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

鲁迅的《阿Q正传》中，有一段文字写到阿Q捉虱子的情形：“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街上走，在墙根的日光下，看见王胡在那里赤着膊捉虱子，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阿Q“于是并排坐下去”，“也脱下破夹袄来，翻检了一回，不知道因为新洗呢还是因为粗心，许多工夫，只捉到三四个。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阿Q起初是失望，后来却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么多，自己倒反这样少，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呵！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然而竟没有，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狠命一咬，劈的一声，又不及王胡响。”后来阿Q和王胡竟因此破口相骂以致大打出手。


鲁迅描绘的下层劳动者在墙根的日光下捉虱子的画面，是在当时极其寻常，而为今天有文化的一代极讲究“帅”和“酷”的都市青年们无法想象的。可是我们“翻检”史书，却可以发现古代在文化方面极“帅”极“酷”的名士们也有“捉虱子”的故事。而且好像他们偏偏特意要把“捉虱子”的动作让世人看，借此使得自己的形象更“帅”更“酷”。

《风俗通义·过誉》有“江夏太守河内赵仲让”条，说赵仲让清高狂放，“后为大将军梁冀从事中郎，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倾卧，厥形悉表露。将军夫人襄城君云：‘不洁清，当亟推问。’将军叹曰：‘是赵从事，绝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这可能是最早的将“捕虱”动作与“高士”形象联系起来的历史记录了。故事的主角，在“庭中”解开衣服“捕虱”，当着大将军夫人竟然“厥形悉表露”，即不加掩盖，阴部也全都暴露的赵仲让，还是一位连“跋扈将军”梁冀也不敢惹的“绝高士”。清代学者俞樾《茶香室丛钞》说：“此事已开魏晋竹林诸贤风气矣。然襄城君即孙寿也， 赵君玩之，薄其人耳，应仲远但执礼法以议之，似未识其雅意。”以为赵仲让有意捉弄梁冀的夫人孙寿，是因为鄙薄梁冀其人。

宋人谢维新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九有“扪虱谈世”一题。续集卷八作“扪虱谈务”。另一部宋人编纂的类书《翰苑新书》前集卷七六也有题“扪虱而谈当世”的内容。这些以“扪虱”为主要标识的故事，说的都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名士王猛的事迹。


《太平御览》卷九五一引《续晋阳秋》曰：“咸阳王猛，被缊袍而诣桓温，面谈当时之事。猛扪虱而言，旁若无人，温察而奇之。”《晋书·苻坚载记下》写道，王猛“博学好兵书”，“气度雄远”，隐居华阴山，“怀佐世之志，希龙颜之主，敛翼待时，候风云而后动”。后来，“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温察而异之。”王猛披着旧袍子进见桓温，一面摸索虱子一面论政，旁若无人，使得桓温内心不得不敬重其才质风度。王猛谢绝了桓温赐车马，“拜高官督护，请与俱南”的好意，后来与苻坚相契。据说苻坚交结王猛，“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后来王猛果然对后秦军事政治成功贡献甚大。


明人刘定之有《建言时务疏》，提出了十条建议，其中第七条说的是选用人才：“七曰选将。夫将材罕得，天之生将材，岂专在于将门乎？贩缯屠狗之夫，而汉赖以王。被褐扪虱之人，而秦赖以伯。至于赵括者，岂非赵奢之子？然殒首于白起。王离者，岂非王翦之孙？然系颈于项羽。”他主张选将应当“不拘门地，或以勇力，或以计策，……庶乎拔十得五，闻一知二，将材由此而充矣。”（《名臣经济录》卷三）其中所谓“被褐扪虱之人，而秦赖以伯”，就是指王猛佐助苻坚强国的故事。宋人李流谦《次韵大人书怀》：“云翻雨覆不须论，扪虱何妨坐对温。”（《澹斋集》卷六）也通过王猛“扪虱”故事的回顾抒情寄意。明人谢肇淛《北河纪余》卷一记载聂大年《济宁怀汤参将》诗所谓“却忆元戎油幕下，几时扪虱接清谈”，也使人联想到王猛事迹。

