我死，汝急入关。”[11]苻 洪 死 前 对 于 中 原 局势的判断对于以后前秦的发展很有意义。当时，在后赵纷乱的残局上，冉闵和石祗正殊死拼杀；在北方，鲜卑人所建立的前燕已透入河北北部，正积极谋求南进；南方的东晋也正谋北伐，收复中原；西部关陇地区也有脱离后赵后图谋割据一方的势力。所以苻洪得出“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办”的判断，叮嘱苻健“我死，汝急入关”，抢先占据相对薄弱的关中。苻健遵父所嘱，西行入关，击败割据长安的杜洪，据有关中，建立前秦。前秦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北方。
同样被迁于河北的羌人则错失时机和地利。姚弋仲死前嘱其子姚襄归附东晋，姚襄附晋后却为东晋主政的殷浩所忌。姚襄袭败殷浩，屯兵淮南，后进占许昌，欲以经略中原。姚襄率军围攻洛阳，攻城数月，未能破城；其长史王亮谏襄曰：“不可损威劳众，守此孤城。宜还河北，以弘远略。”姚襄却说：“洛阳虽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据洛阳，然后开建大业。”[12]未采王亮之议，继续围攻洛阳。不久，桓温北伐，与姚襄战于伊水北，姚襄大败，洛阳被东晋收复。此时，前燕已在河北站稳足跟，前秦已在关中站稳足跟，南方的东晋正值枭雄桓温主政，屡屡北伐。姚襄既已无法立足于中原，环顾四周，这才决定趁秦主苻健新死之机西争关中。姚襄入关中后，在三原兵败被杀，其弟姚苌率余众降于前秦。氐人和羌人一成一败，均与其对中原地区的局势判断有关，苻洪及早地得出了“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办”的判断，叮嘱苻健抢先入据关中；而姚襄却在中原盘桓数年，以至坐失时机，一无所成。从后赵统一瓦解到前秦统一前夕的十余年时间内，洛阳城数易其主。后赵瓦解后，洛阳先是被周成所据；晋永和十二年（356年），洛阳被东晋桓温收复；晋兴宁三年（365年），洛阳又被前燕慕容恪攻占；晋太和五年（370年），洛阳又被前秦王猛攻占。从这段时间内洛阳归属的频繁更易，我们也可窥见中原局势之一斑。前秦完成了十六国时期北方的第二次统一，但统一时间也不长。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北方又分裂，姚苌据关中建后秦，慕容垂据河北建后燕。慕容垂正式脱离前秦，是在他受苻丕之命进援洛阳之时。时丁零人翟斌正聚众欲攻洛阳的苻晖，慕容垂受命自邺城前往救援。路上，他杀掉了监视他的苻飞龙，正式自立。翟斌见慕容垂来攻，即率众降垂，并劝垂称帝。慕容垂考虑到苻晖仍据守洛阳，且“洛阳四面受敌，虽攻取之，不足以自固。”[13]乃欲取邺城而据之，于是引兵而东。他在荥阳称燕王，建立后燕，然后渡河长驱向邺。经过 几 年 征 战 ， 后 燕 终 于 在 河 北 站 稳 足 跟 ， 恢 复 了 前 燕 旧 疆 。慕容垂能够复国，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对中原局势的判断。前秦虽然瓦解，但残余势力犹存，关中还有鲜卑人、羌人也背秦自立，鲜卑拓跋部也正谋复国，东晋则乘势北上，谋求收复中原；力量相对薄弱的只有河北。所以他认为“洛阳四面受敌，虽攻取之，不足以自固”的判断和进兵河北的决策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从前秦统一瓦解到北魏统一前夕的几十年时间内，洛阳城又是数易其主。前秦瓦解后，苻晖弃洛阳西归，东晋乘胜北上，收复洛阳（384年）；其间，西燕、后秦曾争洛阳而未果；后秦在姚兴时向东扩展，夺占洛阳（399年）；刘裕北伐，又收复洛阳（416年）；刘裕死后，北魏趁丧南侵，夺洛阳及河南之地（423年）；刘宋元嘉七年北伐中，曾攻占洛阳及河南之地（430年）；不久又被北魏夺回。隋统一时间不长，即因农民起义而崩溃，中原又成群雄逐鹿之势。杨玄感起兵于黎阳，问计于李密，李密示上、中、下三策，以上策长驱入蓟，中策西行入关，至于“随近逐便，先向东都，唐祎告之，理当固守。引兵攻战，必延岁月，胜负殊未可知，此计之下也。”[14]将攻洛阳列为下策。杨玄感却说：“不然，公之下计，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不取之，安能动物？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15]玄感未用李密之计，而尽锐攻东都洛阳，但久攻不克，而隋救兵益至，玄感见攻洛阳之策不能凑效，这才寻思入关，却为追兵所及，遂败。
