颛顼——鸱鸮黥面太阳神。但颛顼并不是太阳神的音记，而是太阳神的“形”记。首先，这两个字的组成都有部首“页”。在汉字中，“页”是表示人的头脸。《说文》：“页，头也。”虽然对颛顼的解释各种各样，但所有的解释最终归纳的看法却是：“总之与头部的异征有关。颛顼之得名肯定与头形有关。”其次，颛顼的头形到底是何等模样，却是一个颇费功夫的寻找。在比较各家的意见之后，笔者认为较为合理的，应当是周清泉先生所持的观点。他认为，颛顼是黥额，“黥额”是东夷人成童的一种变形巫礼仪式。《太卜》郑注云：“‘玉兆’帝颛顼之兆”，即指额上黥有“玉兆”．也就是脸上黥有玉的裂纹状纹样。

丁山先生说，颛顼、尧、舜、俊“其实都是高祖夔一名的分化”，而高祖夔的原型是鸱鸮（猫头鹰），是太阳神的生命意象。喾“自言其名曰鵕”，《大戴礼．五帝德》：“鼓亦化为鵕鸟，其状如鸱。”既然喾即“鼓”，俱状如“鸱”，那么，高祖夔、舜、颛顼、喾，其原型皆为鸱鸮无疑。如果我们将此种考证与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的鸮形拟人黥面像两相对照，就不难看出它与前述的颛顼玉兆通渠之像的特征十分吻合（见图1），应当就是东夷人的祖神——颛顼的形象。



既然颛顼是太阳神的黥面形式，而在他的老家辽河流域发现的黥面太阳神像也应当是颛顼神像（见图2）。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太阳神面像旁边也有与连云港岩画一样的钨面像。鸱鸮是商族高祖“夔”太阳神的原型和图腾。但这里的高祖夔是以鸦面形式出现的，而颛顼则不过是以鸱鸮黥面像的形式出现的太阳神罢了。黥面纹是成童巫礼仪式的标志，因此颛顼也称“孺帝”。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在甘肃礼县西垂秦墓中出土的8件鸱鸮金饰片（高52厘米，宽32厘米），它是用来装饰秦王棺椁的。如此隆重的装饰非图腾主神莫属。这鸱鸦（猫头鹰）也正是东夷族人所共同崇拜的太阳神夔和颛顼的象征。

论殷商民族的鸱鸮崇拜及其历史演化马银琴
一 引子

在1999年撰写博士论文时，为考证《诗经·豳风·鸱鸮》一诗的时代，我曾讨论过玄鸟与鸱鸮之间的关系。至前不久，拜读了孙新周先生的《鸱鸮崇拜与华夏历史文明》[1]一文后，感觉有必要对殷商民族的鸱鸮崇拜及其历史演化等问题再做一些讨论。于是重新梳理材料，写成了这篇文章。
鸱鸮，字又作“鸱枭”，或单呼为鸱、鸮（枭），即今世所谓猫头鹰。它是最早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的动物形象之一。《诗经·豳风·鸱鸮》有云：“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把这首诗作为周公的明志之作来看待。但是，对诗中“鸱鸮”之所指，则看法有所不同。《毛传》云：“兴也。鸱鸮，鸋鴂也。无能毁我室者，攻坚之故也。宁亡二子，不可以毁我周室。”郑玄笺《诗》时说：“重言鸱鸮者，将述其意之所欲言，丁宁之也。”以“鸱鸮”为起兴，未指明有实义。魏晋以后，“鸱鸮为恶声之鸟，取之以喻流言者”的说法渐成主流。至元代刘瑾《诗传通释》引彭氏曰：“鸱鸮以比武庚，子以比群叔，室以比王室。”此后，清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鸱鸮取布谷子以化雕，盖古有此说，故《诗》以子喻管、蔡，以鸱鸮喻武庚，以鸱鸮取子喻武庚之诱管、蔡。”这一说法颇能自成其说，因而也多为后人所接受。但是，当越来越多地鸱鸮形象被考古工作者从殷商时代的墓葬以及作为商人祖先的东夷民族的文化遗址中发现时，鸱鸮与武庚的关系便不再是传统的比兴说所解释的那么简单了，学者们开始普遍地把鸱鸮与殷商民族的图腾崇拜联系起来。
