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印度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速率稳定在每年8%左右（今年有望达到9%），许多人开始推测印度赶上并超过中国每年超过10%的经济增速的可能性，以及何时将赶超中国。印度正在赶超中国的GNP增速，尽管这一事实在印度以至海外都引起了轰动，但是如果只是沉浸在这种喜悦中，而不去比较两国在其它方面的情况，比如教育，基础医疗卫生，人均寿命等，就未免显得有点愚蠢。当然，经济增长的确能够有助于提高生活水准并战胜贫困。但是没有理由将GNP增长本身作为最终目标，而应该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手段，来完成我们所重视的事业。
然而由于经济增长确实可以提高人们改善生活水准的能力，因此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这种区别对待意义重大呢。在这里理解的中心点在于：当经济增长对改善生活条件具有重要影响时，其影响程度和影响效果均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增加的收入。多种因素决定着经济增长和生活标准提高的关系，包括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以及政府如何使用由于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公共财政收入，两者同等重要。

在印度的模范村Ralegan Siddhi（位于Pune市的东北部，Maharashtra地区），女孩们正在上课
从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搜集到关于中国和印度的一些统计数据在这里可以作为相关参考。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为73.5岁，而印度为64.4岁。在印度，婴儿死亡率为5%，在中国这一数据是1.7%；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在印度和中国分别为6.6%和1.9%；孕妇死亡率在印度和中国分别为0.23%和0.038%。在印度，平均上学时间为4.4年左右，中国的数据为7.5年。根据2011年人口审查的初步结果，中国的成人非文盲率为94%，而印度这一数值为74%。
由于印度致力于改善女孩入学率，介于15岁和24岁之间的女性非文盲比率明显上升；但是这一比率仍然只是刚刚超出了80%，而在中国这一比率为99%。印度一处严重的失败在于有很大一部分印度儿童具有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症状（根据先前的标准，大约有近半的儿童营养不良），而在中国，这一比率非常低。在印度，仅仅只有66%儿童接受了三大疫苗免疫（白喉/百日咳/破伤风），相比之下，中国这一数值为97%。
在研究政策时比较印中之间的这些标准比仅仅比较GNP增长率显得更加有用。在较多关注“社会目标”时，如教育和卫生保健，一些人担心印度的经济增长是否会受此影响，不过这些人应该首先认真思索的是：尽管中国有那么多的“社会”活动以及成就，但是中国的GNP增长速率仍明显高于印度。
2、中国更高的GNP的确有助于降低各种贫困指标和社会被剥夺感，并扩展生活质量的不同方面。大量理由表明印度应鼓励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方式以提高现在和将来的生活水平（包括保护我们生存的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说，可持续经济增长才是一件好事，“增长热”并不那么好。
然而，由于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也取决于我们做过或没能做的其它事情，因此人均GNP并不一定能够准确预测我们生活质量好的方面。拿印度和孟加拉国作比较。收入方面，印度相对于孟加拉国在可比较的购买力上有巨大的领先优势，人均GNP为1,170美元，而孟加拉国人均GNP为590美元。由于印度近年来更快的经济增长速率，这种差距被迅速拉大，当然，这是印度有优势点。印度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上的大部分排名高于孟加拉国，也主要是由于这一特别成就。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印度的收入优势在其它同样重要的事情上的体现如何。我担心答案并不那么理想。
孟加拉国的人均寿命为66.9岁，印度为64.4岁。在孟加拉国，标准体重以下儿童的比例（41.3%）低于印度（43.5%），人口出生率（2.3）也低于印度（2.7）。平均入学时间为4.8年，高于印度的4.4年。同时，在15岁到24岁之间的年轻非文盲率比较中，印度的年轻男性这一比率高于孟加拉国的年轻男性，而印度的年轻女性这一比率低于孟加拉国的年轻女性。非常有趣的是，虽然孟加拉年轻女性所占的比例大大低于印度年轻男性所占的比例，但在孟加拉国，年轻女性的非文盲率高于年轻男性的非文盲率。充足的证据显示孟加拉国目前的进步与被解放的孟加拉妇女有很大关系，这些妇女开始在该国施展影响。