李密后又依翟让起兵，击败张须陀，取兴洛仓，在中原又兴起燎原之势。隋将王世充、宇文化及先后自江都来攻，与李密战于洛阳一带。王世充后来在洛阳自立，称郑王，与李密相持。李密在中原奋战多年，但迟迟未能打开局面。部下柴孝和建议李密先取关中作为基础，再东向以争天下，李密说：“君之所图，仆亦思之久矣，诚为上策。但昏主尚在，纵兵犹众，我之所部，并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入！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若然者，殆将 败 矣 。” [ 1 6 ]李 密 后 期 兵 势 屡 败 ， 遂 率 余 众 入 关 降 唐 。杨玄感、李密二人均兴于中原，也败于中原。二人之兴与败皆与所据之地为中原有关。隋都关中，但隋炀帝亲率大兵远征高丽，中原空虚，故杨玄感起事于中原，易于造成影响，招附士众；但他所利用的只是一时的特定形势，天下虽然怨隋，但隋力量依然强大，因此，在造成一定的声势之后，获取一个稳固的根据地是当务之急，杨玄感有勇无谋，视李密下计为上策，尽锐攻隋经营已久的东都洛阳，经久不拔，使隋远在辽东的大军得以回撤，形势遂由有利转为不利；形势不利之后，再求入关中已不可得。李密在杨玄感起事时，能看清形势，但到他自己起事时，也没有摆脱同样的处境。虽然他所凭藉的力量与杨玄感有所不同，有所顾虑，但这是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的。他与王世充相持于中原，消耗了自己的力量，也消耗了隋的力量，使李渊得以入关，从容经营关陇，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再东出以争中原。
引注：［1］［2］［3］［4］：《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 5］ ： 《 三 国 志 》 卷 三 十 五 诸 葛 亮 传 引 注［ 6 ］ ［ 7 ］ ： 《 晋 书 》 卷 一 百 王 弥 传［ 8］ ： 《 资 治 通 鉴 》 卷 八 十 七 晋 纪 九［ 9］ ： 《 晋 书 》 卷 一 百 一 十 二 苻 洪 传［10］［11］：《资治通鉴》卷九十八晋纪二十［ 1 2］ ： 《 晋 书 》 卷 一 百 一 十 六 姚 襄 载 记［ 13］ ： 《 晋 书 》 卷 一 百 二 十 三 慕 容 垂 载 记［14］［15］［16］：《隋书》卷七十 李密传
第四节 攻取洛阳的成功战例中原地理形势决定着中原的攻守形势。中原的不利之处在于其四战之地，最易受到来自周围地域的侵扰和挑战。不利既来自外围，经营中原时，亦当从其外围着手。我们可以洛阳城的攻取为角度，来看中原地区攻守的要点。历史上，有不少攻取洛阳的成功战例。其中，以匈奴刘汉攻西晋洛阳之战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比较典型，其成功之处也颇有相通的地方。西晋末年，刘渊在离石起兵反晋，建立刘汉政权，然后遣将四略。晋永嘉三年（309年）十月，刘渊遣刘聪、刘曜、王弥等率精骑五万攻洛阳，呼延翼率步卒继之。汉军强攻月余，未能破城。刘渊遂改变战略，召刘聪还平阳，而以王弥侵掠兖、豫二州，收其兵谷，以图再举；使石勒攻略冀州，藉以扫荡洛阳外围，破坏西晋的战争潜力，孤立洛阳。次年，刘聪继立汉主之位，十月，刘聪再遣刘粲、刘曜及王弥、石勒等将率众四万攻洛阳。攻城不利，遂又采取前次的战略，命刘粲出辕辕，掠梁、陈、汝、颍间；石勒出成皋关攻陈留太守于仓垣，后更攻陷宛、襄阳，横行江汉间；王弥侵掠襄城诸县。中原经此扰掠，洛阳饥困日甚。时 西 晋 军 队 的 主 力 为 东海王司马越所部。司马越见洛阳困弊，欲自保实力，乃率部出许昌而转项城。司马越后以忧疾而卒，所部为石勒所歼。晋永嘉五年（311年）五月，刘聪再遣大将军呼延晏率军攻洛阳，并令刘曜、王弥、石勒俱引兵会之，围攻洛阳。六月，汉军攻破洛阳，俘晋怀帝。（见图4-4-1）匈奴刘汉攻洛阳之战比较成功。刘汉在两攻洛阳不利之后，均能改变战略，扫荡洛阳外围，打击洛阳外围的援兵，也破坏西晋的战争潜力，孤立洛阳，司马越所率西晋主力也以困弊出走而被歼，最后洛阳实已成孤城一座，既无力戍守，外援又绝，犹如瓜熟蒂落，其攻取易于反掌。
