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长乐夜未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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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也是类似的情况，如果没有强大的宗王势力存在，吕产、吕禄万一想要自立为帝的话谁能阻止他们？那些和刘邦一起打天下，深知刘邦底细的勋贵们凭什么尊重刘氏乖乖臣服呢？就算他们本人铁了心忠于刘邦，你敢保证他们的子孙也一定代代忠于刘邦的子孙？朱元璋也是类似的情况，自然不敢不封建同姓了。

西晋罢州郡武备与封建制度
陈寅恪

(一〉从州郡领兵到罢州郡兵


州郡领兵与罢兵，在魏末晋初，与封建制度的实行与否，关系密切。《三国志，魏志》一五《司马朗传》 记述了州郡领兵的由来，其言云：
"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 搜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 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又以为宜复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 后，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议虽未施行，然州郡领兵，朗本意也。"


可见魏末晋初之所以实行州郡领兵，是因为五等之制未复。后来，晋武帝分封诸王，州郡领兵的制度便失去 了依据。只是因为孙吴未平，才暂时保留。

罢州郡武备与行封建制度，是西晋政治上的两件大事，影响至巨。这里先说罢州郡武备。 《世说新语，识鉴类》刘注：
"涛居魏晋之间，无所标明，尝与尚书卢钦言及用兵 本意。武帝曰：'山少傅名言也。'"（引《名士传》）
"咸宁中，吴既平，上将为桃林、华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于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 小郡五十人。时京师犹讲武，山涛因论孙吴用兵本意。涛 为人常简畎，盖以为国者不可以忘战，故及之。"又云： "永宁之后，诸王构祸，狡虏起，皆如涛言。"（引《竹林 七贤论》》


《名士传》谓山涛与卢钦言及用兵本意，在做少傅时。 武帝称之为"山少傅名言"。《竹林七贤论》则谓平吴、 罢州郡兵以后，京师《洛阳）犹讲武，山涛因而论及孙 吴用兵本意。他以为：为国者不可以忘战，现在把州郡 兵都罢除了，一旦发生战乱，就不好收拾。惠帝永宁以 后，八王之乱等战祸果然接踵而起，应了山涛的话。

这 里有一个山涛的话，说于何时的问题。


《名士传》和《竹林七贤论》所记的事相似，但时间 不同。《名士传》所记是平吴前的事。《晋书》三《武帝 纪》记讲武、平吴与山涛卒年云：
"泰始九年（公元二七三年）十一月丁酉，临宣武现，大阅诸军，甲辰乃罢。
《泰始》十年十一月庚午，帝临宣武观，大阅渚军。
咸宁元年（公元二七五年）十一月癸亥，大阅于宣武观，至于己已。

(咸宁三年十一月丙戌，帝临宣武观，大阅，至于壬辰。
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三月壬申，孙皓降。
【太康）四年正月戊午，司徒山涛


又《晋书》四三《山涛传》记山涛任少傅及转迁吋间云；
"咸宁初，转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除尚书仆射，加 侍中，领吏部。太康初，迁右仆射，加光禄大夫.侍中，掌选如故。"


奉始、咸宁年间，晋武帝的讲武，正是为了太康元年对孙吴的用兵。而孙吴平定以后，晋武帝以为天下为一， 诸州无事，于是罢州郡兵，以示天下大安。《武帝纪》在太康元年平吴后，未再记载阅兵讲武之事。山涛虽死 于太康四年，即吴平后三年，然而山涛所论"用兵本 意"，被武帝称之为"山少傅名言"《见上引《名士传》〉， 而山涛任少傅，据《山涛传》,是在咸宁初。到太康元年平吴之前，他已不是少傅，而是右仆射了 。如果山涛的话是在平吴、罢兵以后说的，武帝就应说是"山仆射名言"，而不会说是"山少傅名言"。