从相关的史籍记载可以知道，作为东夷鸟图腾部落的一个分支，殷商民族一直是以玄鸟的子孙自居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祖先诞生神话映射出了殷商民族自己的图腾信仰——玄鸟。在很长的历史阶段，玄鸟的自然身份都被它的神性始祖身份所掩盖，直到《吕氏春秋》中，它才以燕子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此后，玄鸟便被确认为燕子而一传再传，历代学者从不同角度做出的解释使玄鸟燕子说成为一种无需加以论证的“事实”。然而，近代以来考古学的发展却使这一传自秦汉的古老说法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假若“降而生商”的“玄鸟”就是燕子，那么燕子作为商民族的图腾受到崇拜，也必然在殷商时代的礼器中得到反映。但事实恰恰相反，在殷商时代的墓葬中根本看不见燕子的踪迹。基于考古学的挑战，学者们在怀疑玄鸟燕子说的可靠性的同时，开始把玄鸟与另一种频频出现于殷商时代墓葬的鸟类——鹰鸮联系起来。早在八十年代，王大有就已经把属挚鸟类的神鸟“踆乌，即日中三足乌”当作玄鸟了[2]。业师王小盾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如在《鸡彝和斝彝》中，他说：“玄鸟象征着图腾和母系祖先，其原型是殷人墓葬中随处可见的鸱鸮。”[3]。假若鸱鸮果真就是传说中“降而生商”的鸱鸮，在图腾文化仍有相当影响力的西周初年，以武庚为首领的殷商遗民被周人直称为“鸱鸮”，作为图腾文化的一种典型体现方式，其合理性是无需论证和多加解释的。那么，这种说法到底能不能成立呢？如果商人所谓的玄鸟确是鸱鸮，到秦汉时代燕子又如何能取代鸱鸮而成为“降而生商”的殷商民族诞生神话中的主角呢？探讨这两个问题，是本文写作的目的。

二 玄鸟鸱鸮说的考古学论证

将军崖岩画A组拓片
江苏省连云港市郊西南九公里锦屏山南麓北侧的将军崖岩画，是新石器时代东夷鸟图腾民族的遗迹。岩画分布为三组，“第一组(A组)，在将军崖岩画遗址的西侧，全长4米、高2．8米，以人面和农作物图案为主。第二组(B组)，在将军崖岩画遗迹的南侧，长8米、宽6米，以鸟兽纹、类星象图案为主。第三组(C组)，在将军崖岩画遗迹东侧，是三组画面中最高的一组，以人面夹杂星象图案组成。”[4] 王大有《龙凤文化源流》对其中的鸟形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引述其文如下：
B组B53是一只鸮鸟，该图案特征十分鲜明：两只毛角(耳)，圆目，锐利的嘴。与其成组排列的还有成三角形的三个太阳(B61、B62、B63)，可见鸮鸟与太阳的关系是密切的。
其它各凤鸟形象可以分作四式：
甲式：以鸟喙与目组成高度概括的凤鸟形象，如B97、B96、B76。
乙式：在甲式基础上与人面或人口复合，组合为人凤合一的图象，如B73、B85、B70、C11。
丙式：以B53为代表与人面复合，亦构成人凤合一的图象，如B15、B69、B70、B72、B82、B83、C2l。B83的鸟喙同B53为侧视，而颜面及目则为正视，但B83无“毛耳”，其它鸟喙为倒椎形。丙式凤鸟几乎都有双“毛耳”，当是角鸮的描绘。
丁式：仅B84，已经意象化为“符号”了，不过细加分析便可得知是丙式的演化。圆圈代表人面，中间的“￥”形，“丫”表示鸮耳及喙，“一”表示喙两侧的眼睛，眯成一条线了。
上述四式凤鸟形象，也见于A组。
于是，在将军崖岩画中就构成了一个鸟图腾崇拜的真实王国，而且是以鸮鹰为主的。[5]
将军崖岩画展示了古老东夷民族鸮鹰崇拜的文化内涵，而A组中鸮目与禾穗、人面的组合，则显示了鸱鸮作为农业保护神的意义。以鸱鸮作为农业保护神有着现实的基础和内容，大凡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在庄稼收获的季节，是野鼠最为猖獗的时节。据一位鸟类学家统计，一只老鼠一个夏天要糟踏粮食1千克左右，而鸱鸮，即猫头鹰，则是天生的捕鼠能手，一只猫头鹰一个夏天可捕1000只左右的老鼠。我国有一种常见的猫头鹰是长耳鸮，这种猫头鹰是典型的以捕鼠为生的种类，它们的食物中97%是鼠类。而且，在繁殖季节里，长耳鸮在幼雏没有孵出前就大量捕捉老鼠，贮存起来。有人说长耳鸮嗜鼠成性，因为它们见鼠必杀，尽管有时它们杀死鼠后并不食用。这是现代的鸟类学家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有人说上古时代的人们不一定有现代科学家把猫头鹰当作益鸟的科学认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非常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在上古时代，人们在与自然界的亲密接触中，对存在于周围世界的动植物及其生长、活动规律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积累和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诗经·豳风·七月》有云：“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一段记述十分突出的表现了人们观察生活环境的细致程度。