唐初，北方主要有三支势力：唐据关中，王世充所建立的郑政权据中原，窦建德所建立的夏政权据河北。唐武德三年（620年），唐准备进取中原，攻洛阳。王世充闻之，也开始准备洛阳的防守，遣宗室诸王分镇洛阳外围各重要据点。他遣魏王王弘烈镇襄阳；荆王王行本镇虎牢；宋王王泰镇怀州；另以太子与其它诸王共守洛阳诸城，并选诸州镇骁勇者皆集洛阳，置四镇将军，募人分守四城；世充自将战兵总三万人以备唐。这年七月，李渊诏令李世民督诸军击王世充。李世民率军至新安，即部署对洛阳的围困。他遣行军总管史万宝自宜阳南据龙门，将军刘德威自太行东围河内，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断其饷道；怀州总管黄君汉自河阴攻回洛城；自率大军屯于北邙，连营以逼洛阳 。 郑 军 出 战 ， 均 被 击 还 ， 洛 阳 与 外 部 的 联 系 遂 被 切 断 。这年九月，郑尉州刺史时德睿率所部杞、夏、陈、随、许、颍、尉七州降唐；十二月，许、毫等十一州皆请降唐；次年正月，梁州总管程嘉会以所部来降；二月，怀州刺史陆善宗以城降。洛阳形势更趋不利。唐军加紧了对洛阳的围困。围困洛阳的行动耗时较长，唐军将士俱感疲弊，有思归之意，刘弘基等请求还师，唐廷亦有班师之议。李世民说：“今大举而来，当一劳永逸，东方诸州已望风款服，惟洛阳城孤，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1]决计围攻洛阳。王世充被困洛阳，遂请援于窦建德。武德四年（621年）初，窦建 德 率 大 军 西 进 援 王 世 充 。唐诸将皆请避其锋锐。郭孝恪建议“宜据武（虎）牢之险以拒之，伺机而动，破之必矣！”[2]薛收也建议“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世充出兵，慎勿与战；大王亲率骁锐，先据成皋，厉兵训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劳，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旬，两主就缚矣！”[3]李世民遂分麾下精兵，使屈突通等将与齐王李元吉继续围攻洛阳，自率骁勇三千五百人东趋武牢，以拒窦建德。这年四月，窦建德战败被擒，世充无计可施，遂降。
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前后两阶段的布势，都可谓切中中原形势的要点。前期围困洛阳城的同时，分兵扼洛阳外围诸险要，切断洛阳与外部的联系。王世充求战不得，外援无望，所据州郡遂纷纷降唐，洛阳顿成孤城一座。后期有窦建德来援，则又分兵扼守虎牢，阻建德军入洛阳之路，使其不得入险，建德战败被擒，洛阳更是势孤。李世民攻洛阳之战，用兵布势，蔚然可观，为历代攻洛阳之战中不可多得的典范。匈奴刘汉攻洛阳之战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有共通的地方。其攻取的目标虽在洛阳，但其着手却自洛阳的外围起。洛阳号为四方之中，其形势之重却在其外围。从对洛阳与其外围关系的认识中，已足可蠡清攻取洛阳的时机与地理要点。所谓洛阳的外围，可从几个层次上讲。第一个层次是三川河谷的外围诸险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龙门等；第二个层次即为河南的四境，如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再加上洛阳城本身所在的三川河谷西北陕城、潼关一带，这些地域的一些战略要点是中原与其外围四方的联系通道；若将视野再放大些，则其外围可延及关中、河北、东南及荆襄等大的战略要地。四方之中的洛阳便处在这几层外围的包围之中。
