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历史一直少人研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史料不多。较新的是墓志碑铭，集中出版的有周阿根约50万字的《五代墓志汇考》（2012），和章红梅约231.6万字的《五代石刻校注》（2017），但利用的人既少，成果也有限，如周阿根自己的《五代墓志词汇研究》（2015），就较属文学而非历史领域。

有鉴于此，我们打算以“五代在碑志”为总名，以三个主题撰书三册：《世变下的五代女性及其墓志》、《五代武人的文事与武功》、《五代的文武僧庶与社会流动》。这些“五代”人物，指主要生活在五代（907—960），但包括跨越唐末至五代，和五代至宋初的人。以平均60岁为准，约自唐昭宗即位（889）至宋真宗即位（998）之间，刚好从黄巢乱后进入宋初，但有时为了作出较长时段的历史观察，会稍为延后。各册的架构，都是“提出议题、个案研究、综合讨论”，共有两个目的：
第一，针对中、日、西史学界对五代历史研究的缺乏和成见，我们稍作补充，提出一些新的议题和看法。例如过去大都认为五代重武轻文和武人是主要的乱源，我们则研究文武交流和武人的乱与治。过去大都认为五代是社会流动的大好时机，我们则同时探讨“阶级流动”和“阶层流动”，前者主要是从被统治上升至统治阶级，后者是在统治阶级之中从基层上升至高层官员。我们又把两种流动放在“唐宋变革”的脉络里，观察促成流动的条件中，何者是新何者是旧。过去有谓女无外事、百人一面、无事可记，和男尊女卑等，我们则探讨世变下的妇女角色。
第二，针对墓志等碑志石刻作为一种特殊的史料，我们试图凸显它们对研究五代史的特色和价值，并增加对碑志本身的研究。例如墓志兼有史学的述说“故事”和文学的表达“情感”，应如何运用于研究才能两者兼顾？墓志的一个缺点是隐恶扬善，不如史传的善恶俱陈，那应如何趋吉避凶，并让它们胜过官修和私修的传记？
有感于五代史研究青黄不接，我们采用师徒合作的方式进行，希望有所传承。老师一方面以身作则，亲自撰写，以便解说史学方法和写作要点，另方面指导学生下笔，往往四至五稿，最后由指导老师定稿并负文责。两者都在课堂上逐句阅读和修改，冀求文字的一致。
约从2015年开始，山口智哉、李宗翰、刘祥光和柳立言组成读书班，跟前后十多位同学一起解读五代碑志和探讨五代历史。有谓史无定法，不表示不需要方法或没有较好的办法；条条大路通罗马，不表示每条都是好路。我们尝试用较传统的史学方法去了解史料和进行研究。
所有研究的本质都是回答问题，由此引发三个疑问，回答时可分原理和实践两方面。先谈原则或理论性的：
一，谁的问题？研究历史自是回答古人的问题。古人的关怀有些与现代人相同，但不是凡事相通，所以才要明白古今之变。不过直到今天还有人说古代史就是现代史，如是，反过来便是现代史就是古代史，你我都是古人了。
二，如何发现问题？古人的问题反映在他们的言语、思想和行为，大都见于史料。除非史料缺乏，否则一再出现的问题，尤其同时出现在不同类别的史料里，便是较为重要的问题。个人认为，不要把不同的史料混合统计，应该分别统计，例如武人的吏治不但在墓志里出现，也在史传、小说和民谣里出现，只要不是互相传抄，便有一定的重要性和可信度。
三，如何回答问题？必须有合适的切入点，俗称切中要害，与之相反便是答非所问。问题愈大，需要的切入点就愈多，不妨选修口述历史或需要田野调查的学科，学习如何设计问卷。时至今日，即使是全新的问题，也大都有间接相关的二手资料可以参考，阅读时必须注意史学三论：论据+推论=论点。读书班的方法是列一个表，把作者的论点放右栏，论据和推论放左栏，假如两栏对不起来，除非要写文批或书评，否则不引用便可。