因此，从将军崖岩画中所表现出来的鸱鸮与农业、尤其是收获季节的农业的密切关系推测，古人也许正是了解了鸱鸮捕鼠的习性，所以才把它作为自己的保护神的。而殷代墓葬中频频出现的鸱鸮形象，则十分有力地证明了殷商文化对古老东夷民族鸮鹰崇拜文化的继承。

昭乌达盟石棚山出土陶罐及其纹饰展示图
在1977年内蒙古昭乌达盟石棚山发现的属于新石器时代小河沿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些刻有文字符号的陶器，其中一个陶罐上的一组图案（右图）[6]，这幅图上头部呈三角形的平面展翅倒飞的飞鸟形象使研究者越来越多地把它与“玄鸟生商”的故事联系起来。陆思贤受传统燕子说的影响，以现实生活中只有燕子在捕虫时才有倒飞姿式为理由，把“”释为“燕”，并对此图案的意义做了如下解释：“天穹突然爆炸，打了一个大雷，光芒普照，隆隆之声回旋不绝，掉下了一块莫大的山石，由燕子即玄鸟背负安置在这片田野上；这是天神（帝）命令燕子飞到地面上留下的神物。无疑，这是对于远古时代一次流星或陨石雨的记录，神话化而为‘天命玄鸟’。……石棚山的原始文字可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原始记录。”[7]其实，陆思贤已经指出，“”字“字形作平面展翅倒飞的鸟形，头部呈三角状，形态与红山文化的玉鸟、玉鸮相同。”[8]换句话说，假若此幅图画果然表现的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故事，那么，把图中的“”释作鸱鸮一类的猛禽，不仅与鸱鸮作为图腾形象频频出现于殷商墓葬的图腾崇拜文化精神一脉相承，而且从形体与力量的角度而言，鸱鸮类猛禽更能承担起“背负”的重任，因而更符合原画的内涵。

与此同时，在甲骨文中曾与王亥的“亥”字组合在一起的“萑”字，也表现了殷商文化中崇拜鸱鸮的文化内涵。《说文解字》释“萑”云：“鸱属，从隹从，有毛角，所鸣其民有旤。”康殷《古文字形发微》中的“鸱鸮古文字源流图”（下图）非常直观地标示出了不同的鸱鸮图形演化为萑、雚、瞿等字的过程。查检殷墟甲骨卜辞可知，“萑”多与农业活动有关，如：
貞婦妌年萑 貞不其萑（合集9596）
己未卜貞燎 婦井黍不其萑 貞燎 婦井黍其萑（合集9599）
辛卯卜貞黍萑（合集9602）
貞婦妌田萑 貞婦妌田不其萑（合集9607）
这些卜辞中出現的“萑”，多为“收获”的意思。用“萑”来表示“收获”之义，十分鲜明地表现出了图腾崇拜的文化內涵：萑，即鸱鸮，只有在它被作为保护神而备加崇拜时，它才会成为表示“收获”的代名词。因此，“萑”（“雚”）也常常作为卜问的对象出现在卜辞当中，如：
征受萑佑 (合集7628)
壬子卜萑不受佑 (合集21840)
乙酉雚其遘佑 大吉(合集30828)
辰卜王其遘雚有 (合集30909)
而当人们把“萑（雚）”作为具有神性的对象进行卜问和祭祀时，作为祭祀仪式之一的雚礼也就产生了，如：
其侑于之惟萑用三十（合集30681）
惟萑冊用王受佑（合集30684）
乙巳既雚（合集31053）
在六月乙巳工典其雚（合集38310）
甲骨文中作为祭祀仪式的“雚”，即传世文献中记载的“灌礼”。灌礼，又称祼礼，是祭祀先王的一种礼仪。《礼记·祭统》有云：“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祼。”又《诗·大雅·文王》有云：“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周礼·大宗伯》“以肆、献、祼享先王。”又《典瑞》郑玄注云：“灌，先王祭也。”“周因于殷礼”，周人的灌礼是祭祖仪式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殷人的雚礼也不应例外。可以说，灌祭应是祖先崇拜的一种产物。而灌祭仪式与祖先崇拜的密切关系，使我们不能不对萑（雚）与殷人祖先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种推测。