健康方面又如何呢？印度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千分之66，孟加拉国为千分之52。婴儿死亡率方面，孟加拉国同样占有优势：印孟两国分别为千分之50和千分之41。同时94%的孟加拉儿童注射了DPT疫苗，在印度仅仅66%的儿童注射疫苗。尽管孟加拉国人均收入只有印度的一半，但是在这些方面，每一条孟加拉国都比印度做得好。
当然，如果有更高的经济增长，孟加拉国的生活条件将从中受益更多，特别是当国家把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手段来推动好的事业而非把经济增长和高人均收入本身作为目的时。孟加拉国的巨大功劳在于，尽管存在收入低的不利局面，仍然能够如此迅速，如此大规模地推进这些好的事业；孟加拉国非政府组织NGOs（致力于消除和缓解贫困的组织）富于架构的积极行动以及政府切实的公共政策对促成这一结果有重大贡献。但是更高的收入，包括更多的公共资源将会显著增强孟加拉获取更好生活条件的能力。
3、经济增长的积极一面在于政府能够把由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公共资源用于优先发展的项目。实际上，公共资源大多数时间比GNP增长更快。例如，印度政府的总税收收入比20年前（1990-1991年度）增加了4倍。这比经过价格修正后的GNP增长倍数要大得多。
印度政府在“社会部门” （这样的称呼有点误导）卫生，教育，营养等的支出已明显增加。但是在这些领域内，大部分依然落后于中国。例如，中国政府在卫生保健上的支出差不多是印度的5倍。虽然中国的确有更多的人口以及更高的人均收入，但即使是计算相对比例，中国政府在卫生保健上的支出占GDP将近2%（实际值1.9%），而印度政府支出比例仅仅稍微超过了1%（实际值1.1%）。
印度政府在公共卫生医疗上相对较少的资金配置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全国大量的贫困人口依赖于私人医生，这些医生大多数经历医疗训练较少。由于医疗卫生行业也是“信息不对称”的典型例子，患者对于医生所开出的东西知之甚少，即使是欺诈或者欺骗的可能性都非常大。从一项由Pratichi信托机构（一家于1999年创立的公益信托机构）作出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医生充分利用贫穷患者对其自身条件的无知，让患者对原本就没有进行过的治疗支付费用。这不仅仅是医生无耻剥削的结果，最终更是印度大部分地区公共卫生保健完全缺失的体现。我们对经济增长福利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由经济增长产生的公共财政收入如何花费。
4、当我们考虑经济增长对人们生活水平的影响程度时，比较结果也更偏向于中国一方。然而，中国和印度在许多方面的比较明显与经济增长无关。大多数印度人强烈支持国家的民主结构，包括多党制，系统性的自由选举，无管制的媒体，自由演说，独立的司法制度，以及在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内部的其它特征。那些批评民主结构内部瑕疵的印度人（我是其中之一）也能够列举出印度相对于其它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支持民主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
在印度，不仅仅是连接互联网以及了解世界观点不受管制和限制，大众媒体也表达广泛不同的观点，常常批评政府当局。印度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报纸流通量。报纸会报道不同的政治观点。经济增长帮助提高了收音机和电视在全国的普及率，包括以前经常多人共用一台收音机和电视的农村地区。全国大约至少有360个独立的电视台（从已经发证的情况了解到许多电视台刚刚建立），他们的广播节目表达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其中超过200家电视台主要播报新闻，大多数是整点新闻。这与中国官方的统一口径新闻播放系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国，不同的电视台所表达的政治观点几乎没有变化。
言论自由作为民主政治潜在的重要工具以及民众喜欢和重视的对象有其自身的价值。在印度，即使是最穷的那一部分人群如果要求参加社会政治生活，他们的愿望也能实现。在使用审判和处罚方面，包括死刑，印中两国也可以对比。在1947年印度实现独立以后，通常一周时间内所处决的人数中国要比印度多得多。如果说我们的着重点是放在全面比较印中两国生活质量上面，我们需要把视野拓宽到传统的社会指标以外，而且这些对比并不是中国的强项。
