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地位演变看儒家中国的“退化趋势”。
从《论语》地位演变看儒家中国的“退化趋势”。
《论语》在唐代以前只是儿童读物而已，但到了儒史后期，《论语》就演变成了“成人之经典必读”，也就是说儒史后期的“成人智能”也就等价于唐代以前时期的儿童水平，此，是为“儒学泛滥、中国退化”之明证也。
杜少陵（杜甫）诗云“小儿学问只《论语》，大儿结束随商贾”，盖以《论语》为儿童之书也。从儒学发展史看，汉代儒家以《诗》、《尚书》、《易》、《周礼》、《春秋》为“五经”，朝廷设五经博士，弟子学经考试合格可以入仕，《论语》在汉代并不具经书地位。
汉魏至唐，儿童启蒙先学《孝经》、《论语》，其后才学《诗经》等儒家经典。所以，杜甫诗云“小儿学问只《论语》”，意为读过《论语》只是小孩学问。
至南宋，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一书并作注，即《四书章句集注》。元朝开科举，规定《四书》成为儒家重要经典，形成理学著作一统天下的局面。元明清科举考试中的乡试、会试与唐宋时期大为不同，以朱熹《四书注》为考试内容，首场考《四书》以定举人名次高下。
儒学，若非自唐以后依托科举制成为了“高考必修”，甚而进一步成为了“唯一高考必修”，弱智儒学断不会自发成为所谓的“国学”，更不会掌控国人意识形态千年之久。而儒学这门无能智民强民且只能也必然是愚民弱民的谬论邪说也就不会将中国历史演变为“内衰外辱的儒家中国的退化史”。
国史上愚民弱智的罪魁祸首－－《论语》－－对于中国历史上逻辑、科学的萎靡，《论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人类的知识，按最简约的分法，大致可以分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包括工程技术）两大类，《论语》一书所涉及的，无论政治、道德、历史、教育等等，都属于社会科学一类，如果说在这一类知识中，《论语》虽然没有“作”，但毕竟还是“述”了的，而在自然科学方面，《论语》几乎是连“述”都没有。《论语》中有“樊迟学稼”一章：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稼”，即种庄稼，“圃”，即种菜，这都属于农业应用科技，算自然科学的范畴。中国是个农耕社会，“重农”一直是历朝历代经济政策的核心，农业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也是国家财赋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对于农业科技的研究与传授，也应当是教育的重点，樊迟的要求学稼、学为圃，可以说是适应社会的需求。
可是，在孔子的私学里，根本就没有这一科，“六艺”也好，“文、行、忠、信”的“四教”也好，“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的“四科”也好，无非都是一些从政的基本品德、知识与技能。当然，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术业有专攻，我们不能要求孔子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可以不懂种庄稼、种菜，而且，他能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比起当代某些所谓学者，不懂装懂，以错为对，强词夺理，也十分难能可贵。
我们说过，他所办的私学，无非是个后备干部培训班，要求他的学校，像现在的那些综合大学，文史哲、数理化、政经法、工医农，面面俱到，样样俱全，也是十分不合理。但，孔子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说后面那一段话，学稼，学圃，怎么就是小人了？说什么“上好礼……焉用稼”如何如何，那简直有点痴人说梦。
首先，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礼、义、信俱全的国家，即使有这样一个国家，对于“稼”、“圃”，却像孔子一样的鄙视，当四方之人扶老携幼，慕名而至，请问那个“上”拿什么养活这些人？所谓“礼、义、信”，毕竟不能当饭吃！
不可轻视孔子这句话的影响！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变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半废物，之所以吃的是农民种出的粮和菜，穿的是农妇织出的布和丝，却十分看不起农民、农业、农村，千方百计地想要跳出“农”门，一旦跳出了“农”门，又千方百计地欺压农民，压榨农民；几千年来，一个号称“以农立国”的国家，在农艺技术上，却长期停滞不前，以致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的农业耕作方式，还是刀耕火种，人拉牛拽，与孔子时代，并没有多大差异，甚至到今天，这种状况，在某些偏远地区，也还时有所见。所有这一切，与孔子的这一段言论，都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那么，孔子对自然科学与技术，究竟是个什么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句话表明了一切。
这句话不是孔子自己说的，而是学生记述的，同《论语》中许多章句一样，这句话也是没有前因，没有后果，没有谈话的对象，没有谈话的背景，想必是学生们经常就这个问题向孔子发问，孔子没有回答，学生便记下了这一笔。