次说实践或方法，亦是如何阅读史料、找出问题、回答问题：
一，阅读史料：文章结构
今日几乎无人不用电子全文数据库检索资料，但十分容易产生“抽离脉络（out of context）”的毛病，所以读书班要求同学必须彻底了解某字某句在整篇碑志里的脉络，不要随便引用。说到底，我们必须明白一篇碑志的文章结构，才能了解某字某句的真正意义和作用。
常谓好的著作必然顺理成章，章法就是“理路”或“脉络”，有如一本书的章节。我们倒是占了墓志的便宜，因为无论官撰或私撰，墓志作为一种文体，大都依循一定的文章结构，事类分明，大多是首题、撰者、书者、序言、先世（如得姓由来和历史人物）、祖先、平生事业和品德（多含配偶）、死亡、家人、丧葬、撰志原委，最后是作为盖棺论定的铭文（参附录二）。不单墓志，其他传记类史料，如某人的屏盗碑和官私史传，亦多呈现一定的格套，有点像履历表的基本项目，不会天马行空。
在解构之前，必先了解原来的结构。我们把碑志的内容依其门类加以切割，主要是确定标点、断句和划分段落。如一段之中数事并存，便分行不分段。要分得多细，随个案的主题而定，并不要求前后或全部一致。例如主题是妇女角色，有时便依照她为女、为妻、为媳、为母，和为婆等来分行。这似乎是简单的道理和应做之事，但我们读到很多标点本，包括算是权威的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有时实在不明白为何如此断句和分段，所以我们在分段分行之后或多或少说明原因，方便读者理解和指出错误。
脉络既明，一些疑难字句便可藉着文章的内部逻辑来自圆其说，不需要加油添酱东拉西扯也能读通，我曾戏称之为“自在圆满、彼此牵挂”[柳立言，《第十八层地狱的声音：宗教与宋代法律史研究法》，《中西法律传统》11 (2016)，页71-120]。即便是阅读杂乱无章的现代论文，态度也应如此。
一事必须自首。一片墓志有时有不同的版本，偶然会影响内容的判读。例如甲书的“录文”（photographic copy）不如乙书之存真[录文取Xerox全都录之意，有如复制件（photocopy），凡经加工的，即使只是将异体字变为通用字，我们都视为程度不等的释文（transcription）。因本书提供拓片的复制件，故我们只作释文]，丙先生的“释文”不如丁先生之易明，戊先生的标点本不如己先生的准确，傅图的拓片有时不如他圕之精良等，但我们不会为了求全而遍索中外群书，更不会赶赴东西两洋。我们不会为考证而考证，只会为回答问题才考证，例如我们要探讨两位女性的妻妾关系，一位“终于洛都洛阳县永泰坊之私第”，另一位“终于洛京□泰里之私第”，后句的「□泰里」有点重要，我们便去查证，结果真的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但我们并不伤心难过，因为她们的卒处只是证据之一，还有其他证据足以支持论点。总之，如对论点影响不大，我们不执着于辨字或考据。
同理，我们不会为形式而形式，例如生卒时间不一定放在人物首次出现之时，而会置于最能发挥作用之处；书目格式亦以方便和统一为原则，如括号不会一时半形一时全形，外国作者亦如中国作者，一律先姓后名，注释与书目一致。诸如此类根本不会影响研究内容的微枝末节，不值得浪费气力。这与严谨无关，但能反映一个人能否识别本末与轻重，和是否与时俱进或固步自封。以今日信息网路之发达，研究人员制作书目有如图书馆编目人员，令人心悲。二，找出问题：篇幅最多之处便是主题之所在