在殷人的祖先中，除了王亥的形象曾与鸱鸮发生关系之外，还有一位祖先曾以鸱鸮的形象存在过，这就是出现在卜辞当中的“高祖”。“”是一鸟首人身的象形字，王国维初释之为“夋”，后又改释为“夒”，曰：
卜辞有字……此称高祖夒。案卜辞惟王亥称高祖王亥、或高祖亥，大乙称高祖乙，则夒必为殷先祖之最显赫者，以声类永之，盖即帝喾也。帝喾之名，已见《逸周书序》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史记·殷本纪》告作诰，索隐曰：一作俈。案《史记·三代世表》、《封禅书》、《管子·侈靡篇》皆以“俈”为“喾”，伪孔传亦云：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亳，故曰从先王居，若书序之说可信，则帝喾之名已见商初之书矣。诸书作喾或俈者与与夒字声相近，其或作夋者，则又夒字之讹也。《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曰：“帝喾名夋。”《初学记》九引《帝王世纪》曰：“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曰夋。”《太平御览》八十引作“逡”。《史记》正义引作“岌”。“逡”为异文，“岌”则讹字也。《山海经》屡称帝俊（凡十二见），郭璞注于《大荒西经》“帝俊生后稷”下云“俊宜为喾”，余皆以为帝舜之假借。然《大荒东经》曰“帝俊生仲容”，《南经》曰：“帝俊生季厘”，是即《左氏传》之仲熊季狸，所谓高辛氏之才子也。《海内经》曰：“帝俊有子八人实始为歌舞”，即《左氏传》所谓“有才子八人”也，《大荒西经》“帟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又传记所云“帝喾次妃诹訾氏女曰常仪，生帝挚”者也 ，（案《诗·大雅·生民》疏引《大戴礼·帝系篇》曰：“帝喾下妃娵訾之女曰常仪，生挚。”《家语》《世本》其文亦然，《檀弓》正义引同而作娵氏之女曰常宜，然今本《大戴礼》及《艺文类聚》十五，《太平御览》一百三十五所引《世本》，但云“次妃曰娵訾氏，产帝挚”而无“曰常仪”三字，以上文“有邰氏之女曰姜嫄”，“有娀氏之女曰简狄”，例当有“曰常仪”三字）三占从二，知郭璞以帝俊为帝舜不如皇甫以夋为帝喾名之当矣。《祭法》“殷人禘喾。”《鲁语》作“殷人禘舜。”“舜”亦当作“夋”，喾为契父，为商人所自出之帝，故商人禘之，卜辞称高祖夒，乃与王亥、大乙同称，疑非喾不足以当之矣。[9]
孙作云对王国维把“”释为“夒”，而以“夋”为“夒字之讹”一说提出了异议，他说：

夒即夔，夔即夏字，夏为简体，夒夔则其复体，夒与夔之别一有角，一无角（角则图腾装饰），具揆其字形与卜辞之不同，为鸟喙，非首字，殷人以玄鸟为图腾，其高祖之神室或神像特作鸟喙人身之形者，正犹秦之先祖鸟俗氏“鸟身人言（首）”，亦犹秦穆公于祖庙中所见鸟身素服之句芒神。然则，此高祖仍应释为高祖夋，高祖夋或即鵕鸟（帝俊、帝舜）之像欤？[10]
“”的鸟首人身形状突出了其作为东夷鸟图腾民族的始祖身份，在汉字形体的演变过程中，“夋”字本身所具有的鸟图腾内涵因其字形的变异而渐趋隐微，其原始的意义则被后起之字“鵕”所取代。对于鵕鸟的形状，《山海经·西山经》有所描述：“鵕鸟，其状如鸱，赤足而直喙，黄文而白首，其音如鹄，见则其邑大旱。”“其状如鸱”，即已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被商人称为“高祖”的“夋”的鸱鸮形象。
《广雅·释鸟》有云：“鵕?，鳯皇属也。”而商人与秦人始祖诞生神话中的玄鸟，也曾以“凤皇”的形象出现在同为东夷民族后裔的楚人的传世神话当中。如屈原《九章·怀沙》有云：“髙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而在《离骚》当中，“玄鸟”则变成了“凤皇”：“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在这里，玄鸟与凤皇身份的重合，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具有凤皇属性的神鸟鵕?，就是受到殷商民族顶礼膜拜的玄鸟；而鵕?