什么叫“怪”？就是一切当时的人所不可解释的自然现象，日蚀、地震、大水、大旱、大雨、虫、雹等；什么叫“力”？就是武力、暴力，以及被滥用了的权力；什么叫“乱”，按《孔子家语》作者王肃的解释：“乱，谓臣弑君，子弑父。”就是叛乱，暴乱，社会动乱；什么叫“神”？就是对所有这些不可解释的、非正常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非科学解释。其中，“怪”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力”、“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而“神”，是两类学科共同研究的对象
笼统的说孔子对这四种现象“不语”，并不确切，在《论语》中，孔子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是有所讨论的，有些还身体力行。例如，孔子当政之后，“夹谷之会”上的大动干戈，“堕三都”，诛杀少正卯，难道不是 “力”？孔子痛心疾首的“八佾舞于廷”，“礼坏乐崩”，他曾经试图参与的公山弗扰之叛，佛肸之叛，难道不是“乱”？至于“神”，在《论语》中，涉及到“神”的，共有六处，不算多，但还是“语”了的，只是语焉不详罢了。如：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但是我们知道，孔子是极为重视祭祀的，而祭祀的前提，便是确认鬼神以及祖先神灵的存在。惟有“怪”，虽然在孔子整理和编纂的《春秋》一书中，对春秋二百四十多年，发生的多达一百四五十件的这类事件，都有记载，但在《论语》中却绝少论及，几乎就是“不语”。
为什么“不语”，历来的注释家有种种解释。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所谓“六合”, 即天地四方。“六和之外”，现代人的说法，即地球之外，就是“外层空间”，什么是“六和之外”的事情呢？杨伯峻先生以为，即“天”、“命”、“鬼神”。杨伯峻先生说，庄子所说的“圣人”，就是孔子。
孔子的“不语”，我们也可以理解。孔子所处的，还是一个科学蒙昧的世代，以当时的知识水平，对这样一些非常态的自然现象，要求孔子给予科学的、合理的解释，这本身便不科学，不合理；我们曾经说过，孔子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德育老师，要求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那既不现实，也同样不合理，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人。
但是，既然学生频频发问，就表明，怪、力、乱、神之事，是当时经常发生的一种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作为一个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老师，孔子有责任和义务，率同学生，研究它，探讨它，弄出个究竟，即使以当时的认知水平，还不可能给予科学的解释，但，毕竟在探索宇宙、大自然的奥秘上，迈出了自己的步伐，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基石。
孔子有句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话被认为表现出孔子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其实，这话并不全对。人类对知识的探求，正是“变不知为知之”的过程，这样，人类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如果仅仅满足于“知之为知之”，而止步于“不知为不知”，人类在知识领域，会永远停滞不前！这不能不说作为教育家的孔子的一个大的缺憾！
如果仅仅是“不语”也就罢了，但孔子偏偏又有所“语”，他的“语”与“不语”，对后世造成众多影响深远的不良后果。
一是在人生目标的定位上。
人生在世，要处理三种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社会）的关系，三是人身自我的德与行的关系。要想处理好第一种关系，首先就要观察自然，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的奥秘，进而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方面，《论语》、孔子儒学，几乎是一片空白。孔子学说关注的，几乎全部都是后二种关系，孔子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培养出生一批君子型的人物，以投身政治，以改变礼坏乐崩的局面。
由于孔子和他的学生，片面地提倡“学也，禄在其中矣 ”，“学而优则仕”，，而将有志于科学技术的樊迟等人，斥之为小人，这就使得后世的知识分子远离了自然科学，在观念上认为科学技术不重要，是“奇技淫巧”，不屑为，不敢为，如果有人“为”了，还会遭到讥讽、轻蔑。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全都一门心思的奔向仕途这座独木桥，而所凭借的，不过是“五经”，后来又加上了“四书”（由于“四书”中有两本，即《大学》、《中庸》，是“五经”中的《礼记》中的两篇，应当属于“五经”，实际上，所谓“四书”，只不过是“两书”即《论语》、《孟子》）。