所谓从外围着手，有一种自外向内层层递进的意味。对于最外圈的经营，实已涉及对于中原大的局势的判断，由此产生的主要问题即为经略中原、攻取洛阳的时机。前面第三节中已作专门论述，大体以纷乱之际，先据中原外围四角山川险固之地，积累力量，待时势有利，再相机进取中原。时机成熟，进取中原之时，要控制中原局势，其要点却又在于河南四境形势的控制。河南四境为中原与其外围四方的联系通道，控制四境可以控制中原与其它地域的联系，即已大体控制中原局势。中原局势大体控制，则洛阳自然落入掌握之中。但从万全计，对于洛阳城所在的三川河谷周围险要，仍当予以控制，以防困兽犹斗 ； 此时 ， 洛 阳 便 如瓜熟蒂落，其攻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匈奴刘汉攻洛阳之战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都是先从洛阳的外围着手。刘汉在两攻洛阳不利之后，改变战略，扫荡洛阳外围，打击洛阳外围的援兵，也破坏西晋的战争潜力，孤立洛阳，也困弊洛阳，西晋主力以困弊出走而被歼，最后洛阳变成孤城一座；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前期围困洛阳时，分兵扼洛阳外围三川河谷诸险要，切断洛阳与外部的联系，王世充所据州郡遍及河南大部，因为失去与中枢的联系，纷纷降唐，洛阳遂成孤城一座， 后期针对窦建德来援，则又分兵扼守虎牢，阻其入洛之路，使其不得入险，建德败则洛阳势孤，望断援绝，不战自降。这两场战例的成功都在于其切中中原形势的要点，故虽以洛阳历代营建之都，而不必费力强攻，顿兵坚城之下。
第五节 中原地区东西之争与南北之争：东西之争和南北之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突出的现象。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中原都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这是中国地理的基本形势所决定的。东西相争，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轴线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南北对峙，则必有一条纵贯东西的轴线作为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大致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是淮河至汉水上游一线。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与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的交汇地带。因此，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中原都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
一 东 西 之 争：从地理上看，东、西之争主要是在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与第三级阶梯之间进行的，其争夺的关键是两级阶梯之间的边缘地带。在第二级阶梯的东部边缘地带，北起幽燕，循太行山南下，经嵩山山脉、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而转向鄂西山脉一线，为东、西之间对抗的前沿。这一列南北向的山脉分隔中国的东、西部地区。在这一线上有一些重要隘口，为东西方交通要道，也是东西方争夺的急所。沿太行山一线，有飞狐口、井陉关、天井关，在嵩山南北又有成皋、太谷、辕辕、广成、鲁阳等关，在洛阳附近还有黄河重要渡口孟津，扼东西方往来通道。东、西关系问题在战国秦汉时期比较突出。春秋末期礼乐崩坏，兼并战争兴起。秦自陇西徙居关中，经过历次改革，发展成一个以耕战为本的强国。秦自商鞅变法之后，东进意图日益明显，当时秦国以关中、汉中、巴蜀为基础，东逼六国。合纵连横遂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内容。但所谓合纵，主要是东方诸侯因感西方强秦的威胁而试图进行一场纵贯南北的大联合，西拒强秦；连横则是作为合纵的对应物产生的。秦经过几代的努力，其东进已取得重大进展。到昭襄王时，秦已侵占南阳、三川及山西西南部，正处于积极东进的良好态势之中，东方六国的国都都处于第二级阶梯以东，已无山河之险作为屏障。