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中国人的侠客情节
中国人似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侠客情结。从先秦到民国，悠悠两千余年，有关侠客的传闻史不绝书，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即“侠文化”，其核心是侠客的行侠仗义行为，而侠客情结正是产生侠文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侠义精神包括了惩恶扬善、锄强扶弱、生死不惧、大智大勇、一诺千金、不矜其功等多种美德，而以惩恶扬善、锄强扶弱为其核心，具有十分鲜明的道德价值取向。又因为行侠仗义常常与武功高强联系在一起，武功几乎成为实施侠义行为的必要条件，所以，凡以侠义出名者大多拥有高超武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侠客”的基本内涵。
在封建社会里，所谓为强为恶者，几乎全部来自社会上层，或为贪官污吏，或为豪强劣绅，因此，侠客的剑锋所向。大抵在统治阶层。
物不平则鸣，社会不平是造成“以武犯禁”的根本原因，也是织就中国人侠客情结的历史根源，诚如《水浒传》所言：“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尽管统治者曾屡屡加以镇压，但因无法改变“社会不平”的本质，因此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这种游侠现象。例如自西汉初年起，豫鲁一带侠客迭出，汉景帝时为了加以裁抑，不仅“尽诛”各地游侠，而且族灭了名气最大的郭解，但是，“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因此，中国的游侠之风绵绵不绝，大体与封建社会相始终，“以武犯禁”也就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一种持续不断的历史现象。
中国社会历来拥有一个庞大的游民阶层，如僧道、巫卜、倡优、乞丐、匪盗之类，以及大批江湖中人和游手好闲之人。他们大多数没有正当职业，谋生多采取非常手段，而且往往与秘密社会有牵连。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不稳定的一个社会阶层，常常被视为现存秩序的永恒挑战者。而侠客多为“布衣之徒”，本来就属于社会下层，与贫者弱者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故“振人不瞻，先从贫贱始”。他们无疑是游民阶层中最具有游离性、最富于冒险性的一群。
侠客们最不愿意受到束缚，他们习惯于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甚至不屑与秘密社会为伍。他们自恃武功卓绝，且行事诡秘，也不太把官府放在眼里。侠客们富于正义感，以惩恶扬善、锄强扶弱为已任。所有这些，决定了他们总是要同那些贪官污吏作对，同社会的腐败丑恶现象作对。
《清稗类钞·义侠类》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清道光年间，大学士穆彰阿把持朝政，包庇鸦片走私，从中分肥，主张对英求和。一天深夜，一个相貌奇丑的和尚突然闯进穆彰阿的卧室，掣出明晃晃的短刀来。穆彰阿吓得魂不附体，连诵观音佛号，跪地求饶。和尚大笑道：“我原来还当你是个奸雄，不料如此贪生怕死。若杀了你，反倒玷污了我这把刀!”遂扬长而去。事后，穆彰阿恼羞成怒，怀疑和尚为主战派官员所遣，于是出重金收买一名刺客，去暗杀主战派首领林则徐。此时林则徐已被革职查办，流放到新疆。一天晚上，林则徐突然发现有个丑和尚横卧窗外，执不进屋。二十多天后，窗外忽然传来凄厉叫声，旋即又寂静如初。林则徐急命仆人去看，却见那个丑和尚正在掘坑埋一个尸首，台阶上下满是血迹。仆人惊呼道：“和尚杀人了!”丑和尚笑道：“和尚不杀人，和尚杀杀人者!”林则徐强邀他入室，欲以酒食款待，和尚说：“我持酒戒。”又问他何以不持杀戒，和尚答道：“能杀人，方能活人。”后来，林则徐被赦免回来，那丑和尚也忽然不知去向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反奸臣而保清官的事例。
也是在《清稗类钞》中记载，道光年间，四川总督宝兴贪赃枉法，民不堪命。一个绰号叫“靴子李”的侠客半夜窃去其侍妾的金钏，尔后又跟踪到京，夤夜持刀闯入宝兴府邸，索走黄金300两、白玉鼻烟壶一具。宝兴遣人缉捕，靴子李坦然入狱。不料几天后靴子李“顿”足一呼，铁索寸断，上下桎梏如蜕脱，跃登屋瓦，三四转即不见”。次日凌晨，靴子李又从容进入宝兴卧室，历数其罪，宝兴亦唯唯而已。