想一想，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竟然只读这七本书，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的视野怎能不狭小？知识怎能不贫乏？思想怎能不苍白？而读这几本书的目的，也无非是如鲁迅所说，当做敲门砖，一旦挤上政治舞台上，便挖空心思想着如何升官、如何发财，连这七本书也抛到脑后！他们热衷的是官场，而冷落了无垠的宇宙，无际的大自然，连认识鸟兽虫鱼之名，都要借助于《诗经》，而不肯走向森林，走向田野，走向河湖，哪还管它什么怪与不怪？除非这种“怪”会影响到他的仕途？在《论语》中，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发达的，便是所谓“为政”之学，“从政”之学，而自然科学，则乏人问津。
二是在思维方式上。
而要想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思维，理性思维，是必不可少的，像后来屈原在《问天》这所问的那些问题：“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天和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郭沫若译文：九重天盖的边缘，是放在什么东西上面？既有很多弯曲，谁个把它的度数晓得周全？到底根据什么尺子，把天体分成了十二等分？太阳和月亮何以不坠？星宿何以嵌得很稳？太阳从汤谷出来，晚间落到蒙水边上，它到底走了多少里程？）孔子及其门徒，大概连想也没有想过。因此，抽象思维，理性思维，在《论语》及孔子那里是派不上用场的。
我们读《论语》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的杂乱无章，几乎完全没有逻辑可言，全书没有整体的逻辑，各篇、各章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甚至有些章的上下句之间，也没有语义上的联系。《论语》中不厌其烦、大谈特谈的“仁”也罢，“礼”也罢，忠孝也罢，信义也罢，全都是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谓“事实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就注定了以孔子为代表的东方思维方式，对逻辑思维的疏远。
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使得这种思维，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这就叫“知之为知之”），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这就形成了“不知为不知”）；加之这种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
梁启超先生说：“西方哲学之出发点，完全由于爱智；所以西方学者，主张哲学的来历，起于人类的好奇心。古代人类，看见自然界形形色色，有种种不同的状态，遂产生惊讶的感想。始而怀疑，既而研究，于是成为哲学。西方哲学，最初发达的为宇宙论、本体论，后来才讲到论理学、认识论。宇宙万有，由何而来？多元或一元，唯物或唯心，造物及神是有是无？有神如何解释？无神如何解释？……等等，是为宇宙论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中国学问则不然。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以求知为出发点，亦不以求知为归宿点。直译的philosophy,其含义实不适于中国。若勉强借用，只能在上头加上个形容词，称为人生哲学。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个人？人与人相互有什么关系？”（《儒家哲学》）
这段话，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缺乏推演式的思维方法，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论语》及孔子,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毫无建树。
三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说《论语》完全不涉及宇宙，不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并不准确，孔子整理的《春秋》一书中，记载了春秋二百四十多年间，宇宙及自然界一百四十多次的非常态的事件，表明孔子对这些非常态的自然现象，并非完全漠视，但孔子记在这些，不为了探讨它们发生的原因，及其内在规律，而是将这些自然现象与政治牵强附会在一起，正如清人刘宝楠所说：“至日食、地震、山崩之类，……《春秋》记之独详，欲以深戒人君，当修德力政。”（《论语正义》）。
