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吧为什么不敢让这个帖子留下？
xhzyjh：明明是突厥人来了，李建成吓得都要迁都了，看得出来，李渊对李建成很失望，以前每年都要去防突厥的李大没有上场，而是给李世民立了一次大功。
大糖江山：要迁都防抢的明明是李渊，有人支持他他干嘛还失望？不明白突厥人来了李建成怕什么，有包打天下的某军神撑着，天还能塌下来砸到他？害怕就不要每年都去防突厥就是了。
李世民立功这事实在太可疑，雷艳红在《武德年间的唐突关系与玄武门之变的爆发》一文中提到了诸多疑点：虽然武德年间李世民与突厥有过多次接触，但奇怪的是，他从未和突厥发生过一次正面战争。这年两军刚一照面，李世民就设法甩开齐王单独与颉利会面。八月突厥大举入侵时李世民对诸将说：“虏所恃者弓矢耳，今积雨弥时，筋胶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飞鸟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逸制劳，此而不乘，将复何待!”唐军“乃潜师夜出，冒雨而进，突厥大惊”。尽管如此，李世民宁愿贻误宝贵战机也不与突厥交战。至于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请自行想象。
同样，突厥的不战而退也令人怀疑， “大抵虏得志则深入，负则请和，不耻也”。然而，突厥在武德七年（624） 长驱直入，既未与唐军正面作战，更未露任何败迹，却向唐请和，殊觉怪异。倒是武德九年（626）颉利大军入寇，遣执失思力入见李世民时，李世民的一番责怪暴露了底细：“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赠遗金帛，前后无算。”李世民所指当为武德七年事，因为正是在武德七年八月，突厥退兵并请与唐和亲。由此可见，李世民的退敌妙计无非是赠送突厥大量金帛，但事实证明这种手段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让人怀疑李世民是在慷国家之慨谋求个人私利。明乎此，我们才能理解高祖对李世民的态度：“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

武德七年唐高祖为什么要迁都樊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关中地域狭窄交通不便，人口过于密集，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环境趋于恶化。迁都可带动人口迁移和关东地区开发，推广均田促进农业大发展。同时避开突厥的侵扰和劫掠以便迅速恢复人口增强国力，唐朝未来也将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可惜这盘大棋被李世民毁了。他为了抓到兵权谋取帝位而迎合那些被动了奶酪的关陇贵族，跳出来极力反对迁都，并且后来在史书中把高祖和太子都污蔑丑化成畏惧突厥只懂逃跑的怯懦无能之辈：
突厥入寇，帝议迁都，秦王苦谏止。建成见帝曰，“秦王欲外御寇，沮迁都议，以久典兵，而谋篡夺。”帝浸不悦。（《新唐书李建成传》）

然而而剥开历史的迷雾，我们不难看清建成太子的真面目。李树同先生在《唐隐太子建成军功考》一文中指出：由于武德末年，建成与世民兄弟不睦，建成荐元吉代世民事，当属可信，元吉既代世民，而又与建成合作，实际上在北边防御突厥的责任，几乎等于全由建成来承担。