《晋书》还有一处也说到类似“扪虱”的情节。


《顾和传》写道，“王导为扬州，辟从事。月旦当朝，未入，停车门外。周顗遇之，和方择虱，夷然不动。顗既过，顾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顗入，谓导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导亦以为然。”王导主持扬州政务，顾和在他手下任从事之官，一次在官府门口遇见周顗。顾和正在“择虱”，见到周顗到来，依旧神色平静。由于有机敏的对话，周顗对王导说，你的下属之中，有可以任朝廷大员的人才啊。“扪虱”如果是摸寻虱子，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翻检”、“寻”。那么“择虱”，应即《风俗通义》所谓“捕虱”，应当是《阿Q正传》所谓“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所说的“捉”。

俞樾所谓赵仲让已经开启了“魏晋竹林诸贤风气”，是正确的判断。魏晋以来人“扪虱”“择虱”事屡见诸历史记载，是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这一被孙寿指责为“不洁清”的行为，是不是和当时的个人卫生习惯有关呢？“虱”的防治，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是清洁。《淮南子·说林》：“汤沐具而虮虱相吊，大厦成而燕雀相贺，忧乐别也。”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虱”的猖獗，确实体现了卫生条件的落后和卫生习惯的原始。

身上寄生虱子曾经是颇为普遍的情形。《东观汉记》卷一二说马援事迹：“马援击寻阳山贼，上书曰：‘除其竹木，譬如婴儿头多虮虱而剃之，荡荡然虮虱无所复依。’书奏，上大悦，出尚书。尽数日，敕黄门取《头虱章》持入，因出，小黄门头有虱者皆剃之。”可知不仅“婴儿头多虮虱”，贵如宫官“小黄门”者亦多“头有虱”。“虱”的横行，似乎在魏晋以来文献遗存中有更多的反映。《太平御览》卷九五一引《魏文帝与王朗书》曰：“蚤虱虽细，虐于安寝。”看来皇帝这样的天下之尊对这种寄生虫也并不陌生。《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曾往苏门山见孙登，“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于是“长啸而退”，归著《大人先生传》，其中写道：“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对于所谓“君子”之行，直接以“群虱处于裈中”为喻。


中散大夫嵇康是在政争极其凶惨险恶的魏晋之际因思想罪被杀害的名士。《晋书·嵇康传》说，嵇康往见隐者孙登，“（孙）登沈默自守，无所言说。（嵇）康临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孙登所说，是言及生死的严正警告。从嵇康临终时非同寻常的从容来看，他对于这种结局，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的。嵇康是敢于以生命抗击思想专制的勇士。他的思想影响了许多代人。我们读他的名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涉及个人习性的某些文句，则不能不为他那太不讲究清洁的习惯吃惊。嵇康说到他自己洗沐的周期：“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我们实在不能明了，这是生活习性的真实的表述，还是为了标示其异端和独行所发表的夸张的言辞。除了不爱洗脸，不爱洗头，不爱洗澡以外，这位名士还明确说到自己身上多虱。嵇康拒绝出仕，陈说礼法严格，“有必不可堪者七”，陈说有七种情形绝对不可忍受。其中第三条是，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上朝久坐，维持一个姿势，腿脚麻痹也没法儿活动活动，而且身上虱子多，痒得抓挠不已，而必须身着礼服礼帽，恭恭敬敬地向上司行礼，这怎么受得了呢！


嵇康的《养生论》中还说到“虱处头而黑”，看来他对藏身头发中的虱子也是熟悉的。《太平御览》卷九五一引《抱朴子》也有类似的话：“今头虱着身皆稍变而白，身虱着头皆渐化而黑。”也许嵇康借不洗不沐所表现的“纵逸来久，情意傲散”，“懒与慢相成”，正是一种追求自然和自由的风格。而王猛、顾和们的“扪虱”“择虱”行为又似乎是有一定的文化表演意义的。