分段之后，便数其字数，我戏称之为数馒头。我们不能乱点鸳鸯，把不同门类的事情数在一起，这也是必须先行了解文章结构分段分行的原因。一般而言，正如今人的写作，篇幅最多和关键字屡见之处，便是重点所在，所以要抓到一篇碑志的主题其实并不太难。微言大义或一字褒贬都必须建立在详细的论据和推论，例如骂人乱臣贼子之前，必须提供跟乱和贼“相关的”和“充足的”证据。证据不相关，自然推不出乱与贼，陷入飞跃的逻辑﹙missing links﹚或难以理解的推论；证据不充足，论点就不够坚强，只有盲从的读者才会信之不疑奉若大师。唸法律和唸历史都讲究证据和逻辑推理，两者的入学分数却相差甚远，值得反省。
历史的创造者是人不是物，墓志的主角既然是人，自然饱含各种议题。毛远明《碑刻文献学通论》第七章“碑刻文献研究的展望”列出十二个研究领域：一历史、二经学、三书法、四文化史、五宗教、六文学、七民族、八语言文字、九利用碑刻整理古籍、十科学技术史、十一艺术、十二军事。每个领域之下再列出大小议题，总计七十八个，如历史研究有九大议题：（一）补旧史之阙、（二）纠旧史之误、（三）历史地理、（四）经济史、（五）政治史、（六）边疆地区史、（七）少数民族历史、（八）中外关系史、（九）教育史、（十）人口迁移。其实，除了这些通论性的议题外，一代有一代的特殊问题，也应反映于墓志。（毛远明《碑刻文献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09。《唐研究》第十七卷（2011）便是“中古碑志与社会文化”研究专号，共十三篇论文）
五代墓志可供研究的议题着实不少，我们只能就个人兴趣和能力所及，拟定九个议题，大都针对五代的特色和墓志的特点。一是社会流动；二是文武交流；三是乱世中的武人业绩，特别留意其民政，也注意文武之共孽；四是武德或武士之道，如忠和孝等价值观念和行为，亦与文人比较；五是家庭或家族型态，探讨唐型和宋型之间，有无五代型或过渡型；六是婚姻，尤其留意婚姻对仕宦和家庭的作用，比对郝－韩模式﹙Hartwellian-Hymesian models﹚中的人际网络说；七是丧葬，观察文人、武人和平民的礼法和风俗有何差异，探讨儒术对武人的同化和对平民的渗透；八是妇女角色；九是墓志笔法和史学方法。这些都是利用墓志进行研究可以胜过官修和私修史传的议题。后来因为个人退休在即，余日无多，乃以一、二、八、九为主，其余为次。有时一篇墓志可用来探讨数个议题，必须分别主次，如利用某篇女性墓志（即墓主是女性）来探讨文武通婚可能胜于用来探讨妇女角色，我们便多写前者。当轻重难分时，便两者都写。有时读到较罕见的内容，如官制、宗教、司法，实在难以割爱，也会写上一笔。此外，墓志介乎史学和文学之间，我们既要研究“事”，也要体会“情”，后者本是墓志的重要目的；利用“设身处地”的研究法（historical empathy），有时颇能领会。三，回答问题：史学六问与五鬼搬运
有了九个主要议题，便能带着一些“问题意识”到碑志里寻找答案。首先需要切入点，可粗分一般和专门两种。
先说一般或制式。曾有教授公开和坦诚地在报章形容现在的大学生是人形墓碑，我以小人之心猜测谜底是“不死、非活、亥木”，总之就是既不问也不答。念历史的同学如头脑空洞手足无措，不妨乞灵于源自政治学的“5 W 1 H”，可称为史学六问，实时（when）、地（where）、人（who/whom）、事（what/which）、原因/是否（why/whether）、经过（how）。谷歌只花了0.77秒便找出约6,800,000,000项结果，不曾因为各种新史学和新议题的窜起而褪色丝毫。
六问有助于思考周延，六答有助于齐备资料，建立架构，但不一定要六者俱陈。现有两事，一是个案的重点是文与武，二是一位武人被供奉在名宦祠，两者如何连接？把名宦祠放入六问，结果如下：加以组织，发为文字，便是“任汉权在两《五代史》无传，在《旧五代史》和《册府元龟》同留一事，却是败绩，不过在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出现三次。首先在名宦祠，虽是外人（蜀人）和武人，仍因武功和吏治被奉为名臣，在官祠里按照儒家典礼，接受文人、武人和搢绅等人的祭祀，但不知他是穿着文臣还是武将的服饰？……“（见第二册《武人在地之光》），读者不妨推想接着说什么。

