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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马镇楼

清朝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否符合正统之道？

上谕：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如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万邦，天心笃佑，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

【译文】(抱歉●|￣|＿我文言文超烂，不知道这个翻译的对不对，大家掂量着看看吧_(┐「ε:)_)

皇上谕旨：自古帝王取得天下，没有不是由于一心想保护百姓，恩惠遍施全国，而受到上天的一宠一信，并取得亿万百姓的欢心，才能统一全国，并将帝位一代代地传下去。因为教养百姓的根本道理，就在于惟有仁德的圣人才有资格当天下的君王。这是使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从古到今，万世不变的规律，决不是平常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或靠同一乡里或地域的私谊浅见，可以随意拥护谁反对谁去做君王的。《书经》里说：“上天是不讲亲疏情面的，只帮助有仁德的人取得天下。”

只有仁德够得上作君王的，上天才降恩保佑他成为君王。没有听说过不以仁德去取得上天的感动和信任，而仅靠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就去保佑他做君王的道理。又说：“抚育我的是我的君王，虐待我的是我的仇敌。这是民心拥护或反对的常情，没听说过受天下百姓拥护的君王，不是依靠他的仁德政绩，而是看他是什么地方人的道理。”

又说：“顺应天道的才能昌盛，背逆天道的一定灭亡。”

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顺应天道，上天赐给人的，又岂能因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而便区别对待吗？我大清国创业于东北地方，几代圣人相继承袭帝位，保护了天下的安定，受到上天的深厚关怀，道德教化弘扬广大，恩惠遍及很远的地方，给百姓以应有的地位，受到中外的尊敬亲近，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拢彝伦，私为著述，妄谓“德?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

文明之风一天比一天强盛，百姓们安居乐业，从内地到远疆，到处一片祥和气氛，百姓从儿童直活到成为白发老翁，一辈子也没遇见过兵灾。今天国家天地清静安宁，全国百姓受到恩惠超过了明朝时期，这是连三尺孩童也都知道的事实，这怎么能说成是天昏地暗呢？

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

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论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一兽 ，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一兽 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詈乎？詈人乎？

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如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则为君者，不知何道而后可也。

译文
天地是以仁爱为核心，天盖着人类，地载着人类，对任何人都不偏向的，所以道德文明在内地昌盛的，则皇帝就会诞生在内地；道德文明昌盛于边远地区的，则皇帝也可以出生在边疆地区。孔子说过：“所以大仁大德的人必然受天命的眷顾。”

自从中国有帝王以来，这道理是始终如一的。现在这伙逆贼，以顽固不化狂妄无伦的心胸，不讲天心的所向，国家政治上的得失，不讲百姓及万物的安定和危难，和国家疆域的大小，而仅仅抱着狭隘乡土观念的私心，以地区界限来发泄忿懑和嫉妒其他地区的人，公然指责我朝，妄图顺遂他们抛弃伦理纲常，毁灭做人处世的道理的叛逆思想。至于狂吠达到极点，竟敢指责天地为昏暗，岂有皇天上苍，英明赫赫，反不如这伙逆贼的知识高远吗！而且逆贼吕留良等人，把夷狄比成禽一兽 。他们不知道上天厌弃内地缺少仁德的圣人，才关怀爱护我们处于外夷边远地区的人，天命让边疆地区的圣人做了中国内地的皇上。如果按逆贼们的论调，边远地区的人是禽一兽 ，那么内地的人就连禽一兽 都不如了。还有什么空闲心思去区别内中国外夷狄。

这是自己骂自己？还是骂别人呢？而且自古中国统一的时候，国家疆土都并不广大，其中有不服王化的，便责斥他们是夷狄。比如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有苗、荆楚、狁等地，就是现在的湖南、湖北、山西。而在今天，把这些地方说成是夷狄地方能行吗？至于到汉、唐、宋等朝代全盛的时期，还有北狄、西戎等少数民族，世代在边境上作乱，而各朝代皇帝从来没有征服过他们并占有其地，所以有疆界的区分。自我朝统一了中国，在中原即皇帝位以后，使蒙古等极边远的少数民族部落都统一入中国版图，使中国的疆土开拓得更加广远，这真是中国每个臣民的大幸事，怎么还能去硬行分裂中国，讲划分华夷界限的论调呢！从来作为君主的道德标准，就是要爱民如子；作为臣子的道德标准，就是应当尊奉君王如父母。比如作为儿子的人，他的父母对他不够慈爱，他还不应当因此产生怨恨而忤逆双亲。

何况我朝的皇上，实实在在尽到了像父母爱护儿子—样爱护百姓，竭尽最大诚心去保护自己的百姓，而逆贼等还要忍心去肆意诽谤，那么使做君王的人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对待百姓才可以了。