《南齐书·文学列传·卞彬》载录了名士卞彬的作品《蚤虱赋序》，其中文字据说以“实录”的形式描述了“蚤虱”为害与“澡刷不谨，澣沐失时”的“起居”习惯的关系：“彬颇饮酒，摈弃形骸．作《蚤虱赋序》曰：‘余居贫，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缊，有生所托，资其寒暑，无与易之。为人多病，起居甚疏，萦寝败絮，不能自释。兼摄性懈惰，懒事皮肤，澡刷不谨，澣沐失时，四体㲰㲰，加以臭秽，故苇席蓬缨之间，蚤虱猥流。淫痒渭濩，无时恕肉，探揣擭撮，日不替手。虱有谚言：‘朝生暮孙。’若吾之虱者，无汤沐之虑，绝相吊之忧，宴聚乎久襟烂布之裳，服无改换，搯啮不能加，脱略缓懒，复不懃于捕讨，孙孙息息，三十五岁焉。’其略言皆实录也。”


自然，衣服过于破弊以致无法洗涤，也是便于“虱”滋生和繁殖的因素。正如《魏书·节义列传·于什门》所记载的：“随身衣裳败坏略尽，虮虱被体。”名士们“扪虱”，同时显示了性情的散漫和生活的穷苦。

“扪虱”这种动作所表现的心理，与《颜氏家训·勉学》所说南朝“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的人生态度，也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两汉以来，有“佞幸宠臣”“傅脂粉”“以婉媚贵幸”（《汉书·佞幸传》）的情形，据说王莽“欲外视自安，乃染其须发”（《汉书·王莽传下》），李固也曾经因当“大行在殡”时，“独胡粉饰貌，搔首弄姿，盘旋偃仰，从容冶歩”（《后汉书·李固传》）受到严厉的指责，然而这些都是非常情形，李固事其实是诬辞。


魏晋时则更为普遍地出现了男子亦讲究仪容和美饰的风习。何晏是著名的美男子。《太平御览》卷一五四引《语林》说：“何晏字平叔，以主爵驸马都尉，美姿仪。帝每疑其傅粉。后夏月赐以汤饼，大汗出，以朱衣自拭之，尤皎然。”说何晏面色姣好，被疑心是傅粉所致，经过检验，可知似乎并未敷粉，而是天生美白。然而《三国志·魏书·何晏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却说：“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宋人王楙《野客丛书》卷一二“男人傅粉”条写道：“仆考《魏略》，晏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则知晏尝傅粉矣。”又揭示何晏有自恋情结，其实真的是“傅粉”的。


嵇康自称不好洗沐，是不是专门要和这种专心“饰貌”的风习划清界限，要和这些“美姿仪”的小白脸划清界限，以标示自己的特立独行呢？嵇康的言行，至少与他倡导的思想是一致的，就是推崇自然和自由。

“扪虱”，后来成为指代一种生活态度的符号，所显示的精神境界，也是具有文化特色的。


北宋名相王安石上朝时，曾经发生虱由领口“直缘其须上”的情形，于是有了“屡游相须，曾经御览”的笑话。《遯斋闲览》写道：“荆公、禹玉熙宁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领而上，直缘其须上。顾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从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轻去，辄献一言以颂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应曰：‘屡游相须，曾经御览。’荆公亦为之解颐。”（宋王珪《华阳集》附录卷八）宋人赵汝鐩《野谷诗稿》卷三《虱》即用此典：“虱形仅如麻粟微，虱毒过于刀锥惨。上循鬓发贯绀珠，下匿裳衣缀玉糁。呼朋引类极猖獗，摇头举足恣餐啖。晴窗晓扪屡迁坐，雨床夜搔不安毯。急唤童子具汤沐，奔迸出没似丧胆。童子蹙頞代请命，姑责戒励后不敢。念其昔日到明光，曾游相须经御览。”