这种牵强附会的做法，在《论语》中也有所表现。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说，这句话用的是譬如手法，无可指责；从政治的角度说，将最高掌权者比喻为“北辰”，将臣民比喻为“众星”，也是专制制度的必然。但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这句话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即，将人间的社会秩序，与宇宙间的某种现象加以比对，认为人间的秩序，就是上天秩序的投影，从而确立了人间不平等的关系的天然合理性，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说的滥觞。
到了董仲舒，这种学说加以发展，形成所谓“天人感应”之说，在其所著《春秋繁露》一书中，他就说过，帝王将兴，必有“美祥”，将亡，必有“妖孽”，治世于乱世有不同的征兆。他在上奏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说：”“臣谨按《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其止乱也。”董仲舒是研究《公羊春秋》的，他的这些主张，与孔子可谓一脉相承。
这就是对所谓“天人合一”的原始表述。当代的中国人，将“天人合一”解释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解释为中国人自古就有的环保观念，真是不知从何说起！无论孔子与董仲舒出于何种善良的动机，从科学的角度说，这种思想，却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研究引入歧途。
后来，谶纬之学（“谶”，即一种神秘的预言，假托神仙圣人预决吉凶；“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以迷信方术、预言等，附会儒家经典）之盛行，便是这种观念导致的最直接的恶果。后来的野心家们，追逐权力的人们，便利用“帝王将兴，必有‘美祥’”的说法，大做文章。王莽称帝时，便出现了种种“祥瑞”，更利用谶语制造舆论，制作了“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石碑；之后的汉光武帝刘秀，也利用纬书《赤伏符》中的符文：“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合法的登上了帝位。
这到后来几乎成为一种传统，一种模式，武则天篡权时，也仿效王莽的故伎，大肆制造所谓“祥瑞”，偷偷制作了一块刻有“圣母临人，帝业永昌”文字的石碑，投入洛水，从而冠冕堂皇地当上了中国第一个女皇；赵光胤起事，有“都检点作天子”的传言；连李自成造反，也要编造出个“十八子，主神器”这种小儿科式的谶语，作为号召。至于说“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他们也有应付的办法，无非是餐桌上少上两道菜，这叫“减膳”，少观赏两天歌舞，这叫“彻乐”，而对于灾害产生的原因，预防的办法，克服的手段，他们以及那些儒生们，是根本不考虑的。
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这样的生活着，思维着，被天人合一的谬误观念统治着，试想，中国的自然科学，实用技术，怎么能够发展起来呢？
中国人时常好将孔子与柏拉图（前427—前347）相提并论，的确，他们都属于所谓“轴心时代”的文化名人，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但是，作为伟大的教育家，柏拉图与孔子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柏拉图的学院里，也有“四科”，即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这与孔子的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完全属于不同的领域，那是真正的科学的领域，他的学院门口，甚至挂着这样的牌子：“不懂几何者免进”，可见其对科学的重视。
种什么树，结什么果，播什么种子，开什么花。柏拉图播下的种子，结出了像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阿基米得、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他们在思想和科学方面所作的贡献，直到今天还惠及人类。而孔子呢，则有孟子、董仲舒、二程、朱熹、王阳明等人，对于真理，对于思想，对于科学，他们向人类贡献了什么呢？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呢？
“李约瑟难题”也许可以从这里得到部分答案。其实，李约瑟自己也是这么认识的，他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时候，也专门探讨了儒家思想文化。他的研究结论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一直反对科学地探索自然，阻碍对技术做出科学的解释和推广，儒家文化对于科学的贡献几乎完全是消极的。
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六合之内，述而不作。那么，我们从孔子那里，除了一些道德的训示，还能得到什么真正的知识呢？孔子播下的知识的种子是干瘪的，这样的种子，怎么能结出近代文明的硕果？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
由此可见，儒学泛滥的儒家中国走的是一条“退化之路”。。。是为一叹。。。