“似鸱”的外形，则使玄鸟与鸱鸮之间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胡阿祥在《商国号考说》一文中提出，“商”作为族名，源于商族的凤凰崇拜。[11]《说文解字》保存了“商”字的籀文字形，作“”，其字上部表现了鸱鸮最具特点的眼睛与头上的毛角。而在甲骨文中，“商”字的写法较多，如 等，金文字形大多与甲骨文相似，如“”，但也有写成“”或“”形的，与其籀文字形相近。把“商”字的籀文与其甲骨文、金文字形进行比较，本文认为，与其说它是凤鸟戴冠的形象，不如说它是猫头鹰的象形。甲骨文中“商”字的上部表现的是鸱鸮三角状的头部与已经简化变形了的眼睛，下部则是展开的双翅和尾巴（部分字形没有代表尾巴的“”形）。相较而言，《说文》保存的籀文字形与金文中的“”“”等，保存了更为典型的鸱鸮的形体特点。由此而言，商民族是以其所崇拜的鸱鸮的象形字作为其族名的。商民族与鸱鸮的密切联系在“商”字的字形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在讨论商代青铜器上的鸱鸮纹饰时指出：“（鸱枭纹）多为鸱枭的正面图形，特别强调鸱枭的大圆眼眼，头上有一对毛角，两翅较大，有的只表现鸱枭的头部和两翼。”常常被人们引用的例子是殷武丁之妻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鸮尊上的鸱鸮纹(图1)，另外，河南温县小南张出土的徙斝腹部的鸱鸮纹也十分典型地表现了鸱鸮的毛角、大眼睛与张开的双翅（图2）。

这又使我想起《说文解字》所录“玄”字的古文字形 “”。如果拿此字与上面所列图1、图2中的鸱鸮纹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相似性。古人是十分了解鸱鸮眼睛的特殊性的，《庄子·秋水》有云：“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可以设想, 当这双能够“夜撮蚤、察毫末”的大眼睛在黑夜里闪闪发光时,它会给原始人带来怎样的一种神秘与敬畏之感！这双能在黑夜里闪光的大眼睛使古人有充足的理由用它来表达玄虚、神秘的意蕴。在甲骨文中“玄”字做“”形，在金文中常常以“8”形出现，而在郭店简《老子甲》第28简中，“玄”字则作“”形，极象歪头竖目的两只带有瞳孔的眼睛。因此，结合《说文解字》中“玄”的古文字形以及甲骨文、金文、简文而言，“玄”字之初形，很可能就是鸱鸮的两只大圆眼睛与其毛角（或者双翅）的抽象。如果此说成立，则可成为玄鸟即是鸱鸮的有力证明。
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绢袍上绣有一只凤状的大鸟，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三头凤”（右图）。三头凤最引人注目的形体特点，除了“张翅作站立状，长颈大腹”[12]之外，还有两只似鸱的大圆眼睛与竖起的毛角。而其“三头”的形象，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山海经·大荒南经》中由帝俊之妻娥皇所生的“三身人”、《西山经》三危之山“一首而三身”的鸱以及日中的“三足乌”。无论是“三身人”还是“三身鸟”、“三足乌”，它们都与东夷民族的日鸟崇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知道，楚人也是东夷民族的后裔，而“三头凤”的形象则是东夷族古老的图腾崇拜的进一步演绎。“三头凤”从形体上表现出来的十分鲜明的鸱鸮特点说明，在楚国人的意识中，凤凰的形体特征应该具有鸱鸮的特点。将此揉合了鸱鸮最显著特征的“三头凤”与屈原作品中玄鸟、凤凰身份合一的事件放在一起思考，我们能够进一步推定玄鸟就是鸱鸮的说法。

三 鸱鸮崇拜的历史演化