王安石本人也有“扪虱”诗句。明人叶子奇《草木子》卷四《谈薮》说：“古人得意句，如王荆公‘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黄山谷‘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书即江山’，皆警语也。”王安石的“得意句”“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似乎只吟得一联，终未成章。叶梦得《石林诗话》写道：“蔡天启云荆公每称老杜‘钩帘宿鹭起，丸药流莺啭’之句，以为用意高妙，五字之楷模。他日公作诗得‘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自谓不减杜语，然不能举全篇。余尝顷以语薛肇明，肇明后被旨编公集，求之终莫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联，未尝成章也。”（《说郛》卷八三下）只是半成品诗作中的这样一句被称作“警语”，自然是因为“用意高妙”。其中“挟书”“扪虱”意境与“青山”“黄鸟”景象的结合，确实富涵深意。

“扪虱”这种看来极不洁极不雅的动作，其实早已频繁入诗。


李白《赠韦秘书子春》诗已经有“扪虱”字样：“徒为风尘苦，一官已白发。气同万里合，访我来琼都。披云覩青天，扪虱话良图。留侯将绮里，出处未云殊。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李太白集注》卷九）又《赠张相镐二首》其一：“昔为管将鲍，中奔吴隔秦。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其事竟不就，哀哉难重陈。卧病宿松山，苍茫空四邻。风云激壮志，枯槁惊常伦。 闻君自天来，目张气益振。亚夫得剧孟，敌国空无人。扪虱对桓公，愿得论悲辛。大块方噫气，何辞鼓青苹。斯言傥不合，归老汉江滨。”（《李太白集注》卷一一）其中所谓“扪虱话良图”，“扪虱对桓公”，都是取王猛“扪虱”故事，寄托“报主”“安社稷”的壮志雄心。陆龟蒙《寄怀华阳道士》诗：“旧来扪虱知王猛，欲去为龙叹管宁。蟾魄几应临蕙帐，渔竿犹尚枕枫汀。”（《甫里集》卷四）写抒同样胸怀。


宋人王禹偁《故国子博士郭公忠恕》诗：“早佐襄阴幕，汉鼎入周室。失志罢屠龙，佯狂遂扪虱。”（《小畜集》卷四）也都以“虱”与“龙”为对，通过对“扪虱”的历史记忆，表述了大略同样的意境。西郊野叟《庚溪诗话》写道：“宋景文有诗曰：‘扪虱须逢英俊主，钓鳌岂在牛蹄涔’，小物以大为对，而语壮气劲，可嘉也。又东坡一联曰：‘闻说骑鲸游汗漫，亦尝扪虱语悲辛’，则律切而语益奇矣。”（《说郛》卷八四上）陈元晋《赠刘贤良》：“刺手拔鲸何倜傥，剧谈扪虱自风流”（《渔墅类稿》卷八），也是以“虱”与“鲸”为对。论者说“小物以大为对，而语壮气劲”，其实“扪虱”正是借“小物”显示其壮心劲气。


宋人晁说之《十二弟寄所和邵子文病中感怀之作复次韵寄子文》：“生平畎亩心，愿被草木化。卧龙终佐汉，扪虱聊倚华。”（《景迂生集》卷五）程公许《赠吴郡诸居士》：“扪虱竟谁见，卧龙兴何长。”（《沧州尘缶编》卷四）以“扪虱”与“卧龙”为对，暗藏之深意也是相似的。元人陆文圭《和郭有章见赠韵》：“屠龙合让高人手，扪虱才堪童子师”（《墙东类稿》卷一八），明人郑潜《江上漫兴》：“扪虱可谈当世务，攀龙难遂济时功”（《樗庵类稿》卷二），则是另一种“虱”“龙”之对。


