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温玉春文章
冀州，位居正中。文献中言之较多，如《楚辞·离骚》曰：“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曰：“冀，九州中，谓今四海之内。”但均未指出具体所在。我们只能根据其它材料做一估计。
现在所知最早与冀州结下关系的恐怕就是黄帝和蚩尤了。《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使应龙攻之冀州之野，……遂杀蚩尤。”《逸周书·尝麦解》：“蚩尤乃逐（赤）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其它有关黄帝战蚩尤的材料还有，《初学记》卷九引《归藏·启筮》：“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盐铁论·结和》：“黄帝战涿鹿，杀两皞、蚩尤而为帝。”
赤帝即炎帝，又号大庭氏，在今曲阜市附近。空桑即穷桑，《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杜预注：“穷桑，少皞之号也。……穷桑地在鲁北。”穷桑很可能就是宁阳县与曲阜、泗水两县交界处的小山脉。黄帝所居，即轩辕之丘，《山海经·海外西经》曰：“轩辕之国在（此）[其北]，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一曰]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一曰]在轩辕国北。”既曰“不敢西射”，则轩辕丘当在穷山西，“一曰”者并不可靠。穷山即穷桑，地在“鲁北”，可见轩辕之丘当在曲阜西北。《吕氏春秋·慎大览·慎大》曰：“封黄帝之后于铸。”铸后为蛇丘县治，在今泰安市西南夏张镇南故县村，正在曲阜西北。既封其后于此，可能此即古轩辕之丘所在，至少不会太远。涿鹿即蜀禄、烛龙、九淖，为古蜀族。《左传·宣公十八年》曰：“楚于是乎有蜀之役。”杜预注：“蜀，鲁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在今泰安市西。可见这里远古确有蜀族。又《山海经·大荒北经》曰：“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是谓烛龙。”章尾（yǐ）山即钟山，又名舂山、东山。笔者曾据《穆天子传》推证该山很可能即今蒙山山脉的主峰龟蒙顶。若果如此，则古蜀族当原在平邑县东北一带。

冀，金文作“B”正象双角鬼脸人形。中国古有崇鬼风俗，冀州当即鬼州之意。梁《述异记》卷上曰：“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首？]，四目六手。……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正是鬼的形象。蚩尤被杀于冀州，看来应是被杀于他的老巢。赤帝、黄帝、穷桑、涿鹿既然都在汶泗上源，由此分析，蚩尤、冀州也应在汶泗上源范围之内。《述异记》又曰：“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山东地区蚩尤遗迹很多，并且也有蚩尤戏，据马德怀先生说：“早年山东泗水县民间保存了此项传统。”也可为证。
再具体说来，笔者曾据《穆天子传》推证洋水很可能就是流穿今新泰市境内的今柴汶河，为汶河的支流之一。关于柴汶河，学界有一定争议。依《水经·汶水注》，古柴汶河原名淄水，因流经柴县故城（今新泰市柴城村）北而“世谓之柴汶河”，但其源头并非今东周河，而是今羊流河。《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曰：“成人伐齐师之饮马于淄者，”成在今宁阳县东北90里，足证古柴汶河确名淄水，郦说当有所据。至于今东周河，《水经·洙水注》则以之为古洙水之源，西南流入泗水。但是今东周河与泗水之间隔有关山，不可能相通，也就是说今东周河不可能是古洙水的上源，而只能向西流注淄水（古柴汶河）。郦道元必是失察。至于《山东通志》言洙水之源在关山，且言小汶河（即今东周河）约在元明时汇夺淄水，那汇夺之前小汶河又流向哪里呢？总不至于自淤成渊吧？所以小汶河当自古就是淄水的一条支流，其名可能曾是洋水。《归藏·启筮》曰：“蚩尤……出自羊水，”如果羊水就是洋水，蚩尤又在汶泗上源范围之内，则羊水只能是以今东周河为源的今柴汶河，蚩尤只能在今新泰市境内。这是很有可能的。若果如此，冀州之地也就在今新泰市境内。

换个角度说，《汉书·地理志上》河东郡平阳县条应劭注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广弘明集·对傅奕废佛僧事》引古本《纪年》曰：“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由此可知，尧都平阳应无问题。那平阳又在哪里呢？查阅文献，古名平阳者共有四处：一在山西，《左传·昭公廿八年》：“赵朝为平阳大夫，”《水经·汾水注》引古本《纪年》曰：“晋烈公元年，韩武子都平阳。”今临汾市治；一在河南，《左传·哀公十六年》曰：“卫侯饮孔悝酒于平阳，”今滑县东南；两在山东，《春秋·宣公八年》曰：“城平阳。”今新泰市治；《左传·哀公廿七年》：“越子使后庸来聘，……盟于平阳。”杜注：“西平阳。”《水经·泗水注》引古本《纪年》曰：“梁惠成王二十九年，齐田肸及宋人伐我东鄙，围平阳。”今邹城市治。
尧在河南并无证据，所以滑县之平阳为尧都的可能性很小，基本可以排除。尧在山东的证据则较多，因而新泰、邹城两处之平阳有一处为尧都是有可能的。进一步说，顾祖禹评论泰安州的形势曰：“州北阻泰山，南临汶水，介齐鲁之间，为中枢之地。山东形胜，莫若泰山；泰山之形胜，萃于泰安。由此纵横四出，扫定三齐，岂非建瓴之势哉！”而这种“介齐鲁之间，为中枢之地”的形势在泰安州中尤其体现在新泰县（现设市）。据考古学研究，山东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海岱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乃是鲁中南山地及其周围一带，新泰正处于该范围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尧虽然可能起于今菏泽地区，但设都于新泰一带，居中以驭四方却是极有可能的。就此而言，僻处西南的邹城是无法相比的，也就是说，如果尧在山东的话，其都平阳最大的可能是在新泰。尧在山西证据也较多，临汾之平阳为尧都虽不能完全肯定，但也无法完全否定。但既然尧在山东比在山西的可能性更大，证据也更多，那尧都平阳之在新泰也就比在临汾更具可能。综而言之，新泰的平阳最有可能是尧都。《左传·哀公六年》孔子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陶唐即尧的氏族，其在冀州既明，而都邑平阳最可能在新泰，也就是说古冀州最有可能是在今新泰市境内。

明白了这一点，《河图》派九州的分布十分均匀、冀州被称为“正中”的原因就好理解了。《河图》派九州说也就并非无稽之谈了。后来，据《孟子·万章上》说：“舜……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曰：“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可知，舜、禹皆可能都于尧都平阳，皆可能都于今新泰市境内。今市西有禹村镇，历史悠久，为这种可能又提供了一条佐证。为什么要这样呢？当然是与新泰的地理形势（正中）有关了。近来学界已达成共识，周代所封夏后之杞曾长期居于今新泰境内。为什么会如此呢？恐怕是与禹可能都此有关！
到了战国时期，由于疆域的扩大、对古史的遗忘，人们已经很难读懂实际保存了历史真相的《河图》派九州说了。于是便依据当时中国的版图来误读和改写它们，从而产生了《周礼》派九州说。甚至我们还可根据《周礼》派各家所保存的原貌的多少（如正东、正北、正西、正南、东南、东北等以方向定位置的词语）来大体判断其产生时间的早晚，即可能《周礼》最早、《吕氏春秋》其次、《禹贡》再次、《尔雅》最后。后来，邹衍又提出大小九州说，“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这恐怕就是邹衍既见两种“九州”说而又不能解其乖异，遂折中而言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