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其实不能说的太细，如果非要说说，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大批群众面对日本兵时面临的囚徒困境，二是囚徒困境背后的国家实力因素，三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化进程。因素一和二是直接因素，因素三则是根本性的因素。

因素一
作为经典的博弈论场景，大量的平民百姓在面对少量日本兵时，面临的选择是典型的囚徒困境：作为百姓的个体而言，最优的选择是立刻跟日本兵合作也就是当汉奸来保全性命，次优的选择则是人人都默不作声，以求得日本兵不首先拿自己开刀；而作为群体的选择，最优解自然是有人出来干掉这几个日本兵，以确保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挨日本兵刺刀的危险——当然，这几个站出来的百姓从其个体而言，自然是最劣的选择（首先站出来吃日本人的刺刀）。

在大多数情况下，按照最优解的原则，大多数百姓都会选择默不作声——汉奸是肯定不能当的，默不作声虽然也可能被杀掉，但总比站出来拼命立刻被杀掉从概率上来说要低吧？这跟国民性什么的倒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一个博弈论问题，你跺你也麻。

因素二
囚徒困境背后的国家实力因素，如果入侵中国的日本兵仅有三个，那么真的有血勇之士站出来把他杀了也就杀了。问题是杀了以后更麻烦的事情还在后面——侵略中国的日本兵远不止这三个，你杀了三个，暂时解除了困境，后续还有三十个、三百个乃至三千个日本兵过来报复，到时候恐怕面临的就不是囚徒困境这么简单了，更有可能连选择都没得选了，大家都得一起吃日本人的刺刀。这种境况下，个体选择最劣解的概率会进一步降低。

因素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不断扬弃其传统的偏重于泛文化认同的民族观、重新构建西方式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过程。古代中国尽管也有所谓的“华夷之辨”，但是一方面士大夫阶层与百姓阶层的割裂、文化知识的特权化使得这种“华夷之辨”更像是一小撮统治精英阶层自娱自乐的游戏，一方面农业社会的封邑闭塞与对于利益的普遍短视使得绝大多数的平民阶层尚且停留在粗浅、模糊的“宗族认同”、“族群认同”方面，对于所谓的“汉人”与“蛮夷”都不甚清楚，更不用说是“中国人”与“外国人”了，面对着敌人的侵略，想到的更多是怎么保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最多也就是保自己宗族的九亩六分地，而不是想着怎么保全民族的土地。正如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里痛心疾首地说的那样，中国人“有家庭而无民族，有宗族而无国家”。

因此非行民族主义不可——伴随着列强一次次轰开中国的大门，伴随着西方的廉价商品与坚船利炮不断地侵犯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伴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地被裹挟进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每个普通百姓才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一根本的问题：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国家是中国，我们的民族是中华民族，我们跟侵略我们的洋人不是同一个民族——这一过程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走完了最后一步，在全民族的抗战中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因此毛泽东主席才这样对来访的日本客人说：你们是老师，是你们让我们团结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