《汉书·郊祀志》云：“后人复有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颜师古注云：“孟康曰：‘枭，鸟名，食母。破镜，兽名，食父。黄帝欲绝其类，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镜如貙而虎眼。’如淳曰：‘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作枭羮以赐百官，以其恶鸟，故食之也。’师古曰：解祠者，谓祠祭以解罪求福。”《说文解字》也有相似的说法：“枭，不孝鸟也，故日至捕枭磔之，从鸟头在木上。”段玉裁注《说文》时，将《说文》各本中“从鸟头在木上”改成了“从鸟在木上”。他说：“《五经文字》曰：‘从鸟在木上，隶省作枭。’然则《说文》本作甚明，今各本云‘从鸟头在木上’，而改篆作枭，非也。此篆不入鸟部而入木部者，重磔之于木也。”“鸟在木上”的形象，让我们十分自然地想起了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假如我们去除附属于上述文字记录中的以“孝”为核心的伦理因素，从比较纯粹的图腾文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材料时，其中最引起我们注意的，除了“鸟在木上”这一特殊的图景之外，还有事件发生的特殊时间：“五月五日”、“至日”以及“赐百官枭羮”这种特殊的行为。
“鸟在木上”是日鸟崇拜的典型显现方式。《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有研究者认为，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就是神话中的扶桑，而其上栖息的九只鸟，则正是“九日居下枝”的反映。[13]在《山海经》中，“载于乌”是太阳东升西落的运作方式，而在《楚辞·天问》所传述的“羿焉弹日，乌焉解羽”的后羿射日神话中，日中的“踆乌”则成为太阳的生命表现形式。王逸注云：“《淮南》言：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当日崇拜与鸟崇拜以如此紧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时，《说文》“日至捕枭磔之”的记录就不能不让我们做这样的推测：它应该和三星堆青铜神树所承载的文化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内涵[14]。也就是说，“日至捕枭磔之”应该是一场已在我们的民族记忆中被遗忘的图腾祭祀仪式，而这场祭祀仪式的对象，就是以鸱鸮为原型的鸟图腾与太阳。

如淳所言“五月五日”就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宋代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五日一”条下云：“《礼仪志》‘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仁杰按：‘五’当作‘午’郎顗曰‘宜以五月丙午遣大尉’《论衡》亦曰‘以五月丙午日日中之时铸阳燧’，谓丙日或午日也。顗、充皆当时人，其言宜可据，则以索印饰门户必仲夏午日也，世俗讹传遂用五日。白傅《乐府百炼镜篇》谓‘其铸以五月五日午时’，此盖依仿铸阳燧之法，然以为‘五日’则误矣。周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进角黍’注云：‘端，始也。’盖以五月如遇午日为端午，如三月如遇巳日为上巳耳。”从这里可知，端午最初并没有固定在五月初五，而是指午月的第一个午日。所谓“午”，《说文》云：“午，牾也，五月阴气牾逆阳，冒地而出也。”段玉裁注云：“四月纯阳，五月一阴逆阳，冒地而出，故制字以象其形。”而所谓“夏至”，则指一年之中阳气极盛而一阴始生之时。易学著作《六壬大全》有云：“子为冬至，以阳易阴；午为夏至，以阴易阳。”由此可知，在上古时代，端午与夏至应该指同一天，至汉以后，端午之“五月午日”被误为“五月五日”，而历法日渐精密，夏至日遂与端午分离，而端午之俗始与屈原之死联系起来。
从历代礼书的记载来看，阴阳交午的夏至与冬至，一直是古人祭祀天神地祇、祖先神灵的最重要的日子。《周礼·春官宗伯·家宗人》有云：“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犹鬼、神、示之居，辨其各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地示”即“地祇”，“物鬽”即百物之神。又《周礼·春官·大司乐》云： “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