尤有进者，据《名士传》，山涛是"与尚书卢欽言及 用兵本意"（注意"用"字前无"孙吴"二字。而《晋书》 四四《卢钦传》记卢钦为尚书及卒年云：
"人为尚书仆射，咸宁四年卒。"



咸宁四年为公元二七八年，平吴前二年。这年卢钦既死，自不可能在平吴、罢州郡兵之后，与山涛言及用兵 本意。《山涛传》记吴平后卢钦仍然存在，显然错了。


山涛以咸宁初为少傅，卢钦卒于咸宁四年，武帝谓山涛与卢钦所论用兵本意，为"山少傅名言"。将这 数者综合起来看，可知《名士传》所记山涛之论，是在平吴之前咸宁年间所说。

《竹林七贤论》则谓山涛的话，为平吴、罢州郡兵 以后所说，"用兵本意"之前，有"孙吴"二字。论中未提 及卢钛，亦未提及武帝所云"山少傅名言"。《晋书》四 三《山涛传》将《名士传》和《竹林七贤论》所记合而为 一，既置山涛之论于罢州郡兵后，又谓此论系与卢钦所谈。其言云：
"吴平之后，帝沼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尝讲武于宣武 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其论甚稍。于时咸以涛不学孙吴，而暗 与之合。帝称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宁之 后，屡有变难，寇贼焱起，郡国皆以无备不能制，天下遂 以大乱，如涛言焉。"


这显然错了。《卢钦传》记卢钦死于咸宁四年，而此传却说吴平之后，卢钦犹存；《名士传》记武帝的话为"山少傳名言"，而此传记武帝的话，却易为"天下名言"。矛盾显而易见。

《资治通鉴》八一《晋纪》在武帝太康元年末记载 此事，采用的是《竹林七贤论》的说法。其言云：
"诏曰：昔自汉末，四海分崩，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 马。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剌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 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此诏全文 见刘昭《续汉书百官志注》引。）……仆射山涛亦言'不宜 去州郡武备'。《胡注引《考异》曰：《涛传》云"与卢钛论 之"。按钦，咸宁四年三月已卒。》帝不听。及永宁以后，盗 賊群起，州郡无备，子能禽制，天下遂大乱，如涛所言。"


司马光是谨慎的，没有用《晋书，山涛传》的记述。但 《名士传》所记，无可否认。山涛应讲过两次，第一次在 平旲前，即在咸宁初年为少傅之时。因为有见于晋武 帝阅军讲武，不忘平旲，故与卢钦言及"为国者不可以 忘战"。此话符合武帝讲武本意，所以，武帝称之为"山少傅名言"。平吴之后，武帝罢去了州郡兵，因为京师还在讲武，山涛借此又论及"孙吴用兵本意"。意为当年讲武，目的在用兵于孙吴。孙吴虽平，不能以为天下就此大安。为国者始终不可以忘战，州郡武备不宜罢 除。然而，武帝这次不听了。武帝不听是有原因的，他已经封了许多王国，王国是有武备的。

罢州郡兵不是全罢。《晋书》五七《陶璜传》略云：
"吴既平，普减州郡兵，璜上言曰：'臣（在交州）所统之卒，本七千余人。南土温湿，多有气毒，加！？年征讨，死 亡减耗，其见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未宜约损，以示单虚。'从之。"


陶璜为交州牧，他上言州兵未宜约损，提及的州，除交州外，尚有广州及宁州的兴古。这些州的州兵是未罢除的。人数可以注意，陶璜所率交州兵原为七千余人， 现存才二千四百余人。这仅及封国中次国的军队人 数。

(二）分封诸王

在平吴之前，晋武帝已经把分封制度付之实行。 《三国志，魏志》四《陈留王奂传》云：
"咸熙元年（公元二六四年）五月庚申，相国晋王（司 马炎）奏复五等爵。"