（此文主体编辑自网络文章： 弦山紫水 《论语》与“李约瑟难题” ）
《论语》在唐代以前只是儿童读物而已，但到了儒史后期，《论语》就演变成了“成人之经典必读”，也就是说儒史后期的“成人智能”也就等价于唐代以前时期的儿童水平，此，是为“儒学泛滥、中国退化”之明证也。
杜少陵（杜甫）诗云“小儿学问只《论语》，大儿结束随商贾”，盖以《论语》为儿童之书也。从儒学发展史看，汉代儒家以《诗》、《尚书》、《易》、《周礼》、《春秋》为“五经”，朝廷设五经博士，弟子学经考试合格可以入仕，《论语》在汉代并不具经书地位。
汉魏至唐，儿童启蒙先学《孝经》、《论语》，其后才学《诗经》等儒家经典。所以，杜甫诗云“小儿学问只《论语》”，意为读过《论语》只是小孩学问。
至南宋，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一书并作注，即《四书章句集注》。元朝开科举，规定《四书》成为儒家重要经典，形成理学著作一统天下的局面。元明清科举考试中的乡试、会试与唐宋时期大为不同，以朱熹《四书注》为考试内容，首场考《四书》以定举人名次高下。
儒学，若非自唐以后依托科举制成为了“高考必修”，甚而进一步成为了“唯一高考必修”，弱智儒学断不会自发成为所谓的“国学”，更不会掌控国人意识形态千年之久。而儒学这门无能智民强民且只能也必然是愚民弱民的谬论邪说也就不会将中国历史演变为“内衰外辱的儒家中国的退化史”。
国史上愚民弱智的罪魁祸首－－《论语》－－对于中国历史上逻辑、科学的萎靡，《论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人类的知识，按最简约的分法，大致可以分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包括工程技术）两大类，《论语》一书所涉及的，无论政治、道德、历史、教育等等，都属于社会科学一类，如果说在这一类知识中，《论语》虽然没有“作”，但毕竟还是“述”了的，而在自然科学方面，《论语》几乎是连“述”都没有。《论语》中有“樊迟学稼”一章：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稼”，即种庄稼，“圃”，即种菜，这都属于农业应用科技，算自然科学的范畴。中国是个农耕社会，“重农”一直是历朝历代经济政策的核心，农业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也是国家财赋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对于农业科技的研究与传授，也应当是教育的重点，樊迟的要求学稼、学为圃，可以说是适应社会的需求。
可是，在孔子的私学里，根本就没有这一科，“六艺”也好，“文、行、忠、信”的“四教”也好，“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的“四科”也好，无非都是一些从政的基本品德、知识与技能。当然，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术业有专攻，我们不能要求孔子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可以不懂种庄稼、种菜，而且，他能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比起当代某些所谓学者，不懂装懂，以错为对，强词夺理，也十分难能可贵。
我们说过，他所办的私学，无非是个后备干部培训班，要求他的学校，像现在的那些综合大学，文史哲、数理化、政经法、工医农，面面俱到，样样俱全，也是十分不合理。但，孔子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说后面那一段话，学稼，学圃，怎么就是小人了？说什么“上好礼……焉用稼”如何如何，那简直有点痴人说梦。
首先，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礼、义、信俱全的国家，即使有这样一个国家，对于“稼”、“圃”，却像孔子一样的鄙视，当四方之人扶老携幼，慕名而至，请问那个“上”拿什么养活这些人？所谓“礼、义、信”，毕竟不能当饭吃！
不可轻视孔子这句话的影响！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变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半废物，之所以吃的是农民种出的粮和菜，穿的是农妇织出的布和丝，却十分看不起农民、农业、农村，千方百计地想要跳出“农”门，一旦跳出了“农”门，又千方百计地欺压农民，压榨农民；几千年来，一个号称“以农立国”的国家，在农艺技术上，却长期停滞不前，以致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的农业耕作方式，还是刀耕火种，人拉牛拽，与孔子时代，并没有多大差异，甚至到今天，这种状况，在某些偏远地区，也还时有所见。所有这一切，与孔子的这一段言论，都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那么，孔子对自然科学与技术，究竟是个什么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句话表明了一切。
这句话不是孔子自己说的，而是学生记述的，同《论语》中许多章句一样，这句话也是没有前因，没有后果，没有谈话的对象，没有谈话的背景，想必是学生们经常就这个问题向孔子发问，孔子没有回答，学生便记下了这一笔。