宋人廖行之《月夜有怀二宋兄》：“闻鸡漫起狂夫舞，扪虱谁从隠士谈。”（《省斋集》卷二）又吴锡畴《次韵逢原偶兴》：“扪虱坐谈思傲睨，闻鸡起舞叹衰残。”（《兰皋集》卷一）明人蓝仁《夜坐》：“扪虱倦谈当世事，闻鸡还起济时心。”（《蓝山集》卷三）又管时敏《哭钟伯纪先生》：“曾经扪虱谈天下，几向闻鸡起夜中。”（《蚓窍集》卷六）明人何景明《与贾郡博宿夜话》：“闻鸡起中夜，扪虱谈当世。”（《大复集》卷九）“扪虱”和“闻鸡”的对应关系，也说明这些“隐士”的胸中，是暗自深藏对“当世事”“济时心”的热忱的。

“扪虱”作为隱逸之士的标志性动作，竟然成为社会文化的特殊景致。


李颀《野老曝背》：“百岁老翁不种田，惟知曝背乐残年。有时扪虱独搔首，目送归鸿篱下眠。”（《万首唐人绝句》卷二四）真切地形容了“扪虱”之“乐”。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写道：“孙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驾月上千崖，紫翠之间一鸟呼。风啸万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结之衲，扪虱自如。挂九节之笻，送鸿而去。’奇语也。”也将“扪虱”与“送鸿”对应。此事为《宋稗类钞》卷六《隐逸》录入。


黄庭坚《戏赠彦深》：“李髯家徒立四壁，未尝一饭能留客。春寒茅屋交相风，倚墙扪虱读书策。”（《山谷集》外集卷一）又《次韵外舅谢师厚病间十首》之十：“身病心轻安，道肥体癯瘦。好怀当告谁，四墙枣红皱。负暄不可献，扪虱坐清昼。端有真富贵，千秋万年后。”（《山谷集》外集卷二）僧惠洪《次韵见赠》：“自怜华发住江村，地偏心远过从寡。茆檐扪虱鸟声寂，故絮悬鹑成磊苴。右耳已从前月聋，更欲忘言到瘖哑。”（《石门文字禅》卷七）又如李若水《次韵王深之二首》之一：“团蒲穏坐亦不恶，扪虱工夫趁早晖。”（《忠愍集》卷二）王之道《和褒山因老二首》之二：“山高殊觉青霄近，扪虱南窗向日华。”（《相山集》卷一二）也都以“扪虱”作为隱逸生活的典型标记。


周紫芝《十二月二十六日北墙扪虱》直接以“扪虱”入诗题，其中写道：“今晨颇无事，步游古墙根。眷兹万家邑，稍苦三户村。于时积雪散，复值朝阳温。解衣聊自得，班荆与谁言。欵欠良已久，吾虱庶可扪。平生谢澡刷，懒惰从朝昏。坐令边缝间，朝生暮仍孙。回臭比跖香，位卑道仍尊。与世倘无求，中有至乐存。勿语儿女曹，此意难具论。”（《太仓稊米集》卷一八）朱熹《奉和秀野见留之句》也有“闲卧秋山尘事稀，西风催唤出岩扉”以及“扪虱坐谈端未厌”句（《晦庵集》卷三）。又如陈棣《再次韵》：“倚杖闲扪虱，临池戏咏蛙”（《蒙隐集》卷一），陈造《泊瓜步》：“呼酒把谭麈，扪虱复王伯”（《江湖长翁集》卷三），也是类似的例证。