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

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一騷一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孓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

译文
他们不懂得文章著述这种事情，所以能够取得今人的信服并传之后世，把劝戒写到书册中去，是应当坚持公平正直的态度去评论。对于少数民族出身的君主进入中原继承中国大统的，对他的善恶尤其应当公正地直书，大事小事都不要遗漏。这样使出身于中原的君主见了，会以为边疆民族的君主，还能够如此读书明理讲究仁爱，必然会激励他努力做得更好的决心。而边远民族地区出身的君主见了，以为是非记录得一点不差，会相信正直真理是常存的，也必然会能努力地去做好事，而深戒去做坏事。这是文章著述的功劳，对治国之道，起到了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假若故意地去贬低和淹没其政绩，把他做的好事隐藏起来而不传给后世，捏造或夸大他们的错误并记载下来，将会使中国的君主，以为既出生在中原，自然会享受好名声，不必去修养道德实行仁爱，去追求极其兴盛的政治。至于出身于边疆民族而入承中国大统的君主，也会以为即使昼夜一精一励图治，勤奋不息，也难于落到史册的好评，因而为百姓做好事的心思也便怠慢下来。这样下去，内地的百姓，所受的痛苦真会永无止境了。可见存养不公正的私心去评论世事，对于人心世道的祸害实在是说也说不完的！况且吕留良等逆贼，不仅对于我朝的良好的政治和妥善的教化，实行的重要政策和法律，一概放在一边不说，而更凭空捏造杜撰，编出一些假话一胡一 乱议论，用一些无影的奇谈怪论，作为盅惑人心的工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以有当作没有，以没有当成实有其事。用这种怪诞不经的话，去耸人听闻，真是千古的罪人。所谓强横到不怕死的亡命之徒，百姓是没有人不痛恨他们的，这种人是无法教育而必须诛杀的，因为他们不只是对国家有罪。像这样 陰 险的人，胸中包藏着叛乱的祸心，妄图能万一侥幸获得成功。这种人不懂得观察古今大势。历史上凡是首先发动叛乱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身受极刑，遗臭万年的。以天下和国家来讲，是十分巩固的，岂是一些乌合之众、鼠窃狗偷的小人们能动摇得了的吗？即使当世道衰退的时代，其首先发动叛乱的人，从历史记载来看，也是没有一个人能成大事的。比如秦末的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人，以至元朝末年的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人，也只是一时猖狂，很快都灰飞烟灭了。而唐、宋中期的时候，出现一些叛乱草寇，接连不断，也都同归于荆总之，像这种奸民，不懂得君臣大义，不认识天命所归，白白自取灭亡，成为千古罪人而已。

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一兽 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缺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一兽 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一兽 ，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亿万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亲上之念，无庸再为剖示宣谕。但险邪昏乱之小人，如吕留良等，胸怀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数贼也。用颁此旨特加训谕，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当问天扪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之。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古昔人心淳朴，是以尧舜之时，都俞吁，其词甚简。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渐不如前，故《殷盘》、《周诰》所以告诫臣民者，往复周详肫诚剀切，始能去其蔽固，觉其遇蒙，此古今时势之不得不然者。每见一陰一险小人，为大义所折，理屈词穷，则借圣人之言，以巧为诋毁，曰：“是故恶夫佞者。”

不知孔子之以子路为佞，因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之语而发。盖以无理之论，而欲强胜于人，则谓之佞，所谓御人以口给也。若遇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逆天背理，惑世诬民之贼，而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谴而罹国法，此乃为世道人心计，岂可以谓之佞乎？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译文
人之所以为人而不同于禽一兽 的地方，是因为人具有伦理纲常的道理。五伦齐备就是人伦，缺少一种，便不能称之为人了。君臣这一伦，在五伦当中是第一重要的，天下能有心中没有君王的人，还配称之为人吗？作为人而怀有没有君王的心，这种人难道还不可以称他为禽一兽 之心吗？能尽人伦的才配称为人，灭天理的则就叫禽一兽 ，并不是因为中华内地和边疆夷狄按地域去区别人和禽一兽 的。而且君王都是秉承天命而为君王的，心中没有君王，就是违逆了天意，这种人怎能不受到上天的惩罚呢！朕想到遵守法度爱好道德，是普天下人都同此一心的。国家里亿万臣民都具有天地良心，自然有尊敬君王亲近皇上的思想，完全不必要再三去宣传解释这个道理。但是有一些奸险小人，如吕留良等怀叛逆的，从全国来讲，就不能说只有他们几个奸贼了。所以特地颁发这个谕旨，再加一番训导教育。如果有人平常稍存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应该问天扪心，各自用自己的良心，好好地仔细想想。朕所以在这里详细解剖这个道理告知大家，不是因为性好辩论。古代人心比较敦厚朴实，所以在尧舜的时候，君臣对话时不过用“都俞吁”