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楚顷襄王十八年（公元前281年），楚国有贤人与楚王谈当时天下形势，谈到秦与东方各国之间的战略态势，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奋翼鼓翮，方三千里。”[1]这可说是对于当时东、西对抗形势的一种很好的概括。秦灭六国，基本上是循着这种态势所表现出的势能进一步发展，后世的东、西对抗也基本上不出这种态势。秦亡后，楚汉相争，楚据彭城，汉据关中，双方在荥阳、成皋之间展开激烈的拉锯战。汉王刘邦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困于荥阳、成皋间，欲弃成皋以东，退屯巩、洛以拒楚。郦食其建议刘邦说：“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2]郦食其的建议旨在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他说到的几处关隘所扼守的一线，基本上就是前面说到的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东部边缘。澄清东西对峙的态势对于以后刘邦的战略决策很有帮助。如果说郦食其的建议在当时主要是维持一种守势的话，那么，韩信略定山西后东下太行、刘邦自武关南出宛叶以分楚军之势、促英布背楚归汉等重大举措都可谓以郦食其所描画的东、西对峙态势为基础的，是这种态势的延伸。西汉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其统治天下的重心，“力制天下”、“东制诸侯”的思路在其统治政策中有着相当的烙印。贾谊上书，念念不忘“山东之忧”，苦心积虑防备东方“大诸侯之有 异心者”[3]。汉武帝时，还在武关、蒲津关设关官以讥行旅。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关东地区发生大水，下诏“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4]这则史料表明，这些关卡大部分时候是限制东、西部人口流动的。西汉时，已是“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5]对于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流动都有一定的盘查和限制，在秦代就更不有说了。故秦汉的统一中包含着相当的脆弱性，东西方之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弥过。一有机会，这种隔阂便显现出来。西汉前期的异姓诸侯王叛乱、中期的同姓诸侯王叛乱便是这种隔阂的显现。
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九江王英布反，汉廷大惊。故楚令尹薛公对刘邦分析说：“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6]英布起兵于淮南，薛公所说的上、中二策，实际上是以兼并东部平原地带而与西汉形成东西对峙的态势。英布乃骁勇之将，自韩信、彭越被诛后，汉军中已无堪与匹敌的将领。统兵打仗、冲锋陷阵，无人能敌，而长算远略则非其所长。因此，对于英布来说，或许薛公所言中策更合适些。采取中策，略取吴、楚，然后“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以决胜负于中原，是将再现原楚汉战争的局面。此时，东部形势比原项羽时有利，而刘邦所处形势则较从前不利。因此，单纯从战争的角度来说，英布采取中策，或许有一线的取胜希望。英布终因取下策而败。英布并未采取薛公所言上、中二策，但薛公的分析却是对西汉时期东、西方形势的一种很具代表性的判断。后来“七国之乱”时，吴王麾下桓将军建议吴王说：“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 ， 留 下 城 邑 ， 汉 军 车 骑 至 ， 驰 入 梁 楚 之 郊 ， 事 败 矣 。” [7]桓 将 军 所 言 除 了 出 于 步 兵 与 车 骑 二 者利弊的战术性考虑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卓著的战略眼光。他所说的“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可谓薛公所言中策的翻版，其大旨仍在促成一种 明 朗 的 东 西 对 峙 态 势 的 形 成 。 形 成 这 种态势的关键却在于抢占成 皋 一 带 的 山 川 之 险 ， 据 有 洛 阳 一 带 的 粮仓和武库。吴王未从桓将军之议，而尽锐攻梁之睢阳（今河南商丘），终为周亚夫所败。