僧惠洪《浩庵》写道：“水胜万斛舟，至刚柔绕指。丈夫养浩然，其略盖如此。朝登青云上，正色决大事。暮归卧此庵，扪虱口如耳。”（《石门文字禅》卷八）似是说行政和闲居相结合的理想。黄公度《官舍闲居》有“朝市竞纷华，山林甘寂寞”的感慨，亦可见诗人“负暄扪虱度清昼”（《知稼翁集》卷下）的悠然心态。欧阳修《古诗寄游良臣兼简陈国镇》诗：“乱丝心绪尚纷如，时对风檐独扪虱。”（《欧阳修撰集》卷四）表面是“扪虱”的懒慢动作，胸中却是纷乱的心绪。秦观《春日寓直有怀参寥》：“觚棱金爵自岹嶤，藏室春深更寂寥。扪虱幽花欹露叶，岸巾高柳转风条。文书几上须髯变，鞍马尘中岁月销。何日一笻江海上，与君徐步看生潮。”（《淮海集》卷九）似乎以“扪虱”生活与“文书几上须髯变，鞍马尘中岁月销”对照，而情感的倾向又是明显的。文天祥《至扬州》：“睡余扪虱沉沉坐，偏觉人间白日长”（《文山集》卷一八）等，也可以解读为世事忙碌之中对闲适生活的向往。

宋人吕陶《焦夫子画》写道：“气貎特怪陋，意味尤酸辛。破褐聊被体，如敝履之安贫。爬痒颇适兴，如扪虱之自珍。”（《净德集》卷三一）这是一位逼真的乡村文人的形象。


同样生活于宋代的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二也记载：“蜀之岷山有焦夫子，国初时，人亡其名，以博学教导后进，故世以夫子称。貌陋且怪，长目广鼻，虬髯垂瘿，性率不自饰，虽冠带往往爬搔扪虱，然为歌诗有惊人句。”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一○三《诗话记第三》所记录的文字略有不同，可以对照：“蜀父老相传，岷山有焦夫子，宋初人，貌寝陋且怪，修目而广眉，海口而蚪髯，瘿累累络颔下，性真率，虽冠盖见之，往往爬痒扪虱腰袴间。忽为诗歌，则奇言异句，骇人观听。”


宋人赵与旹撰《宾退录》卷六曹组《题梁仲叙所藏陈坦画村教学》诗也描绘了一幅乡村小知识分子的肖像：“此老方扪虱，众雏亦附火。想见文字间，都都平丈我。”同一讽刺诗，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五《委巷丛谈》作“曹元宠《题村学堂图》”，“想见文字间”作“想当训诲间”。“都都平丈我”，是“郁郁乎文哉”的误读。

除了上文说到的南齐卞彬有《蚤虱赋序》外，唐代诗人李商隐也曾经作《虱赋》：“亦气而孕，亦卵而成。晨凫露鹤，不知其生。汝职惟啮，而不善啮。回臭而多，跖香而绝。”（《李义山文集笺注》卷一○）唐人陆龟蒙《笠泽藂书》卷一《后虱赋并序》竟然有回应文字：“余读玉溪生《虱赋》有就颜避跖之叹，似未知虱，作《后虱赋》以矫之：衣缁守白，发华守黑。不为物迁，是有常德。小人趋时，必变颜色。弃瘠涵腴，乃虱之贼。”所谓“作《后虱赋》以矫之”，《甫里集》卷一四作“赋以矫之”。从两位文学大家的赋作，只是借“虱”作寓言，从字面上好像看不出对这种寄生虫有多么特别的厌恶。


《太平广记》卷一三八引录《南楚新闻》中的一则故事，说显族高官竟然有以“虱”为名而得富贵者：“唐司空李蠙始名虬，赴举之秋，偶自题名于屋壁。经宵，忽覩名上为人添一画，乃成‘虱’字矣。蠙曰：‘虱者，蠙也。’遂改名‘蠙’。明年果登第。”《宋史·艺文志五》可见“陈善《扪虱新话》八卷”，与吴曾的名著“《能改斋漫录》十三卷”并列。沈括《梦溪笔谈》卷九《人事一》说“石曼卿喜豪饮”，生性“狂纵”，“廨后为一庵，常卧其间，名之曰‘扪虱庵’，未尝不醉。”《剡溪野语》也说：“石曼卿于廨后自作一庵，常醉卧其间。名其轩曰‘扪虱’。”（《说郛》卷三一上）