乾隆年间，江苏省川沙厅(今川沙县，属上海市)遭海啸袭击，田地无收，百姓流离失所，而江苏巡抚庄有恭却携眷游金焦二山。官船正在江上行驶，突然有个壮士跳到船上，击倒左右随从，拿出一张纸来，威逼这位巡抚大人盖上大印。月余之后，川沙厅上呈公文，称已奉命豁免沿海诸地钱粮。庄有恭大怒，但官印已钤，亦无可奈何。
以武犯禁，对抗法律，本来是掉脑袋的事。但在古人的笔记小说和民间传说中，侠客们却大多能凭着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而来去自由，化险为夷，恐怕其中已经渗透了古代人民的价值取向和美好愿望，带有理想化的色彩，是经过净化和过滤的传说故事。
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很守规矩的民族，温文有礼，感情内向，但同时又是一个长于幻想的民族，崇奉神怪，耽于奇幻。规矩现之于外，是为形；幻想发之于内，是为神。规矩太多太严，而幻想又太诡太奇，于是就造成了形与神之间的不协调。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使我们民族的心理气质趋于畸形发展，形神分离、表里不一、人格分裂就是这种畸形发展的标志。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朝代累有更替，但封建君主专制却是一以贯之地沿袭下来，而且愈到后来手段愈完备，禁锢愈严酷。明代的东西厂和锦衣卫，清代的文字狱和团练，以及从北宋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大概都是历代统治者的“创举”，堪称“世界之最”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中国历史上一向如此。
中国人的言行受到名教纲常的严格限制，其思想也必然处于相对的禁锢之中，等级的森严，政治的黑暗，社会的不平，生活的贫困，婚姻的不自主，使得许许多多的现实事情无法可想，甚至也用不着去想，只要你循着祖辈的老路走下去，学着老调子唱下去就是了。可是，人的思想毕竟是不甘寂寞的，倘若它不往现实的、科学的路上发展，就一定要朝着虚幻的、缥缈的世界开辟道路。
社会的不平太多了，面对着强大的封建国家机器，人们感到自己是那样渺小，那样无力，于是，他们就很容易幻想救世主，或明君，或清官，或神仙，或身怀绝技、行侠仗义之人，希望他们能出来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人们甚至幻想自己就是那种飞檐走壁、来去无踪的侠客，于冥想之中逞一时之雄，泄心头之愤。
所以，所谓“侠客情结”，实际上是平民百姓的侠客情结，是社会底层的侠客情结，而与达官贵人、豪强富绅基本无涉。透过侠客情结，后人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平民百姓的感情指向和精神期待。当然，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这种有关侠客的心绪纠结，在精神上和情绪上无疑都含有宣泄作用，也有着自我平衡的心理功效。
在中国人的侠客情结中，还蕴含着一个执着的心理祈求，那就是对那种巨大人格力量的向往。文化史研究证明，在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该民族最缺失的某各群体性品格，往往成为该民族多数个体持久的精神追求。而在中国，最缺失的就是那种不含奴颜和媚骨的健全人格。
在中国，由于二千多年封建专制思想的统治，尤其是从南宋时程朱理学被奉为正统官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垄断地位之后，所谓“三纲五常”及“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几乎取得了与法律同等的地位，成为伦理道德的无形之法，迫使人们压抑本性，扭曲人格，言行不一，形神分离，示伪于外而隐真于内，对整个民族的性格气质造成了负面影响。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整体的、全方位的精神压抑与个体的正常欲望之间，由上而下的思想禁锢与下层百姓之间，形成了持久的隐性文化冲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文化冲突有可能转化为民间文化与廊庙文化的公开对抗。而“侠客情绪”，基本上属于民间文化的范畴，它大体上应被视作下层百姓对现存秩序的幻想中的反抗，也是下层百姓对幻想中的完美英雄人格的追求。
侠客情绪在文化形态方面的集中体现是武侠小说的长盛不衰。
人们爱读武侠小说，其着眼点并不在于那些绝世武功，而在于书中人物那种豪迈坦荡、敢作敢为、一诺千金、万死不辞的英雄形象和巨大的人格魅力。在作家笔下，那些侠客们仗剑遨游天下，放浪形骸，毫无羁绊，喜笑怒骂皆由自己。他们凭着自己的坚韧毅力与高超武功，顽强地与逆境抗争，与命运搏击，出入于生死线上，显威于掌风剑影之中，爱得热烈，恨得真切，生也坦荡，死也悲壮，向读者展示了真正的潇洒人生，真正的辉煌生命。人生如此，复有何憾?对比一下当今荧屏上那些搔首弄姿的奶油小生，那些卖弄风骚的靓妆女郎，人们会立即感受到人格的巨大差异。