《新唐书》卷九十二《罗艺传》说：
黑闼引突厥入寇，艺复以兵与皇太子建成会洺州，遂请入朝。帝（指唐高祖）厚礼之，拜左翊卫大将军。艺负其功，且贵重不少居。秦王左右尝至其营，艺疻辱之。高祖怒以属吏，久乃释。时突厥放横，藉艺盛名，诏以本官领天节军将镇泾州。太宗即位，进开府仪同三司，艺内惧乃图反。
由以上记载，知道和太子接近，与秦王不合的罗艺，于突厥放横之时，有惮虏的威名。在太宗即位前后，他都是镇泾州的。
《旧唐书》卷六十《庐江王瑗》传说：
（武德）九年，累迁幽州大都督……时隐太子建成将有异图，外结于瑗。
《新唐书》卷七十六《庐江郡王瑗传》说：
太子死，太宗令通事舍人崔敦礼召瑗。（王）君廓……即谓瑗曰：“事变（指玄武门事变）未可知。大王国懿亲，受命守边，用兵十万而从一使者召乎？”
根据以上记载，可知幽州大都督李瑗，拥兵十万之众，也是建成的党羽。
《新唐书》卷九十七《魏征传》说：
（太宗）即位，拜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当是时，河北州县素事隐（太子）、巢（剌王）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征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祸不可解。”帝曰：“尔行安喻河北。”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传送京师。征与其副谋曰：“属有诏（东）宫（齐王）府旧人普原之。今复执送志安等，谁不自疑者。吾属虽往，人不信。”即贷而后闻。
可知太宗于玄武门事变以后，虽有赦令，但仍在不断的逮捕建成、元吉的余党。而逮捕最多使太宗和魏征都感到需要安谕的地区，是河北州县。更由此可以推知河北一带是建成、元吉旧部最多的地区，也就是他们的军队素来驻防的区域。
太宗即位的前后，镇守幽州的庐江王瑗反了，镇守泾州的罗艺也反了。可知他们在建成死后的不自安。由李志安、李思行的被逮，可知在河北一带驻防的建成、元吉旧部也都不自安。另外无名的罗艺和李瑗不知还有多少，他们都在不自安。这当然会导致战斗力的下降。突厥在大举入寇之前，必然要探听唐国内部的情形。颉利可汗的敢大举深入者，必基于此。颉利入寇的起点选中罗艺所守的泾州，理由亦在此。突厥军能一日南下三百里，以及太宗发诸州军不能救长安的理由也都在此。
建成在负责防御突厥之责时，突厥终不能侵入内地，建成死后两月余，突厥竟能直薄渭水，兵临长安城下，迫的太宗不得不订城下之盟。前后史事相比，建成在武德末年捍卫北疆的军功是很明显的。
房屋因有栋梁而安时，栋梁的功用并不明显，及拆去栋梁而房屋倒场后，栋梁的功用始显著的证明。唐隐太子建成捍卫北疆的军功，就如房屋之有栋梁一样。玄武门事变以前和以后的历史事实，便是最好的证明。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玄武门政变，杀死了当时的大唐皇储李建成和即将赴乌城迎战突厥的唐军主帅李元吉，逼父退位，坐上了皇帝。由于北部边疆也是太子建成长期经营之所，很多将帅与其关系深厚，李世民为了肃清异己捕杀李幼良御敌边将，引起政局剧烈动荡，军界高层也人人自危，唐朝廷多年经营建立起的对突层层防线很快沦为一盘散沙。突厥方面也看准时机大举入侵，一路直捣大唐的都城，直抵长安渭水，导致王朝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危机。李世民此时皇位尚未坐稳，反对势力还在蠢蠢欲动，于是采纳了倾府库向突厥求和的策略，双方在渭水订立盟约，颉利得到满足方才撤兵。史载东宫旧部冯立面对突厥表现得十分骁勇，率领数百骑兵于咸阳与敌军展开激战，杀死了很多敌人。李世民听说之后赞叹了几句，就把他远远打发到广州去了。（《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七》：“未几，突厥至便桥。立率数百骑与虏战于咸阳，杀获甚众。太宗闻而嘉叹，拜广州都督。”）

渭水结盟之后唐朝和突厥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历史真相往往能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小人物身上找到答案。
据 《新唐书·张俭传》记载：“俭，高祖从外孙也。高祖起，俭以功除右卫郎将，迁朔州刺史。时颉利可汗方强，【每有求取，所遣书辄称诏敕，边吏奉承不敢却】。及俭，独拒不受。大教民营田，岁收谷数十万斛。虽霜旱，劝百姓相振赡，免饥殍，州以完安。李靖既平突厥，有思结部者，穷归于俭，俭受而安辑之。”这里说，凡颉利想索要财帛子女时，只要下个诏赦，唐朝这边各州县都督刺史莫不乖乖奉上，没有敢违背的。这到底是什么时候的情况，史书没有言明。
再看《旧唐书·张俭传》：“俭即高祖之从甥也。贞观初，以军功累迁朔州刺史。时颉利可汗自恃强盛，【每有所求，辄遣书称敕。缘边诸州，递相承禀。】及俭至，遂拒不受，太宗闻而嘉之。俭又广营屯田，岁致谷十万斛，边粮益饶。及遭霜旱，劝百姓相赡，遂免饥馁，州境【独安】。”原来贞观初年，唐朝边境诸州皆听命于突厥可汗，可谓予取予求。怪不得渭水结盟之后再无突厥寇边的记载，大家还都以为外寇已被英明神武的太宗皇帝吓得不敢再来，大唐从此国泰民安了呢。却原来自那时起，强盗已做了主子，要什么给什么，那还用抢吗？出了张俭这么个异类，李世民也不过弱弱地夸奖几句。