什么叫“怪”？就是一切当时的人所不可解释的自然现象，日蚀、地震、大水、大旱、大雨、虫、雹等；什么叫“力”？就是武力、暴力，以及被滥用了的权力；什么叫“乱”，按《孔子家语》作者王肃的解释：“乱，谓臣弑君，子弑父。”就是叛乱，暴乱，社会动乱；什么叫“神”？就是对所有这些不可解释的、非正常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非科学解释。其中，“怪”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力”、“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而“神”，是两类学科共同研究的对象
笼统的说孔子对这四种现象“不语”，并不确切，在《论语》中，孔子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是有所讨论的，有些还身体力行。例如，孔子当政之后，“夹谷之会”上的大动干戈，“堕三都”，诛杀少正卯，难道不是 “力”？孔子痛心疾首的“八佾舞于廷”，“礼坏乐崩”，他曾经试图参与的公山弗扰之叛，佛肸之叛，难道不是“乱”？至于“神”，在《论语》中，涉及到“神”的，共有六处，不算多，但还是“语”了的，只是语焉不详罢了。如：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但是我们知道，孔子是极为重视祭祀的，而祭祀的前提，便是确认鬼神以及祖先神灵的存在。惟有“怪”，虽然在孔子整理和编纂的《春秋》一书中，对春秋二百四十多年，发生的多达一百四五十件的这类事件，都有记载，但在《论语》中却绝少论及，几乎就是“不语”。
为什么“不语”，历来的注释家有种种解释。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所谓“六合”, 即天地四方。“六和之外”，现代人的说法，即地球之外，就是“外层空间”，什么是“六和之外”的事情呢？杨伯峻先生以为，即“天”、“命”、“鬼神”。杨伯峻先生说，庄子所说的“圣人”，就是孔子。
孔子的“不语”，我们也可以理解。孔子所处的，还是一个科学蒙昧的世代，以当时的知识水平，对这样一些非常态的自然现象，要求孔子给予科学的、合理的解释，这本身便不科学，不合理；我们曾经说过，孔子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德育老师，要求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那既不现实，也同样不合理，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人。
但是，既然学生频频发问，就表明，怪、力、乱、神之事，是当时经常发生的一种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作为一个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老师，孔子有责任和义务，率同学生，研究它，探讨它，弄出个究竟，即使以当时的认知水平，还不可能给予科学的解释，但，毕竟在探索宇宙、大自然的奥秘上，迈出了自己的步伐，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基石。
孔子有句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话被认为表现出孔子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其实，这话并不全对。人类对知识的探求，正是“变不知为知之”的过程，这样，人类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如果仅仅满足于“知之为知之”，而止步于“不知为不知”，人类在知识领域，会永远停滞不前！这不能不说作为教育家的孔子的一个大的缺憾！
如果仅仅是“不语”也就罢了，但孔子偏偏又有所“语”，他的“语”与“不语”，对后世造成众多影响深远的不良后果。
一是在人生目标的定位上。
人生在世，要处理三种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社会）的关系，三是人身自我的德与行的关系。要想处理好第一种关系，首先就要观察自然，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的奥秘，进而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方面，《论语》、孔子儒学，几乎是一片空白。孔子学说关注的，几乎全部都是后二种关系，孔子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培养出生一批君子型的人物，以投身政治，以改变礼坏乐崩的局面。
由于孔子和他的学生，片面地提倡“学也，禄在其中矣 ”，“学而优则仕”，，而将有志于科学技术的樊迟等人，斥之为小人，这就使得后世的知识分子远离了自然科学，在观念上认为科学技术不重要，是“奇技淫巧”，不屑为，不敢为，如果有人“为”了，还会遭到讥讽、轻蔑。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全都一门心思的奔向仕途这座独木桥，而所凭借的，不过是“五经”，后来又加上了“四书”（由于“四书”中有两本，即《大学》、《中庸》，是“五经”中的《礼记》中的两篇，应当属于“五经”，实际上，所谓“四书”，只不过是“两书”即《论语》、《孟子》）。