司马朗说的"今虽五等未可复"，现在恢复了。这是魏末司马炎做晋王时候的事。


与"复五等爵"有关的人物是裴秀。《晋书》三五 《裴秀传》略云：
"裴秀，河东闻喜人也。祖茂，汉尚书令。父潜，魏尚书令。渡辽将军併丘俭尝荐秀于大将军曹爽，曰：(秀） 孝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魏咸熙初，厘革宪司，时 荀觊定礼仪，贾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议立五等之 爵，自骑督已上六百余人皆封。武帝既即王位，拜尚书 令、右光禄大夫，与御史大夫王沈、卫将军贾充俱开府， 加给事中。秀僑学洽闻，且留心政事，当掸代之际，总纳 言之要，其所裁当，礼无违者。"


据此可知裴秀是"复五等爵"的设计者与主持者。在他提议下，"自骑督巳上六百余人皆封"。


裴氏是河东郡的世家大族。裴秀之父魏尚书令裴 潜，在《三国志，魏志》中有传（卷二三）。此传裴注引 《魏略》说到裴秀之祖裴茂，其言云：
"潜世为著姓，父茂，仕灵帝时，历县令、郡守、尚书。 建安初，以奉使率导关中诸将讨李傕有功，封列侯。潜少不修细行，由此为父所不礼。"


《魏略》继续说到后来裴潜"折节仕进，虽多所更历，清省恪然。…一其家教上 下相奉，事有似于石奋。其履检校度，自魏兴少能及者。"


裴秀主持"复五等爵''，与他的阶级出身一世族，与 他的"家教上下相奉"，都很协调。他可说是晋武帝周 围主张恢复封建制度的人物的代表。

《裴养传》说到司马炎封晋王，裴秀为尚书令、右光禄大夫，"与御史大夫王沈、卫将军贾充俱开府"。这说明裴秀、王沈、贾充是司马炎手下三个最得力的人 物。贾充事迹在前篇《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中已经 述及。


关于王沈，据《晋书》三九《王沈传》云：
"王沈，太原晋阳人也。祖柔，汉匈奴中郎将。父机， 魏东郡太守。沈少孤，养于叔司徒昶，事昶如父，奉继母、 寡嫂，以孝义称。好书，善属文。时瑰高贵乡公好学有文 才，引沈及裴秀数于东堂讲籙属文，号沈为'文鎔先生'， 秀为"僳林文人'。及髙贵乡公将攻文帝（司马昭〉，召沈 及王业告之，沈、业驰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户。沈既不忠于主，甚为众论所非。沈以才望名显当世，是以创 业之事，羊祜、荀勖、裴秀、贾充等皆与沈谘谋焉。"


太原王氏为东汉形成的世家大族之一，与琅邪王氏名。王沈少以孝义著称，在朝为官，与裴秀同以文才为高贵乡公所赏识。然而，在政治上，他与裴秀都站在司马氏一边。高贵乡公要杀司马昭，把计谋告诉了他和王业，他和王业竟走告司马昭。西晋创业，杀高贵乡公是关键性的一著，此著王沈、贾充立了大功。

《晋书》四〇《贾充传》云-
"泰始中人为充等谣曰：'贾、裴、王，乱纪纲；王、裴、 贾，济天下/言亡魏而成晋也。"


贾充、裴秀、王沈是"亡魏成晋"的主要人物。但是对西 晋来说，这三人的功迹并不相同。裴秀的功迹主要在复五等爵上。


《晋书》一四《地理志上》具体记载了裴秀建立的"五等之制"，其言云：
"晋文帝为晋王，命裴秀等建立五等之制，惟安平郡公孚邑万户，制度如魏诸王。其余县公邑千八百户，地方 七十五里；大国侯邑千六百户，地方七十里；次国侯邑千 四百户，地方六十五里；大国伯邑千二百户，地方六十 里；次国伯邑千户，地方五十五里；大国子邑八百户，地 方五十里；次国子邑六百户，地方四十五里；男邑四百 户，地方西十里。"