那些英雄们，为情人，为朋友，为知遇之恩，为一言之诺，无不可以出生入死，百折不回，强敌环伺而神犹从容，白刃加颈而目竟不瞬。他们为朋友披肝沥胆，为情人冒险犯难，为弱者拔刀相助，为长者奔走效劳，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毫不做作。他们徜徉于世俗之外，凌越于法律之上，白眼对公卿，坦裼骂王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或隐迹于荒山古寺，或出没于酒楼歌榭。华宴豪饮，一掷千金；杀人越货，直如寻常。美人与醇酒常伴，寒刃共明月交辉。如此人物，如此人生，通常只有在人们的幻想中才能支离破碎地出现，而作家们却把这些完整地塑造出来，有血有肉地奉献在普通百姓面前。把人们脑子中的片断的幻想变成文字形象上的完整的人格真实，这就是武侠小说。
然而，在现实中，侠客们的“以武犯禁”毕竟是个人的反抗行为，是针对统治阶层个别人的个体暴力。它是零星的，散乱的，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和偶然性。侠客们从来没有明晰的政治目标，他们只是从铲除社会不平的良善愿望出发，实施个人的反抗行为。尽管侠客们历来都是封建社会的一支破坏力量，但就整个社会而言，侠客的破坏行为是微不足道的。以一己之力与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相对抗，即便武功再高，也终究无济于事，个人的反抗行为从来不会、也根本不可能触动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充其量只能起到些许调节作用，使个别贪官豪强稍有收敛，使个别弱者暂脱厄运，而于社会大局并无补益。明清两代游侠之风甚盛，而政治腐败日甚一日，便是明证。所以，以武犯禁之举尽管不乏崇高的献身精神，但从本质上讲，侠客们又无一不是最终的失败者。
其实，武侠小说并不是生活的真实，而是幻想的真实，换言之，即“真实的幻想”。那是常人的美妙梦境，百姓的真心呼唤，也是对封建“人治”历史的潜意识的反抗。在中国，武侠小说或许将成为民族的永恒童话，面侠客情结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元素，也将融入民族心理的历史积淀，成为我们民族心灵史上一种永久的追忆。
(摘自《寻报》杂志2003年第4期(双月刊)，大象出版社出版。社址：河南郑州市经五路66号；邮编：450002)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侠义精神包括了惩恶扬善、锄强扶弱、生死不惧、大智大勇、一诺千金、不矜其功等多种美德，而以惩恶扬善、锄强扶弱为其核心，具有十分鲜明的道德价值取向。又因为行侠仗义常常与武功高强联系在一起，武功几乎成为实施侠义行为的必要条件，所以，凡以侠义出名者大多拥有高超武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侠客”的基本内涵。
在封建社会里，所谓为强为恶者，几乎全部来自社会上层，或为贪官污吏，或为豪强劣绅，因此，侠客的剑锋所向。大抵在统治阶层。
物不平则鸣，社会不平是造成“以武犯禁”的根本原因，也是织就中国人侠客情结的历史根源，诚如《水浒传》所言：“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尽管统治者曾屡屡加以镇压，但因无法改变“社会不平”的本质，因此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这种游侠现象。例如自西汉初年起，豫鲁一带侠客迭出，汉景帝时为了加以裁抑，不仅“尽诛”各地游侠，而且族灭了名气最大的郭解，但是，“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因此，中国的游侠之风绵绵不绝，大体与封建社会相始终，“以武犯禁”也就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一种持续不断的历史现象。
中国社会历来拥有一个庞大的游民阶层，如僧道、巫卜、倡优、乞丐、匪盗之类，以及大批江湖中人和游手好闲之人。他们大多数没有正当职业，谋生多采取非常手段，而且往往与秘密社会有牵连。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不稳定的一个社会阶层，常常被视为现存秩序的永恒挑战者。而侠客多为“布衣之徒”，本来就属于社会下层，与贫者弱者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故“振人不瞻，先从贫贱始”。他们无疑是游民阶层中最具有游离性、最富于冒险性的一群。