想一想，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竟然只读这七本书，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的视野怎能不狭小？知识怎能不贫乏？思想怎能不苍白？而读这几本书的目的，也无非是如鲁迅所说，当做敲门砖，一旦挤上政治舞台上，便挖空心思想着如何升官、如何发财，连这七本书也抛到脑后！他们热衷的是官场，而冷落了无垠的宇宙，无际的大自然，连认识鸟兽虫鱼之名，都要借助于《诗经》，而不肯走向森林，走向田野，走向河湖，哪还管它什么怪与不怪？除非这种“怪”会影响到他的仕途？在《论语》中，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发达的，便是所谓“为政”之学，“从政”之学，而自然科学，则乏人问津。
二是在思维方式上。
而要想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思维，理性思维，是必不可少的，像后来屈原在《问天》这所问的那些问题：“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天和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郭沫若译文：九重天盖的边缘，是放在什么东西上面？既有很多弯曲，谁个把它的度数晓得周全？到底根据什么尺子，把天体分成了十二等分？太阳和月亮何以不坠？星宿何以嵌得很稳？太阳从汤谷出来，晚间落到蒙水边上，它到底走了多少里程？）孔子及其门徒，大概连想也没有想过。因此，抽象思维，理性思维，在《论语》及孔子那里是派不上用场的。
我们读《论语》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的杂乱无章，几乎完全没有逻辑可言，全书没有整体的逻辑，各篇、各章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甚至有些章的上下句之间，也没有语义上的联系。《论语》中不厌其烦、大谈特谈的“仁”也罢，“礼”也罢，忠孝也罢，信义也罢，全都是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谓“事实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就注定了以孔子为代表的东方思维方式，对逻辑思维的疏远。
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使得这种思维，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这就叫“知之为知之”），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这就形成了“不知为不知”）；加之这种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
梁启超先生说：“西方哲学之出发点，完全由于爱智；所以西方学者，主张哲学的来历，起于人类的好奇心。古代人类，看见自然界形形色色，有种种不同的状态，遂产生惊讶的感想。始而怀疑，既而研究，于是成为哲学。西方哲学，最初发达的为宇宙论、本体论，后来才讲到论理学、认识论。宇宙万有，由何而来？多元或一元，唯物或唯心，造物及神是有是无？有神如何解释？无神如何解释？……等等，是为宇宙论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中国学问则不然。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以求知为出发点，亦不以求知为归宿点。直译的philosophy,其含义实不适于中国。若勉强借用，只能在上头加上个形容词，称为人生哲学。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个人？人与人相互有什么关系？”（《儒家哲学》）
这段话，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缺乏推演式的思维方法，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论语》及孔子,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毫无建树。
三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说《论语》完全不涉及宇宙，不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并不准确，孔子整理的《春秋》一书中，记载了春秋二百四十多年间，宇宙及自然界一百四十多次的非常态的事件，表明孔子对这些非常态的自然现象，并非完全漠视，但孔子记在这些，不为了探讨它们发生的原因，及其内在规律，而是将这些自然现象与政治牵强附会在一起，正如清人刘宝楠所说：“至日食、地震、山崩之类，……《春秋》记之独详，欲以深戒人君，当修德力政。”（《论语正义》）。
这种牵强附会的做法，在《论语》中也有所表现。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说，这句话用的是譬如手法，无可指责；从政治的角度说，将最高掌权者比喻为“北辰”，将臣民比喻为“众星”，也是专制制度的必然。但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这句话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即，将人间的社会秩序，与宇宙间的某种现象加以比对，认为人间的秩序，就是上天秩序的投影，从而确立了人间不平等的关系的天然合理性，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说的滥觞。