另外，这条记载还透露，贞观初霜旱连连，张俭州境百姓独免饥馁，那不等于说其他各州县都是饿殍遍野了吗？加上地方官吏皆听命于突厥，再有突厥人烧杀抢掠发生，恐怕唐朝百姓也只有忍受的份了，因为再无人给他们做主。
由武德时期大唐年年出兵御敌，太子频频坐镇巡边，八年高祖对突厥的态度更由平起平坐的敌国礼改为用上对下的诏赦，到贞观初唐边境各州对突厥俯首帖耳再无战事，足可证明渭水之盟让唐突关系发生了大逆转，而这个悲剧性的逆转仅是玄武门政变的直接后果之一。

然而游牧民族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很难经得起严重灾害的打击。贞观元年冬突厥“会大雪，平地数尺，羊马多死，民大饥。”出使回来的张公谨、郑元璹纷纷向李世民报告突厥遭受天灾的情况：“塞北霜早，糇粮乏绝” ，“戎狄兴衰，专以羊马为候。今突厥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不过三年。”众大臣都认为应该乘此机会打垮敌人彻底翻身，而突厥人的真兄弟李世民却说什么“我刚刚与人家订盟却要背约，这是不守信用；利用人的灾祸，这是不仁义；乘人之危来取胜，这不是勇武的行为。即使突厥的各部落都叛离，牲畜所剩无几，朕还是不出击，一定要等到他们有罪过，我才会讨伐他们。”李世民用了这么个破理由拒绝大臣们，究其背后原因无非是他刚刚篡弑上位不久，担心后方不稳不敢轻易对外用兵。

这场空前严重的雪灾和霜灾，加之由此引起的内部矛盾激化，导致强大的东突厥汗国迅速瓦解。直拖到贞观三年底，李世民才决定收拾西北的残局。四年二月发布的一条诏令强烈暗示唐朝平服东突厥汗国是相当轻易的：“自去岁迄今，降款相继，不劳卫霍之将，无待贾晁之略，单于稽首，交臂藁街，名王面缚，归身夷邸”。研究表明，唐朝对突厥的军事打击规模并不大，双方并未进行激烈的决战，突厥军队大都不战而溃或不战而降，唐朝军队仅仅是在对方已经土崩瓦解的形势下，收拾了东突厥汗国的残局。
自此，唐朝以北及西北广袤的土地上再无象样的对手。当时的秘书监魏徵言道：“匈奴（指突厥）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然而，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除了给窃国者李世民挣得一顶天可汗的高帽，又给汉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什么益处呢？

突厥汗国覆灭之后，李世民把被征服的突厥部落、及其他归顺的草原民族等十多万人，安置在河北幽州。谋臣魏征谏言道："突厥世为中国仇，今其来降，不即诛灭，何以遣就河北？彼鸟兽野心，非我族类，弱则伏，强则叛，其天性也。昔汉武以锐师猛将击取其地为郡县者，以不欲使近中国也，乃久安之道。陛下奈何以内地居之？且降者十万，不令数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大患也。"又曰：“魏时有胡人分处近郡，晋已平吴，郭钦、江统劝晋武逐出之，不能用。五胡之乱，卒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中原，所谓养虎自遗患者也。”可是，李世民醉心于西北几个弹丸小国给他奉上的天可汗荣名，坚持胡汉一家的对外策略，当然不会把魏征指出的隐患当回事。

唐太宗安置在河北幽州的胡人，并没有对唐室的感念多久。武则天时期，聚集在幽州、辽宁一带的契丹部族领袖孙万荣、李尽忠发动叛乱，兵锋席卷河北，直逼洛阳。到了唐玄宗时期，随着幽州河北地区胡人的增多，以及对汉民的挤出效应，使得幽州河北大部分地区出现明显的胡化，安禄山、史思明举兵后，河北郡县望风迎降，直到洛阳、太原才有了唐军的抵抗，而后族群结构胡化的幽州、河北地区的藩镇，又不断折磨唐朝直至其灭亡。

汉武帝是将匈奴人驱赶得不见踪影，而李世民是将十万遭受天灾活不下去的突厥难民内迁到黄河以南的水草丰美之地放牧，更让万家突厥人落户长安跟他做邻居，挤占关中汉民族本已就很紧张的自然资源。李世民每见一个胡人酋长就厚厚赏赐一个，朝中五品以上的大臣一半都成了胡人。这种以中原百姓的血汗供养强盗的行为当时就引起很多朝臣不满。

李世民这样做的深层次目的无非就是填补玄武门政变之后政治清洗留下的空白，拉拢胡人提高自己的支持率，稳住得来不正的帝位，这些做法本就与他武德年间为篡夺皇位养敌自重、跟那些突厥香火兄弟暗地眉来眼去搞小动作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