四个叹词来表示是与不是，词句十分筒略。到了殷、周的时候，人心渐渐不如过去，所以才出现了《殷盘》、《周诰》这些告诫臣民的谕旨，所以要告诫臣民，用反复周详、真诚切实的语言，才能够除去他们错误的见解，觉醒他们愚昧的思想，这是古今形势不同，不得不这样去做。常见有些一陰一险的小人被大义所驳倒，理屈词穷，便去假借圣人的语录巧妙地进行低毁，说：“这本来就是毒恶奸佞的人。”

而不知道孔子以为子路奸佞，是针对子路说的“何必读书而后才能称为好学”而言。这是说用无理的言论，而要强使别人接受，这就叫做奸佞，也就是靠巧言善辩来抵御不同看法。如果遇到像吕留良、严鸿逵、曾静这些违背天理、盅惑人心，祸害百姓的贼人，而明白地用天经地义、伦理纲常的大道理告诫人们，使那些愚昧无知，平常受邪说蒙蔽的人，豁然醒悟过来，不致于受上天的责罚而身受国法。这是从安定世道和人心出发，怎么能说是巧言善辩呢？天下臣民和后代人自有公正评论。为此特令把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人的荒谬忤逆的言论和朕的谕旨，一一刊刻成书，全面颁发公布到全国各府、州、县以及所有远乡僻壤，以使各地读书人和乡村百姓都知道。并且命令各地都要保存一册于当地儒学之中，以使将来新到学校读书的人，人人都能读到此书，知道此件事。假如有没有见过这部书，或没听说过朕的旨意的人，经朕随时考察出来，一定要将这省的学政和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此晓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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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雄厚的财力、政府的改革方面，还是在制度的革新方面，乾隆都应该非常感念其父之功。因此，他在继位后尽力地向世人展示了他对雍正的这种感激之情，这就使得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乾隆统治初期，他的一个重要的统治主旨，就是维持并向人们展现他的孝道。例如,1735年，乾隆将道士驱逐出宫，并坚称他歧视这些“丑角式”的道士的态度与其父同出一辙，雍正从未认真对待道家的仪式。但是，他在下令逮捕并处决传播吕留良恶意谤议之文的曾静和张熙时，不得不格外慎重，因为雍正当初曾经郑重向此二人做出承诺，“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至于乾隆缘何违背雍正的这一承诺，乾隆是这样解释的，雍正处决吕留良是因为吕留良谤议了雍正之父康熙，故乾隆也要处决这两个曾经谤议攻击其父雍正的人。不过，有趣的是，乾隆并没有对他同时下令收回并销毁雍正《大义觉迷录》的行为做出任何解释。原因之一或许是乾隆担心《大义觉迷录》里那种强烈的辩护性的口吻对清王朝来说弊大于利。

乾隆这一所为揭示出他与父亲雍正之间一点非常重要的区别：乾隆比雍正更为自信，也更有安全感。乾隆的这些品质，在当时有关他的画像中已经得到体现，而且在其治理整个国家中也有所体现。尽管在早期的一些诏书中，他的言语依然带有某些雍正朱批中的那种尖刻口吻，但是，这种口吻在他后期的谕旨中则已然不见，因为那时他已经充分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乾隆似乎并不需要像他父亲那样在言语上如此严苛(虽然他本人可能也会非常严酷地对待那些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乾隆似乎根本都无须与他们交流，因为他不再像父亲那样做长篇的批示和尖刻的评说。而另一方面，乾隆精通满语、汉语、蒙古语，他不时纠正臣下的文字确实表明乾隆仍然保留了儿时读书时的学究气。在完成雍正时期遗留下来的未竟事业方面，我们不应将乾隆视为一个盲从的模仿者。乾隆在认为父亲做错时，会勇于采取措施纠正这些错误，如1735年将张照从贵州召回(作为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张照失宠后依然在朝中供职)。乾隆本人也非常清楚，在某些情况下，他的政策与其父的政策是截然相反的。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乾隆下令不再通过开垦山区那些未垦土地和边疆土地来增加耕地面积。雍正时期开始的这一政策最初是为了提高农产量，并让无地农民拥有新的生活，这项政策确实取得了成效，雍正对此颇感欣慰。这种曾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重现的开垦模式使各省官员们得以虚报垦荒面积，以博取皇帝之赞赏。由于赋税乃依据耕地面积征收，因此，需要有人为这种谎言付出代价，而这种代价最终由本已不堪负荷的农民所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