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图是“明镇布武”的，我改了几笔。


这里说明一下，很多地图都把朗州的武平军划在南唐版图内，这是不合适的。武平军在南唐经营湖南那个时期，虽然曾向南唐称藩，但没有获得南唐的委任，而且它同时还称藩于后周。“推言权武平留后，表求旄节于唐，唐人未许。亦称藩于周。”
因此，甚至很难说武平军和南唐正式建立了臣属关系。如果称藩就可以纳入南唐版图，那同样也可以纳入后周版图。

及出师平湖南。国人相贺。建勋独以为忧曰：祸始于此矣。召拜司空，称疾，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赐号钟山公。营别墅于山。放意泉石，或谓之曰：公未老，又无大疾恙，遽为此举，余复为九华先生耶，建勋曰：吾平生笑宋公轻出处，何至效之，自知不寿，欲求数年闲适尔，疾革，遗令曰：时事如此，吾得全归幸矣，勿封树立碑，贻他日毁断之祸，保大十年五月卒，赠太保，谥曰靖，及南唐亡，公卿冢墓，鲜不发者，惟建勋不知葬所，


唐司徒致仕李建勋卒，且死，戒家人曰："时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听人耕种于其上，免为他日开发之标。"及江南之亡也，诸贵人高大之冢无不发者，惟建勋冢莫知其处。


南唐收取湖南，现在很多人都说这是南唐的极盛，为什么李建勋反而认为祸始于此矣？李建勋死于南唐失去湖南之前，为何就为身后事做好了亡国的准备？


夫一叶落而知秋，其中自有道理。故本帖题为“南唐的衰亡”。

951年，因为北汉的建立，后周失去了河东巨镇，而南唐却收取了湖南这个大镇。


然而从今天掌握的情况来看，后周由此而兴，南唐因此而亡。


其中的道理，有几人能参破呢？

关于南唐的衰亡，多是从党争、用人失误来加以分析，也有人指出南唐先天不足，疆域狭小不足抗衡中原。


我觉得，党争、用人失误，只是表象。即使用于解释失去湖南、福州，也是不足的。


至于说南唐先天不足，疆域狭小不足抗衡中原，倒确实是南唐衰亡的一个深层原因，但是南唐一直就先天不足，为什么到了攻取湖南这个时候，走向衰亡呢？这不仅仅是因为后周崛起。


说到后周崛起，为什么后周失去了河东，反而迅速强盛，做成了此前中原王朝做不成的事了呢？这也是一个有待深入解释的问题。我认为这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解释。但在这里先不说。


这里先说南唐为什么衰亡


核心原因在于南唐这个时候的财政危机已经越来越严重，南唐不断加重税收弥补财政。记得有则故事说，云彩都不进入金陵，因为害怕重税。为什么南唐失去福州和湖南呢？说到底，就是财政不能支撑大规模军队长期在外作战。因此要么贪图速战速决，反遭失败，要么将负担转嫁到新占领区的居民头上，甚至降低军队薪资。结果只是加速了失败。


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仓粟乃至舟舰、亭馆、花果之美者，皆徙于金陵，遣都官郎中杨继勋等收湖南租赋以赡戍兵。继勋等务为苛刻，湖南人失望。行营粮料使王绍颜减士卒粮赐，奉节指挥使孙朗、曹进怒曰："昔吾从咸公降唐，唐待我岂如今日湖南将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禄赐，又减之，不如杀绍颜及镐，据湖南，归中原，富贵可图也！"