专门的切入点因问题而异，兹举一例，也是教训。有一《后晋振威将军杨光远（？-937）之碑》，在寻找其他版本时，以志文的若干字句如“弱冠称仁”全文检索，竟在“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数据库里，发现它是抄自东晋（317-420）的《建宁太守爨宝子碑》，是一件伪作。本来藉此训练同学从多方面切入，辨证它不是五代之物，如1.五代能否看到《爨宝子碑》的原石、录文或释文来伪造；2.与另一方《爨龙颜碑》相比，《爨宝子碑》的格套是否五代墓志之主流；3.《杨光远碑》的文本，如其中的人物、官职、地名、典故和内容等，是否适用于后晋，其实也不脱史学六问；4.书法；5.做假的痕迹，如裂纹的真伪等。写了又写，最后剩下从书法切入，请教史语所和故宫的艺术史师友，咸谓这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假东西。我蓦然醒觉，辨伪的切入点亦有轻重先后之别，此案自应以书法为主，其他为次

次，主的辨不了才需要次的上场。我们研究历史的，这次真的是先后不分了。还有同学认为它是清代伪造来打击某个学派的；但要证明某事或对付某人，都要基于可信的证据，假如证据一看就知为假，它还有利用价值吗，利用者恐怕会自招羞辱而已。
有了切入点，便去找证据，也是先列一个表，左栏是各个大中小的切入点，作用是分门别类，不要把不同的问题混在一起；右栏是史料，作用是集中资料，并随时与左栏对照，检查是否对得起来。接着有两个手续：一是勾出碑志每个段落的关键词，亦即重点，清楚明白它们应归入哪一个或数个切入点；二是我戏称的五鬼搬运，把关键词以至文句搬空至右栏为止，分文不剩。搬不空的，表示它们超出我们的设想，应搬入其他或新的议题。近来兴起研究“过程”，我们也选择一二个案明白呈现撰写的经过，亦即六问中的how，作为研究的SOP，在此不赘。
我曾取笑一位年轻的法史学人内化不足，没有把法学院的训练与日常生活打成一片，我则把罪与罚的比例原则恒放心头，对同学们的小过与中过百般容忍。那么史学训练如何内化，如何有助于日后找工作或主持中馈？我想倒过来说。其实做研究和做家务一样，都应分别轻重先后，有一定的条理。宋代法史鼻祖徐道邻先生“对自己所用的东西，都是井井有秩，各有存放的地方。从来没有为眼镜、手杖、钥匙之类，东找西寻。他说治家系统化，既可节省时间，又可免伤脑筋。……书桌之整齐，象是一件摆设”[徐道邻遗著，《中国法制史论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页435]。我家男有内事，妻烹夫涤，哪个碗用来盛洗洁精，哪个碟用来放筷子刀叉，哪些放在滤水糟的哪一边，哪些叠在哪些的上面，都先行心里盘算，决定清洗次序（order）。我害怕的是积习难改，变不出新花样，而现代的同学女无内事，很少入得厨房，连有利于研究的习惯都未养成。特别感谢山口、宗翰和祥光。他们风雨无阻，牺牲周六的休息，从早到晚轮番上阵。最长的一次，似乎是早上九时半到晚上九时半，后来硬性规定六时前收摊，但几乎每次都违规。对同学之寸进与墓碑化，我一再打算弃船，他们都曲加劝阻，包括引用最近流行的功德论说。当我怒不可遏，痛骂学生三无之时，他们如老僧入定，从未提油救火。无奈目力日衰，盛筵将散，深恩厚情，谨志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