当我们把上述信息联系起来考虑时，我们认为，《汉书·郊祀志》如淳注所云“五月五日作枭羮以赐百官”与《说文》“至日捕枭磔之，从鸟在木上”应是对同一件事的两个不同阶段的记录。而这一事件，就是以鸱鸮与太阳为图腾的殷商民族在夏至日所举行的图腾祭祀仪式。用神话学的术语来说，所谓“至日捕枭磔之”，就是“图腾牺牲”，而与“枭羮”相对应的则是所谓的“图腾圣餐”。英国人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记述的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杀死神雕”的仪式[15]，就与《说文》所云“捕枭磔之”非常相似。许慎、孟康、如淳所谓“不孝鸟”“恶鸟”“黄帝欲绝其类”等等说法，应是这种古老的祭祀仪式，其文化内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迷失之后，人们根据后世的传说对其所作的一种“当代性解释”。而这种“当代性解释”的直接后果，则是对古老的图腾祭祀文化的彻底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呢？这与周人取代殷商政权、周文化取代殷商文化成为华夏文化传统之正宗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纵观人类文化的发展史可知，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发生征服战争之后，如果征服者没有通过灭绝式的屠杀或奴役从肉体上消灭、摧残被征服者，则必然利用“礼、乐、刑、政”等各种手段，摧残和否定被征服者的文化，从根本上改造被征服者，使之接受强势文化的洗礼而成为顺民。就殷周代兴这段历史而言，虽然周作为殷王朝的附庸之国存在了很长时间，殷商文化与周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传承性，但是，来自东夷的崇拜鸱鸮与太阳的殷商文化与崛起于西北的周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仍是不能被忽视的。因此，周人在取得伐殷的军事胜利之后，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改造殷商遗民及其文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改造殷商文化的过程，也就是建立周人礼乐制度的过程，它发生在西周初期至周穆王的约一百年间。鸱鸮从殷商时代备受尊崇的神鸟而堕为后世人们眼中的“恶鸟”“不孝鸟”的过程，应该就发生这个历史阶段上。
在传世的文献资料中，鸱鸮形象最早出现于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到的《豳风·鸱鸮》，在这首诗中，鸱鸮实际上是作为武庚的替身出现的，借鸱鸮而说武庚，有些“指桑骂槐”的味道，其形象本身未成为恶的代名词。而周穆王时所作《尚书·吕刑》有云：“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在这里，“鸱”已经以恶鸟的形象出现了。这种形象在《诗经·大雅·瞻卬》中被进一步强化：“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之后，鸱鸮的恶鸟形象被定型，并且经常作为与周人所崇拜的凤鸟相对立的物象出现，如《管子·匡君小匡》有云：“夫凤皇鸾鸟不降，而鹰隼鸱枭丰，庶神不格，守龟不兆。”又《封禅》云：“今凤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人们对于鸱鸮的憎恶之情也日渐强烈，《陈风·墓门》“墓门有梅，有鸮萃止”之“梅”因恶声之鸟鸱鸮萃集而鸣为人所恶，《晏子春秋》载齐景公筑路寝之台后，闻鸮夜鸣，“声无不为”而“恶之甚”等，都是时人憎恶鸱鸮的表现。