时人论事亦有以“扪虱”为喻者。如陈思撰《书苑菁华》卷一一《书论上·后汉赵壹非草书说》：“夫务内者必阙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扪虱，不暇见天。天地至大而不见者，才锐精于虮虱乃不暇焉。”人们总结书法艺术史，不能省略这段借用“虱”发表的意见。《鹤林玉露》卷一四说到“徐渊子诗”：“渊子词清雅。余尤爱其《夜泊庐山词》，云：‘风紧浪花生，蛟吼鼍鸣。家人睡着怕人惊，只有一翁扪虱坐，依约三更，雪又打残灯，欲暗还明。有谁知我此时情，独对梅花倾一盏，又诗成。’”直言“扪虱”的辞句依然得到“清雅”评断，也可以说明当时文人情趣。宋人高似孙撰《纬略》卷四说到唐代已经出现以“扪虱”为主题的画作《扪虱图》：“《扪虱图》，唐人笔也。笔如丝缕，意度精到。扪虱乃王猛隐华山，桓温入关，猛披褐谒之，一面谈当代事，扪虱而言，傍若无人。”在说明文字中又列举了赵仲让、顾和、邢子才“扪虱”故事。

宋人许叔微《类证普济本事方》卷八说到这样一个病例：“戊申正月，有一武臣，为寇所执，置舟中横板下，数日得脱。乘饥恣食，良久解衣扪虱，次日遂作伤寒。”似乎人们稍解饥渴之苦，就会感觉到这种小动物在身上是怎样的不舒服，遂有“解衣扪虱”行为。宋人释文珦《炙背》：“山居人不到，独坐快扪虱”（《濳山集》卷四），一个“快”字形容了“扪虱”时精神的愉悦。明代学者胡应麟介绍《百家异苑》一书，谓“作劳经史之暇，辄一披阅，当抵掌扪虱之欢。”（《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也说“扪虱”是一件相当快活的事。明人叶盛《西斋亦元僧其谢事檇李归和陶归去来辞》写道：“但含毫于草泽，徒洒泪于烟波。寄扪虱之远韵，续饭牛之高歌。”（《水东日记》卷二○）所谓“寄扪虱之远韵”，“远韵”二字，颇足深思。而“扪虱”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与隱逸生活密切联系起来的形体语言，也是值得重视的事实。


也许是由于寻常生活中与虱的特殊关系，使得有人对这种寄生动物竟然有特殊的态度。《南齐书·孝义列传·江泌》说，“（江泌）性行仁义，衣弊，恐虱饥死，乃复取置衣中。数日间，终身无复虱。”《建康实录》卷一六《齐下·江泌传》的记述可能更为完整：“江泌……性行仁义，衣弊虱多，以绵裹置壁上，恐虱饥死，乃复置衣中。”唐人郑綮《开天传信记》说，无畏三藏往依宣律师，“无畏饮酒食肉，言行粗易，律师不悦，尝令宿于户外。律师中夜扪虱投床下，无畏即呼曰：‘扑杀佛子！’律师异之。”（宋曾慥《类说》卷六）


据《清异志》，“扬州苏隐夜卧，闻被下有数人齐念《阿房宫赋》，声急而小，急开被视之，无他物，惟得虱十余，其大如豆。杀之即止。”（《格镜致原》卷九七）群虱齐诵《阿房宫赋》，自然是奇谈。而幻觉之所以产生，也应当有相应的心理背景。

正如《宋书·索虏传》所见若库辰树兰所说：“蚤虱疥癣，虽为小痾，令人终岁不安。”又如陶安《书事三十韵》：“对客扪虱谈，痒多翻成苦”（《石仓历代诗选》卷二八一）“虱”的骚扰，常常使人苦不堪言。人与“虱”的战争是持久的。攻防的手段有药物等方式。《蟫史》说：“虱最忌水银、银朱。以二物熏之绝迹。”《本草纲目》卷一六也说到“辟除蚤虱”之法：“天茄叶铺于席上，次日尽死。”


