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族是族群共同体，民族认同是族群意识和行为，指人们对自己族群的血缘、文化、历史记忆和乡土怀有的强烈感情及相应的行为实践。国家是政治共同体，中国古代的国家认同即王朝意识与相应的政治行为，指人们（社会群体、族群）对王朝政权正统性、合法性及其制度和文化的认同。族群意识先于国家意识而产生，民族认同可以提升为国家认同，也可以解构国家认同。辽宋金元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从分裂到建构更加巩固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时期。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元朝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突出表现了民族冲突和民族交融相互激荡的时代特点。

女真之外的族群，渤海人最早认同金政权。在举兵之初，女真人便提出“女真、渤海本同一家”的口号，以族源相近来争取渤海人的政治认同。金朝释放俘获的渤海兵士，让他们回乡宣传女真对渤海人的怀柔招抚政策。此后，金朝完成辽东地区的统一，渤海复国梦想破灭后，渤海人转而支持“本同一家”的女真，共同参加到推翻辽朝、征战宋朝的战斗中。在渤海人看来，金朝是女真和渤海人共同的国家。
女真贵族扶持渤海大族，与他们通婚，并让他们加入金政权。“契丹时不用渤海，渤海深恨契丹。女真兵兴，渤海先降，所以女真多用渤海为要职。”（《三朝北盟会编》卷98）金朝统治者希望通过渤海大族和官员的国家认同引领渤海民众的认同。金朝皇帝的母亲和嫔妃多有出自渤海大族者，她们的家族在金朝享有荣宠，对渤海人的政治认同具有重要影响。金朝的汉人、契丹人、奚人都屡有反叛行径，唯独渤海人例外，说明金朝对渤海上层的笼络政策是成功的，渤海人对金政权具有高度认同。渤海人自身的民族认同逐渐淡化，或者融入女真，或者被汉族同化。

契丹人在金元两朝的政治认同。辽亡以后，除了追随耶律大石西迁的部众，大多数契丹人被迫接受了金朝的统治。金朝境内的契丹人，仍以故地为主要分布区，一部分被编置成猛安谋克组织，另一部分仍以部落形式存在。女真统治者对契丹将士并不信任。出身契丹皇族的元帅左监军耶律余睹，奉命征讨耶律大石，因丢失信符，受到怀疑和监视，便联络其他契丹将领谋叛。但计划泄露，不少契丹人被杀害或出逃。金海陵王时期，又有契丹、奚族官员密谋反叛，拥戴辽天祚帝之孙为帝，遭到镇压。此后，契丹人的反叛从未间断。金海陵王正隆末年至金世宗大定初年的契丹人起义和金末耶律留哥领导的起义规模都很大。
相较于在金朝仕宦的契丹上层人物，普通契丹人（包括部分基层官员）长期遭受剥削和压迫，对金朝的政治认同始终不高。直到金末，不少契丹人仍难忘家仇国恨，抱有复仇复国的信念。成吉思汗以灭亡金朝、帮助契丹人复仇雪耻为号召，积极争取契丹人的认同和效忠。故主动投奔蒙古并在蒙金战争中建立功勋的契丹人很多。耶律阿海、耶律秃花兄弟早在成吉思汗建国前就投奔其麾下，都是“同饮班术河水”为盟的功臣（《元史》卷149、150）。

金末契丹起义军领袖耶律留哥力排众议，反对称帝，主动朝觐成吉思汗，受封辽王，子孙世袭王爵。元朝将境内人口按族群、地域以及入元前的隶属关系，分成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大类，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有所不同。汉人是原金朝治下各族的泛称。成吉思汗接受众将觐见，下令“汉人先纳款者，先引见”，官员奏报刘伯林最先纳款，成吉思汗却说：“伯林虽先，然迫于重围而来，未若留哥仗义效顺也，其先留哥。”（《元史·耶律留哥传》）因为契丹人能征善战，又较早归附，故多数入籍军户，处境要比一般的民户好一些。对征战有功的契丹人，蒙古统治者授予其官职，并允许世袭，这对笼络契丹上层人物作用不小。有元一代，契丹人对蒙古统治者的政治认同是比较高的，所以他们逐渐融入汉族、蒙古族中。

辽金元国家建构中的认同问题。辽金元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多民族国家，对各民族大致采取因俗而治政策。他们还笼络各民族上层人物协助其统治，逐步确立了儒家思想文化的主导地位。这是王朝建构中各民族政治认同的基础。但是，作为少数民族通过武力征服建立的王朝，辽金元朝推行民族本位政策，致使国内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渤海人、契丹人在辽金元国家建构中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凸显了辽金元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在辽朝直接统治的几大民族中，渤海人的政治认同度最低，主要原因是渤海人有亡国之恨。亡国于契丹的惨痛历史记忆，使渤海人的民族认同与辽朝认同很难一致。对于金治下的契丹人而言，金朝灭亡辽朝的家仇国恨，以及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的存在，是他们难以认同金朝的重要原因。金末契丹人移剌捏儿，幼有大志，“闻（元）太祖举兵，私语所亲曰：‘为国复雠，此其时也。’率其党百余人诣军门，献十策”（《元史·移剌捏儿传》）。这说明，如果王朝国家曾给某个民族造成创伤性历史记忆，就会凝聚其民族认同，难以建立对王朝国家的认同。

辽朝为防范渤海人反抗，多次强制渤海人集体迁徙，并长期“禁渤海人击毬”（《辽史·萧孝忠传》）。经过契丹起义军的打击，金朝统治者加深了对契丹人的偏见。如有的大臣主张女真和各民族“今皆一家”，不应该区别对待，金世宗则坚持认为“所谓一家者，皆一类也。女直、汉人，其实则二。朕即位东京，契丹、汉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来，此可谓一类乎？”又说：“异时或有边衅，契丹岂肯与我一心也哉！”（《金史·唐括安礼传》）蒙古人崛起后，金朝又“疑辽遗民有他志，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元史·耶律留哥传》）。民族歧视严重削弱被统治民族对王朝国家的认同。

古代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王朝国家对各族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形式上表现为统治民族对被统治民族的欺压，其实是统治民族的统治阶级对各族（包括统治民族）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辽初，强制渤海人从旧地向辽东迁徙，“诏困乏不能迁者，许上国富民给赡而隶属之”（《辽史·太宗本纪上》）。意即允许契丹贵族、牧主将贫困的渤海人收为私奴部曲。辽圣宗时期始对辽东渤海人征榷征商，致使其负担加重；又值南京饥荒，下令渤海人造船，往南京运粮。这成为大延琳反叛的导火索。金朝的契丹人承担繁重的赋役，特别是戍边和出征，往往导致其贫穷破产。当被统治民族感受到强烈的被剥夺感时，会在客观上强化该民族的自我认同，解构其国家认同，造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对立。

各民族友好交往、互通有无、融合发展、共同开发和建设祖国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的主流。但由于历代王朝执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以及各民族统治阶级的贪婪，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这对矛盾统一体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立。唯有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华民族各成员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辅共生提供了思想、制度、道路的保障。

作者关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