裴秀所建五等之制，邑万户的只有安平郡公司马孚一 人。他虽然是公，制度如魏诸王。即以郡〈安平）为国。 其余的公称"县公"，即以县为国。侯以下所谓"侯邑"、 "伯邑''、"子邑"、"男邑"，地方、户数又在县公以下了。

五等之制是在魏元帝咸熙元年恢复，第二年，司 马炎度魏元帝，自己做了皇帝，改元泰始。此年分封渚 王。《晋书，地理志上》续云：
"武帝泰始元年（公元二六五年），封诸王，以郡为 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 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 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国。罢五等之制。公、侯邑万户以上 为大国，五千户以上为次国，不满五千户为小国。"


泰始元年的封王，改变了上年以"五等之制"为内容的封建制度，所谓"罢五等之制"是也。新制封国实际只 有王、公、侯三等，伯、子、男在支庶以土推恩受封中，才可见到。新制所封主要是同姓王，异姓不能封王而 只能封郡公、郡侯。而旧制是骑督以上皆封。新制规定了大、中、小王国的军队数额，郡公制度如小国王。新 制是"以郡为国"。亦有县王，制度如郡侯。


这在《晋书》二四《职官志》中写得较详。其言云：
"有司奏，从诸王公更制户邑，皆中尉领兵。其平原、汝南、琅邪、扶风、齐为大国，梁、赵、乐安、燕、安平、义阳 为次国，其余为小国，皆制所近县益满万户。又为郡公制 度如小国王，亦中尉领兵。都侯如不满五千户王，置一军 —千一百人，亦中尉领之。于时，唯特增鲁公国户邑，追 进封故司空博陵公王沈为郡公，钜平侯羊祜为南城郡 侯。又南宫王丞、随王万各于泰始中封为县王。邑千户， 至是改正县王增邑为三千户，制度如郡侯，亦置一军。自 此非皇子不得为王，而诸王之支庶皆皇家之近属至牵， 亦各以土推恩受封。其大国、次国始封王之支子为公，承 封王之支子为侯，继承封王之支子为伯。小国五千户已 上，始封王之支子为子，不满五千户始封王之支子及始 封公侯之支子皆为男，非此皆不得封。……伯、子、男以 下各有差而不置军。"


新制就以郡为国来说，与东汉郡国志下所谓"国" 并无区别。但新制规定了王、公、侯国的领兵制度，以 王国而论，大国兵五千人，次国兵三千人，小国也有一 千五百人。郡公领兵如小国，一千五百人。郡侯兵一千 一百人。县王领兵如郡侯，一千一百人。而陶璜为交州牧，有兵为二千四百二十人。两相比较，封国的军队是不少的。

太康元年平吴后，晋武帝罢去州郡兵，而封国的军队仍存。晋所封王国，大国有五，次国有六，加上小国，国数虽然远不及郡县为多，但州郡兵既已罢除，封国的军队就是一支支不小的力量。泰始元年初封诸王时，"王不之国"咸宁三年，因卫将军杨珧与中书监荀勖之言，才派遣诸王到自己的封国中去。不去的"大国置守土百人，次国八十人，小国六十人"。《《晋书，职 官志》〉


太康十年，刘颂上疏谈到国容、军容的问题。《晋 书》四六《刘颂传》略云：
"除淮南相，颂上疏曰：'今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诸侯，而君践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同郎 县，无成国之制故也。今虽一国周环近将千里，然力实 寡，不足以奉国典。宜令诸王国容少而军容多。然于古典 所应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须，宜渐而备之，不得顿设也。"'（案《通鉴》系刘頌上琉事于太康十年末）


刘顷认为晋武帝的分封"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国 虽大到"周环近将千里"，而"臣耻其位，莫有安志"。他 所谓"无成国之制"，指军事实力寡弱。他以为如果要 使封王都能安其志，守其国，便"宜令国容少而军容多"，增加诸王的军事实力。又以为"宜渐而备之，不得顿设"。刘颂的话，反映了西晋统治阶级的一种逐步恢复古代封国制度（刘颂所谓"古典"、"古之诸侯"）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