但是，鸱鸮之“恶声”并非人们憎恶此类鸟的唯一原因。在经历了周文化长期的打压与改造之后，备受殷商民族尊崇的神鸟鸱鸮堕落为被人憎恶与害怕的恶鸟，于是，鸱鸮的神性开始以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出来。《山海经》不止一次说到“其状如鸱”或“其状如枭”的鸟现身而有祸的事情。如《南山经》“柜山……有鸟焉，其状如鸱而人手，其音如痹，其名曰鴸，其名自号也，见则其县多放士。”“鸡山……有鸟焉，其状如枭，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颙，其鸣自号也，见则天下大旱。”又《西山经》“皷亦化为鵕鸟，其状如鸱，赤足而直喙，黄文而白首，其音如鹄，见则其邑大旱。”而出现于《西山经》之三危之山的“一首而三身”的鸱，则是“鸱”之神性在人们意识中的直观反映。由原始崇拜经过文化积淀而形成于人们心理的对于原始图腾的敬畏与恐惧，应是这种颇为复杂的感情得以形成的深层原因。经历了秦末的战火之后，汉代统治者在重建文化传统的过程中，以颇富实践理性精神的儒家的伦理政治哲学为总纲。当上述保留着原始思维图腾崇拜痕迹的神话传说，成为儒家伦理哲学的解释对象时，鸱鸮这种原来位于祭坛顶上接受民众膜拜的神鸟，在经历了漫长的被“丑化”的过程之后，终于蜕变成了人们意欲赶尽杀绝的“不孝鸟”。
在这样一种大的文化背景下，原来尊奉玄鸟的殷商遗民、秦民族以及楚族，不得不对玄鸟的形象作适应性的调整。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鸟图腾民族神话中的玄鸟形象开始分化：一种是向凤鸟靠拢，逐渐演变为凤鸟族的一类。春秋末期楚狂接舆以凤比称作为殷人后裔的孔子，应与此有关。之后屈原作品中就明确出现了与凤凰合而为一的玄鸟，江陵马山楚墓绢袍上具有典型鸱鸮特征的“三头凤”也是其表现之一。其二便是依据玄鸟“司分”之说，完全摒弃鸱鸮形象，而以候鸟燕子的形象取而代之，这主要表现在以玄鸟遗卵传说为主体的殷商民族与嬴秦族之始祖诞生神话系统中。
在考古出土资料中，甘肃礼县的秦公墓曾出土鸱枭形金箔饰片。秦公墓被考古学家认定为秦始皇祖先的第一陵园，其时代应属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这些鸱枭形金箔饰片，则是秦仲或庄公墓内木棺上的装饰品[16]。鸱枭形象出现于秦公墓葬且被作为棺椁的装饰物，这说明，在早期的秦文化中仍然保存着浓厚的鸱鸮崇拜的风俗。而至秦始皇统一六国时，丞相吕不韦主持编就的《吕氏春秋》中，则明确地出现了“燕遗二卵”的传说：“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失落了玄鸟本义的秦汉儒生，大概正是据此传说，把“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神话中的“玄鸟”解释成燕子，燕子遂取代鸱鸮成为商族诞生神话的主角。
对于神性玄鸟最终演变为燕子的说法，闻一多先生根据《尔雅·释鸟》“鶠、凤，其雌凰”之文，在《古典新义·离骚解诂》中提出了一种富有启发性的解释：“燕、鶠音同，燕之通鶠，犹经传以宴、燕、通用，金文燕国字作匽，若郾也。鶠即燕，是凤鳯即玄鸟。”这就是说，在玄鸟向燕子形象定型化的过程中，“燕”与作为凤鸟别名的“鶠”在声音上的相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玄鸟燕子的说法乃是出于对凤之别名“鶠”的误解，而当这种误解被认定之后，“司分”乃成为候鸟燕子就是玄鸟的重要理由。由此而言，玄鸟燕子说应该是玄鸟鸱鸮在凤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分支。从春秋末年楚狂接舆以“凤”称喻孔子来看，这种分化发生的时代应该在孔子之后的战国时代。
从上述两个分化也可以看出一点颇有规律性的现象，这就是，生活在周文化区域中心地带的殷商遗民以及在宗周旧地发展壮大的嬴秦一族，由于不断接受处于强势地位的周文化的影响，其文化上的独特性日渐丧失而终被周文化所同化。而生活在周文化中心区域之外的楚人，其部族文化则较少接受周人礼乐文化的浸染，因而保存了很多古老的文化传统，这才形成了战国时代楚国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巨大差异。我们能够在战国末期乃至汉代初年的楚文化中找到东夷民族鸱鸮崇拜的影子，这与楚文化所保存着的更为原始的文化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