由此可见，南唐根本不具备统一战争所需的财力，却贪图小利，盲目出兵。只是加速了内部矛盾的激化和国力的消耗，也暴露了自己的虚弱。这就是祸始于此矣的原因。

遥想当年，杨行密以勤俭自律、轻徭薄敛而闻名。徐知诰也减免赋税。
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转徙几尽；行密初至，赐与将吏，帛不过数尺，钱不过数百，而能以勤俭足用，非公宴，未尝举乐。招抚流散，轻徭薄敛，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
先是，吴有丁口钱，又计亩输钱，钱重物轻，民甚苦之。齐丘说知诰，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输钱，是教民弃本逐末也。请蠲丁口钱；自馀税悉输谷帛，紬绢匹直千钱者当税三十。"或曰："如此，县官岁失钱亿万计。"齐丘曰："安有民富而国家贫者邪！"知诰从之。由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
不过，二三十年，怎么南唐就陷入了财政危机，不得不重税厚敛呢？这不仅仅是因为“肉台”之类的奢侈之风，更有深层的道理呀。

更深层次的道理何在呢？就是因为南唐进行了类似于北宋杯酒释兵权的军权改革。以高官厚禄和聚敛特权换取了将领的兵权。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将领以敛财为首要之务，不仅自身腐化不堪，还与民争利，对民田巧取豪夺。淮南名将刘信的儿子刘彦贞就是典型。此人曾以拙劣手法占有大量民田。


刘彦贞素骄贵，无才略，不习兵，所历藩镇，专为贪暴，积财巨亿，以赂权要，由是魏岑等争誉之，以为治民如龚、黄，用兵如韩、彭，故周师至，唐主首用之。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国家机器腐败严重，运转成本提高，而且随着中下层百姓产业被霸占，国家税基的也被不断侵蚀。如此，怎能不爆发财政危机？怎能不重敛于民、苛剥百姓？

所以，所谓南唐错失契丹在中原北撤的北伐机会，完全是一种空想的产物，以南唐这种政局，就算退一万步说，侥幸得到中原，没过多久也会被赶走，而且输的会比在湖南更惨。

烈祖每言：“百姓皆父母所生，安用争城广地，使之肝脑异处，膏涂草野。”是以执吴朝之政，仅将一纪，才一拒越师，所谓不得已而用之。及受禅年，两江土寓，比诸侯最广，兵力雄盛，气可以吞噬，谋臣桀将，方有建立功名之意。一日内宴，中坐有诏曰：“知足不辱，道祖之至戒，革廓则裂，前哲之元龟。子嘉与一二卿士大夫共服斯箴，讨伐之议，愿勿复关白也。”其后钱塘大火，宫室器械为之一室，宋齐邱乘间进言曰：“夫越与我，唇齿之国也。我有大施，而越人背之，虔刘我边陲，污浊我原泉，股不附髀，终非我用。今天实弃之，我师晨出而暮践其庭，愿勿失机，为后世忧。”烈祖愀然久之，曰：“疆域虽分，生齿理一，人各为主，其心未离，横生屠戮，朕所弗忍。且救灾睦邻，治古之道，朕誓以后世子孙，付之于天，不愿以力营也，大司徒其勿复以为言。”于是特命行人，厚遗之金粟缯绮，盖车马相望于道焉。暮年先理治命，引元宗而告之曰：“德昌宫凡积兵器缗帛七百余万，吾弃代后，汝善和邻好，以安宗祐为意，不宜袭隋炀帝之迹，恃食阻兵，以自取亡覆也。”于时中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风采。
元宗之初，尚守先训，改元保大，盖有止戈之旨，三四年间，皆以为守文之良主。会元老去位，新进后生用事，争以事业自许，以谓荡定天下，可以指日而就。上意荧惑，移于多口，由是构怨连祸，蹙国之势，遂如削肌。其后宋齐邱复起于迁谪之中，谋为自固，更相唱和，兵结而不得解矣。未及十年，国用耗半。有杜昌邻者，经事永陵，还自外镇，复领计司，抚桉大恸曰：“国事去矣！夫鸿鹄养护六翮，将致千里，今拔取之，以傅斥晏，宁不使人恨恨也！”


吴越于南唐，心腹之疾。形势甚明，无须宋齐丘说之。然而南唐根本已烂，反举兵以图兼并，加速了败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