侠客们最不愿意受到束缚，他们习惯于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甚至不屑与秘密社会为伍。他们自恃武功卓绝，且行事诡秘，也不太把官府放在眼里。侠客们富于正义感，以惩恶扬善、锄强扶弱为已任。所有这些，决定了他们总是要同那些贪官污吏作对，同社会的腐败丑恶现象作对。
《清稗类钞·义侠类》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清道光年间，大学士穆彰阿把持朝政，包庇鸦片走私，从中分肥，主张对英求和。一天深夜，一个相貌奇丑的和尚突然闯进穆彰阿的卧室，掣出明晃晃的短刀来。穆彰阿吓得魂不附体，连诵观音佛号，跪地求饶。和尚大笑道：“我原来还当你是个奸雄，不料如此贪生怕死。若杀了你，反倒玷污了我这把刀!”遂扬长而去。事后，穆彰阿恼羞成怒，怀疑和尚为主战派官员所遣，于是出重金收买一名刺客，去暗杀主战派首领林则徐。此时林则徐已被革职查办，流放到新疆。一天晚上，林则徐突然发现有个丑和尚横卧窗外，执不进屋。二十多天后，窗外忽然传来凄厉叫声，旋即又寂静如初。林则徐急命仆人去看，却见那个丑和尚正在掘坑埋一个尸首，台阶上下满是血迹。仆人惊呼道：“和尚杀人了!”丑和尚笑道：“和尚不杀人，和尚杀杀人者!”林则徐强邀他入室，欲以酒食款待，和尚说：“我持酒戒。”又问他何以不持杀戒，和尚答道：“能杀人，方能活人。”后来，林则徐被赦免回来，那丑和尚也忽然不知去向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反奸臣而保清官的事例。
也是在《清稗类钞》中记载，道光年间，四川总督宝兴贪赃枉法，民不堪命。一个绰号叫“靴子李”的侠客半夜窃去其侍妾的金钏，尔后又跟踪到京，夤夜持刀闯入宝兴府邸，索走黄金300两、白玉鼻烟壶一具。宝兴遣人缉捕，靴子李坦然入狱。不料几天后靴子李“顿”足一呼，铁索寸断，上下桎梏如蜕脱，跃登屋瓦，三四转即不见”。次日凌晨，靴子李又从容进入宝兴卧室，历数其罪，宝兴亦唯唯而已。
乾隆年间，江苏省川沙厅(今川沙县，属上海市)遭海啸袭击，田地无收，百姓流离失所，而江苏巡抚庄有恭却携眷游金焦二山。官船正在江上行驶，突然有个壮士跳到船上，击倒左右随从，拿出一张纸来，威逼这位巡抚大人盖上大印。月余之后，川沙厅上呈公文，称已奉命豁免沿海诸地钱粮。庄有恭大怒，但官印已钤，亦无可奈何。
以武犯禁，对抗法律，本来是掉脑袋的事。但在古人的笔记小说和民间传说中，侠客们却大多能凭着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而来去自由，化险为夷，恐怕其中已经渗透了古代人民的价值取向和美好愿望，带有理想化的色彩，是经过净化和过滤的传说故事。
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很守规矩的民族，温文有礼，感情内向，但同时又是一个长于幻想的民族，崇奉神怪，耽于奇幻。规矩现之于外，是为形；幻想发之于内，是为神。规矩太多太严，而幻想又太诡太奇，于是就造成了形与神之间的不协调。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使我们民族的心理气质趋于畸形发展，形神分离、表里不一、人格分裂就是这种畸形发展的标志。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朝代累有更替，但封建君主专制却是一以贯之地沿袭下来，而且愈到后来手段愈完备，禁锢愈严酷。明代的东西厂和锦衣卫，清代的文字狱和团练，以及从北宋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大概都是历代统治者的“创举”，堪称“世界之最”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中国历史上一向如此。
中国人的言行受到名教纲常的严格限制，其思想也必然处于相对的禁锢之中，等级的森严，政治的黑暗，社会的不平，生活的贫困，婚姻的不自主，使得许许多多的现实事情无法可想，甚至也用不着去想，只要你循着祖辈的老路走下去，学着老调子唱下去就是了。可是，人的思想毕竟是不甘寂寞的，倘若它不往现实的、科学的路上发展，就一定要朝着虚幻的、缥缈的世界开辟道路。
社会的不平太多了，面对着强大的封建国家机器，人们感到自己是那样渺小，那样无力，于是，他们就很容易幻想救世主，或明君，或清官，或神仙，或身怀绝技、行侠仗义之人，希望他们能出来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人们甚至幻想自己就是那种飞檐走壁、来去无踪的侠客，于冥想之中逞一时之雄，泄心头之愤。
所以，所谓“侠客情结”，实际上是平民百姓的侠客情结，是社会底层的侠客情结，而与达官贵人、豪强富绅基本无涉。透过侠客情结，后人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平民百姓的感情指向和精神期待。当然，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这种有关侠客的心绪纠结，在精神上和情绪上无疑都含有宣泄作用，也有着自我平衡的心理功效。