我认为有位网友的话很有见地，引述如下：

sweetcorn4：和罗马帝国类似，主体民族丧失了尚武的风气，朝廷利用蛮族当兵，最终会被反噬

虽然具体到某个蛮族将领可能是忠于王朝的，如罗马帝国末期的艾提乌斯和唐帝国的高仙芝等，但从整体上说蛮族为主的军队忠诚度是相对较低的，破坏性也是比较大的

从历史长河看，靠异族掌握钱袋子的民族还可以长存，靠外族掌握枪杆子的民族最终要自食其果

中国历史上两次“有容乃大”，吸引大量落后族群的外族，结果带来的都是伤害--西晋的纵容导致了五胡乱华，盛唐的开放导致了安史之乱。现在很多人总是批评宋明不够“开放大度”，但问题是开放不能不看对象，先进的族群进入中华固然有利于文明进步，但落后野蛮的族群进入中原必然造成破坏。纵观历史长河，真正的盛世无一与“引进落后族群”有直接关系，相反每次盛世的破灭，文化的断层都和“引进落后族群”有必然的联系。

在下愚见，“有容乃大”是要看对象的，不能什么落后的垃圾都不分青红皂地“容”进来，满足统治者一时的虚荣心，长期的代价却要百姓偿还。

《七徳舞》又称《秦王破阵乐》，为贞观十部乐之首太常《讌乐》的重头戏，在唐朝乐舞中地位尤其崇高影响颇为深广。它既是李世民为自己歌颂功德的“政治手笔”，也是冲淡“玄武门之变”恶劣影响、讳饰“喋血夺嫡”声誉之的“形象重塑”。

李世民借助“制礼作乐”的传统为自己歌功颂德，不仅别出心裁，又为朝野臣民所喜闻乐见。这样来“打造”政治形象，光明正大，冠冕堂皇，可谓绝妙天成的“移花接木”之术！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朝的开国之君杨坚、李渊，以及“好大喜功”的隋炀帝，皆未有此“政治艺术手笔”。

贞观十六年十一月，“宴百僚，奏十部乐。”从此，“十部乐”著令为太常乐署定制。直到盛唐时，“凡大燕会，则设十部之伎于庭，以备华夷。” 所谓“大燕会”指皇帝元正、冬至大会群臣和外宾的隆重典礼。是日， “十部伎”的200乐工进入殿庭时器乐鸣奏，亦步亦舞，阵容壮观。十个乐部循序演奏，歌舞华丽，场面盛大，而《讌乐》乐部首先演奏，斯真“成太宗之美”矣！

据《唐会要·太常寺》、《旧唐书·崔邠传》记载：太常卿上日（初一） 视事，庭设九（十） 部乐，尽一时之盛，允许京城百姓纵观。由此推理，曾经“纵观”十部乐的臣民可谓众矣，而太宗皇帝的“光辉艺术形象”又焉能不深入人心！

早在贞观元年正月，宴群臣而始奏《秦王破阵》乐曲之后，唐太宗曾对侍臣“感言”道：“朕昔在藩邸，屡有征伐，世间遂有此歌，岂意今日登于雅乐；然其发扬蹈厉，虽异文容，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于乐章，示不忘本也。” 言称“不忘本也”，可谓正大堂皇；而“所以被于乐章”，显然出自太宗旨意。然而这“功业由之，致有今日”的口气之大，却显然是不以“继承父业”自居了。仅就《破阵乐》的主题来看，是颂扬李世民百战开基、扫荡群雄的“不世武功”。这是他的最大“政治资本”。又据《唐会要·史馆杂录》：贞观十六年（642）四月，唐太宗为史官记载“玄武门之变”定下基调：“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

在传媒技术手段简陋的古代社会，政治礼仪性的“雅乐”和“燕乐”，以及史官修撰的前朝史与本朝国史，是朝廷最重要的舆论工具。众所周知，唐太宗是以“二郎”秦王身份，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兄屠弟逼父而登上皇位的。在当时，此乃“无父无君”“大逆不道”，其行为与弑父屠兄幽弟的隋炀帝无异。在举世崇尚“礼教”，遵奉“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的政治伦理氛围下，用“喋血宫门”残暴手段夺来的皇帝权威，自然难免“贻讥千古”的声誉之垢。故而，当李世民皇权在握之后，必须“直面”军事政变胜利的副产品——政治伦理声誉的严重损害。而竭力讳饰“喋血夺嫡”之真相性质，淡化其恶劣影响，便成为他念念于心的“形象重塑”和“伦理自慰”。为此，他一方面借助“制礼作乐”的传统，为自己歌功颂德，宣扬承继皇位的天命神圣性。另一方面直接干预史官对本朝历史的修撰，在篡改军事政变真相的同时，突出并夸大自己的开国功绩。