但是最常用的除虱形式是手除。《太平御览》卷九五一引《三国典略》曰：“梁刘悫常有飞书谤毁，梁主怒曰：刘悫似衣中虱，必须掐之。”“掐之”，是相当普及的形式。然而又多见放在口中咬嚼的情形。《汉书·王莽传中》：“校尉韩威进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虏，无异口中蚤虱。”《齐东野语》卷一七有“嚼虱”条，其中写道：“余负日茅檐，分渔樵半席。时见山翁野媪，扪身得虱，则致之口中，若将甘心焉。意甚恶之。然揆之于古，亦有说焉。应侯谓秦王曰：‘得宛，临流阳夏，断河内，临东阳，邯郸犹口中虱。’王莽校尉韩威曰：‘以新室之威而呑胡虏，无异口中蚤虱。’陈思王著论亦曰：‘得虱者，莫不劘之齿牙，为害身也。’三人者，皆当时贵人，其言乃尔，则野老嚼虱，盖自有典故。可发一笑。”《太平御览》卷九五一引杨伟《时务论》曰：“夫清八荒者，不咀虮虱也。”看来阿Q和王胡们捉到虱子“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这种被有些人们“意甚恶之”的动作，竟然也有久远的传统。

《汉语大词典》对“虱子”的解释是：“哺乳动物的体外寄生虫。浅黄色或灰黑色，有短毛，头小，无翅，腹部大，刺吸式口器。常寄生在人畜身体上，吸食血液。寄生在人体上的有头虱、体虱、阴虱等，能传染斑疹伤寒和回归热等疾病。”《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写道：“虱louse，寄生在鸟类和哺乳类身上的虱目Phthiraptera无翅小昆虫。3000多种。”“虱体多毛，扁平，触角短，眼小或无眼，爪发达，用于攀附宿主身上。”“虱病因不讲卫生而得。人身上有虱寄生则皮肤搔痒，虱还是回归热、战壕热和斑疹伤寒等危险疾病的媒介。”“虱数量少时使宿主烦躁不安、失眠和食欲不振，数量多时可因失血而致贫血。”


中国古人对“虱”，相当早就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韩非子·说林下》：“三虱相与讼，一虱过之，曰：‘讼者奚说？’三虱曰：‘争肥饶之地。’”“虱”成为寓言主角，反映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这种寄生虫的活跃。《焦氏易林·萃之大过》：“乱头多忧，搔虱生愁。”《说文解字》：“虱，啮人虫。”“虮，虱子也。”都体现了人们对“虱”的早期知识。

名士“扪虱”故事，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场次十分频繁的文化演出。不仅在古代文献中出现密度十分大，由先秦至于清代，也成了历史舞台上的一种保留节目。有意思的是，我们竟然还可以看到名士“扪虱”故事的现代版。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关于他访问人民革命领袖毛泽东的记录中，就有值得注意的情节。斯诺写道：“毛泽东的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两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湿润的。在那次暴动中他的省里有几个饥饿的农民因到衙门要粮而被砍了头。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


关于毛泽东的性格，斯诺又有具体的描述。他写道：“然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思想，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帕累托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帕累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帕累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前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非常热，毛泽东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20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如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16页至第118页）


这段文字，见于董乐山译本，而在《西行漫记》有的版本中却被删除了。毛泽东“扪虱”行为的细节，体现出他作为革命家的个性，也隐约透露出古代名士们率直质朴性情的影子。按照斯诺的表述，是“随便的习惯”和“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的品性。而中国革命斗争环境的艰苦，也与“帕累托”们经历的完全不同。

顺便应当说明，斯诺所说到的西方进步学者“帕累托”，董乐山译注：“一译博洽德（1848-1923），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通俗资本论》的作者。”（第116页）今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帕累托Pareto,Vilfredo（1848.7.15-1923.8.20）”条说到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课本》（1896-1897）、《政治经济学教材》（1906）和《社会学通论》（1916），没有提到《通俗资本论》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