印度的民主体系会对经济增长福利用于卫生，教育和其它社会部门构成障碍吗？明显不会。我现在就加以分析。我们有必要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印度拥有非常低的经济增长速率的时候，当时普遍的认识是民主制会抵制经济的快速增长。那时候很难去说服那些反对民主的人，难以让他们相信快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适于发展的经济环境而不是严厉的政府控制，以及保护民主权利的政治体系对经济增长无碍。那场争论已经结束了，主要原因在于印度民主体系下的高经济增长速率。我们现在可以问：我们应该如何去评定民主与经济增长成果用于社会发展两者之间所谓的矛盾？
5、民主制的成就主要取决于社会条件能否变成政治议题。一些社会条件迅速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比如大饥荒（当成熟民主制度下大饥荒基本不会发生），然而另外一些问题—不太显眼和紧迫的问题—就构成一种异常艰难的考验了。比如很难用民主政治去纠正非极端的营养不良，或者长期的性别不平等，或者缺少全民平等的医疗保健。在这里，成功和失败取决于民主实践的范围和效力。最近几年，印度民主在处理这些社会条件，比如性别不平等、缺少学校和大范围内的营养不良等问题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公众抗议，法院判决以及使用最近通过的“知情权”法案效果明显。但是印度在纠正这些社会条件上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中国，相比较起来决策过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内高层领导的决定，来自底层的民主压力相对较小。中国的领导人，尽管十分怀疑多党制民主的价值以及个人和政治自由的价值，仍然致力于消除贫困，营养不良，文盲和缺乏卫生保健等问题；这一点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发展。然而，由于政府领导人要调整他们的目标或者减少失败时资源和手段有限，因此任何专制政权都存在严重的缺陷。
以灾难的形式暴露这种危险本身的真实事件发生在1959年至1962年间的中国大饥荒，这场饥荒掠去了超过三千万人的生命，当时并没有引起反对政府政策的公众压力产生，而在成熟的民主体制中肯定会产生这种公众压力。政策性错误持续了三年，同时上千万人死去。举另外一个例子，1979年的经济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工农业的生产状况和效率，但同时中国政府也忽视了全体公民取得公共医疗保健的权利（通常由镇管辖）。当时绝大部分人需要购买他们自己的健康保险，从而大大地降低了享受卫生保健人数的比例。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体制内，对于已经制定的社会救济权利不可能如此简单和迅速地被抛弃和剥夺。这种改变也严重地减缓了中国人均寿命的增长。在这之后的二十年间，中国人均寿命大幅领先印度的状况逐渐发生变化——从领先14岁一度跌到仅仅7岁。
然而中国的统治阶层最终意识到了这种损失，从2004年开始他们迅速开始重提医疗保健权利一事。中国现在享有健康保健的人数比例已经大大高于印度。印度与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差距又开始拉大，差距现在在9年左右；这种差距的首要原因在于卫生保健普及的程度。印度的民主政治体系是否能够有效地补救被忽视的公共服务项目诸如卫生保健等是国家面对的最紧迫问题之一。
6、印度人口比例的一小部分——在实际数量上仍非常大——经济增长对他们非常有利，因为相对而言他们已经享受到特别待遇，并不需要社会救济来分享经济增长福利。仅仅最近几年的繁荣就支撑起了生活方式的丰富多样化，与其它文化主体相比，印度文学，音乐，电影，戏剧，绘画和烹饪艺术的发展令世界赞叹。
然而过分关注相对富裕人群的生活，并通过印度媒体的过度渲染，给总体印象中的印度抹上了不切实际的乐观色彩。由于这部分幸运的人群不仅包括商业领袖和职员阶层，也包括国内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因此随时随地都能够听到关于这个国家经历不同寻常进步的故事。更为担忧的是，这部分享有特殊待遇的印度人容易轻易相信经济增长是社会其他事业发展的主要原动力。
一些批评家认为印度存在巨大的社会不平等，他们发现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以及相对富裕的少数群体内部审视时产生的的先入成见，会导致冷漠和不礼貌。然而，我主要的担心在于那些对于财富的扭曲认识所产生的错觉可能会阻碍印度将社会剥夺问题作为政治努力的一方面，通常这也需要通过民主体系来实现我们想要为印度人民做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完整的理解被忽视的印度民众的真实情况，以及通过公共政策改善他们生活所需要做的工作应该是印度政治的中心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