从《秦王破阵曲》初唱军中，到贞观元年跃升为太常“燕乐”，再到《讌乐》等十个乐部“著于乐令”，时间持续 20 年。在构思创制过程中，太宗“朕意”同太常乐官之间的神会默契与匠心独具。在这持之以恒的艺术创作过程中，权力操控之“政治推手”若隐若现，相伴始终。其中的预谋和计划并不难看出: 要给臣民以新的深刻的“政治艺术形象”，必须选择突出最鲜明的“乐章”，“打造”出一种夸大（或虚拟）的真实。
早在盛唐之时，史官刘知几就鲜明指出：品评人物要“使善恶区分”，“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而旧史（如两《唐书》《资治通鉴》等） 对唐太宗和“贞观之治”无不极尽夸饰之能事，今日之史著亦不乏如此者，其实是受了唐人所修《太宗实录》和国史等的蒙蔽。

——自陈永庆、水田月《唐太宗创制<讌乐>隐颐抉微》

先说李靖。大业十二年李渊为太原道安抚大使，炀帝令他带太原兵马帮助马邑郡守王仁恭防御突厥，李靖当时在马邑做郡丞，是王仁恭的下属，于是与李渊李世民父子有了交集。据《新唐书》说，李靖发现李渊有反意，于是把自己装进囚车上江都告变，走到长安受阻才没去成。——这就是李靖与高祖之间的旧怨。后来李渊父子攻进长安，抓到李靖就要把他与阴世师、骨仪等人一并枭首示众，负责监斩的是陇西公李建成。那么假若李靖临刑大喊，首先“壮其言”的也应该是李建成。别人都斩了，只有李靖留下一条命，可见是李建成刀下留人把他押了回去，再向高祖说明情况。然后，李世民就介入李靖案的复审了，这很让人怀疑当初高祖意图被李靖查知并密告这桩旧怨中李世民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李靖最后被安排在敦煌公李世民的手下，做三卫应该是李世民升格秦王之后。皇宫、东宫、王府三卫的官职是依次降低的，根据《旧唐书•官职一》，“翊卫、太子勋卫、亲王府执仗执乘亲事、(已上卫官)”为正第八品上阶。也就是说武德元年李世民从赵公晋升为秦王之后，李靖的官阶最高也不超过正八品，是王府的低级军官。直到武德三年李靖随秦王讨伪郑之前都没什么表现，调到南方战场李孝恭手下做长史之后仕途才有了起色。根据上述情况，很难说李世民当时就很看重他，那么这个改变李靖命运的调令又是谁的主意呢？武德后期，李靖主要活跃在御突边境。鉴于其传记很是云山雾罩，玄武门政变之前的职务说不太清。史书一会说他是灵州大都督，一会说代理安州大都督，其实当时灵州、安州都不是大都督府，哪儿来的大都督？应该是灵州道行军总管之误。墓志说李靖是岭南道安抚大使代理桂州总管，居然跑到广西去了。总之，李靖当时没在长安，主要负责对突厥的局部防御作战。政变之后，李靖的表现还是比较积极的，李世民把他调到中央做军事参谋，晚年扮演了“霍去病”的角色，帮李世民圆了“汉武帝”之梦。
再谈李世绩。这位本是李密手下实力派人物，既会做事又会做人，魏征能劝他带着李密的家底降唐，表明了二人的在山东的影响力和同盟关系。武德时期李世绩一直都很得高祖的赏识和重用。在平灭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徐圆朗、辅公祏的战争中都做为行军总管立过很大功劳。武德后期李世绩为并州道行军总管，是朝廷防御突厥的重要棋子，政变之前也不在长安。李世民上台之后为收买人心大肆实封功臣，李世绩实封九百户镇守并州十六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考异》引《唐统纪》说二李向李世民表示“欲申犬马之力”，刘餗《隋唐嘉话》又说李世民“将诛萧墙之恶”，谋于二李，李均辞，《考异》谓“未知谁得其实”，可见司马光也不清楚这两个说法的真伪。《唐统纪》为晚唐陈岳所作，其中很多内容因为编得太假而不被司马光采纳。以二李当时的身份，跟秦王客套两句倒有可能，真让这两个政治老油条提着脑袋帮秦王跟高祖太子对着干有可能吗？所以司马光也含糊其辞不说秦王到底问了什么，何况李世民本人当时还犹豫未决，或者去探了探二李的政治倾向，鉴于当时二李的职权，又或者询问之事正与突厥有关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