汉 武 帝 时 ， 淮 南 王 刘 安 进 行 过 一 场 未遂的谋反。史载刘安日夜与属下研究天下形势，“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他问计于伍被，叙述其起兵的打算，并说到吴王的失误。他说：“且吴何知反？汉 将 一 日 过 成 皋 者 四 十 余 人 。 今 我 令 缓 先邀成皋之口，周被下颍川兵塞轘辕、伊阙之道，陈定发南阳兵守武关。河南太守独有洛阳耳，何足忧？然此北尚有临晋关、河东、上党与河内、赵国界者通谷数行。人言‘绝成皋之道，天下不通’。据三川之险，招天下之兵，公以为如何？”[8]看 来 刘 安 是 看 到 了 吴 王 刘 濞 的 失 策 的关键。“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是言汉廷平叛大军顺利通过成皋之口东出，迅速展开，足见成皋在当时地位之重要。所以他计划先“邀成皋之口”，然后“塞轘辕、伊阙之道”、“守武关”、“据三川之险”，控扼东、西方之间往来通道，以与西汉形成东、西对峙之势。刘安以谋泄而败，其计划未及施行。东汉末，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董卓一面徙汉献帝于长安，一面遣兵戍守洛阳。时关东诸将屯河内、酸枣、南阳等地。曹操建议诸将说：“诸君听吾计：使勃海（袁绍）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袁术）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讨逆，可立定也。”[9]当时董卓所率乃凉州精兵，而讨董卓诸将皆关东人，从人事组成上来看，这种对抗已带有东西矛盾的色彩。董卓据洛阳，虏掠财物俱运关中，隐然已有西归之意。董卓西迁，司空荀爽便说过：“山东兵起，非一日可禁，故当迁以图之，此秦、汉之势也。”[10]双方都认识到了当时东西对峙的态势，曹操之议更是深知东、西对峙的形势和争夺的关键。但诸将不听，终至食尽兵散，汉末局势遂不可收拾。
十六国时，前后赵在北方对峙。前赵据关中，后赵据河北，双方在山西、河南对抗。后赵大将石虎攻前赵河东重镇蒲坂，从而引发前、后赵在洛阳的大决战。前赵主刘曜尽率国中精锐驰援蒲坂，击败石虎，然后挥兵南下，围攻后赵洛阳。后赵主石勒亲自率兵自襄国（今河北邢台）驰援洛阳。进军途中，石勒侦知刘曜仍在围困洛阳，大喜道：“曜盛兵成皋关，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此成擒耳。”[11]刘曜若能扼守成皋关，或阻洛水而守，拒敌于险要之外，石勒纵有千军万马也无可奈何，洛阳自可不战而下；成皋、洛水弃而不守，纵敌入险，实为刘曜的重大失策，这种失策铸就了刘曜的失败。后来前秦、前燕在北方对峙时，前秦王猛攻前燕洛阳之战的形势与前、后赵洛阳之战有些类似。但王猛攻洛阳，先派军扼成皋之险 ， 以 断 前 燕 援 军 入 援 之 路 ， 洛 阳 遂 成 瓮 中 之 鳖 ， 不 战 而 下。东西方对峙，大体上以太行山诸关隘、黄河孟津渡口、嵩山一带 诸 关 隘 为对抗的前沿地带，尤以成皋一带为争夺的关键。成皋处 于 东 西 对抗的中轴线上，能控成皋即是控制了东西之间通行的捷径，刘安所言“人言‘绝成皋之道，天下不通’”当是那个时代流行的看法。从中国地理大势来说，这种对抗却是西方居地势之利，而东方则处相对劣势。西方地势较高，面对东方，居高临下，若是能据成皋一线，即已取得一种非常有利的攻势态势；而东方据成皋一线，至 多 只 是 取得一种比较好的守势态势，失成皋一线则全失地利之险，故历史上的东西之争以西方胜利者居多而东方胜利者居少。