在中国人的侠客情结中，还蕴含着一个执着的心理祈求，那就是对那种巨大人格力量的向往。文化史研究证明，在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该民族最缺失的某各群体性品格，往往成为该民族多数个体持久的精神追求。而在中国，最缺失的就是那种不含奴颜和媚骨的健全人格。
在中国，由于二千多年封建专制思想的统治，尤其是从南宋时程朱理学被奉为正统官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垄断地位之后，所谓“三纲五常”及“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几乎取得了与法律同等的地位，成为伦理道德的无形之法，迫使人们压抑本性，扭曲人格，言行不一，形神分离，示伪于外而隐真于内，对整个民族的性格气质造成了负面影响。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整体的、全方位的精神压抑与个体的正常欲望之间，由上而下的思想禁锢与下层百姓之间，形成了持久的隐性文化冲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文化冲突有可能转化为民间文化与廊庙文化的公开对抗。而“侠客情绪”，基本上属于民间文化的范畴，它大体上应被视作下层百姓对现存秩序的幻想中的反抗，也是下层百姓对幻想中的完美英雄人格的追求。
侠客情绪在文化形态方面的集中体现是武侠小说的长盛不衰。
人们爱读武侠小说，其着眼点并不在于那些绝世武功，而在于书中人物那种豪迈坦荡、敢作敢为、一诺千金、万死不辞的英雄形象和巨大的人格魅力。在作家笔下，那些侠客们仗剑遨游天下，放浪形骸，毫无羁绊，喜笑怒骂皆由自己。他们凭着自己的坚韧毅力与高超武功，顽强地与逆境抗争，与命运搏击，出入于生死线上，显威于掌风剑影之中，爱得热烈，恨得真切，生也坦荡，死也悲壮，向读者展示了真正的潇洒人生，真正的辉煌生命。人生如此，复有何憾?对比一下当今荧屏上那些搔首弄姿的奶油小生，那些卖弄风骚的靓妆女郎，人们会立即感受到人格的巨大差异。
那些英雄们，为情人，为朋友，为知遇之恩，为一言之诺，无不可以出生入死，百折不回，强敌环伺而神犹从容，白刃加颈而目竟不瞬。他们为朋友披肝沥胆，为情人冒险犯难，为弱者拔刀相助，为长者奔走效劳，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毫不做作。他们徜徉于世俗之外，凌越于法律之上，白眼对公卿，坦裼骂王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或隐迹于荒山古寺，或出没于酒楼歌榭。华宴豪饮，一掷千金；杀人越货，直如寻常。美人与醇酒常伴，寒刃共明月交辉。如此人物，如此人生，通常只有在人们的幻想中才能支离破碎地出现，而作家们却把这些完整地塑造出来，有血有肉地奉献在普通百姓面前。把人们脑子中的片断的幻想变成文字形象上的完整的人格真实，这就是武侠小说。
然而，在现实中，侠客们的“以武犯禁”毕竟是个人的反抗行为，是针对统治阶层个别人的个体暴力。它是零星的，散乱的，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和偶然性。侠客们从来没有明晰的政治目标，他们只是从铲除社会不平的良善愿望出发，实施个人的反抗行为。尽管侠客们历来都是封建社会的一支破坏力量，但就整个社会而言，侠客的破坏行为是微不足道的。以一己之力与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相对抗，即便武功再高，也终究无济于事，个人的反抗行为从来不会、也根本不可能触动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充其量只能起到些许调节作用，使个别贪官豪强稍有收敛，使个别弱者暂脱厄运，而于社会大局并无补益。明清两代游侠之风甚盛，而政治腐败日甚一日，便是明证。所以，以武犯禁之举尽管不乏崇高的献身精神，但从本质上讲，侠客们又无一不是最终的失败者。
其实，武侠小说并不是生活的真实，而是幻想的真实，换言之，即“真实的幻想”。那是常人的美妙梦境，百姓的真心呼唤，也是对封建“人治”历史的潜意识的反抗。在中国，武侠小说或许将成为民族的永恒童话，面侠客情结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元素，也将融入民族心理的历史积淀，成为我们民族心灵史上一种永久的追忆。
(摘自《寻报》杂志2003年第4期(双月刊)，大象出版社出版。社址：河南郑州市经五路66号；邮编：45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