到了董仲舒，这种学说加以发展，形成所谓“天人感应”之说，在其所著《春秋繁露》一书中，他就说过，帝王将兴，必有“美祥”，将亡，必有“妖孽”，治世于乱世有不同的征兆。他在上奏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说：”“臣谨按《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其止乱也。”董仲舒是研究《公羊春秋》的，他的这些主张，与孔子可谓一脉相承。
这就是对所谓“天人合一”的原始表述。当代的中国人，将“天人合一”解释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解释为中国人自古就有的环保观念，真是不知从何说起！无论孔子与董仲舒出于何种善良的动机，从科学的角度说，这种思想，却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研究引入歧途。
后来，谶纬之学（“谶”，即一种神秘的预言，假托神仙圣人预决吉凶；“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以迷信方术、预言等，附会儒家经典）之盛行，便是这种观念导致的最直接的恶果。后来的野心家们，追逐权力的人们，便利用“帝王将兴，必有‘美祥’”的说法，大做文章。王莽称帝时，便出现了种种“祥瑞”，更利用谶语制造舆论，制作了“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石碑；之后的汉光武帝刘秀，也利用纬书《赤伏符》中的符文：“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合法的登上了帝位。
这到后来几乎成为一种传统，一种模式，武则天篡权时，也仿效王莽的故伎，大肆制造所谓“祥瑞”，偷偷制作了一块刻有“圣母临人，帝业永昌”文字的石碑，投入洛水，从而冠冕堂皇地当上了中国第一个女皇；赵光胤起事，有“都检点作天子”的传言；连李自成造反，也要编造出个“十八子，主神器”这种小儿科式的谶语，作为号召。至于说“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他们也有应付的办法，无非是餐桌上少上两道菜，这叫“减膳”，少观赏两天歌舞，这叫“彻乐”，而对于灾害产生的原因，预防的办法，克服的手段，他们以及那些儒生们，是根本不考虑的。
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这样的生活着，思维着，被天人合一的谬误观念统治着，试想，中国的自然科学，实用技术，怎么能够发展起来呢？
中国人时常好将孔子与柏拉图（前427—前347）相提并论，的确，他们都属于所谓“轴心时代”的文化名人，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但是，作为伟大的教育家，柏拉图与孔子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柏拉图的学院里，也有“四科”，即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这与孔子的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完全属于不同的领域，那是真正的科学的领域，他的学院门口，甚至挂着这样的牌子：“不懂几何者免进”，可见其对科学的重视。
种什么树，结什么果，播什么种子，开什么花。柏拉图播下的种子，结出了像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阿基米得、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他们在思想和科学方面所作的贡献，直到今天还惠及人类。而孔子呢，则有孟子、董仲舒、二程、朱熹、王阳明等人，对于真理，对于思想，对于科学，他们向人类贡献了什么呢？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呢？
“李约瑟难题”也许可以从这里得到部分答案。其实，李约瑟自己也是这么认识的，他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时候，也专门探讨了儒家思想文化。他的研究结论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一直反对科学地探索自然，阻碍对技术做出科学的解释和推广，儒家文化对于科学的贡献几乎完全是消极的。
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六合之内，述而不作。那么，我们从孔子那里，除了一些道德的训示，还能得到什么真正的知识呢？孔子播下的知识的种子是干瘪的，这样的种子，怎么能结出近代文明的硕果？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
由此可见，儒学泛滥的儒家中国走的是一条“退化之路”。。。是为一叹。。。
（此文主体编辑自网络文章： 弦山紫水 《论语》与“李约瑟难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