二 南 北 之 争：南北之争也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又一个突出的现象。东汉末年政治秩序的崩溃导致了统一帝国的瓦解。先是天下三分，中经西晋短暂的统一，又因“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而演成南北对峙之局。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对峙，并持续了近三百年。十二世纪起，随着女真和蒙古的先后南下，金、蒙古（元）与南宋之间再度形成南北对峙之局。南北对峙之际，双方的角逐本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展开，若单考察在中原这片地域内的争夺，则不能不先考察这片地域的南北两边的地理形势。随着双方力量的强弱变化，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在淮河与黄河之间有所摆动。在淮河以南，西部有大别山、桐柏山屏护长江上游，东部江淮之间，水道纵横，屏护长江下游；在黄河以北，西部是太行山环绕着的山西高原，东部是河北平原。在前面章节已经说到，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北方之人，长于骑兵野战，性习温凉，不耐暑热，利在秋冬时节；而南方之人，长于水战与守城战，利在春夏雨季。中原地区的地形和气候特点使得南北双方各享一半的利弊。南方之人多趁雨季而北进，但若是越过了黄河而向北继续深入，便会面临很大的不利；北方之人多趁秋冬时节而南进，但若是越过了淮河而向南继续深入，也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因此，在南北对峙比较稳定的时期，无论哪方主动用兵，其结果都只不过是在淮河与黄河之间来回拉锯。在漫长的南北对峙史上，南北交兵非常频繁。其中，以刘宋元嘉北伐和南宋端平年间收复三京之战最能反映出南北双方在中原的攻守形势。（详见东南部分）实际上，以攻而言，南北双方还可说是平分秋色。南方攻河南，可以趁雨季利用泗水、汴水等淮河支流作为交通线，迅速北上。到彦之、王玄谟、陈庆之等人在最初的攻势作战中都是迅速地打到了黄河南岸；北方攻河南，则可利用冬季河冰坚合或河水潦缩的时机，发铁骑迅速南下。但说到防守，则南方比北方被动。北方之人由于自己的特性，不宜于久处南方，北方的统治者也多能认清自己在南方作战的时间上的利弊，而能于不利的季节主动北撤，等到有利于发挥自己骑兵优势的时节，再大举南下；再说，北方铁骑本来就宜于远程奔袭，能给北方势力造成困难的只是时间季节，而不是空间距离。所以，北方极少在河南作硬性的防守，守河南从未成为北方的负担。对于南方则不然，守城战虽是南方之所长，但南方守河南势必沿千里黄河全线置守，兵力难免单薄，与南方策源地之间的交通线也是迂回而漫长。因此，对于南方来说，攻河南不难，而守河南难。对于北方来说，只要撇开守河南的包袱，便能只享其利而不受其弊。
从地理形势上来看，中原地区南北两边的地理形势也是北方比南方有利。自河南图黄河以北，比较困难。黄河以北，战略枢纽在山西。山西地势高峻，仰攻不易。倒是黄河以北足以制黄河以南。北魏开始立都平城（今大同），据山西之险，俯瞰三面，威制北方，所以面对刘宋在河南的军事行动崔浩能有“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的自信。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形势发生逆转，反为山西所制。尔朱荣和高欢先后据山西控制北魏朝政。至于五代时期，后唐代后梁、后晋代后唐、后汉代后晋，都是以山西制河南。即使是像金这样本身是起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在迁都河南之后，也是被蒙古这样后起的北方游牧民族所制。自河南图南方则比较容易。取山东足以制泗水上游，攻南阳足以制汉水上游，争汝南足以制淮河上流。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的终结即是循着这条逻辑。在南朝刘宋时期，北魏即已夺占山东；南齐时期，则一再争南方南阳、义阳（今信阳）等淮汉上游之地；到梁末，南方东失淮南之地，西失襄汉上游，南方遂再无问鼎中原的机会，而只能恃长江作被动的防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